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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2009年，为进一步舒缓北京日益突出的交通问题，地铁六号线、八号线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工了。
在街坊邻居不停念叨中，地铁终于修到了大家的门口，这可让年近六旬的黄力平喜出望外，终于不用住得这么拥挤了，这不到40平米的老平房终于要爆发它的价值了!
更幸运的是，黄家平房所在位置被规划为地铁六号线、八号线鼓楼大街站的重点用地，这意味着，是不是可以多争取一些补偿款呢?黄力平兴奋之余，也有点忐忑—对于房屋面积如何计算、房子究竟算商业用房还是普通住房，黄家的情况因为历史原因有点特殊，但这也让黄力平觉得大有谈判空间。
黄力平家所在位置是北京市东城区玉阁胡同19号，上世纪70年代，这个院子仅有一间房子属于黄家，住着大哥、二哥、大姐、二姐，以及小妹黄力平。
兄妹五人挤住一间房，生活极不方便，尤其大哥结婚以后，黄家兄妹的日子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家兄妹的情况差不多，黄家大哥也只好像张大民一样，在自家房子外面加盖了一间房子。
上世纪90年代，这处自建房通过北京市东城区房管局变更为正式房，连同原有房子，两间房的面积一共是37.9平方米，户主是二姐黄娟。
黄力平初中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工人，1987年，22岁的她去日本留学。1991年，黄力平回到北京开了一家毛巾厂，几年后经营不善关了张。1997年，黄力平与无业人员张建业认识并结婚，婚后连同张建业的儿子张宏宇一起住在玉阁胡同19号。
2005年，一直待在家中无业的黄力平决定开个小饭店，“巧味小吃店”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之后，她去房管局把房屋性质从住宅用房改成了商业用房。
此时，黄家大哥、二哥、大姐已经相继去世，二姐黄娟远嫁日本，实际居住在这处房子里的就是黄力平一家三口。黄家后来又沿隔壁万达塑胶厂仓库的外墙加盖了四间房，居住问题解决了，黄力平把两间门面房租给一个街坊开饭店。
2008年，饭店租期到了，加上继子张宏宇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黄力平就把房子收回，交给张宏宇和他女友经营小饭馆。
2009年春天，拆迁公告贴到了玉阁胡同。黄力平后来对办案人员说，这不仅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是再现祖上殷实的机会—黄家祖上家境殷实，在西单繁华地段曾有大宅院，解放后房产充公，后来兄弟姐妹全部参与上山下乡，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陆续回京，经落实政策最终兄妹几人有了落脚地，也就是玉阁胡同19号最初那一间小房子。
弹丸之地憋屈生活了半辈子，海外留学回国创业也没能折腾出什么名堂，年近花甲却忽然有机会一夜暴富。看到拆迁公告时黄力平内心的狂喜不言而喻。
2009年夏天，张宏宇对黄力平说，拆迁方做房屋评估了，评估价格100多万元。黄力平说，这个事你先别管了，过些日子再说吧。
授意喊高价，住户配合他
100万元显然不是黄力平的理想数字。此时，负责与拆迁户进行一线谈判的拆迁员胡北安出现了。
胡北安1965年出生，初中文化，无业，前科累累:1982年8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84年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服刑期间因犯脱逃罪于1990年8月被加处有期徒刑四年，1999年8月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2007年，胡北安经人介绍到北京房地集团第六分公司做拆迁员，参与前门拆迁工作。2009年春，胡北安经人介绍到北京东展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做拆迁员，并担任一个拆迁组的组长，参与地铁六号、八号线的拆迁工作。
几年拆迁员的工作经历，使得胡北安熟谙拆迁户的心理:归根到底无非就是想尽办法多得点钱。
拆迁员的职责本是与住户快速完成签约，保障市政工程的顺利开展，进而保障更大的公共利益实现。但看胡北安，根本不急于跟住户签约。不仅不着急，他还在政府和住户之间打起了太极，玩起了“无间道”。
一般来说住户的补偿额主要是由拆迁公司在政府给予的权限范围内，结合房屋的评估价格，在跟住户商谈后签约确定，原则上拆迁员并不知道补偿的底线。但这难不住“有心”的拆迁员，比如胡北安，他首先竭尽所能地打压住户要价，降低住户心理预期，然后再向政府谎报住户要高价，进而要求政府提高补偿标准。这样通过一次次的试探，他最终对于住户、政府双方的底线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摸到底线后，他便开始大胆向住户抛出诱饵，表示能帮忙出主意多拿拆迁款，当然他得从中“切钱”(索取、收受住户的财物)。只要住户提出的要求没有超过他所掌握的底线，他就会不遗余力地明示或暗示只要给回扣，就能帮忙多要钱。
就这样，当黄力平喊出她的理想数字600万的时候，拆迁公司同意了，胡北安却没有赶紧签约，而是说“我可以帮你们利益最大化”。
600万，竟然还能再加价?黄力平一狠心:1000万!
