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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41625 | 1 怀念风骨刚毅的孙大雨教授
作者：房群 (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
来源：《世纪》2016年第1期
（孙大雨（1905-1997），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著名右派。曾先
后在美国达德穆文学院和耶鲁大学研究院学习英国文学，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央政治学校英语教
授兼主任。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先后翻译了莎士比亚的
八部著作，并完成了《屈原诗英译》《古诗文英译集》《英诗选译集》等译著。著有诗
集《自己的写照》、《精神与爱的女神》等。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大连海关工作。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每位干部都写了一
份《对苏联看法的思想演变过程》思想汇报，时隔八年，这份汇报成了我“反苏反共反
人民”的罪证，我被打成“右派”。此后二十多年，我一直努力为自己翻案，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因此，我后来受人之托，到上海著名的大“右派”孙大雨(1905—1997)教
授家传授自己丰富的翻案经验，也算是一段因祸得福的际遇吧。
（1950年在大连海关工作时的作者（中））
如今，孙大雨教授已经去世多年，但他高大、坚韧、坦荡的身影一直活在我的记忆
深处。我愿意提起笔来，回忆耿介清正的教授，完成教授生前对我的嘱托，以此寄托对
他的敬佩缅怀之情。
诉讼风暴
1957年苦夏的台风季节，台风还没有降临，狂飙般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上海滩。被卷
入风口浪尖的是复旦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大字报铺天盖地，报纸、电
台等宣传舆论都调动了起来，来势异常凶猛。
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钦点”了死不悔改硬骨头的孙大雨，他成了轰动
全国的大“右派”之一。此后，市委书记亲自出马召开会议，面授机宜：由《解放日报
》《新闻日报》带上“工人”到孙大雨的家里开现场批斗会。令人惊诧的是这位被批斗
的教授，非但不低头认罪，承认错误，反而指责批判他的人是“反革命”，“出口伤人
”!
“钦点”的大右派如此嚣张怎么得了?于是，书记挂帅，四方行动，找了在公开场
合被孙大雨斥责骂过的领导干部、社会名流共16人，联名向法院递了诉状，控诉孙大雨
诽谤罪。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为了批捕孙大雨动足了脑筋，副检察长方行连夜查阅资料找
法律依据，总算找到了可以“传唤”孙大雨的法律依据。
孙大雨接到“传唤”通知，奉命准时来到检察院。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位于外
滩15号(中山东一路15号)，上海市总工会的隔壁，中间隔了一片篮球场大的院落。在外
滩的建筑群，这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只能算是个矮胖子。事隔半个多世纪，这里已变成
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除大楼的轮廓还在，内外已面目全非。
孙大雨被勒令不准从面向外滩的正门进检察院，通过内部人员出入的小便门(大铁
门的右下角是个小铁门)进入。当时，在检察院的正门，贯通三层楼的空间到处贴满大
字报。正中悬挂了一幅特大的“漫画”——一只穿着长袍的狐狸，掀起袍衫，露出粗长
的尾巴，袍内藏着牛鬼蛇神，配上毛笔写的黑体大字“打倒顽固不化的右派房群”，上
楼的梯口是另一幅“漫画”——红皮白心的大萝卜，题字为“房群你究竟想做什么???
