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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今年7月，陕西安康某县破获一起诱奸幼女案：犯罪嫌疑人任某等在三个月时间内，引诱未成年人小蝶等在校中小学生从事卖淫活动。9名受害学生中多为农村留守儿童。当地警方以涉嫌引诱介绍卖淫罪、强奸罪对7名嫌疑人予以逮捕。
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约5800万。他们不只是一群缺少父母照看的孩子，也是这个时代催生的“孤儿”，他们的成长与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然而近年留守女童屡遭性侵的案例频繁见诸报端：小姐妹屡遭附近村民强奸；禽兽老师数年性侵多名小学女生；6岁女童被母亲同事猥亵……来自于广东省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女童遭受性侵害案件呈多发趋势，加害人与女童为“熟人”身份的居多。固有的社会风气和道德伦理底线屡屡被逾越，一个个令人震惊的案件深深灼痛了我们的心。
初一女孩卷入“嫖宿案”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外打工的沈红霞有一个15岁的女儿，今年6月的一天，沈红霞忽然接到老家安康一个陌生而刺耳的电话：管好你女儿。再发现她和我老公在一起，我撕破她的脸！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女儿王丹亚今年二月刚满十五岁，还是个正在上初一的女娃娃呀，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对方的老公是街上小吃店的老板，人看起来很本分的样子，有两个孩子了，大孩子只比女儿小那么三两岁，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让她应接不暇。女儿在一个晚上主动打来电话说，自己不想上学了。沈红霞手拿电话呆住了“你还小呀，洗衣做饭的事情都不能独立干，辍学在家能做什么？”女儿的态度很决绝：“我把书都抱回来了，我反正不去学校了。”沈红霞只能默认：“那……你在家多帮奶奶干点活……爸爸妈妈离家远，一时还回不去。”
沈红霞自己当年在小学二年级时就不读了——那时因为家里穷，实在供不起。儿子在初二时辍学打工，也是考虑能尽快赚钱帮家里还欠账。家里的经济刚松口气，女儿怎么会突然不想上学了呢？转而想想女儿的成绩，沈红霞又叹了口气，也许她不是读书的料吧：成绩从没到过七十分以上，没有记性，随说随忘……智力不是很好……
女儿显然在家里也待不住了，向奶奶要钱买了一张火车票，自己跑到了沈红霞夫妇打工所在的长沙市。还没安顿下来，老家的警察后脚就跟来了，希望王丹亚配合一件案子的调查——年仅15岁的女孩卷入一起正在当地议论纷纷的“在校学生嫖宿案”之中。
沈红霞的弟弟在电话里生气地冲姐姐姐夫喊：你们光顾着挣钱，孩子让人祸害了，以后怎么办？早就说你们俩应该留一个人在家照应！
几天后，一条来自于家乡的新闻从沈红霞的手机短信里弹跳出来：警方破获一起引诱介绍未成年人卖淫案，已查获的受害人共9人，其中小学生6名，中学生3名。涉案的7名成年人全是邻近村镇的熟人，最大的41岁——孩子应该称之为伯伯了。
案发的导火索是一次镇中心小学的晨检：两个六年级的女生没有按时到校。班主任老师给在外打工的家长打电话询问情况。两家家长随即从外地赶回来，循着蛛丝马迹，终于在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城把两个结伴一起的孩子找到了。当发现女儿下身还在出血，疑遭性侵后，家长随即带着孩子到公安机关报警。家长们最担心的事情随即被证实。
性侵女童者六成以上是熟人
2012年4月，广东省妇联与省检察院对全省女童受性侵害情况进行了联合调研，调研组在对全省检察机关受理的此类案件样本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还深入茂名、深圳两地基层，进行实地走访。
随着一个个案例和统计数据不断叠加进入调查人员的视野，“我和我的同事都惊呆了。”一位当年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告诉媒体：在女童受侵害的刑事案件中，女童遭到性犯罪侵害的现象最为突出，占案件总数的75.34%。三年半的时间内有逾2500名女童被性侵害，其中近半在14岁以下。而且，性侵女童者65.74%是熟人。
令人警觉的是，在不满14周岁的受害幼女中，在校学生居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女童受害者多。
调研组还了解到，对女童实施性侵害的加害人中，20周岁以下和50周岁以上居多。而女童遭侵害后的报案率低，还有不少加害人未得到惩处。不少女童遭受侵害后，或因年幼无知、或因耻于诉说、或因受到威胁而不敢及时报案或告知他人；有的监护人在发现女童被侵害后，顾忌被害人及家庭名誉受损害，顾虑亲情关系或邻里、朋友关系受影响，或者受到加害方的胁迫利诱，往往宁愿私下了结也不及时报案。因此，还有不少加害人因为没有人报案、或者因为报案不及时逍遥法外。
