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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洪晃和生父洪君彦
洪晃和母亲章含之
章含之与乔冠华
洪晃有着“名门痞女”的标签， 但在她复杂身世与口无遮拦之外， 有着对权力的疏离， 对名利的反思， 对名流的嘲讽， 对虚假与不公的批判
“小时候和我妈妈一起出去，碰到熟人都会问：‘这你女儿啊，章含之？’我妈说‘是’。大人会说：‘哟，长得真没你好看，一点不像。’之后妈妈也从来没跟我说，这些人不对，我挺好看的。我就当然认为自己长得很丑。”
刘索拉说，“洪晃虽是做设计、服装杂志的，但她并不注意穿衣服，她的着衣风格杂乱无章，有时是北京式的混不吝；有时是美国式的大汗衫加运动装；有时也穿些欧洲人喜欢的异国情调中式小衫；有时突然穿上性感的欧洲时装，居然有了些颓废气；最糟的是她的女商人形象，把自己装在套装里，好像吃错了药，得了痴呆症。”
被洪晃称为“所有时尚女编辑的性幻想对象”的陈丹青，这样描述他初见的80年代的洪晃：时人称“妞”，细高个儿，穿着一个很紧的牛仔裤，叼根坤烟，开口“你丫、你丫”的，一副很没样子的样子，在电影院门口等凯歌。
“他们北京有这样一帮人，就是文艺名流子弟，他们自己也是文艺名流，跑到纽约去。我在文革结束到北京上学，就开始接触这批其实挺洋派的一群人。”
她不认为自己叛逆。“我其实一点都不叛逆。这辈子没玩过摇滚，没写过诗歌，不爱喝酒，大学毕业后，再也没抽过大麻，更不要说别的。我只不过很直接。”比如她谈到性问题时说：
“作为《金瓶梅》作者的后人，我们真该感到难为情。我们的祖先那么有性想象力和创意，我们今天都对着一个小电脑银屏，瞎搜索震动的车。居然连西方人当代玩剩下来的性游戏，在我们这里也足以成为大家关注的新闻。这要不是开历史倒车，还是什么？所以，希望大家重视振兴中华的所有优秀传统！”
她口无遮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非诚勿扰》这部电影，我都呆了，这不就是一百分钟的广告嘛……”毫不留情地挖苦冯小刚，“原则上我是不会去看他的影片的”。又说张艺谋的《三枪》是一部“下贱”的作品，而赵本山春晚的小品成了拿穷人取乐的“笑贫不笑娼”的低劣之作。她有一次还无意地说，韩寒是“凹造型”的人，即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的人。“我可不敢讥讽韩寒。那下场比讥讽政府惨多了。”
在大行中庸之道的中国，洪晃的言辞往往显得很“痞”，用好一点的形容词，就是“率真”、“幽默”。有时候，拿别人和自己开涮的洪晃是比周立波有趣，比小沈阳高雅，又比郭德纲平添了不少时尚的。
刘索拉说：“她怎么没去演喜剧？！……洪晃喜欢拿她的私生活当笑料。”但是一个转折，原来她心里却是一个细腻和重感情的人。“毅然抛弃或选择一种感情方式或一个感情对象，毫不以社会意义为标准，比很多人要固执得多。”
她是一个聪明女人。“善良、强烈的好奇心、毫无竞争能力，兴趣和脾气都变化无常，幽默。”
“我是个实在人，在这种‘假天下’里活着，让我深深感到绝望，从肚脐眼里渴望真东西。”“我们的虚伪在于我们真的特别希望看到活得比我们好的人活受罪。”“忠贞不渝并不比睡5个男人更高尚。”
问她这些话是不是她说的。她说她不记得了，但是她同意以上说法。
家世
“我的外祖父有3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我爸爸的爸爸有两个老婆……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9岁那年分开了，我妈妈后来的丈夫是中国前外交部长，我爸爸后来的老婆是个大美妞演员……对了，我妈妈的亲生母亲原来是上海的交际花，外号叫‘康克林西施’，我妈妈是私生女……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就是被软禁了。”
以上是洪晃29岁第二次离婚时，在纽约对心理医生用通俗的英文陈述家史。
她对记者说，“作为一个经常被标为高干子弟的人，我对中国体制内的文化很生疏，甚至很幼稚。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政府在我们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我一直假设我是自由的。”
洪晃的外公章士钊曾是1918年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1920年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寻求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两万元巨款相赠，毛因此开展了湖南革命运动。1949年，他受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61年，也就是洪晃出生那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国穷民困。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两千元给章士钊，以解其困，送满10年。按照当时中国职工平均工资几十块的标准，这是一笔巨款。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1935年生于上海，22岁时与洪晃的生父洪君彦结婚。她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因父亲和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的朋友关系，28岁时成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并于1971年由主席亲自指派到外交部工作，他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能说能写，还很有勇气。”两年后在主席的劝说下与洪君彦离婚，与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二次组建了家庭，开始了她此后的一系列政治生涯。当时乔冠华60岁，章含之38岁，洪晃12岁。
