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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149 | 1 卖掉儿子后，阿强和“妻子”整天在家一筹莫展，后悔不已
阿强和儿子的合照 羊城晚报记者陈文笔 翻拍
2.5万元“托孤”卖了儿子后，这名贵州籍男子却未实施“复仇”计划，一段时间后投案自首，希望警方帮他找回孩子
近日，羊城晚报接到一宗离奇报料：贵州籍男子邓泽强（以下简称“阿强”）在广州市番禺区打工多年，去年10月，他听闻母亲在老家被堂舅侮辱，盛怒之下决定回家“复仇”。动身之前，他还为自己两岁多的儿子找到了“归宿”———通过“中介”，以2.5万元的价格把孩子卖了。然而，回到老家后，经亲戚劝阻，阿强放弃了寻仇计划，随之而来的是对儿子的万般思念。回到番禺后，他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即使坐牢，也要把儿子找回来！”
19日，羊城晚报记者随同阿强走访其住所和投案的派出所，试图揭开事实真相。
当事者说
为“复仇”决意卖儿“托孤”
2月19日上午，阿强应约与记者见面。
眼前的阿强一点也不强，1米62的个头，瘦弱而疲惫，头发因多日未洗而异常油腻。
身份证显示，阿强是贵州省思南县天桥乡鞍山村土地湾组村民，今年25岁。他说，从小到大过的都是穷日子，只上过小学二年级，识字不多。四五年前，他来到广州番禺打工，家里仅剩年近50岁的母亲独自生活。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时好时坏。阿强十三四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再也没回来过，也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
去年10月，阿强突然接到表弟来电说，母亲被同村的堂舅何习云（音）酒后侮辱。“怎样侮辱？就是何习云跑到我母亲的房中强奸我母亲，被我大舅抓到后送到派出所，结果却没有什么说法。这事我本不应该说出来，这是对母亲的不尊重。”说到这时，阿强表情痛苦。
母亲遭此大辱，阿强怒火中烧。阿强说，他辞掉了在番禺区南村镇某制衣厂的工作，决定回家“干掉”何习云。“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抡起木棍就可以打死他。”阿强盘算好了。
然而，两岁多的儿子成了他“复仇大计”的绊脚石。
阿强的儿子名叫邓有祥，2010年7月9日在番禺区南村镇南村医院出生。2009年，阿强与广西平南县的打工妹胡以梅同居并生下儿子，但两人一直没领结婚证。“因为阿强没钱，也因为我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胡以梅对记者说。
阿强一家三口租住在番禺区大龙街石岗西村太学大街的出租屋里，儿子长得可爱又聪明，街坊阿婆们都喜欢拿他逗趣，有时还拿出糖果、面包给他吃。
急欲回老家“复仇”的阿强希望“托孤”———给儿子找个好归宿，不然自己杀人偿命后，谁来养儿子？按常理，他应该将儿子托付给孩子的亲妈胡以梅，但阿强不太信任她，觉得她是外地人，又没工作，两人也不是合法夫妻，将儿子交给她，不放心。
一时半刻间，阿强也没能如愿找到“好人家”。
去年10月15日傍晚，阿强抱着儿子在住处附近一家士多店转悠，店里有人打麻将，一群人在“观战”。阿强随口说了一句：“我想把儿子送人。”
“观战”者中有一中年女人搭腔：“你这么好的儿子，为何要送人？”阿强事后得知，此人名叫“王英”，广西玉林人，40多岁。
阿强答道：“我家里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王英”显然来了兴趣，她与阿强互换了手机号码。
当晚9点多，“王英”的电话追过来：“你说的事如果是真的，我可以找到人家接手，会给你‘抚养费’。”
阿强对记者说：刚开始时没想到要钱。但听“王英”这么一说，他动心了，觉得儿子养这么大，不能白白送人，收点“抚养费”是应该的。
