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c***s
发帖数: 70028 | 1 在广州城区，记者调查的一所普通中学周边就有多个“帮派”，如“狗堂帮”、“新兴帮”、“千龙帮”、“少坊帮”等，有的“帮派”成员上百人，还专门设了“帮规”。学生们对校园“帮派”的感觉混杂：好奇、害怕、排斥、崇拜、追随，甚至对其“江湖”行径津津乐道。
加入不同的“圈子”，往往有不同的命运。广东省少管所干警为失足少年进行帮扶教育（资料图片）
3月30日上午，广州市第33中初二学生梁某在ICU昏迷多日后不治。一场至今说不清的斗殴带走了这个年仅14岁的生命———3月9日下午放学后，梁某被同学龙某带的马仔叫出去“讲数”，打斗中，梁某被同岁的龙某持刀伤及颈动脉受重伤。
事发后，一名33中的女生在网上抱怨，龙某一直随身带刀，经常说脏话，还调戏女生，一直未被学校发现。
梁某的遭遇，并非孤案———
每天早晨，在广州老城区某中学门口，中学生阿华身边总有一位保镖。阿华的母亲刘女士告诉记者，儿子曾多次受到学生“帮派”的骚扰，不得已花钱雇请保镖护送。
来自本报新闻热线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全国各地众多学生家长来电反映———他们的孩子或遭到所谓少年“帮派”的威胁恐吓，或无奈加入“帮派”被迫缴纳帮费。家长们为此苦闷不堪，却也无计可施……
另有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1年，广东各级法院判处的未成年罪犯数量达5万多人，占全国比例约为10%。研究显示，这些犯罪中超过半数是团伙犯罪，其中很多与少年“帮派”有关。
这些青春年少的孩子为何误入歧途？数月来，羊城晚报记者对广东、江西、云南等省涉“帮派”少年犯罪行为展开调查，发现现状堪忧。
在广州城区，记者调查的一所普通中学周边就有多个“帮派”，如“狗堂帮”、“新兴帮”、“千龙帮”、“少坊帮”等，有的“帮派”成员上百人，还专门设了“帮规”。
不少受访学生告诉记者，校园里有帮派，学校、老师、学生大都知道，家长们却多不知情。学生们对校园“帮派”的感觉混杂：好奇、害怕、排斥、崇拜、追随，甚至对其“江湖”行径津津乐道。
调查还发现，帮派文化颇受欢迎的校园环境中，有的“帮派”已开始涉嫌违法犯罪，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不良苗头。
请保镖送儿子阿华上学，这是刘女士无奈的选择。
“去年，我发现孩子回家有些异样。偶然一次，我看到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在街上欺负他，后来弄明白是有人要他入帮派，要交保护费什么的，他没同意就成了被‘收拾’的对象”，刘女士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因为担心会带来麻烦，影响儿子中考，她没向警方或学校求助。
阿华就读中学的教务主任告诉记者，学校已经发现校园里有几个帮派，不时有学生被打，其中“七人堂”等团体较为活跃。这些“帮派”都是按“层级”收费，一个堂主下面有几个马仔，马仔下面再收小马仔，底层成员向上一层成员交会费，每月50元左右，退会则要交数百元。一些学生觉得有“组织”依靠，很威水，有主动投靠帮派的；也有小头目带马仔在放学时段围截有可能发展的对象逼迫入会的。教务主任说，学校也已报警，警方与学校一直在监控这些团体，但因为没证据，所以也无可奈何。
广州某中学校长痛心地表示：“近几年，帮派参加者的年龄越来越小，胆子却越来越大，敢做很多以往的帮派不太敢做的事情……”
入帮
“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求保护，才投靠小‘帮派’的，为了让别人不敢再欺负他”
想要见到那些自称“混帮派”的人并不容易。羊城晚报记者几经周折，见到了曾是广州越秀区某少年“帮派”成员、年仅16岁的陈平（化名）。和同龄人比起来，陈平瘦得像麻秆儿一般。但一双眼睛却颇有神，有着超乎其年龄的机灵。
谈起原来所在的“帮派”，陈平十分谨慎，反复确认记者不会公布其名字后，才慢慢打开话匣———
“你以为我愿意加入吗？还不是被逼的！”陈平说，上初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帮派”之类的东西，每天上学放学都很正常。有一天，上学路上有人围住他要钱，不给就打。
陈平家并不富裕，他被要求编各种理由回家找父母要钱。因为没钱，陈平常挨打，但不敢告诉父母。最后，陈平受不了，选择了妥协。他开始留意身边的那些“帮派”，并最终选定一个参加了进去。
这种情况并非个案。