“我好累、好疲惫……我的世界好像不再有光明。”一位受害女童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对世界和未来的绝望心情。《中国青年报》在《他们是当下中国最容易受伤害的人》的报道中说，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曹铜华律师曾参与类似案件的调查与辩护，他表示，由于大多数留守女童思想单纯幼稚，不能有效的分辨出他人真实的意图，也难以弄清自身行为的是与非。部分女童因长期被疏于管理，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如贪小便宜、贪嘴零食等，易被人利用而成为性犯罪的侵害对象；家长疏于对儿童在性知识、性安全和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大部分受害儿童缺乏对性侵害的最基本分辨能力和防范意识。有部分女童在遭受侵害后仍不能辨识事情的性质和后果，甚至不懂如何向家长表达。特别是农村社会治安条件差，安全隐患多，又缺乏可供儿童学习、娱乐、活动的公共场所，很多儿童只能在路边、野外等具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地方玩耍，使得这些地方成为不法分子作案的高发地。
女童性侵事件频发，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救助体系的残缺，是教育制度的残酷，是社会管理的滞后等。
针对近年来农村留守女童受侵犯的状况，专家建议：教育学生和子女在与人交往中应保持安全距离，自己的身体不能随意让人触摸，拒绝陌生人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学会说“不”、“不要碰我”之类的话，如果遇到暴力、威胁时要及时呼救。如果女童受到了侵害，家长们要积极安慰鼓励，同学和老师的关爱也很重要。家长和孩子要打消顾虑，及时报案，使犯罪分子早日落入法网，以免祸及无辜。
专家指出，我国传统的儿童养育观念到了亟需改变的时候。除了家庭，国家和社会应承担起更多养育儿童的责任。
没想到孩子怀上了娃娃
2010年夏天暑假前，马上面临中考的徐嘉洛肚子痛得撑不住了。负责照顾她的于先生夫妇再次将她送到镇上的一家小诊所就诊。这已经是徐嘉洛第三次喊着肚子痛来看病了。满头白发的医生按了按她的小腹部，说是慢性阑尾炎又发作了。正要开药打点滴，细心的护士把医生拉到一旁提醒：这女孩子的肚子比前两次明显增大了。
“没到一分钟早孕试纸上就出现了两道红杠杠。”医生和护士又把于先生夫妇喊道内屋，疑惑地提醒道，“孩子可能怀上了娃娃”。随后县医院查明，徐嘉洛怀孕已经接近六个月。“这位医生自责地对记者表示，虽然徐嘉洛有了明显的早孕反应，但自己在小镇上行医多年，怎么也没有联想到初中女生会有这个成人才会有的结果。”这个结果让临时监护人于先生也顿感五雷轰顶。“当时还揪住医生的领口骂人家怎么敢这样妄自揣测去污蔑一个小女孩。”
原来徐嘉洛的父母在广州做生意，考虑四处奔波无法照顾孩子，便将独女托付给在镇上开养殖场的朋友于先生。于先生夫妇整天泡在野外的养殖场内，便把家里的钥匙留给徐嘉洛。未料小徐和邻居一位18岁的男青年好上了。
两个人好的原因很简单，男青年曾翻墙为徐嘉洛取落在家里的钥匙，还经常晚上陪她聊天解闷。从陌生人到好心的大哥哥、再到男朋友、戏称的老公，男青年逐步成为小徐“最亲近的人”。
于先生的爱人后悔莫及地对记者说，自己看到小徐和邻居男孩来往甚密，也曾暗示小徐不要向对方传递“错误的信号”，有时还有意无意询问一下小徐的月经情况。“孩子奇怪地问我打听这干嘛。还把我搞得不好意思起来。没想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三年后记者再次见到这位医生时，他摇着头无奈地说，一种被俗称为“安全”的紧急避孕药在诊所里很畅销，购买的除了少数中年人之外，多数是大学生甚至是初中学生模样的娃娃。“你不卖给他们吧，这明显是在坑孩子。你卖给他们吧，显然是让孩子越走越远。”这位医生告诉记者，一次自己在街上看到几个背着书包的男女学生在自动售货机前买避孕套，他当时就愣住了。一个男学生伸出中指冲他骂：老神经病，少见多怪。
“害人害己的坏女孩”
事情过去两年了，吴晓还没从当年受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吴晓家境贫寒，父亲在她五岁时患重病去世，母亲和两个哥哥在山西打工供她上学。由于吴晓属于超生，一直没有户籍。从邻省转至我省上学后，在办理户籍时须有学校出具一份学生证明。2011年3月，吴晓一家寻求校长的帮忙，为了联系办理户籍证明方便，吴晓主动加上了校长的QQ号码。
和校长成为“聊友”之后，两人谈得很投机。渐渐的聊得多了。吴晓称校长说话很绅士，从不过分，经常询问她的身体健康状况，鼓励她努力学习。“他的关怀让我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看到了爸爸的影子。”
一个周末放学后，吴晓被校长约去家里“学做菜”。在留宿之际，校长对她进行了性侵犯。“挣扎中我一再强调自己还是个孩子，把他当作长辈尊敬。面对我的哭求，他却无动于衷。”天快亮时校长嘱咐吴晓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会尽力。由于自己的懦弱和为“名节”的考虑，吴晓没有及时报警。之后，校长又三次强迫与她发生性关系，吴晓不得不一次次忍受下来。不久，吴晓发现自己有了妊娠反应，由于虚弱的身体和精神极度消沉，她很快流产了。
事发后校长得到相关处理，但由于证据不足，吴晓最后不得不放弃对校长的民事诉讼。她还被当地一些民众议论为“害人害己的坏女孩”。
一份来自于公检法的联合调研报告显示，女童因没有得到家庭的庇护和教育而易遭侵害。家长和学校又疏于对女童的性知识、性安全和自我保护的教育，留守女童(特别是3至10岁的幼女)性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意识教育几乎是空白，遇到性侵犯时不知反抗或茫然无措。大部分人认为这种行为后果不严重，和犯罪也沾不上边，赔钱解决的想法很有市场。家长因顾及孩子名声不愿报案或不及时报案，致使不法分子愈加胆大妄为，也给案件侦破带来困难。加之许多基层村居社区治安条件较差，导致道德沦丧、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不惜以身试法。
