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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阿忆答湖南电视台《芒果画报》采访
1. 您曾经代班主持过央视《实话实说》栏目，《实话实说》是中国最早的以“说真话”为宗旨的谈话类节目，其实可以从它的发展中看出中国传媒环境的状况，您为什么说《实话实说》已经不是一个说真话的平台了？
准确说，不是“中国最早的”，而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在香港和澳门，不说实话是要受惩罚的，台湾解禁后，能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在内地，不说实话可以畅通无阻，说实话基本是死路一条。
《实话实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想说真话就能说真话的平台，努力说出一部分真话，只是它的理想。在崔永元主持它的初期和中期，情况还好，虽然也有罚停数月写检讨的时候，但总得来说，还能触及一些新闻话题，但在崔兄主持的晚期，《实话实说》因为影响巨大已经受到重点钳制和强有力的干预，他离开这个节目，并不仅仅因为抑郁症和失眠，尽管这是事实，但不是核心原因。想想看，如果因为病症和失眠，不能主持《实话实说》，怎么可能另辟《小崔说事》、《电影传奇》、《我的长征》，不失眠了吗？对于崔永元和他的《实话实说》，不能讲真话，甚至连真正的新闻话题都不能触及，这是不可忍受的。
和晶接手《实话实说》的时候，这节目的空间变得更狭小，不得不从新闻交谈秀，蜕变成关于情感问题的实话实说，或者是对模范人物的推介，不出事儿和保收视，是它的最高任务。
和晶去生孩子，我代班主持的8个月，基本没去想突破越来越小的选题范围，多说些真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是想，在节目的组织方式上，进行一些调整，让收视率更高一些。
2.“实话实说的环境已经不再”，这个环境，前后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
21世纪之前，还残留着80年代努力讲些真话的传统，意识形态控制也没有把门关得很死。21世纪之后，舆论控制森严，媒介高层的理想色彩也淡化了，听话和求稳，成了集体习惯和共识，节目制作群体太知道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以前那股为了正义和真理的拼劲儿没有了，大家都去拼收视拼市场了。
3. 您提到谈话类节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参与者是否能说真话有关，这个“参与者”，可能包括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这三者能不能说真话，分别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在交谈秀模式中，真话运作从表面上看，大致是这样的，一是主持人想不想让嘉宾说真话，二是嘉宾愿不愿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三是现场观众想不想听真话，但实际上，这些人说不说真话，由不得自己。绝大多数内地人都明白，来参加电视节目，“许多真话不能说”是大前提。极少数不明白的棒槌，倔强地想说真话，不是被主持人打断，就是被后期编辑剪掉，最终这些人的名字还会写进制片人和策划人的黑名单，以后不再请，免得生麻烦。
可以这么说，内地交谈秀的成功，多是市场价值的成功。多开玩笑，少讲真话，否则，讲了真话，节目很快就会死掉。
4. 那，一档“说真话”的节目，作为主持人，您如何让嘉宾或现场观众说真话？换句话说，如何能让大众听到真话？
我为内地电视台创办并主持过的节目，除了《翻阅日历》，全部不以“说真话”为任务。这是不可能的。我确有“说真话”的勇气，也有“说真话”的习惯，但在节目中说了真话，节目就通不过审查，说了也白说。所以，我只能把“不说假话”定为最高目的，假如真话不能说，我至少不说假话。我同样也用“不说假话”来要求嘉宾和现场观众，会及时指出并矫正他们说出的假话，然后严令后期编辑处理掉这些错误信息。对于电视机前的受众，我做不到给他们真话，但至少没用假话去骗他们。
5. 您提到过关于《实话实说》的一个悖论：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在于谎言充斥着环境，但同时，它的生存需要一定的空间。这是否不仅仅是《实话实说》的瓶颈，而且是所有以“说真话”为宗旨的节目或者媒体共同面临的瓶颈？
是呀，《实话实说》为什么有意义，因为它所处的时代和国度基本上不可能实话实说，但它怎么能生存呢，这个不喜欢实话实说的时代和国度必须允许它实话实说，这多纠结呀，它的结局基本是命定的，它的价值就是它必死的理由。
6. 您曾一度试图拯救《实话实说》，最终为何放弃？