当晚，阿强与“王英”讨价还价，最终以两万五千元“成交”。
放弃复仇转而“自首”寻子
去年10月16日上午，“王英”再次致电阿强进行确认，并跟阿强说，她已联络上湖南来的买家，对方家庭条件不错，下午就会到广州，“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但前提是孩子要健康。她要求阿强下午跟她一起带孩子到番禺何贤医院体检。
吃完午饭，阿强带着孩子上路了，出门时他骗胡以梅说，要带儿子出去转转。在何贤医院做完体检，医生告诉阿强与“王英”，孩子身体健康，只是缺营养。
从医院出来，阿强抱着儿子，与“王英”走了20几分钟，来到买家指定的约见地点———桥南路160号四巷一家无名旅社。
在买主早已开好的旅社钟点房207房，阿强见到自称从湖南坐飞机前来的三个男人。买主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阿强提出要看买主的身份证，对方用大拇指将身份证住址信息的前半截遮住，能看到的大略是“信丰村”。阿强要求那人挪开大拇指，对方不肯。
然后，双方开始签“协议”。阿强不太识字，不知内容是什么，被动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摁上指印。“协议书”只有一份，签好后被买方收走。阿强要求给自己留一份，对方依然不肯，阿强也没坚持。阿强还提出要求，一两个月后要见一次儿子，然后每一年见一次儿子，对方说要看小孩可以，“等他长到18岁以后”。
在买主交钱的十几分钟前，与买主同来的两名男子便急匆匆地将熟睡中的邓有祥抱离207房。在“王英”的见证下，买主从包里掏出2.5万元现金，交到阿强手上。
阿强要求将钱拿到银行验明真伪。旅社的对面就有一家银行，阿强等人拿着钱一起去了银行，“王英”主动填了一张留有身份资料的表格后验钞，经验证，系真钱。
当晚6点多，阿强带着卖儿得来的2.5万元，打的径直去到一家摩托车车行，花3000元买了一辆摩托。不曾想，凌晨12时，他骑摩托车上路时，被富华派出所民警没收，理由是阿强无证驾驶———6小时不到，卖儿所得的第一笔钱就打了水漂。
当晚，阿强回到出租屋，如实向胡以梅说把儿子卖了，胡以梅又哭又闹，但于事无补。胡限他三个月内把儿子追回来，否则就报警。阿强好言哄住了她。
第二天，阿强带着胡以梅踏上了回乡路。他本意是“复仇”，但他滞留家乡两个月，一直到12月底，都没有动手，原因是“看到何习云有老有小，想到小时候吃过他家的饭，他父母见了我很热情，亲戚也劝我不要冲动，我忍住了，没下手，但我有下手的权利。”阿强说他是一个“以牙还牙、有仇必报”的人。
等手上卖儿所得的钱花得差不多时，阿强开始强烈地思念儿子———孩子都会很清晰地叫爸妈了，当爸的竟亲手卖掉了他！阿强觉得自己对不起可爱的儿子，一定要找回他！于是，去年12月底，他领着胡以梅，从贵州老家回到了番禺。“只要儿子找回来，我愿意坐牢。哪怕让我死，我也愿意！”
他一连数天拨打“王英”的电话，无人接听。找不到“中介”，而自己对湖南买主又一无所知。无奈之下，阿强来到“交易”地点附近的桥南派出所，一为自首，二为报案，想请警方帮自己找儿子。
阿强说，当时大约是今年1月，接警的黄姓警官做了笔录，并让阿强留下儿子的相片及就医等相关资料，还用棉签蘸取了阿强的些许唾液，以备DNA测试。随后，黄警官让阿强回去，过完春节再处置。临走，阿强并没有得到接警回执。
记者调查
警方证实“自首”记录
19日下午，羊城晚报记者与阿强一起，来到番禺区公安分局桥南派出所，希望找当时接警的黄警官了解情况，但他不在。值班民警梁敬凯花费半小时，才在电脑里查到阿强的“自首”记录，并致电黄警官进行确认。之后，梁敬凯要求阿强下次来时带上胡以梅，接受进一步调查。最后，梁敬凯代黄警官补签了去年12月20日阿强“自首”时的接警回执，处警民警警号为035252。拿上回执，阿强与记者离开了派出所。
阿强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拐卖妇女儿童罪，在他“自首”近两个月后，警方为何未对他采取任何措施？对于记者的询问，梁敬凯表示，采访需得到番禺区公安分局的书面批准。