“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求保护，才投靠小帮派的，为了让别人不敢再欺负他”，广州市新穗学校的景欣老师表示，不少学生本来都不愿意参加帮派，但在被打之后才被迫加入。
记者问：“那你根据什么来挑选‘帮派’？”
“帮规！”陈平回答。
帮规
违反帮规意味着对“帮派”不忠，对大哥不忠，后果严重
陈平的话中开始露出自豪：“我加入的这个帮，是个挺仗义的帮派，不收保护费，等级也不明显。除了老大，其他人都以兄弟相称。有不少像我这样常被欺负的人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帮，有上百人。”
在一些影视剧中，入帮派都有一套繁杂的仪式，陈平说，有的“帮派”要给老大送红包什么的，他们不用，和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就算是加入了。
帮规，听上去很江湖的感觉。陈平说，其实他所在的“帮派”帮规挺简单，就是“不准收保护费”。不像有的“帮派”，还规定“不出卖兄弟”、“不勾引二嫂”等。
江西铜鼓县一“帮派”大哥还带头制定了更为详细的“三要三不”帮规———“三要”：成员要定时健身，保证打架能赢；出了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后要扛着，不能供出自己人；参加行动时对对手要多砍几刀，要把人砍服；“三不”：成员不能吸毒；大哥不愿意交往的人，其他团伙成员也不能交往；不能擅自行动，否则出了问题概不负责。
违反帮规意味着对“帮派”不忠，对大哥不忠，后果严重。
年仅19岁的犯罪嫌疑人曹冬在江西集结数人组成“帮派”，并自任“带头大哥”，制定帮规。为教训数次违反帮规的成员何某，去年3月，曹冬召集“帮派”全体成员开会，当着所有成员的面用弹簧刀朝何某胸部、颈部连刺数十刀，将何某当场杀死。
这些残忍的“帮派”规矩，对陈平来说，似乎有些遥远。
摆场
“摆场就是打群架，有的时候，这种摆场参战的人数会达到上百人”
入帮后的陈平开始仔细了解学校的“帮派”，这时他才惊奇地发现，他们学校周边竟然有八九个“帮派”，诸如“狗堂帮”、“新兴帮”、“千龙帮”、“军龙帮”、“少坊帮”等，每个“帮派”都有上百名成员。
陈平告诉记者，有些“帮派”最底层的马仔也要给老大交保护费，一次最少50元，只有上位以后才不用交。
收的这些钱除了“帮派”日常唱K等消费外，有一部分拿来保护本“帮派”成员不被其他“帮派”欺负，也就是“摆场”。“摆场就是打群架，两个帮派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火拼，有的时候，这种摆场参战的人数会达到上百人”，陈平害怕记者听不懂，解释说，“有明显的帮派标记，不会误伤同伙。”
长期从事“问题少年”教学研究工作的广州新穗学校教务主任邱华告诉记者，各“帮派”为了在摆场等过程中将自己和其他“帮派”区别开来，也有些不同的标记，有的会在胳膊上纹字，有的是佩戴玉佩等挂件。
王杰（化名）是陈平的朋友，曾多次参与摆场，深谙此道。摆场也是他们“帮派”的收入来源之一。“因为我们的‘帮派’势力比较强大，经常会有一些人请我们去摆平事情。”
“不过我们打架时会有分寸的，一般都用啤酒瓶当武器，极少用刀、铁棍之类，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伤人。而且最多砍手和背，不会往头部砍”，王杰说。
行动
当保护费不足以应付“帮派”支出时，冒险犯罪便成了个别“帮派”的选择
当保护费不足以应付“帮派”支出时，冒险犯罪便成了个别“帮派”的选择。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敛财方式是盗窃和抢劫。
陈平说，在校园“帮派”里最常见的方式是抢手机。一般是几个人先在学校里转悠，看看谁有好的手机，比如苹果之类的。看清楚后，锁定目标，然后把目标告诉其他“帮派”成员。派出一人把目标约到偏僻的地方，然后一群人围上去，说手机不错借着用用，一般对方也不敢不借，手机到手后一个人拿着手机走远，其他的人把对方拦住不让追，这样手机就到手了。遇到敢反抗的，就打。
然而，这还只是最初级的犯罪。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校园“帮派”犯罪越来越精细化。和陈平同龄的李兵（化名）家住广州黄埔区，他告诉记者，他加入的是一个专偷摩托车和自行车的盗窃团伙，偷车前，他们开会进行分工。有人负责踩点，有人负责望风。行动时，有人专门负责撬锁，完成后就离开。另有人紧随其后，骑车或推车离开。有时为了安全起见，偷窃的骑走车后，中途还要换人。而偷车的同时，早已有成员去找买家，谈价格，车子得手后便可迅速销赃。“一年偷了多少，我们也记不清了，销赃一辆摩托车一般可以拿到900多元，自行车为200多元。”
