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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发帖数: 70028 | 1 对于罗梅的埋怨，丈夫侯伟祥也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边低头沉默着
杨天妹在水井旁洗衣，女儿站在家的前坪喊她妈妈，她望着女儿知足地笑了
砍完竹子，身材瘦小的杨天妹背着一大捆竹子下山，女儿牵着手走在前面，她也放心
三十块钱到镇上买一套汉人穿的短衣长裤，算是给自己的嫁衣，19岁的杨天妹，带着阿爸借来的150块钱，就这样出发了。即将托付终身的大概是个湖南男人，年龄、样貌、性格、家庭背景……一无所知。
同行的其他四个姑娘都比自己年轻，最小的王淑兰刚满14岁，王淑英、杨秀珍以及陶秀琴也在18岁左右，清一色的少数民族。
听“领路人”讲，要去的地方比云南好很多，天天米饭，餐餐有鱼有肉，不用做什么事，男人也不凶。可车才到曲靖，几个小姑娘就被发现，连带着领路的一起被带到派出所关了3天多。
“他们给村里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自愿出来的，得到屋里人正面答复，也就把我们放了。”十年后，杨天妹靠在严湖村的一间土砖房前回忆，“当时只想着快点走出大山过好日子，自然说愿意。”
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告诉她们，这个愿意说得太早，原来的那身粗布绣花裙也穿不回去了。
一万七的“幸福”
攸县西北部的丫江桥镇，其实还算繁华，交通也比较便利，但境内的严湖村是个例外。
抬头是山，低头是田，站在严湖村，不管往哪个方向望去，都是一样的景象。当地人说，严湖村就是一个孤岛，只是周围的不是水，而是绵亘几十公里、连个缺口也没有的严仙岭。因为住处偏僻落后或者自身缺陷，“孤岛”里的不少男人，过了30岁还娶不上媳妇，解决终身大事，也得拜托“领路人”。
杨天妹奔波千里，满心期待的新生活便是这样开始的。
2002年5月的一个早上，35岁的阳新华和附近的几个单身汉带着借来的钱，急匆匆赶到同村谢余风的家里。头天晚上，谢余风从云南带来五个小姑娘的消息就传开了。“一个一万七，规矩都懂，要答谢他们做的介绍，才能领回去。”阳新华老实巴交，记性却很好。尽管之后，夫妻两人打了3年工才把账还清，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值：他有严重胃炎，做不得重事，也没读什么书，若按本地姑娘结婚的要求，这一世也别指望碰得到女人，更别说成家、传宗接代。
这些情况，直到被领出谢家门槛那一刻，杨天妹仍然一无所知。可按照三方约定，从十五分钟前阳新华把钱付清起，她便是阳家媳妇了。
最初的几个月是怎么适应过来的，杨天妹现在已不愿细说，“反正，过了大半年才慢慢听得懂这边的方言。只是老公不晓得怎么的，不仅胃出血，还经常便血。”
曾经简单的憧憬
三月末的气温陡然升高，两个女儿在阳光下摆弄去年买的苗族服饰，杨天妹看着看着，一些往事便清晰起来。
“出来前想得很简单，就是可以少做点事，少挨点打。”她说，当时家里共有八兄妹，都是不到十岁就跟父母上山做事，“夏天天没亮就要去，早饭和中饭带到山上吃，晚上摸黑回来才能吃一顿热的”。这里说的“饭”其实叫杂烩更合适，就是玉米、青菜一锅煮，只在吃的时候佐些盐巴和辣子。整天辛苦劳作，回报却相当微薄，譬如打一大筐马草，赶两三个小时的山路送到集市，最多卖3元钱。
再加上亲眼目睹了姐姐的悲剧，离开的种子便在杨天妹心里越长越大，“苗族女人在家里地位很低，除了要承担劳动主力外，对丈夫也要绝对服从，如果跟别的男人笑一下或者随便讲话都要被打骂。姐姐没生儿子，好日子更难得了。”
该出工了，杨天妹去厨房拿了把镰刀，起身朝对面山上走去。“每年这时候有人上门收竹子，一根2毛钱，一天也可以砍个四十元左右。”她说。因为丈夫身体差，除最初几年为还婚钱一起到株洲市区打工外，2004年至今，种水田、打零工、砍竹子、烧炭等农活，成了两人守在严湖的经济来源，一年毛收入8000元。
“跟本地其他人肯定没得比，但是比老家还是好了很多，没那么累，丈夫也和气。”尽管全镇再难找到比自家更差的房子，如今30岁的杨天妹再忙也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好，只欠人家两三千元的账了。不过，等两个小孩都上学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杨天妹在家中做饭，勤劳的她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来到湖南她还学会了做湖南菜
罗梅背着儿子回家。哈尼族的她五官轮廓明显，肤色偏深，很难被村民当做普通邻居
陈国良房间四壁贴满报纸，上面写满了他对妻子的思念
无人懂的情歌
换上汉人衣服，学讲当地方言，杨天妹已然和严湖村的普通媳妇没有区别，喝了十年湖南水，皮肤也比刚来时白嫩。如果不是特别介绍，几乎没人可以看出她来自1700多公里外的边境山区。
同样是十年前从云南过来，罗梅融入严湖村的过程却没有如此顺利：她五官轮廓明显，肤色偏深，哈尼族的她很难被村民当做普通邻居。“在他们眼中，我永远都是一个外人1她的眼睛很大，说话时闪过无奈;很多人见到她都会问“从哪里来的?是印度、缅甸还是新疆?”
