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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发帖数: 70028 | 1 一九四二:我的家族记忆
李从吾
八十四岁的老母亲有些脑萎缩,新事记不住,小时候老事反而清清楚楚。一说话,总爱提“蚂车吃那年”。“蚂车”是老家土话,就是蝗虫,“蚂车吃那年”是一九四二年。
故乡在中原腹地,“蚂车吃那年”的秋天,蝗虫扑天盖地,从黄河决口后形成的黄泛区的西南方向飞过来,眼睁睁的,就要收获的庄稼,被第一批蝗虫吃掉未成熟玉米穗、谷穗,又一批来了吃光叶子,再一批连杆也不放过,一群又一群,眼睁睁的,庄稼地里一无所剩。
“老天爷把人往死里逼”,母亲说蝗灾之前,春天大旱,靠天吃饭村里人,眼看着麦子没有了收成,就指望着秋天能够得点玉米高粱,挨过这一年明年能够好些。
今天,村里在世的不多的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九四二的蝗灾,在他们童年少年时刻下了烙印,而漫长坎坷一生中,无尽的苦难还在后面。“蚂车吃那年”,成了村里七八十岁老人随口而出的词。我的一个远房堂叔在这一年出生,被父母起名为"荒",侥幸活了下来。
老人们不懂耶稣纪年,一辈子哪一年生活出了大事便成了纪年方式,她记得“合食堂那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吃榆树皮那年”,就是一九五九年;“分地那年”,就是一九八0年。
那乌云一般的蝗虫过去七十年了,母亲还常常把蚂车挂到嘴边。
那一个本该略有收成的季节里,爷爷奶奶走到地里,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家里缸里剩下点粮食已经见底了,明年夏天才能收麦子,这么长时间怎么办?
村里人开始四处想办法找吃的。
最可怕的第二年,一九四三年来了,春节来了。蚂车吃光了大豆玉米谷子高粱粟子,一无所有的人们,捱不过这个年。春节里,整个村庄听不到鞭炮声。
本来再穷,一年到头也要在春节吃饱肚子,村里人却在饥饿中捱过了除夕,人们开始想办法逃荒了。生于20世纪初的爷爷奶奶在除夕夜开始商量如何逃荒,听人说大年初一火坐车不要钱,结果大清早起来。
大年初一,爷爷领着奶奶,十三岁的父亲,十一岁的大叔,一岁多的小叔,在饥寒中从村里出发,日头落的时候到了陇海铁路上小小的村级车站,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没有办法要钱了,一家人爬进了闷罐车向东逃荒要饭了。
这一行,改变了我的家族史。爷爷一家人到了两百多里外的一个车站,与村里也在那里逃荒的人一起,终于有了口吃的。然而,到了阴历三月,爷爷饥饿劳累受冻,吐血去世了,成了那三百万饿死的灵魂之一。奶奶不得不把最小的孩子送人,带着其他两个孩子四处乞讨。直到过了一年多,才又返回老家。
60年后,我去了一趟爷爷奶奶乞讨的火车站,去送别已经姓了别人家姓去世的叔叔。还是穿越中原腹地的陇海铁路,在飞驰舒适的卧铺里,看着窗外的平原田野的无尽麦田和稀落树木。这条一九一几年建成的铁路上,我试想着爷爷奶奶如何挤进逃荒列车,那载着无数乡亲的列车,有多少饿死了。
据说奶奶回老家后,一直想再看看送给人的小儿子,却最终未能。奶奶躲过了一九四二,却没有躲过一九五八,在另一场饥饿和疾病灾难中去世。而叔叔在异乡因为孤门独户,受尽欺辱,也未能长寿。
父亲很少跟我说这些旧事,倒是母亲经常指责父亲,“你咋就忘记了过去要过饭”,试图让父亲注意节俭。直到今天,母亲还常说,“能有馍吃就妥了,蚂车吃那年能有榆树皮就是好吃的了。”
多少次,我盯着榆树发呆,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母亲常常给我讲蚂车吃那年没得吃,只有剥榆树皮吃。榆钱偶尔吃一口还行,这榆树皮怎么吃?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等榆树叶长出来,大家先捋榆树叶加点面吃,等后来,就开始吃树皮了。母亲说,把树皮剥下来,用柴火烧锅,放进去煮,要使劲煮,尽量去掉苦味,然后抄出来,加一点点面,蒸着吃。想起这事,母亲说,榆树皮是比较好吃的。
至今,“蚂车吃那年”的事,还是可以有记忆验证的活历史,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能够清楚记得灾难的细节。但是,过不了多少年,就会彻底进入历史书了。
一直奇怪,没有听过父母埋怨过谁,更没想过囯家政府对自己有什么责任。只是,国军来了,自然就给纳粮缴费出劳力;日本人来了,要这东西那东西,也只能送去。等蝗灾来了,只有自己想办法逃荒要饭,自己救自己。
不识字的父母不会想到,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大平原,是枪杆子逐鹿之地。一九四二的大饥荒,是几千年政治无常、权力争斗、外侵内乱下百姓命运的缩影。成就帝王将相的大平原上从来不缺少灾难,可怕的是一次次天灾在人祸裹挟下,将百姓推到死地。正是像一九四二年这样一次次走不出的人灾循环,刮骨刻写了中国人的性格。
韩福东:比电影更真实的河南一九四二
来源:凤凰博报