退帮
“马仔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个别‘帮派’甚至会发给那个成员‘遣散费’”
一群“帮派”成员一起喝酒，唱K，跳舞……酒酣耳热之际，几个兄弟却抱头痛哭，互相说着告别的话语———这是“帮派”为马仔举行的“16岁PARTY”的场景，原因很简单———过了16岁就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了，就要对所有犯罪行为负责了。
“在这种告别PARTY后，马仔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个别‘帮派’甚至会发给那个成员‘遣散费’。从此该成员与原来的组织便不再联系，而他们的位置则由新的更年轻的成员来补充”，邱华说。
“16岁PARTY”在“帮派”中并不普遍。许多少年在加入“帮派”后﹐想退出时才发现现实很残酷，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抽身自如，有时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有的“帮派”对成员退出都有一套惩罚方法，最主要是毒打和收“退帮费”。
对混“帮派”的少年来说，工读学校是目前最好的退出途径之一，因为在那里“帮派”的人不敢再找他们，“问题少年”又可以继续学业，还可在老师的帮助下走上正途。但目前工读学校在全国数量不多，广东只有广州和深圳有。新穗学校是目前广州唯一一家工读学校，且只有120个学位，而每年家长送来就读的学生远不止这个数。
该校校长张立伦表示：“别的学校招生时是‘选优’，我们是‘选差’。普通学校最不好管的、问题最多的孩子都聚集到这里，管理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希望能接收更多的问题少年，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出路之一了。”
帮派文化侵袭校园 成员低龄化
“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几个‘帮派’里，13岁、14岁的很多。带人收数，和人摆场，都是他们说了算”，曾在荔湾区某“帮派”混过的王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家住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的许智云，曾在广州“少年江湖”中知名度甚高。几年前，年仅13岁的他就立下目标———“打遍江南西”。于是凡是他知道哪个学校有“帮派”，有“大哥”，就去找他单挑。其间，进派出所的次数连他自己都没法数清。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罕见———
2011年12月17日凌晨，重庆交巡警巡逻时将7名涉嫌盗窃的少年控制住。被抓者飞飞当时昂起头，一脸不屑地说：“我去年上过报纸的头版头条。……哎呀，这次又要上头版了。”他就是整个团伙的“带头大哥”，年仅12岁，这个团伙被查实的作案次数达100多起；
2012年1月17日，昆明市中院公开审理寻甸“洪兴帮”涉黑案。36名被告中，大部分是80后，而且很多被告之间为同学关系，其中“黑老大”张晓东一人被控6宗罪行。起诉书显示，张晓东在组建“洪兴帮”时才13岁……
“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为14周岁，所以目前，公安机关对于12至14岁儿童触犯法律的行为缺乏统计。而事实上，他们在一些少年团伙中的作用和所造成的结果恐怕不比那些年长的人差。”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富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组织严密化
“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具有突发性、偶发性的特点，而近几年未成年人的犯罪却日趋团伙化、成人化。帮派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显示出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符的精明”，广州新穗学校教务主任邱华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和成人江湖一样，这些少年‘帮派’也能清晰地看见大哥———军师———马仔的架构，并且很多都有自己的帮规。”
