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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一边记录对丈夫的思念
一边透着对婚姻的忧愁
洗碗女工每天深夜
躲在厨房写婚恋日记
农民工“候鸟”夫妻引发婚恋问题
□本报记者 纪驭亚 文/摄
灯光幽暗，放着轻音乐的咖啡馆里，三三两两的客人正闲适地坐在四周，轻声聊天。在不远处的厨房里，桌上摊着一本沾了些油渍、厚厚的笔记本，一名穿着咖啡馆白色工作服的大姐，正低着头，一笔一划在笔记本写东西，写得很专注。
在杭城的这个咖啡馆里，每到晚上11点以后，这样的场景总会重复上演。咖啡馆里年轻的服务生总是很好奇，陈大姐究竟在写什么？但陈大姐从不说，每次写完后，就会很快把本子放进自己随身携带的包内，显得很神秘。
近日，陈大姐给本报《婚恋报告》栏目打来电话。“出门打工快3年了，我和丈夫分居两地，我每天都要在工作间隙写我的日记，已经写了4本多了。”陈大姐说，前几天看见北京卖菜叔写书的报道，她也想跟大家说说自己的故事。
故事>>>
一天打两份工，
她坚持写日记和丈夫说“心里话”
陈大姐今年46岁，老家在安徽池州。结婚25年，儿子已经23岁了。
近日，一个春光灿烂的下午，记者在陈大姐工作的咖啡馆见到了她。桃红色的T恤外面套着一件黑色小皮衣，戴了款式很简单的耳钉、项链，陈大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快人快语的她，在拿出日记本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陈大姐说，日记本就是她在这个城市里的“树洞”，倾听着她在生活中的快乐与忧愁，尤其是想对老公说的话。
她的日记本其实就是平常的厚记事本，或是因为常在厨房里抽空写，打开本子时，能闻到一股油烟的味道。而为了节约本子，每一页纸从头到尾都被陈大姐写得满满当当。
虽然日记的字迹有些凌乱，错别字也不少，遣词用句更是谈不上什么修辞。但这些最朴实的字句写出来的恰是一个在外打工女人生活和婚姻的温度。
但是，每天能留给陈大姐写日记的时间并不多。为了多给儿子挣点娶老婆本，她独自一人在杭州每天打两份工作。“早上5点50分起床，去一家酒店做自助早餐的服务员。上午10点半下班回来休息一下后，下午4点半到凌晨1点，在一家咖啡馆做洗碗工。回到集体宿舍洗漱躺下就已是次日凌晨2点了。”
这还不是陈大姐最累的时候，从她的日记里可以看到，就在半个月前，除了这两份工作，中午陈大姐还去一家中餐馆兼职做3个小时的服务员。
3年来，无论工作多么疲惫，陈大姐都没有间断过一天的日记。至今，用她特有的方式写了厚厚的四本半的日记。
和丈夫分居两地，婚恋日记透着她的快乐和忧愁
“我写日记的习惯其实是在和老杨谈恋爱那会儿就养成了。”陈大姐说，当时20岁的她，经熟人介绍，认识了长她三岁的丈夫。
虽然没有如今小情侣们看电影、送玫瑰等浪漫举动，可20多年前的陈大姐和老杨也有属于自己的小甜蜜。“我们各自都会写日记，记录恋爱故事，也会把藏在心里不好意思和对方讲的话写在日记里。”
谈了一年恋爱后，两人结婚了。但婚后的生活远没有恋爱时那般有情调。“要种地顾家，很快又有了儿子。从早到晚，就没有歇下来的时候。”陈大姐说，因为忙于养家糊口，老杨婚后就不写日记了，而自己偶尔写上几笔。
三年前，陈大姐跟着丈夫去了深圳打工。终于在晚上有了些许闲暇时光的陈大姐，重拾了20多年前写日记的习惯。
“老杨内向，不爱跟我沟通，我没有倾诉的对象，所以只能把心里话都写进日记里。”陈大姐说。
去年8月，她辗转来到了杭州。陈大姐在一家咖啡馆找到洗碗工的工作，而老杨因为在杭州找的工作不如意，跟着亲戚去了武汉的工地学做消防管道的手艺。夫妻俩就此分居两地，成了“候鸟”夫妻。
这也是他们共同生活20多年来，第一次长时间的分开。此后，陈大姐就更爱写日记了。“我这人性子犟，爱在嘴上讲气话，其实有很多心里话想跟老杨讲，写在日记里就像在跟他说话。”
在陈大姐的婚恋日记里，毫无疑问，老公是主角。她写两人一起在江西打工时，老公下了班就来陪她加班时的甜蜜。也写老公粗心寡言，大男子主义，不懂体贴自己的小心思。虽然时有抱怨，总体还是平淡中不失幸福。
但从两人分居两地打工后，陈大姐的心情越来越低落。除了思念丈夫外，陈大姐也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忧愁：老公在武汉认了一个干妹妹，还经常互发短信。自己不在身边，他是否有了别的心思？