逃荒途中,刘和平的父亲决定卖掉女儿。人贩子已经来了,准备带走刘和平的妹妹。骨肉分离在即,刘和平的母亲突然躁狂起来,举起手中的扁担就抡。人贩子躲到一边,才知道她是要打死自己的女儿。那是母亲内心矛盾的表现,她无法接受女儿被贩卖的现实。
十年前,河南作家刘震云与导演冯小刚,从河南延津县出发,到巩义、洛阳,再到陕西和山西,沿着1942年饥荒时灾民逃亡的路线走了一圈。他们在巩义一所教堂内,听90岁的刘和平讲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将在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中演绎。这是300万到500万人被饿死的事件中非常细微的一个小片段。70年过去了,很多悲情细节都消散在时光隧道中。好在还有文字,有那些卓越记者的记录与亲历者的回忆,为我们理解那个年代提供了可能。
比电影《一九四二》更为真实的河南一九四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田里的麦苗长势尚好,进入了灌浆期。在1942年的春天,河南省博爱县农民期待着好收成。前一年年是个灾年,春天干旱,禾苗都因缺水而枯萎了,很多农民颗粒无收,到了秋天的时候,突然又来了蝗虫,将庄稼吃得一干二净。
1942年,博爱县农民的期待再度落空,他们没有迎来不一样的年景。
“蝗虫又来了。这次蝗虫来得更凶,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望无际,落下来覆山盖地,遍地都是。天上飞地下落,从树干到树梢,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方圆5里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蝗虫直往身上扑,吓得鸦飞鹊散鸡躲狗藏。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不吃叶不吃茎,专咬麦脖儿,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野。”博爱县人樊秉泉后来撰文回忆说,蝗灾过后,秋天又阴雨连绵了整整40天,洪灾进一步加重了饥荒。
1942年,和博爱县类似,整个河南境内都承受着旱涝与蝗灾的危害。博爱县属于日伪统治区域,当时沦陷区大约占了河南境内三分之一大的地方。国统区的灾害,比沦陷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日的大背景,加重了灾害的严重程度。
在很多当事人看来,大饥荒的人祸色彩远高于天灾。1942年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认为,首先是前线几十万军队的军粮负担加重了河南人民的灾难。国统区大部都是山区,丰年或可稍有余裕,平收则仅能勉强自给,一遇歉收,就需依靠外粮接济。“当此大灾临头、一发千钧之时,沦陷区既被全面封锁,邻省也坐视不救。当时邻省主要有陕西全省及湖北一部分,而他们又不准粮食自由出境。军粮征购不足,又在‘不让粮食资敌’的名义下实行抢购,实际是只抢并不付钱。许多农民被迫把收打的一点小麦交出后,生活无着,有全家服毒或投河的事情。其未自杀的,或则扶老携幼,逃荒异乡,或则困守家园,坐以待毙。”
蒋介石最晚在1942年夏天就已经知晓河南灾情。在西安召开的军粮会议上,他当众宣布,把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张仲鲁回忆,事后粮食部长徐堪又把250万石增为250万包(每石约合小麦140-150市斤,每包约合小麦200市斤)。随后,河南省政府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军粮。
张仲鲁也在这些大员行列中,他们从洛阳出发,到荥阳、郑县、新郑、密县、宝丰等地催缴军粮。一路上,他看到沿途灾民络绎不绝,挖草根、摘树叶、剥树皮,用以果腹。荥阳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哭了起来;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麦子上缴后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
但军粮必须完成,事实上最后超额完成。河南省粮政局长卢郁文为此还受到蒋介石的褒奖。
灾荒在催缴军粮的过程中一步步加重。等张仲鲁到方城等县视察时,已经可以在途中看到死尸。方城城外,还有专门贩卖人口的市场,只要拿几个蒸馍,就可以买到一个儿童。有一对夫妻,丈夫准备卖掉妻子,分手时,妻子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丈夫大为感动,与妻子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在300到500万人的死亡事件中,充斥着这样令人鼻酸的离散故事。王瑞英13岁嫁到河南尉氏县永兴乡段庄村刘家作童养媳。1942年旱灾来袭后,他们一家人饿的皮包骨,因为无饭可吃,她缺少奶水,小女儿在狠狠咬她奶头的哭声中坚持了几天,就饿死了。临死时口中还噙着奶头。