“妻子”称其早有弃儿念头
19日下午，阿强带着记者来到住处———番禺大龙街石岗西村太学大街的一间狭小、简陋的出租屋里。阿强的“妻子” 胡以梅靠墙坐在挂着蚊帐的床上，见有陌生人来，她动也不动，神情哀伤，也不愿意说话。
因为阿强卖儿，胡以梅心存怨恨，记者请阿强回避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两名记者说了许多宽慰的话，胡以梅才开口交谈。
她说自己是广西平南县人，今年27岁，上过初中，父母不同意与阿强的婚事。“阿强这个人偏激、固执、冲动，他之前也说过要把儿子送人，我都以为他是说着玩的，没当回事。没想到他真把儿子给卖了！没有了儿子，我每天都睡不着，也很少出门。”她说，“我恨他，他做的事他一个人承担。对于未来，我没有任何想法。”
街坊声称确有“王英”其人
19日下午，记者在阿强的带领下，找到位于大龙街石岗西村那间初见“王英”的士多店。
记者一提起阿强的事，士多店的老板娘周姨就说知道这事，她说：“他儿子又聪明又可爱，平常也被他父母抱过来玩，我有时还喂他面包吃。”周姨还说，阿强不止一次跟人说他想把儿子转给别人收养，“他曾找我，说让我收养，我看到电视上河南袁厉害的事，知道这样的收养是违法的，没同意。”
周姨说，她认识“王英”，但对其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她还在我店里住了一个月，临走要给我两百元钱，我看她一个女人在外不容易，没要。”
周姨指点说，“王英”曾在离村里不远的“艺彩公司”上班。记者随即与阿强找到这家名为番禺艺彩印刷联合公司所在地：番禺区市莲路傍江东村段33号。保安对记者说：“我们这里工人有几百人，哪里知道有无‘王英’这个人。”
无名旅社客房大门洞开
19日下午，记者还前往阿强卖儿子的“交易”地点———桥南路160号四巷，这是一家无名旅社，接待处大门紧闭，叫门无人回应。左侧是通往二楼的楼梯，记者与阿强径直来到207房，竟见房间门是开着的，里面陈设简陋，走廊里也不见有摄像头。
无名旅社的斜对面就是“王英”等人验钞的一家银行，记者赶到时，银行已下班。
律师：警方应留置阿强调查
针对此事，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永平认为，邓泽强（阿强）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买方一样也有犯罪嫌疑，而“王英”，不管其动机如何，也都涉嫌共同犯罪。
对于阿强到派出所“自首”、民警接警后没有当场出具回执的情况，朱永平认为这属于不当行为。阿强主动到公安机关自述其事，应被认定为投案自首，警方应立即留置他不超过24小时，这期间对他所述内容进行核查，如涉嫌犯罪，可以刑事拘留。在确认阿强没有危害社会的倾向后，可批准其取保候审的申请。
朱永平表示，阿强投案自首两个月过去了，警方既没有找过他，也没有介入寻找他儿子，这在一程度上是失职渎职行为。
悬疑待解
通过记者的调查走访，阿强所描述的情况基本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仍有连串悬疑待解。比如———
阿强自称在“交易”时将孩子的出生证交给了“王英”，但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阿强“夫妇”如何从一家公立医院获得孩子的“出生证”？
按照阿强的说法，为了“复仇”，不惜“托孤”甚至是卖儿，关键时刻却被亲戚劝阻。我们固然不愿看到他错上加错，但这种思想转变似乎“落差”太大，或许另有隐情？
“王英”的真实身份、去向如何？公安机关对此事的处理是否符合法规规定？下一步,是否以及将如何展开调查？
除了上述关于事实部分的疑问，我们更关心的是———两岁男孩邓有祥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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