如果外貌的鲜明特征，只是偶尔给罗梅带来些生活上的小尴尬，那么文化上的迥异，则使她内心陷入一种被隔离的无助。
罗梅说，哈尼人不管有没有钱，只要谁家有什么大事，或者是大家有空时，都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特别好玩。这也是她20岁之前的生活状态：特别是跳舞时，穿着哈尼族的裙子，裙子和缠头上有自己绣的花，绣花的丝线是赶集时买来的，颜色艳，质感也好。
但对于这些，比她大17岁的严湖丈夫候伟祥毫无概念，也不感兴趣，两人除了孩子，没有其他的共同话题。“收入这么少，哪还有条件让我去想做女孩子时的那些爱好?”看了看丈夫的背影，罗梅有些失落地抱怨。
其实，刚来严湖时，她也喜欢唱哈尼民歌，但邻居们总说“跟鬼叫一样”，久而久之便不再轻易开口唱。除非，附近人家放音响或者确定周围没人，她才小声哼几句。
唱得最多的是首情歌，低沉而单调的发音，听起来有些悲凉。如果有人好奇，罗梅便会兴奋地解释一遍：讲的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眼睛一睁，满世界却只剩自己一个人了……说着说着，适才还盎然的兴致倏然消失，眼角流出泪来，而后用袖子拭了拭眼睛，转身走进房间。
再从房里出来的时候，罗梅手里便多了两张旧光盘，其中一张写有“金平县金河镇枯岔河村棉竹棚”字样，她指着介绍：“这就是老家那边，平时唱歌跳舞录下来的。”因为家里没有播放设备，司机王师傅试图用采访车上的DVD播放，让她再听听家乡的那些情歌，然而光盘破损过于严重，只好作罢。
“要不你们拿回去试试，我以前还放过的。”一旁等待的罗梅有些着急，生怕哈尼族的声音再也响不起。
十年来，罗梅已在这里安定下来，但丈夫慢慢变老，家中还负债累累让她担忧不已
昏暗的家中，陈国良在教女儿写作业。女儿的写字台是他从镇上花50块钱买来的，女儿是他目前唯一的寄托。
陈国良从柜子里翻出跟妻子的婚纱照，用手掸了掸灰尘。
贫穷，从未改变
同远离哈尼族的情歌比，最让罗梅不安的还是经济上的困窘。“抛下一切，那么远跑到这，也只是想生活过得好一点，改变自己或者下一代的命运，起码不用种田、做农活。”丈夫侯伟祥就站在两米来外的墙边，说起自己的想法，她并未遮掩。
理想的日子，嫁到严湖村十年间，罗梅只体验了5个月。2011年下半年，母亲从云南过来帮忙照顾3岁多的外孙，连攸县县城都没去过的罗梅，第一次得以抽身外出打工，在株洲荷塘区一家电子厂里面加工零件。尽管一天只有四十元，她还是把一年级的女儿佳丽送到附近的晨荷小学。
“我总觉得，自己生在那么边远的地方，对我们的成长有影响，像我30岁了，还是想做什么都做不成，我不希望两个小孩再受这样的苦。”罗梅介绍，老家所在的云南金平县金河镇，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端，“隔条河就是越南了”。
可市区的小学，不仅学费贵，隔三岔五还要组织活动，一次就是好几百。每天11点的时候，晨荷小学的老师们会给孩子们分牛奶，新入学的佳丽喝了一个月便再也没尝过。
“那时候她6岁，别的小朋友都有，她肯定也想要，但是太贵，只能跟老师说，在家里喝过了。”罗梅的眼睛又湿了，“每个月要四十多元，还是没这个条件。”即使她把全部的工资省下，用在女儿身上还是不够，“最后只读了一期就回来了”。
尽管如此，佳丽和弟弟偶尔也有零花钱，但最多是5毛。“没能力完全满足孩子，但别人吃的玩的一大堆，怎么也要尽力给他们一点点。”罗梅说，之所以如此心疼两个孩子，除了母性的本能外，也与自身的经历有关。原来，她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穷只能在家生，结果生下来第二天就夭折了，后来她又得了宫外孕和淋巴结核，于是一度绝望，以为不会再有孩子。
“他们两个都是借钱剖腹出来的，很幸运没有遗传我的黑皮肤，希望以后过得好点。”罗梅说如果条件允许，肯定要他们把书读好，一直读下去。但她又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了担忧，“老公只能靠劳力吃饭，马上50岁了;等小孩长大，最需要钱的时候，爸爸早就老了，可能之前的债也没还清，还有什么钱读书?”
