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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毛泽东去世后的近40年里，各类有关毛泽东的传记，除了毛本人的自传外，几乎应有尽有，而且仍在推陈出新。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各类的毛泽东传记再次摆上了大陆书店的显著位置。中国民间阅读各类毛泽东传记的兴趣则似乎从未衰减过。
花样翻新的毛泽东传记，大致不外乎三类：中央文献版、民间遗闻版和西方学者版。
然而，“官版”的毛泽东与“民版”的毛泽东、中国大陆允许出版发行的毛泽东传与在西方出版的毛泽东传，往往呈现不同面孔甚至面目全非。
我邀请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雪微和在纽约的旅美学者高新和我一起来读毛泽东传记，试图尽可能从这些传记中接近毛泽东的原形。
陈雪微教授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中共建政后的“社会主义实践”阶段。高新研究的是中共高层的运作和“太子党”，著有《江泽民的幕僚》，并与何频合著《中共‘太子党’》
官版
由中共中央责令有关机构组织学者编撰的毛泽东传记，被称为“中央文献版”，是毛泽东传记中的主要一类。
这类传记强调作者及其掌握史料的权威性。因为作者多为“体制内”，身处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室等一般人无法接近的要位、可以接触到旁人不能企及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史实的记述更“权威准确”。
但是，高新说，这类“官版”的一个大前提是，其内容需要现政权的审查通过才能与读者见面。而现政权出于维护和延续毛泽东形象的需要，一些“绝密”永远不可能在“官版”的毛泽东传记里出现。
毛泽东“身边的人”看到了从天安门城楼向群众挥手后下来的毛泽东。
受中共对其自身的历史和对毛泽东评价的定论的限制，这类传记往往“欲说还休”，“中规中矩”。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授陈雪微对这种评价很不认同。陈雪微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表述也在发生变化、“禁区”在不断突破。
陈雪微教授说，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等人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为例，原本计划是在1993年推出，为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献礼。但当时就没有能“写出来”，直到10年以后，到2003年才终于出版，以1949年为界分上下两卷，里面“抖”出了许多从未公开的史料，如果是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书中大段引述毛泽东的原话，这对准确记载历史很重要。
陈雪微教授说，不要因为“官版”就怀疑其价值，实际上，她认为，无论是对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记对了解毛泽东都很有参考价值。
高新认为，“官版”中的确有许多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史料。但是，在一个信息不公开的社会，允许公开的信息，它的选择、串联和表述就未必符合历史事实。
民版
与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的“官版”毛泽东传相比，“民版”毛泽东传不少是那些人生轨迹与毛泽东有过交错的“身边人”对毛泽东的描述。
高新认为，“走下神坛”，是走下林彪为毛泽东设的“四个伟大”、“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神坛。
官版、民版、西洋版，毛泽东的传记推陈出新；领袖、魔王、性情人，传记中的毛泽东尤抱琵琶。
他们身处红墙深宫之内，看到了从天天安门城楼向群众挥手后下来的毛泽东。他们有的是毛泽东的警卫、厨子、理发师、有的是生活秘书、保健医生、奉命到中南海与“中央首长”跳舞的文工团员。这类“野史”民版毛泽东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给伟人之躯添上血肉。伟大领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吃五谷杂粮，也拍桌子骂娘。这一类“民版”毛泽东传代表作可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高新说，这里的“走下神坛”，是走下林彪为毛泽东设的“四个伟大”、“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神坛。中共最痛恨的是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教，把毛泽东视为邪教头目。中共希望看到的，是把毛泽东从“神化”变成“伟人化”，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推向了更高一层的神坛。“民版”中的另一个极端，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可谓代表。李志绥眼里看到的毛泽东，是一个没有道德廉耻、独裁好色的混世魔王。陈雪微教授说，她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很震惊，曾向老友、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请教。成元功说李志绥“纯粹在胡说八道”。成元功告诉她，就凭一点，就知道李志绥在“瞎编”，因为书中描述了许多重大场合下毛的言行，而这些场合李志绥能在场的可能性为零。成元功说，实际上，即便是毛泽东私下对李志绥讲了什么，李也不敢记录成文字，这是“铁的纪律”。高新认为，李志绥在海外出于需要和压力，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书中不免有夸大、臆断甚至杜撰。但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王东兴、红粉知己张玉凤、保镖跟班李银桥都一口否认毛泽东好色，仅凭这一点，就没有资格斥责李志绥在“胡说”。西版陈雪微认为，写毛传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大多“抱友好和同情的态度，对宣传毛泽东有一定帮助。”。各类毛传中，西方学者的著作可谓一枝独秀，而且往往“墙外开花墙内香”、经翻译引进后很受中国大陆读者的青睐。眼下仍然畅销的就有美国人罗斯·特里尔、英国人迪克·威尔逊、和BBC前驻京记者菲力普·肖特等人的毛泽东传记。西方人为毛泽东作传，始作俑者应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与毛泽东多次长谈。1937年，斯诺将他的系列报道结集出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头戴红五星八角军帽的半身照片，作为书的封面，也成为历久不衰的标志性的毛泽东形像。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陈雪微教授说，她在中央党校曾接待过多位研究毛泽东的西方学者，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陈雪微教授说，这些西方学者“很不容易”，接触一手资料很难，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有关资料。1949年以前的，许多来自斯诺、史沫特莱等早期西方左翼记者的二手材料。陈雪微教授说，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大多“抱友好和同情的态度，对宣传毛泽东有一定帮助。”。高新认为，西方学者为毛泽东作传，主观上是想向西方介绍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他们著书没有功利取舍。但这些学者思想上多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很向往，所以他们笔下的毛泽东和毛泽东的中国可能过于表面化。但是，即便是对中国“友好同情”的西方学者，如果笔下出现不符合中共的毛泽东形象“要求”，也会遭删节、“改写”，中国大陆读者读到的未必是100%的原汁原味。香港凤凰周刊作者段宇宏以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文版为例。人大出版社2006年再版时，特意在封面上醒目的印着“最新版全译本”。
但段宇宏说：“与特里尔增订的毛泽东传记英文原版随意对照，就发现了严重删节的地方。大陆版第14章‘修补体制’，该章末尾以[1959年到1960年的冬天，毛泽东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段文字结束。查对英文原版，在这段话之后，原来还有三大段文字，在中文版中全部神秘失踪了。”伟人化也罢，妖魔化也罢，脸谱化也罢，要还原毛泽东，首先要分析20世纪中国产生毛泽东的必然性。未来版？对21世纪伴随社交媒体长大的一代，毛泽东的传记是否能引起任何兴趣？北京中央党校的陈雪微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她认为，读毛泽东的传记，也是对中国现代史的了解、对中国走到今天的历程的理解。在美国的学者高新说，伟人化也罢，妖魔化也罢，脸谱化也罢，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试图从社会学、人类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毛泽东的必然性。20世纪的中国，没有毛泽东，也会出现“李泽东”、“王泽东”，为什么？如果说，不了解毛泽东，就不了解20世纪的中国。那么，20世纪的中国历史被多层断代、割裂、扭曲，又如何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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