在70年代的外交界，“末代名媛”章含之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国外交界“五朵金花”之一。“我妈妈不是一个政治家，她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她对出人头地感兴趣，而在那个年代，出人头地就是政治。没有别的途径。我妈妈对政治不热衷，但是她喜欢政治权力给她带来的感觉。”
作曲家陈钢这样评价章含之：“她是标准的上海女人，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房东太太。她打扮入时但很有分寸，熟谙国际事务，操一口纯正牛津腔英语，但同时又是性情中人。”沙叶新说，“她是个令人难忘的生动的朋友，也是个真正的美女。”
洪晃的生父洪君彦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近40年，曾是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1993年退休，现定居香港。洪君彦与洪晃的母亲章含之相识于1949年北京的圣诞舞会，当时他还只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而章含之只有14岁，两人恋爱8年后成婚，4年后生下女儿洪晃。1966年，洪君彦受到“文革”冲击。当时洪晃一家在北京史家胡同51号的住所，遭受的唯一一次抄家就是因洪君彦而起。1973年，他与章含之离婚。关于这段感情的变故与最终决裂，洪君彦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著文探究，对与章当年的离婚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香港《明报》曾发表他的文章《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文中描绘了他在文革时期遭受的迫害，指出章在此后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关心和帮助，并曾与其他人交往。但在文章登到一半时在女儿洪晃的要求下撤稿。
至于洪晃的继父乔冠华，人称“乔老爷”，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至1976年间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曾在中国外交界叱咤风云。“我觉得乔冠华当官的时候是一个很纠结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时候，是一个纠结的宦官。总而言之，挺纠结的一个人。”
我们问她是否能客观评价自己的亲人。洪晃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客观地在公开场合评价我的亲人。私底下我是有自己观点的，但并不一定与公众观点吻合。”
“身世不是羁绊，是个话柄。总是被人提起。我不回避，但是有点乏味。这不是我能选择，我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有利有弊。50/50吧。在中国，任何年代，名门都和平民不一样，因为我们并不接受所谓普世价值观，我们不相信平等，所以名门是所有，我生下来机遇、社会关系、成功概率就比普通老百姓高不知道多少倍。”
史家胡同51号
在章含之、洪君彦的回忆录里，都有洪晃的童年照片，他们叫她“妞妞”。
北京市史家胡同51号是洪晃的出生地，那是一个三进院的四合院，洪晃的外公章士钊80岁生日那天，周恩来总理来探望他，特别指示送给他住的。院子门口的一棵海棠树，是洪晃出生那天特别种的。
当时百姓的食物，花生之类都是限量的，而洪晃一家就在四合院里自己种，全家人一起种一起收，收的时候洪晃就蹲在地上剥，喜笑颜开的一家人。夏天院子里还有个“冰箱”，不是现在插电的，而是两块真的大冰坨，吃不掉的饭菜就放在里面。
在洪晃的记忆里，由于外公“民主人士”的身份，经常会有一些很“另类”的人到家里拜访。让她印象深的，有老上海的女明星、刚刚留学归来的摩登女郎等等。她们在小院里换上时髦洋气的衣裙，肆无忌惮地打扮，谈笑唱歌。
1970年，洪晃的外婆去世了，9岁的她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院寄宿。报到第一天，就因为她的褥子比其他同学厚，还带了一个洗屁股的盆，被老师批评为“腐化”。她也因为这些被其他人当成异类，当时她开始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耻辱，越无产阶级化越好，开始贬低物质，所以特别恨家里给的东西。反抗之举不断，例如当时星期六放假，中午回家，她会在学校多打一份熬白菜带回去，不吃家里的饭，还把脸盆摔坏了，故意看上去破破烂烂的。
1973年5月，父亲洪君彦带她出去玩，告诉她父母离婚了。父女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332路换11路到灯市东口。临别的时候洪君彦说不能再送她了，让她自己回去，可是又不放心她一个人过马路，就又和她一起过了马路才走。回到家，章含之怕她心情不好，带她去看杂技，结果她看着杂技团的表演，“忽然就哭了”。洪晃当时觉得离婚特别恐怖，害怕自己特殊，特别想当主流，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洪君彦告诉她，“应该走你自己的道路”。