丈夫工作时随身带着妻子的日记本
不过，前去武汉看望丈夫时，陈大姐别有心思地把去年的日记本留在老杨的身边。“我希望他看了我的婚恋日记能更明白我的内心。”
老杨有没有看日记，不在身边的陈大姐并不清楚。但老杨的变化大姐感受到了， 这次清明节前，老杨特意来杭州看她。陈大姐在日记记录她当时的喜悦。
前天晚上，记者电话联系到了陈大姐在武汉打工的丈夫老杨。
提及妻子，原本寡言的老杨打开了话匣子，他说，现在自己不管去哪个工地，都会随身带上老婆的日记本。“以前在家时，她让我看日记，我总是懒得看。现在闲下来了，就会翻翻日记本，就像她在我身边一样。有时候看着日记就会掉眼泪。”在电话里，这个年近五十的男子几近哽咽，“我以前就知道她心思重，但看了日记才知道了她内心的想法。我是个粗人，不太会表达，但我们在一起25年，她对我的好我心里最清楚。”
在电话里，老杨也坦承，自己确实有个“干妹妹”，“我对我老婆绝对没二心。只是有时候一个人在外工作挺孤独的，就想跟找人聊聊天。”老杨说，夫妻俩没有分开前，自己也有一些异性朋友，甚至还会来家里玩，但老婆从不介意。如今两人分居两地，她对他的不安全感也陡增。
延伸>>>
可以说，像陈大姐和老杨这样夫妻是城市里最寂寞的人群。
对于陈大姐和老杨而言，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夫妻能够早日团聚。
这原本无比简单的愿望，陈大姐和老杨想要实现却无比奢侈，“老家是回不去了，家里的地都荒了，而且年纪越来越大，也干不动农活了。儿子也大了，结婚成家处处要花钱啊。”
老家回不去，可留在城市打工也难以实现夫妻团圆。
“出来打工怎么就把家打没了呢？”这个陈大姐在日记里反复提出的问题，其实这也是许许多多农民工夫妻所面临的问题。
他们当中，很多人因各种原因被迫两地分居，这造成了他们的婚姻质量下降，离婚率攀升、出现“临时夫妻”现象等各种问题。
日前，北京市怀柔区法院发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因外出打工引发夫妻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案件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和西方务工者以家庭为单位的迁徙不同，中国的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多以个体为单位，容易出现上述情况。”在浙江财经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童志锋看来，“候鸟式”农民工夫妻已经成为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去正视。
记者从杭城多位婚姻指导师处了解到，农民工寻求婚姻指导的人数目前几乎为零，“有客观原因，我们通常在婚登处提供婚姻指导，而农民工不大会来杭州的婚登处咨询寻求帮助。” 西湖区婚登处婚姻家庭咨询师初阳分析，电脑、手机等普及，以及观念上的转变，主观上来说现在的农民工比老一辈更注重感情沟通，但处理感情的主要方式还是能过则过，不过就离。
“农民工与当地户籍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差距巨大，例如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这让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也难有稳定的生活保障。”童志锋说，政府应该为这个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例如提供廉价的夫妻房，协助建立专门关注农民工“候鸟”夫妻婚姻状况的社会组织。“要让‘候鸟’夫妻出现婚姻问题时能有寻求帮助的地方。更要让农民工有条件、有能力夫妻一起同城务工，减少“候鸟夫妻”数量。”
农民工“候鸟”夫妻离婚率居高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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