女儿说那个男人是个好人
警察和父母把那个男人和14岁的吴凡堵在小旅馆的时候，两个人仍然相拥在一起鼾声阵阵。“吴凡的父亲肺都气炸了，跳着扑着要上前去揍那个比自己年龄还要大的男人。警察拦也拦不住。”去年五月，西安某县中学初二女生失踪，在外打工的父母赶回家里，在警方的帮助下，一周后在西安市内的一家私人小旅店内找到女儿。
吴凡的班主任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得知自己的女学生逃学是被一个成年人带着去开房，当时愣在原地，良久，她满眼泪水地向记者摇手表示，“这个情况真的没想到。我有些撑不住了。”正当那个男人受到千夫所指之时，吴凡站出来，表示自己是自愿的，“那个男人对我很好，是个好人。比我爸都对我好。”
吴凡父亲常年在外出差，母亲是一家单位的外派机构负责人。“孩子上初中后我们给她办理了住校手续。她既可以住在学校里，也可以回家。”吴凡母亲告诉记者，为了避免孩子寂寞，她还动员女儿两个关系好的女同学住在自己家里作伴。“孩子学习比较自觉，我们对电视网络也没有限制。”没想到反而被孩子抱怨：“你们眼里就只有钱，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感受。”
另外，虽然家里还欠着两万元的买房子钱，但是前述的王丹亚的母亲还是决绝表示家里不差钱，“最起码也没让孩子在经济上感到过手头紧。我对孩子说，就是爸爸妈妈没本事赚不来钱，就是借，也会让你有钱花。”沈红霞夫妇都在煤矿上打工，每年会在春节时回家和孩子团聚。“如果家里孩子和老人没有病，一年就回家一次。只是按时向家里寄钱。”沈红霞夫妇对公婆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把孩子看紧，别出事。去年大儿子也辍学走出家门，跟着他们在云南打工大半年。一家人辗转多个城市，“感觉钱都不好挣。但不干是不行的，债还是要还。”
知道孙女遭受性侵害之后，吴凡奶奶每日生活在自责之中。她不解地对记者说，孙女一回家就被自己关在院子里，村里几个喜欢游逛的女孩来找孙女玩，都被自己赶走了。“没想到她在家里很乖的样子。出了门还是和她们搅合在一起……孩子说她一个人闷得慌。”
“孩子太傻了。我们听说那个男人给她买过一条裤子和两双鞋，都是不超过50元的地摊货。直板手机还是返修的山寨机。就这些，孩子一直记着人家的好，把自己都送给人家了。
救救孩子社会应有所为
“平时女儿很听话，说什么她都答应。”徐嘉洛的父母对孩子出事一直很不理解。虽然和孩子两地分隔，但他们夫妇每天会定时和女儿通话，“起码要确定她晚上按时回家，没有夜不归宿。”
校方表示很无辜，“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校外，和校方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街上的市民并不认可：“以前的校长带着老师和校警经常在校外巡逻，学校内外几乎没听说出过什么安全事故。现在晚上一两点钟了，还有学生在街道上游荡。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镇中学一整天都大门洞开，门口两个值班室竟然没有一个值班人员。2010年，由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在我国部分省的12个县建立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已有近8万名孩子接受了儿童福利主任的家访，24965名儿童和抚养人参加了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目前在我国已初具雏形。然而，该保护网络的覆盖范围还未及广大的农村地区。
该县教育局一位领导对记者说：这只是个案，是偶发的，何况有几个校领导和教育局领导也很冤枉地被点名批评。谈及改进措施，这位领导面露难色说，这方面文件和规定已经不少了，再说管好这些留守儿童也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事，家长和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呀。
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多年的专家于波先生认为，亲情关爱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诉求。我国农村地区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工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公检法部门应该深入农村和学校，结合《未成年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用实际案例和图片的教育方式，向人们宣传法律，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各级机构应发挥自身的作用，可在留守女童较多的地方建立留守女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这样就能够减少一些犯罪。学校和社区(村)委、妇联等基层组织应将留守女童的性安全纳入重点监管范围，采取将留守女童情况登记造册、对留守女童的监护人进行定期走访等举措，实现“亲情有护、学业有教、安全有保”。
(文中所涉及人员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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