胡北安把住户的这一诉求立刻告诉了拆迁公司，并“指点”黄力平要配合他，他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于是，拆迁公司的办公室里，几次上演完全谈不拢的谈判戏码，张宏宇代表黄家出面，不仅要钱，还要门面房，而拆迁公司显然认为这是狮子大开口，拒不接受。大骂、摔门，每次结局都是张宏宇愤而离去。
“导演”胡北安对此局面却很满意。因为一旦住户的要求超出拆迁公司的权限，应当列为“特例件”，按照程序上报由政府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审会”进行集体讨论审核(俗称“上会”)。而上会的住户必须要有相应的材料作为依据，来支撑自己为什么要多拿补偿款。
接下来，在胡北安的“指点”下，黄力平一家要为这1000万的开价找足理由。
兄妹能“结婚”，啥都敢造假
拆迁员的一大重要职责是收集住户的相关资料，如房本、户口、低保等，并向材料审核部门提交合格的材料，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发放补偿款的依据。
而胡北安却利用自己这一职责，一方面授意黄力平家以困难为由，提高要价向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向联审会报送明知是黄家为多要补偿而提供的虚假材料。
黄力平为了多拿补偿款，想尽办法找寻困难理由，什么残疾、大病都想出来了，甚至不惜制造“困难”。
为了制造家庭人员众多的“困难”景象，黄力平翻出了早已不在玉阁胡同19号居住的表哥、外甥女等一干人的户口，甚至还把自己丈夫张建业和二姐黄娟的照片合在一起伪造了张结婚证，又把自己和已过世二哥的照片合在一起伪造了另一张结婚证!两张照片中，四个人的穿着打扮都是一样的，只是通过PS将头像进行了更换，其虚假痕迹一目了然。
除了假结婚证，还有假诊断报告，黄力平的门诊检验报告单被改成黄娟的，因为“黄娟也有这个病”。就连张宏宇的身份，在户口本上也被改成张建业和黄娟的儿子。
拆迁补偿最为重要的依据—房屋面积也造了假，评估报告上显示黄家除了37.9平方米的两间房屋，另有63.04平方米的自建房面积，而东城区检察院办案人员调查时发现，黄家自建房加上隔壁万达塑胶厂仓库的面积总共也才60平方米左右，63.04平方米的自建房面积子虚乌有。
房本、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低保证、诊断证明、户主黄娟给妹妹黄力平的委托书……材料真真假假，原件、复印件混杂，然而即便如此，胡北安依然是照单全收。“反正拆迁公司也不是公安局，真假怎么可能看得出来!”胡北安说。
当然，无利不起早，胡北安不遗余力跑前跑后地帮忙，无非也是为了钱。
起初胡北安提出要20万元好处费，黄力平没同意，她觉得“拆迁又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说了算，何况还没弄到什么现实利益呢，不能给那么多”。一家人商量后决定先给胡北安5万元，等拿到拆迁款后再给他剩下的15万元。胡北安同意了。
终于，2009年6月29日，黄家在即将成为“钉子户”的最后一刻，通过了联审会的审核，以782万元的价格签订了补偿协议。
“切钱”没给够，翻脸至案发
2009年7月15日，黄力平和张宏宇一起去拆迁办领取拆迁补偿款存折。领完存折，黄力平与胡北安一起去银行取钱，就在去银行的路上，黄力平直接跟胡北安挑明了，“再给你5万元这事情就算结了”。
“你们家怎么这么办事儿，答应给20万元就给10万元!”胡北安只恨自己在开车不能过于激动。
但黄力平即使在胡北安的陪同下也只是从银行取出了5万元交给了他，为此二人不欢而散。
此后胡北安与社会人员不断找黄力平的丈夫张建业“评理”，还跟张建业的儿子张宏宇打电话要钱。面对这种情形，黄力平果断对家人说，“胡北安只是个小破拆迁员，以后咱们也不跟他打交道了，他要再打电话就报警!”