“很快，妈妈就和乔老爷结婚了。”
自乔冠华退休后，史家胡同51号就没有给过暖气。1983年“乔老爷”去世后，房子就再没有部门来维修了，从1985年开始，章含之就每年找人自己修。2008年1月，章含之去世，还没过正月十五，外交部就开始来要房了。
“史家胡同51号是当年毛泽东送给我外公章士钊的，但是送的是居住权，没有送产权，因为没有给房产证。我外公也没有要。外公过世后，乔冠华搬进史家胡同51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房产归属于外交部了。根据外交部出示的产权证，似乎是1990年。”
其实章含之在世的时候，就想过很久这套房子怎么办，她们那代人其实对财产的概念很弱，但是为了洪晃，章含之提出过做一个章士钊故居。然后层层打报告，提申请，“求爷爷告奶奶，所有的部门和人都可以给你脸看，可以给你风凉话。”章含之当时七十多了，洪晃觉得她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自己去受这个气。
谈到目前的“强拆”，她说：“恐怖！毫无人性！‘强拆’反映出一个欺负弱者的文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
出国
1973年，12岁的洪晃以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学生的身份赴美读书。
“只记得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临走之前，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老师比学生还糟糕，嘻嘻哈哈，成何体统！”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洪晃是美国瓦瑟大学84届毕业生，“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那些前夫们
洪晃第一任丈夫Andrew是美国的一位工程师。1983年乔冠华去世，洪晃要回国参加追悼会，担心自己回国后去不了美国，匆匆和Andrew结婚，那时她大学尚未毕业。从教堂回来的路上给章含之打电话，告诉她别担心了，自己结婚了，马上就能回去了。电话那边的章含之惟有沉默。
1985年，洪晃回国后成为西德某金属公司的首代，据说她的月薪高达7000美元，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不过70元人民币。
“大部分时间，我在甘维珍公司上班，陪老外见官员，当翻译。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文艺女青年很浪漫的生活。我其实是中国第一批白领，基本上在刘索拉等文化青年正轰轰烈烈地掀起中国20世纪文化复兴的时候，我在倒卖整船整船的氧化铝。之后我遇到了陈凯歌。”
“我第一次知道陈凯歌这个人，是看完《黄土地》，的的确确是非常震撼，完全像一首诗。”
“那时就是觉得搞艺术的人太高尚了、太伟大了，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因为年轻，才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
那时陈凯歌去拍《孩子王》，洪晃与前任丈夫Andrew还去外景地探班。“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陈凯歌跟Andrew一块儿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着肩膀照的，特亲热。回来之后，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后Andrew就走了。”
1989年，洪晃和陈凯歌在纽约市政厅登记结婚。陈凯歌分别与倪萍、陈红传出过绯闻。就在陈凯歌1993年因《霸王别姬》踏上红地毯之前，“他看着我难受，我看着他也难受，既然这样那就别在一块儿过了。”
1993年，洪晃有了第三任丈夫法国人彭塞，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洪晃在西方文化方面的启蒙老师。但文化背景的不同让她仍然重蹈第一次婚姻覆辙。
“我对藕断丝连特别好奇，因为我每次都断得毫无联系。”“在感情上非常简单，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散。这方面我从来不勉强自己，也不勉强别人。”
目前洪晃和室内设计师杨小平生活在一起。她曾在博客上贴出男友为她做的面条。“他真的给了我一个特别完美的生活。这种融洽，我这一辈子头一次享受，觉得特别难舍难分。”
“非婚姻状态不是我俩有意的，是很多奇怪的事件决定的。我们不是一个开放的男女关系，还是很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在我这年龄、处境，一夜情的代价太大，所以，根本不往那里想。”
“我需要男人，但不依赖他们。”又说，“其实中国最幸福的女人是剩女，她们掌握自己的时间，可以和自己有感觉的异性或同性过夜，她们经济独立，如果父母健康，几乎毫无牵挂。”
2006年洪晃领养了一个女孩平平。“她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越来越‘宅’了。”
“我溺爱我闺女。我和她很亲，她6岁，会说一些让你心里发酸的话，比如‘妈妈你减肥吧，这样你能活得很长，我不想你走。’我想让平平有个自然的童年，高兴的。这当然与我的童年有关，我不想让平平对家庭背景、名利太敏感。”