至于自己，她说，早已经过了做梦的年纪，“这辈子也无法改变什么了，只希望一家人不生玻”除了就医，此前破旧的土砖房也让她感到绝望，去年秋天，她带着两个孩子在房间睡觉，“啪”的一声，房子的一半就全部坍塌了。第二天，房子另一半也在眼皮底下变成粉碎。”
原本他和妻子非常恩爱，妻子担忧他因腰椎的疾病而瘫痪，他一点也不怪妻子
离得开严湖，离不开孩子
其实，跟侯伟祥回家的头两天，看到与“领路人”描述大相径庭的破土房，罗梅便产生了走的念头。那时两人才刚认识，没有孩子，如果走了还可以另嫁他人，重新开始。但她一想到侯伟祥人老实、年纪也大了、家里条件差，却花了大价钱“买”来自己，便狠不下心，“他才借钱和我结婚，我要是就这么走了，他以后只怕会过得很苦。”
罗梅不忍心，杨天妹知足，两人于是留到了现在，这在上世纪末至今，陆陆续续来严湖村的近30位云南媳妇中算罕见。“愿意掏钱的单身汉，要么年纪大，要么身体或智力有缺陷，而且家境大多贫寒，这些云南媳妇一个个年纪这么轻，难得留祝”严湖村小学易校长有些惊异。他负责的一年级一共7名学生，其中,4名来自类似“买婚”家庭，除杨天妹和罗梅、王淑英外，还有一位母亲叫做龙恩凤，她们中两个留下，两个离开。
2007年，龙恩凤说要回贵州娘家喝侄子喜酒，就再也没回来。因为不知道妻子老家具体地址，陈国良只能通过电话，不断地向以前通过电话联系过的“大舅子”打听，收到的回应都一样：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对此，陈国良并不记恨，当时，腰锥间盘突出已经犯了一年的他几乎丧失劳动力，“她怕我瘫痪了，不想接这个烂摊子，至少，她帮我生了个陈灿伢子。”
与龙恩凤“怕负担重”的初衷不一样的是，同年8月，王淑英的离开更为典型。15岁从云南来到湖南，以一万七的价钱，许给比自己大近20岁的陌生人“彭傻子”，虽说淑英不高、长相一般、皮肤还有点黑，但嫁给这样的一个人远非她想象中的生活。即使那时家里的新楼房已经架梁，两三个月内就可住大房子，她还是悄悄离开，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同乡的杨天妹也只知道她大概在广东一带，讨厌木讷的老公，厌倦沉默的山坳。
去年年底，带着几套童装以及遥控玩具，失踪4年的淑英突然踩着高跟鞋回到严湖，跟儿子住了几天后再次消失。“他们就是这样，在外面飘着，有空回来看看小孩，只是有的几个月一次，有的是年底才回，还有的则是彻底消失。”
今年7岁的陈灿已经开始爱美，她想留长头发后扎个麻花辫，可是爸爸不会，80多岁的奶奶行动不便，这个小小的想法也就成了她的梦想。“乖灿，不急，等你12岁了就可以自己扎，或者，哪天你妈妈回来了，帮你扎也可以，要什么花样就弄什么样。”奶奶安慰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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