”一前一后，这样戏剧性的一幕，成为我和孙大雨教授最初的缘分。
为什么关于我的批判漫画贴在楼梯口呢?我所在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三处反右运动
开始时讨论的题目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问题。我的观点是搞自然科学的应重其才
，无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都应重用，搞社会科学的应重其德。反对意见指责我歪曲了
党的干部政策，还批驳我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看法，最后甚至说我早在中央政法干校
就应该定为右派。辩论中我一直不承认错误，情况升级的结果是，我成了顽固不化的“
右派”，结论抄录了建国前我在大连海关亲笔所写对苏联看法的思想小结，并给我定了
性，“房群一贯反对苏联，早在1945年旅大解放时，房即视友为敌”云云。我虽不如孙
大雨“钦点”之身，也是检察院重点“关照”的对象，批判漫画高悬于正门。
我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冒着风险，一定要亲眼目睹心目中敬佩的教授。我
躲在院子左边车库楼上的暗处，对准大铁门的小角门——只见一位身材魁梧、风霜满面
的学者，拄着手杖，从大铁门的小角门进来，因角门太小，只能弯腰进来。他那高大的
身躯微微颤抖，步履艰难地斜穿过篮球场的边角处，踏上一方木质阶梯，由几乎碰到脑
门的小便门进了检察院。这一情景此后常在我的脑中浮现。
1958年6月2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有期徒刑六年。
至此，孙大雨响亮的名字，从喧嚣的城市里消失。关心他的人们私下揣测、议论：有说
他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有说他不甘屈辱，抱着他的毕生心血译著投了黄浦江。在人人自
危的年代，人们慢慢也就忘记他了。
胆大包天的批语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
施方案》落实以后，我这个翻案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翻过来的“极右分子”也得到了改
正。偶然机会，我结识了法国里昂大学文学院博士翻译家徐仲年，他是中国第一位在法
国获文学博士学位的人，也曾不明不白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了右
派帽子。
1980年，在徐仲年的家里我们谈起了孙大雨，他曾和孙大雨一同在中央大学、复旦
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说，孙大雨刚正不阿的倔强性格由来已久：1949年前为了教育
部长的贪污问题，他当面指责过蒋介石;1949年后，他原来看不上眼的学生都变成了他
的领导，他们说他反动，他就回敬他们是“反革命”。他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
不方便去看他，你去劝劝他，现实一点，不要老这样顶着。徐仲年的提议正中下怀，点
燃了我心中潜藏已久的拜访孙大雨的念头。
从老城隍庙的后门出去就是昼锦路，过马路不足五十米，狭窄的弄堂右首处那砖木
结构、上下五进的院落，就是孙大雨父亲孙廷翰置下的产业，也是孙家的祖宅。孙大雨
从茂名公寓被扫地出门就回到了这里。这座院落早已被居委会占有，仅在楼上划出一间
10平米左右的房间给他夫妻居住。楼下是街道制作豆制品的作坊，夏天酷热喧嚣，环境
艰苦。
房间里仅有的物品是一张红木圆桌，一分为二，一半靠墙，上面放着油盐酱醋，瓶
瓶罐罐，碗筷也在其中，剩下的空间就是吃饭用的餐桌;另一半挤靠在床头，上面堆满
了书稿，显然也是书桌。三尺半的铁床上，唯一的床上用品是那破旧不堪的棉花胎，床
下、墙角堆满了泛黄的书籍(抄家丢下的剩余物品)，除了几把破旧的凳子，没有任何财
物，一贫如洗，如果我不是亲眼目睹，不敢想象这就是孙大雨的处境。
我这不速之客进门时，孙大雨正专心致志地伏在案头工作。得知我的来意后，他毫
无表情地点了点头，随意地问道：“徐兄可好?”我将徐仲年已获改正的事情原原本本
告知，孙大雨听后，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
孙大雨的夫人刘月波从外面进来，见有客人，连忙从餐桌上的竹壳热水瓶里倒了杯
白开水递到我的面前，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家里没有茶叶，慢待了。”孙夫人身
材矮小，面慈心善，谈吐谦和，是位容易亲近的人。她告诉我她是位普通的教师，拿的
还是一百多点的保留工资，否则也不至于狼狈到客人来了连杯茶水也请不起。
在交谈中，我对夫妇两人这些年的经历有了大致了解：孙大雨被判了六年徒刑，送
去苏北大丰劳改农场差点被折磨死，又逢三年困难时期，孙夫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
变卖，往劳改农场送药和食补品。她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也要把人保住，不能
死在那里。硬撑着煎熬了三年，看看实在不行，她又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总算
能够让孙大雨保外就医。
所谓的天灾还没度过，人祸又接踵而至。红卫兵闯进了他们的家，不依不饶地揪斗
孙大雨，比“反右”时来得还要凶猛。孙夫人挺身而出去保护丈夫，却被红卫兵小将们
打翻在地，还准备再踹上一脚。孙大雨气愤不过，挥拳教训了红卫兵。这下祸可闯大了
，从监狱死里逃生熬过来的孙大雨再次被投进了监狱。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押了三
年，实在找不到理由宣判，只能莫名其妙地把他放了，美其名曰交给群众监督劳动，扫
大街的差事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二十多年来，两人备受折磨。
随后，我们的谈话转入了正题。我以现身说法告诉他，我翻案翻了二十年，“文化
大革命”翻进了监狱，也是在第一看守所关了三十个月，二十一年的“右派”帽子也没
有摘掉，真的以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但五十五号文件的落实是大势所趋，我
拿自己翻案经验，和徐教授的真诚意愿，推心置腹地劝说孙大雨，先“改正了”，服个
软，改变一下现状再说。
出乎意料的是，孙大雨无动于衷，原来复旦大学党委早已放出话来，他只要认个错
马上就给他改正。“我错在哪里?错的是他们!”这就是孙大雨的回复。我劝他，硬顶不
行，我的经验是可以在书面结论上表明态度。
复旦大学党委拖了一阵子，实在拖不下去了，派了个小姑娘(党委的工作人员)拿着
书面结论来到孙大雨的家。他顺手从案头的书堆里抽出那份书面结论的抄件给我看。我
记得这份抄件的大意是，根据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的精神，对右派分子孙大雨予以改正，
时间是1980年的某月某日。
令人震惊的是，孙大雨在该签字的地方加了一段批语：“毛泽东有什么权力饿死一
个教书为业的教授?我错在哪里?毛泽东已经死了。邓小平先生应代表已故之人向我道歉
。”
我一时语塞，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一生阅人无数，审阅了不知多少
案卷，从未见过像孙大雨这样一位风骨刚毅，宁折不弯，敢做敢为的人!