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人物周刊：你认为北京是一个名利场吗？你作为杂志投资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如何经营的？
洪晃：整个中国是个名利场，北京首当其冲。
我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因为我不认同追求最大利益是我工作的目标，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对社会发展有正面效益的。我希望我找的人都分享我对中国原创的热情，我需要有严谨的管理能力的人。我现在的管理不太健全，即兴多于计划，感性多于理智，我在尽量纠正。我很难把自己归类于文化人，也很难归类于商人。二者之间，我游离的空间很大，我喜欢这个空间。
人物周刊：中国有真正的时尚杂志吗？
洪晃：中国没有时尚行业，只有制造行业。时尚的核心是设计，而我们远离其核心，我们甚至没有接触核心的通路。我们只能跟他们敷衍一下，鸡尾酒一下。所以只能二次消化国外的信息。也有既无知又胆大的敢发表评论，但是基本上属于狗屁不通。
我们这些所谓时尚刊物的人，一年都见不到一次时尚的核心权力人物，真的，谁记得上一次一个中国记者和Miuccia Prada单独谈话超过30分钟？2009FW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有人和Karl Lagerfeld吃过晚饭？
人物周刊：谈谈中国的设计未来在哪里？
洪晃：中国设计的未来在于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表达这个价值观念的审美系统，一个反映这个审美系统的生活方式，一个认可这个生活方式的市场。
时尚的话语权不在东方，在西方，在巴黎、米兰、纽约。我们消费的是西方的时尚，享受的是西方的时尚方式，认同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们的政府很强大，如果政府重视原创，原创就会起来，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创作。这些比我小20岁的设计师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概念，和我的中国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在中国长大了。他们更新，更好，更中国，更今天。
人物周刊：你认为，“重视细节是时尚的本质，设计则是时尚的核心。”
洪晃：一个半岛的下午茶――茶壶很小，有托盘，茶壶柄上有个小手垫，怕你烫手。旁边有一个小圆银盘，上面有个茶漏，旁边还有一大壶热开水，上面套着棉套，怕水凉了。这套细节很有意思，规范了你的行为――你要先把茶漏放在茶杯上，然后拿起茶壶倒茶。当杯子快满的时候，停，再把茶漏放回小圆银盘上面。这套动作让你理解英国人，理解简?奥斯汀。想象如果与你共享下午茶的是你心目中的男人，你真的可以很缓慢地做这一套动作，给你自己更多的时间去答复他的问题。这跟倒杯可乐太不一样了。我喜欢细节，但是并不沉溺于某类艺术，现实生活对我很重要。我相信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洪晃的爱情史
2000年推出的《名人面对面》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资深栏目。开播以来，上百个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嘉宾接受了节目组的专访，在有限的荧屏天地里，他们与许戈辉进行着面对面的交流，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起分享了名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了电视图书《名人面对面》，书中不仅有许戈辉与各位嘉宾的精神对白，还有她的采访手记。
下面摘录的是许戈辉与章含之的女儿洪晃的对话。
还在“文革”期间，12岁的洪晃就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大学三年级嫁给一位法律专业的美国青年。1983年继父乔冠华病重，洪晃携夫回国。
洪晃：1983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正式的邀请是回不来的，除非我们俩结婚。实际上当时我们是因为想给他混一个回中国的签证。我那时候上大三，特别怕回来之后出不去了，所以也觉得他跟我一块儿回去保险一点，所以就这么结了婚。
许戈辉：你这个结婚的消息是怎么告诉你父母的？
洪晃：我结完婚就特高兴地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没事了，我能回来了。我妈说你别回来，你还是上完大学再回来。我说没事，Andrew跟我一块儿回去，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我妈说那签证什么的怎么办。我说没事，我已经弄好了，我们俩结婚了，就可以一块儿回来了。我妈说什么？你干什么了？我说我结婚了。我妈就半天没说话。
大红门里的一切都似乎过于沉重了，鸿儒、名媛和才子，到洪晃这一代作为名门叛逆已初见端倪。
洪晃：后来我才知道，这事可能毛燥了点，不算太好。
许戈辉：你那个时候心里对Andrew满意吗？你觉得他是你的“终身伴侣”吗？想过终身伴侣这个词吗？
洪晃：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这么着吧。我不想，在这方面我缺根弦，缺根筋。
许戈辉：一定是12岁到美国把你脑子搞乱了，你说中国的女孩子哪有对婚姻没有幻想的？
