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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一起“没有作案时间的抢劫案”，5年后，控方终于凑出被告人的作案时间。
2011年9月8日，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判处被告人王朝有期徒刑13年，这位石家庄青年被控在2006年8月11日11时30分左右进入保定市某小区实施抢劫。
此案自2007年起从一审、二审、高院发回重审，三次判决都以有罪论处；去年11月，高院亲自提审，撤销前三次判决，发回北市区法院重审。
控方承认此案的证据瑕疵多达36个，但通过“补正”和“合理解释”，被告人再次被判有罪。
王朝原审一审时的辩护律师王建称此案是“牙签搭成的证据大厦、鼻涕粘成的证据链”。省高院对此案曾提出14个疑点。
这次，控方补上的4大卷证据派上用场。庭审质证耗时8小时，法官采信了控方几乎所有的证据和意见。
辩护律师洪道德质疑控方屡对证据漏洞进行“补正”的合法性。“这样反复补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无穷无尽地找证人，无穷无尽地出说明？是不是在变相地允许创造证据？”
罕见的是，公诉人在公诉意见书中对此案进行“深刻反思”，认为办案瑕疵和法律监督缺位，是造成本案反复审理的主要原因，当“引以为戒”。
2007年9月3日，王朝案原审一审第三次庭审，时任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李刚进入法庭，当庭呈上一份新证言——当天凌晨三点，警察从一证人处取得与律师相反证言称，王朝在案发当日就在保定。按照诉讼程序，开庭后不能提交证据，以防“证据突袭”。（据《新京报》） （向春/图）
给证据补“证据”
关系王朝是否被定罪的三项主要证据为：一份通话清单，当日与王朝接触或联系的证人证言，受害人家中酒瓶上的一枚指纹。
原审辩护律师对上述证据曾提出质疑：通话清单并非原件；控辩双方所获取的同样证人所作证词完全相反；指纹提取、鉴定均由一人完成。
高院否决此前三次判决，正源于此案可定案的证据疑点过多。
2011年3月28日，《新京报》刊发相关报道，对控方证据提出质疑；王朝自称被时任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刑讯逼供，此案关注度陡升。
当日，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成立专案组，由保定市公安局协助，对此案进行两次补充侦查，每次一个月。
此次控方提交的通话清单加盖了移动公司公章，此前，通话清单盖的是公安刑警大队的章，在原审一审时法院未予采纳。
“没有作案时间”一直是王朝多任律师最主要的辩护理由，也是省高院发回重审的重要因素。几位证人曾在律师调查、记者采访时，证明王朝案发当日正在石家庄处理交通事故，证明其无去保定作案时间。
控方重新录取的证言都改称“当天（8月11日）上午没有和王朝在一起”或者“记不清了”，将车辆拆解、验损日期推到10日，控方还提取了保险公司记录证明拆验是在10日，以此推断11日上午有作案时间。
最关键的指纹证据，一直被辩方怀疑来路不明，但之前仍被原审法院采信。省高院曾指出，酒瓶和指纹的证据提取不合法律程序也不合常理。
辩方称此证据各环节均出问题：鉴定笔录上没有记录提取情况；没有扣押清单（原审一审二次开庭补的）；指纹的送检、鉴定全都由同一警员石俊鹏所做；酒瓶提取完指纹4天后就还给被害者，导致物证消失。
河北一名有二十多年刑侦工作经验的刑警称不可思议。“哪怕一根毛发，提取了都会写得清清楚楚。来源不明，很可能影响案件定性，诉不出去，警察要承担很大责任。”
物证书证是七种刑事诉讼证据之首，既可能“铁证如山”，也可能“说谎”。清华大学证据法学者易延友告诉记者，为确保物证真实性，须有完整清晰的保管链条，“不能被人调换过，防止有人栽赃陷害”。
原审一审时，王朝的辩护律师王振荣说，“这么多违法取证行为，根本不能保证这枚指纹是从案发现场提取的”；王朝更大喊“我是被人陷害的”，指称办案民警假扮歌厅老板请他喝XO酒，他用手推了一下酒瓶。
此次控方补充了一些“解释”：警员石俊鹏和另一同事出庭证实是二人共同到现场勘查并提取物证（酒瓶），并有一公民和受害者现场见证；控方否认王小龙曾见过王朝。
受访的几名刑警和法官说，如此“粘补”瑕疵证据的方式很常见，如没有扣押清单，可用证人证言的形式来证明，如果真的是工作上的疏忽，就要“给人家一个补正的机会”。
关键是，控方补充的证据应该是真实的，这由法官来把握。“你得相信法官。”北京某区法院一名刑庭法官说。
控方补救了，法院就信了？
北市区法院几乎全盘接受了控方对36个瑕疵的“补救”意见，连原本少数之前已被排除的证据——如前述通话清单，也得到了采纳。辩方则未能成功排除任何“问题证据”。
2011年7月1日，“两高三部”开始实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两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一次正式授权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
最为公众熟悉的刑讯逼供得来的有罪供述，必须“强制性排除”；对于用违法手段获得的、形式上不合法的物证、书证，通常称为“瑕疵证据”，则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由法官自由裁量。
所谓自由裁量，《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法官认为证据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时，法官可责令公诉方“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不能将此物证书证作为定案根据。
此次判决书称，指纹证据由一人完成“确实不符合法律规定”，但石俊鹏已出庭解释，公安部也重新鉴定，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两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台不久，北京大学刑诉法学者陈瑞华就撰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接连发问：侦查人员作出必要的“补正”行为，该项违法侦查行为就可以得到“治愈”了吗？而无法做出任何“补正”情况下，是不是侦查人员只要对其违法侦查行为做出“解释”或“说明”，法院就可以无视这种证据的“非法性”，而承认其证据能力呢？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万毅表示，在一些案件中，法官有意无意地将非法证据混同于瑕疵证据，允许其一再补正，甚至出现侦查机关为补正瑕疵证据而伪造证据，如“倒签时间”、“无中生有增加侦查人员与见证人”。
原审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公诉方证据中甚至连应包括酒瓶在内的涉案物品扣押清单都没有，第二次开庭时一下子增加了两份清单，称“忘记入卷”了，辩方则认为“根本就是后来补的”。但这种做法得到法院认可。
陈瑞华在上述文章预测新规实施可能出现“最令人遗憾的结果”：法官基于多方面的考虑，通过非善意地解释证据规则，将所有“自由裁量的排除”都变成“自由裁量的不排除”。
2011年7月，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才出现——浙江宁波鄞州区法院审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由于控方拒绝侦查人员出庭，法官亲自去看守所调取了被告人的体检记录，证实被告人遭刑讯逼供。法官这样的做法，被陈瑞华等专家认为具有不可复制性。
人民大学刑诉法学者李奋飞说，中国刑事诉讼以侦查权为主导，尤其在重大敏感案件中，法官难以独立判案，这也是新规难以推行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王朝案的原审一审承办法官曹云廷发现通话清单未盖公章，拟去移动公司调取原始通话清单，结果被更换，不再担任合议庭成员。《法制日报》近日采访北市区法院负责人得到的说法是，曹“承办此案时即将退休”。 |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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