在深圳，18岁的徐瑞近年组建了一个名为“血龑”的“帮派”，主要吸收未成年的在校初、高中学生，也有少部分游手好闲的社会不良少年。该“帮派”组织严密，徐瑞自任“带头大哥”，帮主下有“五大元老”，“元老”下有“小弟”，“元老”、“小弟”等成员分不同级别，每月缴纳100至150元不等的帮费并登记造册。“帮派”甚至刻制了“深圳市血龑有限公司”的印章。
在广州，陈平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自己原来就读的中学周围有多个“帮派”，各“帮派”为了壮大势力，都会直接去周边的学校收人，要是相中的人不愿加入，就打。“加入的话，‘帮派’会承诺保护你不受别人欺负。”
邱华表示，各“帮派”为了相互区分，会有些不同的标记。“比如有一个‘帮派’，根据所收到的‘小弟’的人数来决定成员戴什么玉佩。12生肖的玉佩，最低级别的是老鼠，最高级别的是龙。如果收到50个人做小弟，就能戴龙。”
分工精细化
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少年“帮派”做事越来越精细化，成员之间实行严格的分工合作———负责找目标的、负责望风的、负责抢的、负责传递的、负责销赃的，各司其职。
今年16岁的杨清（化名）本是广州某中学的班长，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很受老师器重。后来，他开始结识一些“帮派”的朋友，最终发展至参与抢手机。“苹果手机好卖，而且价钱高，我们每部大约卖3000多元。”杨清说，他们一般选择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下手，“先叫几个人（一般是女生）寻找合适的目标，再把目标叫到没人的地方，然后十多人一起围住他，威胁他把手机交出来。这种方法每次都管用。得手后由另外一拨人负责销货，最后就是分钱。”
在海珠区，陈琳（化名）等人专门在大型超市寻找目标进行抢劫。他们一般也是让“帮派”中的女生在超市里逛，把那些有钱的妇女作为目标通知同伙。同伙会跟踪那个妇女并在僻静地方下手，此时会有同伙负责望风，也有同伙专门负责堵住那个妇女不让她追赶……
邱华对这方面体会更深：“很多人都以为这些孩子不懂法律，其实他们不仅懂，而且知道如何去规避。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多数孩子在14周岁前就有很多恶习，甚至做出让成人都觉得心惊胆寒的事情来，而他们所以敢如此，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需要为此付出太大代价。”
少年江湖谁之过
“出来混，迟早要还。”13岁的晓彤，盗窃时被当场抓获，面对警方审问，他撂下一句冷冰冰的话。
据调查，像晓彤这样的“问题少年”在国内不在少数，而且逐年上升。他们通过或松散或严密的组织，制定帮规，建造起属于自己的袖珍的“少年江湖”。
他们大多是在校的初、高中生，意外地闯入“江湖”，不时地制造麻烦甚至“血雨腥风”，现实行为与年龄和天性极不相符。
为何他们会走上迥异于同龄人的道路？记者走访了当事人、学校和专家等，希望探讨其中缘由。
在家里，缺爱变成“混混”
家庭是青少年活动时间最长、受影响最深的地方，“家庭关系不好和家庭教育不当是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研究部部长牛凯总结道。
2010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撰写的《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家庭关系差”是导致未成年犯不良行为并走向犯罪的主要原因，占21.58%。“家庭残缺”占17.79%，“家庭经济困难”占15.18%，“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占10.66%。
据统计，留守儿童、离异和单亲家庭未成年人、闲散青少年等人群，总体上犯罪率比较高。特别是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外来流动青少年犯罪占80%以上。
2010年12月1日，广西博白县城警方抓获一个绰号为“十三省”的少年犯罪团伙。这个团伙由13个孩子组成，年纪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他们全部是被亲人遗弃而流浪街头的孩子。