洪晃：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爸我妈的离婚让我觉得家庭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第二就是在美国的那几年，纽约的那些比较自由主义的感觉，那些嬉皮的感觉，自然会重一点，对家庭真是没概念，所以第一次就这么结了婚，一直到1985年回国。
1985年，洪晃成为德国某金属公司的高级职员，据说她的月薪高达7000美金，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不过70块人民币。极大的落差让26岁的洪晃不知身处何处，当她坐着奔驰去跟外商谈判时竟觉得意兴阑珊。恰在此时，她遇到了中国影坛崭露头角的陈凯歌。
许戈辉：到1985年回国，他回来了吗？
洪晃：他也跟我回来了。我那时候在一个外国咨询公司工作，给那些想到中国来发展的国外公司当咨询员，那时候挺可笑的。1985年的时候，我才24岁，什么都不懂，但来的全都是国外最大公司的大头，然后我们摇身一变就从大学生成了顾问了，实际上我们就是翻译。
她不算漂亮，但绝对聪明；她不算优雅，但绝对性情。她的魅力源于自信和才情，她被人们称做“名门痞女”。
洪晃：Compatibility（兼容性），就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合适。有的时候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可能很有激情，但是你们两个人真的不合适，一到生活的细节，你就发现，每一个关口都是错误的，根本没有办法吻合在一起。
许戈辉：按理说第二个丈夫陈凯歌，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你们都是中国人，两个人有着很相似的文化背景，还有在艺术上共同的追求爱好，应该说是充满了共同语言。
洪晃：我了解陈凯歌是由于人家推荐我去看《黄土地》。我看完《黄土地》的时候，的的确确是非常震撼，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才是1985年、86年，首先从我们成长的时候起，中国的艺术就是社会主义写实，然后在美国看了这么多不管是好莱坞的商业片，还是欧洲的片子之后，你就特别觉得不给气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拍一点好的艺术片？我看了《黄土地》之后，就觉得太棒了，完全像一首诗！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友谊宾馆，我们在苏园租了一个房子。当时凯歌正在制作《大阅兵》的后期，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陈凯歌就去拍《孩子王》了。他拍《孩子王》的时候，Andrew还去外景地瞄了一眼，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陈凯歌跟Andrew一块儿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着肩膀、搂着后脊梁一块儿照的，特亲热。原来我还看到过，这倒挺有纪念意义的，但是后来就找不着了，没了。回来之后，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后Andrew就走了。
许戈辉：你和Andrew吵翻和陈凯歌有关系吗？
洪晃：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许戈辉：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爱上凯歌了呢？
洪晃：我有两个困惑，一个困惑是我回到中国来，嫁了一个外国人，在一个外国公司工作，我还没有一个回到家的感觉，我觉得怎么在中国我成了一个老外了？我周围所有的人，从客户到同事全都是外国人，然后我就觉得我跟中国人的隔阂特别大，我对这个感觉特别不舒服。第二个，我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保障了，然后我就开始琢磨这种工作是我要干的吗？我一辈子都要给人家当咨询了吗？把外商全引到中国来做合资企业，我终生就干这个了？我就靠这个挣钱了？我是特别想发财吗？相比之下，《黄土地》对我来讲更重要，陈凯歌对我来讲也更重要，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跟他好，才头一次让我接了地气，这个的的确确是他给我的。跟他好的这个过程，让我真正地回到中国来，在中国文化中间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位置。另外，就是那个时候对艺术有那种特别的感觉，搞艺术的，为艺术献身，哇，太高尚了，太伟大了。这个金钱，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而艺术高尚到这样。就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年轻，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有这种原因。
许戈辉：那要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说，那时候算不算你追他？
洪晃：那时候，我不算太会追男人，因为你知道，我认为我自己长得特别不好看，我觉得我追人家挺丢脸的。一般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会调情的人。
许戈辉：你怎么跟他调情的？