黄力平威胁要报警，胡北安威胁要打黄力平，但胡北安的最终落网却十分戏剧化，他因为张建业的举报而“躺枪”。
黄力平将近800万元拆迁款拿回家，黄家个个都盯着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人人都想分一点。态度最坚决的要数张建业，他认为，63.04平方米的自建房面积能被认定，自己大有功劳，因为当年自建房是他帮助黄力平建起来的，若没有那四间自建房，黄力平不可能成功虚报得到这么多钱。
而黄力平认为，自己已经够意思了，拆迁款除了给二姐现金378万元，也分给张建业206万元，“我还拿出十几万给张宏宇买了一辆越野车，拿出60万给张宏宇开了一家台球厅”。
张建业觉得远远不够，一怒之下决定“大义灭亲”。一天，他带着儿子张宏宇来到东城区检察院，举报黄力平虚报房屋面积。
随着东城区检察院调查的深入展开，除了胡北安，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总经理助理平剑、北京明鉴华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亚明也浮出水面。
检察机关指控，平剑不认真履行审查职责，在未进入房屋的情况下签署面积认定书，确认面积与事实严重不符，致使国家多支付拆迁款170余万元;王亚明作为拆迁评估现场负责人，评估报告中的“房屋面积”及“房屋价格”等内容重大失实，致使国家多支付拆迁款170余万元。经东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平剑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判处王亚明罚金5万元。
2013年6月3日，经东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黄力平被法院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013年12月30日，记者获悉，胡北安已经再次入狱，他被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追缴非法所得10万元，予以没收。而使这桩拆迁黑幕大白于天下的张建业，之前有多年吸毒史，就在检察机关调查期间，他已经去世。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补偿近800万元，一次造富式的拆迁彻底改变了卷入其中的所有人的命运。(除涉案人员外均为化名)
案后说法
胡北安的双面戏演得“很高”，在住户面前演的是出谋划策全力帮忙的温情戏，在政府面前演的是被“刁民”缠困急需帮扶的苦情戏。而剧终总是以政府“慷慨”解囊“普度众生”，拆迁员却是中饱私囊暗中窃喜，而原本善良朴实的本分住户如得知高举公共利益背后却是虚妄之徒从中渔利，失望之情可想而知。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从法理上讲出于公共利益征收，应由政府主导，包括被征收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在征收补偿落实中，应适时完成拆迁员角色转换，使其从以前带有蒙骗色彩的“拔钉者”，转换为宣讲规则的服务者，从而有效引导民众对公共事业的支持。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认为，应制定详细、统一的困难补偿标准，如残疾、大病等。细化非正式房认定程序、补偿标准，并公开公示各拆迁户的具体情况及补偿标准、补偿数额，做到面对面而不背靠背。增加补偿透明度是减少住户对立情绪的关键，透明化的操作可以使大家的关心点集中在对公共利益实现上，而不是仅仅把补偿看作一个一夜暴富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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