进入1943年,饥荒更为严重。王瑞英的婆母在2月24日饿死,5天后,丈夫刘焕被保长拉去筑黄河堤,还没走到工地,就饿死在路边。她的另一个女儿小恩被送去做童养媳,谁知到婆家一样挨饿,不到两个月就偷跑回来,对王瑞英说:“怕饿死,不能见妈!我饿,有馍没,给我一块。”没有馍,懂事的小恩睡了下去,再也没醒来。王瑞英一家八口人,在1942年冬至1943年春季,饿死了5口。
王瑞英家受灾并非最严重的,因为河南各地死绝户都不鲜见。
政府并非完全没有作为,从各方零散的回忆看,他们设有孤儿院、施粥处,也有货币的发放,但相较灾情,这些都过于杯水车薪,而且施加的救援远抵消不了征购军粮带来的压迫。就此而言,国民政府在1942年的饥荒中,对灾民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负面的。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发生人相食的伦常悲剧。
“在隆冬那些时,吃人肉的事是常常有的。下午倒个死尸,夜里便会少一只大腿或臂膀。被枪毙的罪犯,如果当时没有人去收尸,第二天便被肢解了。”
“去年冬天,落雪天气,县政府逮捕了一个杀人犯。主犯是个老太婆,她住在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水道。他们因为饿得太很,把亲生女儿杀死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了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婆临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搜出人肉一包……”
这是1943年春天,河南《前锋报》特派员李蕤(笔名流萤)在郑州市郊听朋友说起的故事。他们走了没有两里路,便发现了四个死尸,还有一个老人,大概昏厥不久,四肢还会动弹,但身上已经被人剥的一丝不挂了。朋友告诉他,如果在去年十一、十二月,碰到的尸体会更多。
那天晚上,李蕤拿到了郑州三青团分团部在各处的调查报告,一页一页纸上布满了人名。悬梁的,投井的,服毒的,摔死孩子的,以及全家饿死的……
《前锋报》1943年2月到4月刊发的李蕤撰写的十余篇灾区通讯,是有关河南饥荒最出色的报道。只有囿于该报创刊不久,且是地方小报,未能产生广泛影响。
《大公报》的报道《豫灾实录》和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刊发的时间比《前锋报》略早,1943年2月初。该报因此被停刊整顿3天,但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事后,王芸生曾找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说理,陈说: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但蒋介石可以让《大公报》停刊,却无法阻止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特派员白修德的报道。1942年10月和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先后刊发了《十万火急大逃亡》和《等待收成》,让蒋介石觉得自己在国际上颜面尽失。
白修德的报道没有经过重庆的审查,就被洛阳电报局一个电报员发送到了美国。然后,事情开始有了转变。“确实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我猜想,这是从那个倒霉的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泄露出去河南灾民惨遭饿死的消息开始的。靠着美国新闻传媒的力量,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白修德说,几个月后,他收到河南洛阳的梅根神父写来的一封信: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只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尽快在洛阳把粮食卸下来。这应该算第一次得分,至少可以说是个‘本垒打’。省政府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这些改变让梅根神父更加坚信自己从前观点的正确性:“灾难完全是人为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超出当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只要他们有愿望和热情去做这些事的话。” | l***n 发帖数: 896 | 2 个老子,就算是天灾之年,能把老百姓搞得饿殍遍地,易子而食的,都是王八蛋政府。
另外,老百姓真的给鬼子粮食啊,在多个地方看到了---- 三关尽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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