在记者的采访对象中，因家庭问题走上“江湖”道路的少年不在少数。广州某工读学校教师景欣表示，该学校大部分学生的家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有的学生见到家长来，立马换成小混混的坐姿，冷漠、耍酷，家长则在一旁端茶倒水、问这问那，小媳妇似地伺候着，这样的家庭就有问题。”
李亮（化名）由目不识丁的奶奶带大，父亲在他3岁时因吸毒坐牢，父母离婚后，母亲再也没有出现过。从六年级开始，李亮开始频繁地接触“帮派”成员。初一那年，李亮认识了校外的“大哥”，在“大哥”的扶持下，他做上了学校“大佬”，同时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李亮的“大哥”是贩毒分子，李亮的任务是帮“大哥”在学校周边和夜店销售摇头丸、K粉等。2011年底，李亮被捕。
在学校，冷暴力逼入“帮派”
除了家庭之外，孩子接触最多的是学校。
据《报告》显示：未成年犯在学校与同学关系方面，有30.1%的未成年犯选择“受到歧视”。在受歧视原因中，分别有38.78%和31.86%的未成年犯选择“学习成绩不好”和“家庭贫困”，其次是“同学欺负”与“父母离异”。
北师大心理学院副教授林丹华认为，不被同伴接纳甚至被同伴嘲笑，会造成心理上深层次的伤害，比一记耳光带来的负面作用更大。而老师的“冷暴力”则将这群孩子推向更无情的深渊。
广州海珠区初三学生杨清告诉记者，以前班里有几个在“帮派”混的男孩，学习成绩在班里倒数。自己当班长时，一旦与他们发生冲突，老师经常会不问缘由地站在他这边。“老师还会在最后几排、靠墙的位置给他们安排‘专座’，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上课不许讲话，上课时也极少让他们回答问题。”杨清说。
一些“江湖少年”还向记者透露，不少老师看重学习成绩，不愿意多花时间在他们“这种人”身上。被老师冷落、训斥或区别对待是常有的事，还有老师不想他们来学校，怕给班级抹黑、拉分、拖后腿。
“当下有的学校并没能给予学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律师郝劲松分析学生走进“帮派”的原因。“孩子之所以与不良青少年走在一起，因为学校没有给予适当的关心，发生恶劣事件时没有及时地发现、遏制。学校在管理上存在缺陷，不能有效地保护学生安全。”
在记者的采访对象中，不少“江湖少年”因为不堪受欺负而选择加入“帮派”寻求庇护———从一名受害者转变成一名加害方，逐步走向犯罪的边缘。
采访中，山西省临汾市一名曾是“帮派马仔”的高二学生小东讲述了他的心酸与无奈。
2011年，小东去离家5里的镇上唯一的一所初中寄宿读书，有一些不认识的外班学生来索要饭票，小东不以为意。
不久，几位玩伴就因为“惹事”加入到学校很知名的“帮派”中，找小东的人也变本加厉，不仅索要饭票，还要钱，不给就一顿暴打。“我那时不想加入‘帮派’，所以挨打的次数比我吃饭的次数还多。”小东说。
小东找过老师，但老师也不敢管。最终，小东不得不在同村好友的介绍下进入学校一个“帮派”寻求庇护。
入社会，暴力色情诱导犯罪
“江湖少年”平时的业余生活主要是上网聊天、玩游戏、和“帮派”里的兄弟们一起玩、看电视等。而网络等社会媒介中的暴力、黄色淫秽信息，对他们犯罪起到了明显的诱导作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认为，青少年犯罪之所以频发，主要归咎于媒体和影视。电视、电影在一些刑事犯罪案件的报道或场景中，过于细致地阐述犯罪分子的作案细节，并附上一些血腥的照片，在某种程度上给潜在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活生生的教程。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模仿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致使他们形成了有组织、专业化的犯罪。同时，警匪片、黑帮片里充斥着暴力和血腥，对青少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误导和负面影响。
这一观点与《报告》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未成年犯收看的电视节目的调查结果显示：“武打片”和“警匪片”分别占65.96%和51.85%，时政新闻、知识类节目的比例在所有选项中排名倒数。
