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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 | 1 大学老师是个缺爱的群体。
广州的冬天异常温暖。下午时分，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同桌不情愿地坐起身拉上了窗
帘，转眼又趴下来呼呼大睡。
我放下手中的手机，抬头看向讲台上的教授，他讲得很是卖力，知识点也分析得很透，
但我身边的几十号学生，并没有因此抬起头来。
我小小地内疚了一下，但还是像其他人一样，低下头继续刷起了朋友圈。
上大学前，对于老师这个群体，我是心存敬意的，甚至有点畏惧。
因为，在成绩取决命运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存在，就像是学校中的父母一样，时刻捕捉
着我们的生活细节，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但在进入大学之后，我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老师掌握着给分的权力，而我们也需要
一个不错的 GPA 分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已经有些变味。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老师
对学生的上课态度，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老师的好坏的评定，也有了全新的维度：考勤、给分变成了首
要，而教学内容是否有益和有趣，成为了许多人最后才会思考的问题。
而每到选课时间，朋友圈便会被这样的内容刷屏：“这个老师不点名！快抢啊！”、“
这门课出了名给分低，傻的才会选。”
于是，我也跟着朋友圈的指引，选了很多所谓“好老师”的课。
这些老师几乎不管我们到不到课，只管上完课时，完成他们的任务。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他们还会露出笑脸来，说：“希望同学们在教师评价里能给我一个客观的分数啊，谢
谢大家。”
坐在讲台下的我们，好像握住了老师的某个把柄，沾沾自喜。逃了一学期课，期末还能
拿个不错的分数，何乐而不为呢？
但在大二那一年，我很不幸地遇上了大家口中的“杀手老师”。这使我不得不选择做了
一件“造反”的事情。
这位“杀手老师”做的，正是大学生最讨厌的事情：他几乎给我们全班都打了不及格，
只有少数几个拿了 60 几分。
全班同学都愤怒地指责这个老师不会“做人”，于是，我们每个人轮流给他打电话要求
解释，而这位老师给的答案是：“缺课严重，来了也是玩手机，期末考又一塌糊涂，不
及格很奇怪吗？”
见他丝毫没有改分的意思，我们决定全班一起冲到系主任那里投诉。
当时，我们几十个人堵在学院里，哭丧着向主任诉苦，投诉那个老师有多么不公，胡乱
给分，恶意针对我们。
可能主任也被我们吓到了，连连点头答应说帮我们调查。
还记得那天从学院出来后，我们脸上都露出一丝得意的表情。几个激动的同学还在起哄
着说：“看他这次怎么死！”
最后，这个杀手老师顶不住压力，改掉了我们的分数，但还是因为“乱给分”这一事件
，被降了职称。而我们，还在微信里疯狂引导师弟师妹们：以后千万别选他的课，这个
老师很变态。
但如今我回想起来，却感觉有点寒心了。
其实这位老师的做法天经地义，无非是要警醒我们应当注重课堂纪律。但最后却落得了
“杀手”的名头，还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和惩罚。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朋友圈里的“坏老师”们。到底真的是他们坏，还是因为他们破坏了
大学师生间的“潜规则”，而被贴了这张标签呢？
而有一些老师，他们为了能让学生专注听自己的课，想出了各种五花八门的点子。
大学三年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朱老师就是如此。
每次说到一些不好的事，他便会以自己举例：“这个肾病严重的病人呀，面色会又黄又
黑的。你们要是没有个概念，就看看我的脸，是不是又黄又黑？
但我，这不是病啊，我最多就是肾虚。”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被逗乐了。而他每节课都总会自黑几次，玩手机的人也渐渐变少
了。
自然而然的，每当课上讲到一些倒霉的事物，学生们便起哄着往朱老师身上套。有时候
，甚至是些侮辱性的词语，但大家依旧笑得不亦乐乎。
老一辈总说，别总给自己讲些不吉利的事情。但在朱老师的嘴里，他已经得了数百种怪
病，经历了无数次生命威胁。
还有的老师会在课上讲八卦、解密黑历史、在课上给学生发礼物等等。
但归根结底，他们只是单纯的想将课堂上那些低着的头颅扬起来一些。这些五花八门的
技巧，与其说他们新奇，也许更多的是无奈。
而在文章开头讲到的那位教我们新闻学的老教授，也是如此。
为了让班上的学生不再玩手机，他想出一个方法：谁要能每节课回答一次问题，期末保
底能拿 80 分。
其实他提的问题，统统都是在书上一眼便能找到答案的。但他，却不得不用奖励的方式
，让学生回归到最基础的翻书这一举动上。
期末最后一节课，是班上最积极的一次。大家都想方设法让老教授把自己纳入到“保底
80分”的范畴中，于是拼命地举手回答问题。
意想不到的是，课后老教授觉得很感动。也许，是他太久没见过如此积极的课堂了，竟
在讲台上向我们作揖，嘴里念叨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看着老先生感触的模样，心里却很是愧疚。
以前，认真念书是我们的义务，如今却成了教书人的奢望。这节课下课后，我和几个朋
友商量，决定约上他一起吃晚饭，心想作为前辈，或许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职业上的建
议。
他似乎有点惊讶，吃饭时还特地带了几瓶酒来，说要给我们助助兴。
一伙人吃着火锅喝着酒，没过多久，大家都有点微醺了。教授突然站起身来，说要敬我
们一杯，然后掏心掏肺的说起了他的故事。
他说，其实年轻时便期望着自己能当一名老师。没想到，自己在媒体工作了几十年后，
才终于在退休后被大学返聘，圆了自己的老师梦。
但在大学教书，却跟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很大。
因为学生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经常一个学期过去，课堂上的学生都认不出几个，更别
谈师生间有什么感情了。而让他感到更难过的，是对“老师”这一身份的认可度。
他说，试过一次自己走在教学楼的楼梯上，突然身后传来一声老师好。他转过头去，是
一个陌生的男孩。但他还是站定在了楼梯上，回应他：“同学你好。”
那个学生笑着走上楼，而他却还呆呆的站在原地。
他说，这是他教书以来，第一次有陌生的学生主动问好，也是他第一次有了被学生尊敬
着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主动约他吃饭，他先是很惊讶，然后是感觉很暖心。他说只要有学生惦
记着自己，惦记着还有他这个老师，他便很心满意足了。
说完，他举起自己的酒杯一饮而尽。
我们看着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师，也纷纷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看着大家热热闹闹的样子，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也许大学老师其实是个挺
缺爱的群体。他们跟学生间的联系更少，做的也远不只是教学这么简单。
他们就像是老师这一职业当中被特殊划分出来的个体，但却并不能达到对“老师”这一
身份的期望。
最后
动手写这篇文章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方凯和萧耐园两位教授的故事。
两位都是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但他们被人们所熟知并不是因为学问，而是由于他们
在课堂上做了满满当当的板书，底下却只坐着可怜的两三个学生。
幸运的是，在事件报道出来以后，那些逃课的学生抱着复杂的感情，纷纷回到了课堂。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的转变，也让我感受到大学师生间的联系，绝不止于分数这一点
上。
回想起我过去三年里的老师们，似乎大多我已经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也许某天在校
道上再遇到他们，我会主动向他们问好，尝试着做出一点改变。
就像我过去懵懂无知时，对着老师立正敬礼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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