最后的遗憾
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孙大雨先生多有交往。那时政治气氛宽松了点，我们两个大难
不死的“右派”，时常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于孙先生的为人，沈从文早年就对他有过
评价：“多才、狂放、骄傲、天真”。毛泽东也曾说“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
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可见孙大雨的顽固非常出名。相处越多，我越能感佩孙大
雨先生的刚正不阿，人品高洁。以至于我曾私下对夫人说：“孙大雨都判六年徒刑，把
我拉去枪毙也无话可说。”
后来，他们搬进衡山路近吴兴路的高层住宅，居住生活有所改善。我去拜访过几次
，进门后，孙夫人总先给我倒杯茶腼腆地说：“再甭请您喝白开水了。”想来还是记着
当年待客不周的窘迫。她又抑郁惘然地对我说：这高楼大厦她并不满意，住在这里没有
人气，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城隍庙那边是他们的老宅，邻里邻居都熟悉，走动起来
才方便。闲聊时，她向我提了个请求：“房先生，我们真的是冤枉，我们家先生就是脾
气不好，可他心地不坏。政治上拖着不给我们解决，红卫兵抢了我们家的东西，总该还
给我们吧?”我深表无奈，只能说这类事情太多了，这笔糊涂账，恐怕一百年也算不清
楚。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孙大雨轻蔑地插嘴说，“何足道哉?”的确，他毕生所追
求的确实不是这些身外财物，否则，他不会谢绝加拿大知名学府的高薪厚职毅然回国，
也不会在悲惨的政治命运剥夺了他二十七年的宝贵时间后，在七十多岁时孜孜不倦地完
成了《屈原诗选英译》《古诗文英译集》《暴风雨》《离骚》等多部译稿，以至耗尽了
他毕生的心血。
“我的年事已高，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心愿。”他忧伤地对我说，“房先生，你年
轻，我们交往一场也是缘分。但愿你能像对待杨兆龙先生那样，用文学形式也给我留下
一笔。”我曾将杨兆龙先生的遭遇写成文学作品《剑与盾》公之于众，引起了社会很大
关注，所以孙教授才有此请求。我极少见到一贯铁骨铮铮的他流露出如此伤感的情绪，
想来这并非源于遭受到的磨难，而是感叹自己浪费的岁月和无法实现的学术理想吧。
孙夫人搬到新大楼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间。她陪伴丈夫度过坎坷苦难的岁月，然
而因长期抑郁，身体羸弱，最终还是先孙教授而去。遗憾的是我那时正在长春电影制片
厂改编《剑与盾》的剧本，没能送她一程。后来又为了筹措资金拍电视剧，南北奔波，
连孙大雨先生去世的消息也是事后才得知。
根据严祖佑的《人曲》所记，孙大雨最后的二十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学术。他将
楚辞和汉乐府，唐宋各大家的诗词，按照英文古典十四行诗(桑纳特)的韵律，翻译成英
文，又把莎士比亚的剧作，尽量按照其固有格律翻译成中文。
因时代的机缘和历史的荒谬，我接触过许多包括孙大雨、杨兆龙、徐仲年在内的“
大右派”，他们都是学识渊博、人品正直的知识分子。与撰写《剑与盾》初衷一样，希
望重提孙大雨教授的遭遇能令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不同时期的孙大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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