我只是想从节目的好看程度上拯救它，从来没想过要让它实话实说，这绝对不可能。事实上，《实话实说》从崔永元主持的后期开始，已经跟“实话实说”4个字没有了关系，这对崔兄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和晶和我，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和晶只好缩小选题范围，让所有话题变软，我想的，只是让节目好看，让收视率再提高一些。我们已经退到了没有几条路可走，即便如此，不能触及和不能说的话，还是太多太多，外人难以现象。想改得好看一点，谈何容易，每期录像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等剪辑完了，却支离破碎了，组接得断断续续。这太没意思了，尽管央视和节目组的师兄们一再挽留，和晶也做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但俺还是决计走了。现在想，非常佩服和晶的忍受能力，非常遗憾的是，她回来没多长时间，《实话实说》被停了。
7. 在这样的环境下，说真话的节目，如何能存活下去？
讲真话的节目，不仅活不下去，根本就不可能诞生。我还是那句话，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讲假话，已经是最高的理想。
8. 您的尺度是什么？
假如“某某不是狗”是真的，你却不能说，你至少可以不说“某某是狗”。说点儿别的事儿，这个空间还是有的，但并非有这个空间在，所有人就都有这种良心，事实恰恰相反。
9. 信息爆炸下，假话如何能被辨别？
早在60年代，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过“病症阅读”，用一些方法，发现所得信息的病症，比如说“水平阅读”，你如果读到两篇徐洪刚见义勇为的报道，其中多有出入，你至少可以怀疑其中一些细节和行为次序的真伪，读温总理下乡的报道也一样，同一件事，两家权威大报记述，一个说温总理进农院握住老农的手，一个说老农在田里看见温总理，三步并做两步，跑到院门口赶上温总理，握住总理的手，可想而知，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或者两个都有问题。
10.“忠言逆耳”，我们怎么能让真话“中听”，这其中是不是有些说真话的艺术？
真话怎么说，都是逆耳的，换一种中听的说法，只是程度不同，对懂得忠言逆耳利于行的人，直接说就行，对不懂的人，怎么说都不行。
11.您的三个身份——总策划、主持人、教师，对说真话的标准是否会有不同？
对高校教师而言，讲真话，是绝对标准。教师是小范围授课，怎么讲，对当下社会造成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高校行政限制不多，讲真话是完全可能的。策划人和主持人一样，都是媒介人员，都懂得说假话名利双收，讲真话寸步难行。但如果良心尚存，至少应该做到不说假话，这是我的底线。
12.您是否考虑过策划或主持一档说真话的节目？
告别《实说实说》，曾想过为凤凰卫视创办《有话直说》，毕竟言论空间大了一些，但那时北大校务繁忙，没真正游说实施。不过，我想的是，我来创办节目，请更合适的人来主持。我不大愿意主持节目，没兴趣，也不很自信，只有在创办了新节目一时找不到合适主持人的情况下，自己才临时替代一段时间，也示范一下我的准确意思，一旦找到合适人选，我会在半年内退出来，去创办别的新节目。
13. 近两年，您在博客上的一些言论，引发了很多争议。当主流媒体的信息出现阻塞，很多人会向有公信力的公众人物的个人传播平台，如博客、微博等，寻求真实和真相，您将自己的博客或微博看做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为什么您会选择在博客上屡次爆料惊人的消息？
近3年，我没再写过博客，只是复制贴挂一些专题片解说词和节目视频，所以没再惹什么麻烦，所有引发的争议，都在3年前发生。我的博客，是新浪注册好了来邀请我写的，我答应了，但主要只做3方面事情，一是贴挂过去的旧作，二是为旅行和参观所获写些散记，三是为2006年买的一套住宅进行艰苦维权，最后一点，是我写博客最最重要的任务，我肩负着邻居们的期望，释放着对内地经济秩序和司法现实的愤怒，当传统媒介不可能刊发这些言论，我就用我自己掌管的博客做斗争武器。2010年，我们的维权胜利了，我的博客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惹过几次大麻烦，但所有麻烦，都在意料之外。受众的注意力，和我的注意力太不相同，我通篇说的是另一件事，媒介和受众特别关注的，却是其中一两句顺便说出来的话，并且读出了别的意思，每一次风波，都是如此。
后来，新浪又为我注册了微博，但除了王益案和偶说董卿有3个字读音不准，没惹其他麻烦。