2010年5月至2011年3月，重庆市荣昌县16岁的叶某和17岁的王某模仿港台影视剧中的古惑仔，盗窃20余次，仅图刺激好玩。
2010年8月，昆明警方摧毁了“洪兴帮”，抓获以张晓东为首的涉案犯罪嫌疑人61人。据了解，“洪兴帮大哥”张晓东绰号“山鸡”，因痴迷电影《古惑仔》中的江湖情义，模仿其组织结构组建了“洪兴帮”，并不断吸纳成员，多为80后，还有不少学生。
《报告》的调研结果同时表明，80%的未成年人犯罪与网络有关。
2011年4月，一个专门抢劫赌博游戏室里赌客的抢劫团伙在南宁落网。该团伙以17岁的“老大”黄某为核心成员，其他成员都是16岁到23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共同爱好是玩网络游戏“穿越火线”。不愿工作，又沉迷网络游戏，他们决定由“老大”带领一起去抢劫。
无独有偶。2012年2月17日深夜10时至次日凌晨6时，南京街头连续4名无辜路人被15名16岁至18岁的青少年围住群攻，被打受伤。这群少年无端打人的理由竟是：他们只是在玩“暴打路人甲”的游戏。
那些年，他习惯了偷盗
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蛋，一双高度数的镜片背后，是两只带着笑的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走在记者后面的徐刚（化名）看起来是一个“好学生”。实际上，课堂上的他确实如此，并深得老师们的喜欢。但在课堂之外，如今“金盆洗手”的他曾是江湖上有名的“神偷”。
徐刚说，他的爸爸是搞运输的，妈妈在医药公司工作，“我们家根本不缺钱”。
事情缘于小学一年级的一天，同学们都出教室玩了，徐刚趁机拿走了一个同学桌子里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已经忘了”。徐刚紧张得要死，同时觉得很刺激。尤其是后来同学发现丢了东西到处问，他更是觉得刺激得不得了。“最后他们也没发现是我偷的”。
“我喜欢偷东西，不是因为有多大的物质欲望，而是喜欢偷东西的刺激感，那种提心吊胆、精神高度集中、提着心走路的感觉。”
因为偷东西，徐刚经常被爸爸打，“每次都往死里招呼。有一次他又来打我，我就拎了一把菜刀冲他去了，他吓跑了。后来他说，我当时的眼神真的很吓人，他很怕我真的会砍死他。从那往后，我什么都不怕了，只是觉得有些孤独。”徐刚说。
后来迷上网络常去网吧之后，徐刚认识了一些“同道中人”并一起作案。“我们各有分工，由一个人先偷一点试试对方的监控系统，发现只是摆设后才会大规模行动。偷的钱大家花，很多都用来上网。”
一个冬夜，徐刚想打边炉，他们把手伸向了广州白云区某著名超市。“那晚我们几个人连续去了那个超市三次，偷了好几百块钱的东西，全是‘打边炉’吃的，一次都没有被发现。那晚超级兴奋，离开超市后，我们见一家店就进去偷一家，偷的全是吃的，一条街下来，一连偷了7家店。”徐刚颇为自豪。
2011年下半年，在偷一个小卖部钱的时候，徐刚被监控录像拍到并因此受到惩罚。从此以后，他决定“金盆洗手”，再也没有偷过。
有些事，家长并不知情
龙祥（化名）是广州番禺某中学学生，耳闻目睹了不少校园“帮派”的事。他说，很多学校老师都清楚这些，但很多家长并不知情。
羊城晚报：校园里真的有“帮派”吗？
龙祥：我读书的学校管得很严，好像没有。我知道其他学校很多都有（接下来，他说了三所学校的名字）。我们称那些加入“帮派”的人是“有料”。很多加入“帮派”的都是在学校做“大佬”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加入？
龙祥：一般都是怕人欺负或想欺负别人的才加入。
羊城晚报：学校里的“帮派”成员都是学生吗？
龙祥：学校里面的都是学生组成的。但是你“没料”，别人肯定不听你的，于是肯定要和外面人有关系。
羊城晚报：“有料”是什么含义？
龙祥：主要是指学校外面有帮派的人罩，如果敢惹他，他自己不能摆平的，可以找外面的人解决。或者有家庭背景，比如父母或祖父母有权势或财力雄厚，社会关系网强大之类的。
羊城晚报：如何知道哪些学生是混“帮派”的？
龙祥：学校里混的人都比较好认，经常拉帮结派，经常去夜店酒吧，惹到了就比较麻烦。
羊城晚报：有什么麻烦？
龙祥：如果自己不认识人也就是没人罩，就会被打。如果认识一些人，就会比各自的后台，这样一般就打不起来了，因为会变成学校外面的争斗。中学生还是比较胆小的，欺软怕硬，主要吓吓别人。比较会打架的都会被外面帮派招为打手。
羊城晚报：如果不愿参加“帮派”会怎样？
龙祥：其实要人参加只是向他要保护费的一个借口，因为参加了，你就跑不掉了，不加入就肯定会受欺负啦。不过这些都是学校内的“帮派”做的，外面的不会直接参与，这里有个等级关系。一般学生宁愿多给点钱，然后不参加，我是说那些单纯学习的学生。