洪晃：女人老觉得男人有幽默感很重要，其实女的有幽默感也是挺重要的。就是说谁都愿意跟一个特别愉快、特别轻松的人在一块儿，这一点我能做到。但是有没有chemistry（化学作用），有没有这种火花，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很明显，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火花的。本身陈凯歌这个人一米八几高，导演，26岁，一个小女孩对一个男人所崇拜的东西他都具有，所以你肯定是从崇拜到仰慕，又到喜欢他的电影，一下子陷进去，就是挺自然的一件事情。
许戈辉：那他作为一个导演，身边美女如云的，你那个时候有安全感吗？
洪晃：我就是跟陈凯歌好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嫉妒。真是一种特别特别不好的感觉，你突然间就会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都喜欢他？我就晕菜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处在一个要跟别人去抢一个东西的环境里头。
许戈辉：你从小就不缺什么，你想要什么，它就应该是你的了。
洪晃：我要去争取一个东西，要跟人家抢一个东西，但问题是从我的教养和我的教育来讲，我不应该对人家无理，虽然你特别希望……就是那种泼妇的愿望全都在那儿，但是你受的教育又告诉你说不行，你应该非常礼貌地对待这些女人，而且他没做错什么事，她们喜欢他也没做错什么事。这就是你嫁给这么一个人，你要处理的关于你自己选择的一个问题。
许戈辉：你有过泼妇的行为吗？
洪晃：没有泼妇的行为，但是有泼妇的欲望，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心理发现。但是我怎么会想到泼人家一脸水呢？我怎么会干这种恶劣的事情？这不是我啊！到最后，我之所以要离开这个婚姻，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会把我最恶劣的一面带出来，这没有意义。第二也的的确确是在生活细节上，两个人真是合不到一块儿去。我坐在这儿说话，应该是有点自己抽自己嘴巴子，因为我也在接受一个电视的采访，但是我对他要成名的重要性，跟我生活的其他标准就差得太远了。
花无长日好，月无长时圆。1989年，洪晃和陈凯歌在纽约市政厅登记结婚，而就在陈凯歌1993年因《霸王别姬》踏上红地毯之前，两人各分东西。
1993年，洪晃第三次结婚，丈夫是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官员彭赛。
洪晃：凯歌周围的那些人，说老实话，就有点像《北京人在纽约》那里头的中国人，聚在一块儿包一顿饺子，唱“文革”歌曲，天天喝得烂醉，然后回去把美国人骂一圈，把所有的外国人都骂一圈，但就是不愿意回国。我受不了这个，为什么呢？我觉得你既然到了一个国家，你就要进入它的文化，你不要永远在它的边缘，你不要站在这个文化里头去回忆那些本来你就因此离开的文化。你学点英文，看点报纸，去接触一下美国人，不要在别人的国家里天天口口声声老外老外老外，他不是老外了，你才是老外。
我第三次结婚是办了个婚礼，当时所有人都说：“你知道你以前为什么离婚吗？你没办婚礼，你要办了婚礼就不会离婚了，你就知道这个婚姻的重要性了。”但还是没好长。所以我现在决定既不结婚，也不办婚礼，不干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了。
如今，洪晃和男友杨小平生活在一起。
许戈辉：Andrew教给你在美国生活最实际的一些方式，凯歌帮你找到中国文化的根，彭赛圆了你文化上的梦，帮你了解真正的欧洲国家的那些文化历史。现在你的男朋友小平呢？
洪晃：小平对我来讲，就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完美的生活。就是这种融洽，我这一辈子还是头一次享受，而且觉得特别难舍难分。所以你知道所谓的门当户对什么的，在我眼里头真是一钱不值的概念。我跟他，太不相符的两个人一样能够在一起。
许戈辉：怎么讲呢？为什么说是“太不相符的两个人”？
洪晃：要是看到我这样的人，大家会说洪晃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就应该找一个留过洋的，有点学历的，对吧？再俗一点的话，你就可以说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家里头有点背景的，对吧？得研究研究这个。而他自己可能就是高中毕业，到现在我还天天跟他开玩笑，我说：“小平，咱们高中毕业了吗？文凭能拿来看一下吗？”
许戈辉：你这么说，他也不受刺激？也没事？
洪晃：他不生气。他的前夫人是一个法国人，所以他们有一个特别漂亮的12岁的混血孩子。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我要当后妈，第二说到学历，当时我觉得这真是特别扯蛋的一个事情。我就是跟他好，我跟他在一块儿就是舒服，说别的没用，我们俩在一块就是好。
许戈辉：你是一个让人感觉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状态、特别容易变的人，那么跟你在一起的男人是不是得永远能够接受你的变化，也得冒着不定哪一天你又变了的风险？
洪晃：可能我的多变在于感情上。我不愿意将就，只要是我不用将就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变。我这个人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都在于我特别愿意认错，最可怕的是我认完错之后，肯定改。比如说我跟你结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就是说我认为我做错了，我肯定会改，就是跟你离婚。我跟小平已经好了五六年了，我也没有任何想变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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