我学乖了，在一个某些信息必须封闭而且对其不能做出继续解释的社会，闭上自己的嘴，确实能省去很多麻烦。我们有着离奇的社会文化，像方舟子博士这样的人，讲的都是真话，但名声并不好，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假话和对假话表示亲善，真话常常让我们震惊和愤怒，误以为说真话的人，只是想引起关注。这种儿童化的猜测习惯，在中国内地的民意中，很有群众基础。再一个，我发微博，也是3个目的，一是从我关注的300人那里，迅速了解我想要的信息以及他们对这些信息的看法，二是在评论跟贴中，获得关于某些问题的建议，矫正我的错误，这两个目的，都是以吸收学习为目的，三是为游历写碎记，这3个目的，都很难再惹什么麻烦，至少惹的麻烦不大。
14. 您提到过“敢不说出来”的豪迈和承担，“敢不说出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它和“沉默”有什么区别吗？
你可能注意到，我从来没把“敢说”当成豪放和目的，我没那么高尚，我只是习惯了捎带手间或触及一点点史实。引起轩然大波后，我可以说出信息源，为自己开脱，也可以披露更多事实，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辩解。如果只爱自己的名声，我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我不想这样，我从来没出卖过朋友，不认为自己的利益高于他们，相反，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名声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每次惹麻烦，我都横下一条心，超级坚定地选择沉默。所以在内地社会，一直有着双重考验，首先是“敢说”你行不行，其次是“敢不说”你能不能。前者我实在不行，也不太想，后者我坚决能，无非是再背1次黑锅。
15. 如果说的不对，请您原谅，我常感觉您“欲言又止”，爆出1个消息，但是面对质疑，选择一种不说出来或不做解释的方式，即以“真话”开始，以默认的“谎言”结束，为什么会出现“欲言又止”的情况？
我从来没敢以“说真话”开始，“说真话”只是我的梦想，我做的不多，没那么高尚，如果你觉得我还有点价值，那只是因为，我以“不说假话”开始，以“不说假话”而终，这是良知的底线。但是，“不说假话”也会惹麻烦，“假”不仅是我们的上层建筑，也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几乎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如果《圣经》是建筑在一只苹果被偷吃的基础上，我们内地的精神世界和一部分物质生活，就是建筑一个“假”字的超稳定之上，抽掉这个字，一切会坍塌。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你不参与说假话，就已经相当危险。所以，我只以最低标准要求自己不说假话，放弃了“说真话”的高标准，但还是会出纰漏，引火上身。怎么办呢，拼命抵抗，全盘托出，会伤得更厉害。传播学常识告诉我，舆论是健忘的，选择沉默是最好的办法。
16. 我有一个疑惑，您其实在爆料前，应该对可能面对的公众质疑等结果非常清楚，但是最终感觉您有很深的无奈，似乎是以某种“谎言”结束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说出来呢，这样的消息其实是可以不说的呀？
有一些事情，远比局外人想像的复杂，是最棒的小说家都难以企及的结构性复杂，其中一些事情根本不能说出来。在这个前提下，一旦你无意间走漏了一些细节点，引起极大的关注和质疑，你会怎么办呢？你本没想说开，那就让它半掩半开吧，这样对谁都好一些。
17. 敢说、敢不说，都要承担些压力的，您如何看待这些压力？
我不想承担“敢说”的压力，只愿承担“敢不说”的压力，前者需要牺牲太多东西，我做不到，后者只是惹了麻烦之后，为自己的冒失有所担当，这很简单。
18. 其实媒体应该在“说真话”和“听真话”之间搭建一个平台，让真实信息可以传播。
意识形态和媒介管理机构不让说真话，媒介不可能超越这些约束，只要政策允许，搭建平台没什么难度，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
19. 媒体人是否应该真诚面对自己，才能“听”或“说”真话？
有人对自己不真诚吗？“真诚面对自己”，这样的话，大概是虚假环境下很容易滋生和流行推广的一类话。我这样认为，绝大多数媒介工作者，都愿意真诚面对受众，只是条件不允许真诚。他们听到的，多是真话，但他们说出来的，已经不全是真话，这是纪律使然。如果政治改革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假话仍会是我们的社会现实，记者是无力回天的。 |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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