羊城晚报：这钱一般怎么个给法？
龙祥：很多人宁愿一次多给点，让“帮派”别来纠缠他，但是有些人被盯上了，那些人就会强迫他加入，就会经常找他要，每个学校情况都不太一样。
校园里，那些“江湖人物”
在“少年帮派”文化中，存在着类似成年江湖的“大哥”、“军师”、“小弟”等角色。
大哥
不少少年将“大哥”这一称呼冠在校园“帮派”带头人头上，有些“帮派”的加入还要以服从、孝敬“大哥”为前提。以往，少年“帮派”大哥常为20岁至30岁的成年人，近年日益低龄化，14岁以下的“少年大哥”频现……
今年20岁的朱海平已离校多年，当年在学校曾是有名的“大哥”。“朱海平没学过什么功夫，但别人就是打不赢他。”后来，一些受欺负的同学为了寻求“保护”，主动跟随朱海平，并称他为“大哥”。
不过，这种“推举大哥”的方式在少年“帮派”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是通过PK当上“大哥”。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学生“帮派”甚至涉及犯罪的少年团伙，“大哥”存在的最重要“价值”是制定帮规和执行帮规。曾因砍杀违反帮规成员而被捕的江西少年曹冬，便是其中的典型。
“大哥”的另一个“功能”是开会。曾参加广州越秀区某少年“帮派”的李龙（化名）告诉记者，“帮派”每周都要开会，“大哥”主持会议，一般选择周六、周日，主要内容是清点人员和收取会费。
“大哥”离开学校后，一般就会离开“帮派”，开始新生活。朱海平现在彻底脱离了原来的“小弟”们，在广州越秀区开了一家服装批发店。但也有不幸的“大哥”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军师
“军师”专门负责出谋划策。这些计策可能是恶作剧，也可能涉及违法犯罪。他们是“大哥”身边的红人，是马仔们的偶像。他们不亲自参与行动，不会出现在行动现场，但其制定的“计划”却关乎整个行动的成败。
“军师”因城府较深且藏于幕后并不很好找，广州新穗学校教务主任邱华说，他在十余年的特殊教育教学中只接触过一两个，其中印象中最深的是晓胜（化名）。2011年，因参与“帮派”活动，晓胜被家长转到新穗学校就读。邱华说，晓胜到学校后极少说话，各方面表现正常，唯一让大家不解的是从来不愿意和同学一起洗澡。有一天，几个调皮的学生偷看晓胜洗澡，被他狠狠揍了一顿。
“晓胜给我看他的后背，一条刀疤从右上肩划到左下腰，刀口很深，像条巨大的蜈蚣爬在他背上……”邱华回忆说。
邱华说，晓胜曾经策划了一场“摆场”，对方损失惨重，并认定晓胜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对方“大哥”放话要晓胜的命。晓胜的家人为此搬了家，但对方随后找到了他，并用长刀将他砍伤。于是再搬家，再转学，再被发现，如此循环，直到入读新穗学校才暂时稳定。
小弟
“小弟”是跟着“大哥”混的，为数众多。在懵懂的年纪，为了寻找玩伴、获得安全感，或在香港古惑仔电影中受到“启发”想在“江湖”中一试身手，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加入了所谓的“少年帮派”。
有些“小弟”的特点就是能打。
16岁的刘杰（化名）一米七多的个子，精瘦，让人感觉到气势不一般。刘杰说，他从小在广州白云区的城中村长大。刚上初一时，经常被不良少年欺负，后来开始和村里的人一起练习咏春拳。慢慢地刘杰有了报复心理，找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算账。“打到没有人再敢打我，最后所有曾经欺负我的学生都怕我了。”
能打的刘杰后来加入了一个所谓“帮派”，每次“摆场”时，他都带一群“小弟”。“一般都是先谈，谈不拢就打。几乎没有谈拢的时候，所以每次都是打。我受伤最严重的一次是拳头骨折了，因为打到对方牙齿，把他的牙齿打脱落了。” 刘杰说。
有些“小弟”要交保护费。刘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帮派”，“小弟”每个月至少交保护费50元。
“小弟”们很少能见到“大哥”，曾在广州越秀区某中学就读的陈平（化名）说，他在“帮派”两年时间里，只见过“大哥”一次。 | o**********s
发帖数: 2058 | 2 帮派大家倒没什么，上刀就不好了。
对动刀子的要严惩，搞的人家都不敢打假了。 | n*******w
发帖数: 6708 | 3 这条新闻应该给汪洋同学看看， 他是否考虑下在广州展开个校园周边打黑计划 | L*****s
发帖数: 24744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