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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xinzhai (abao), 信区: Parenting
标 题: “我讨厌爸妈对我非常严苛，直到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伤” zz
关键字: 理解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Dec 4 14:34:52 2016, 美东)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202/22/38512265_611432226.shtml
“我讨厌爸妈对我非常严苛，直到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伤” | 研究：如何停止创伤
从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zz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
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
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
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
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
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
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
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
，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
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
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
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
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
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
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
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
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
，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
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
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3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
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
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
”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
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
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
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
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
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则不仅经历过文革，还可能
经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
年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反右”等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之间的政治
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
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
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
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
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
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PTSD的
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
，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
精神分析师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
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
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
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
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
“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
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
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
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
。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
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
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
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
；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
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
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
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
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
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
。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
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
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
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
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
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
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
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
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
；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
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
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
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
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
，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
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
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
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
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
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
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
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
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
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
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
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
的环境，必须要考上xx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xx事件
，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
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
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
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
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
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
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
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
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
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
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PTSD、抑郁和
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
母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PTSD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
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
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
；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
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
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
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
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
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
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
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
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
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
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
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
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
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
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
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
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
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
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
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
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
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
，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
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
向前了。
如前文所说，减轻代际创伤影响的第一步，可能是离开家。有时，离开不仅仅意味
着物理上的离开，也是心理上的离开，你需要真正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理解你的父
母：独立意味着建立边界，从和父母不健康的、纠缠式的关系中摆脱出来，进入良性的
互动和安全的依恋。
“即使家人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亦需要给彼此保留一部分空间”。提倡“爱家，亲密
有间”的理念，愿大家不仅和自己的父母，也和伴侣、子女都建立起健康的边界，使家
庭更加亲密和谐。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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