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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Communipig (共产猪),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也读“真实而沉重的”邱会作回忆录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Apr 1 03:11:23 2011, 美东)
芦笛
最近香港出版了《邱会作回忆录》，令一直在为林彪翻案的丁凯文、舒云等人欣喜若狂
。在网上看到丁凯文先生的读后感《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舒云的《喜读》则未打
开，盖该同志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村小毕业？），拜读她的大作有如吃一半是沙子的
米饭，有点吃勿大消，非万不得已不能折磨自己，是以敬谢不敏。看了丁先生的推荐后
，便去将该书找来看了一番。大概因为本人缺乏炽热的阶级感情，看后既无舒式狂喜，
也无丁式“沉重”，觉得水平还不如吴法宪回忆录。
從文字水平來看，兩本書雖然都在香港出版，但都是用簡化字寫的，再由大陸文盲編輯
使用簡轉繁軟件轉為繁體字，是以錯謬百出，例如“複雜”被轉為“復雜”（吳法憲回
憶錄），作為姓氏的“于”被轉為“於”，作為“試圖”、“想要”的“欲”被轉為“
慾”（邱會作回憶錄），“鍾漢華”成了“鐘漢華”（兩本回憶錄都如此），看上去灰
常灰常刺目（當然是對非文盲而言），也令我如釋重負——我的《國共偽造的歷史》也
是簡轉繁出了許多錯，例如東北軍將領于學忠被轉為“於學忠”，付印後才發現，已來
不及糾正，令我懊喪欲死（若是讓文盲來轉，又要轉成“懊喪慾死”了。勿過，蘆某現
在確也是“慾死之年”了）。現在才發現，其實有許多文盲書為我墊底，用不著過於自
慚。其實，這種書只有大陸人看，雖在香港發賣，但顧客多是大陸訪港客，根本沒有必
要轉成繁體，人為增加大陸文盲們的閱讀困難，反倒影響銷量。而且，現在許多港台人
也能看簡體，國內網站有許多台灣人上貼便是明證。前段有位大陸青年發表了在台東單
車旅遊記，那完全是用簡體寫的，卻在台灣造成轟動，大批臺民踴躍跟帖。因此，在此
新形勢下，實在沒有必要再脫褲子放屁。
简转繁不论，只看文字水平，则吴法宪回忆录要强过邱会作回忆录许多。前者大概经金
秋教授抛光整理，叙事条理清晰，交代明白，而后者则相当杂乱重复。尤可怪者，邱会
作把“领导”一律写为“领率”，这既不是简转繁造成的错误，也无法用汉字输入出错
解释，不知是何原因。
论思想觉悟，邱氏也远不如吴氏。吴当然也免不了为自己隐恶扬善，文过饰非，但这是
回忆录的通病，诚难免俗，然而他在回首往事时总的态度还比较超然，不但把以往的荣
华富贵当成一场梦，而且认为毛时代的专业就是人整人，一点意思都没有，还多次向被
他整过或伤害过的人诚挚道歉。这就很难得了，考虑到吴将军的出身背景，有此觉悟更
是凤毛麟角。
相比之下，邱会作则心胸褊狭，睚眦必报，全书的主题一言足以蔽之：反攻倒算。他最
仇恨的人就是据说几乎将他打死的造反派，以及据说是利用造反派将他打入大牢的邓小
平。支配他的“世界观”至今仍是毛氏“阶级斗争理论”，在他心目中，“阶级敌人”
就是造反派，就是命令他前去接受群众批斗的徐向前，就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断送了毛
的革命事业的邓小平。邓小平的罪行还不止是复辟资本主义，更在于首创了“以法律手
段解决党内路线斗争”，使得党干从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神道降为可为法律制裁的凡人。
他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点，“一篇之中，N致意焉”。而吴法宪虽然也为自己蒙冤受屈鸣
不平，但基本还是就事论事，以陈述事实（当然是他认定的事实）驳斥起诉书上的罪名
，从未敢说“党比法大”。
基于这一主题，该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为林彪评功摆好。据邱会作说，林副统帅一贯无
限热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长征中为毛特地挑选了8个身强力壮的担架员，轮
班抬着老毛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又对我军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但没有发动政
变，就连“小舰队”、“五七一工程”也是子虚乌有，而毛对林的出走心花怒放，说“
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林彪逃往外蒙是事实，却硬要说那是被叶群
和林立果“劫持”使然。这些连起码的自圆其说都无法做到的屁话，在“凡是派”丁凯
文先生眼中自然是“珍贵史料”，盖他所谓“史学考证”，就是“凡是林彪死党说的都
是真的，无论如何荒诞都该照单全收”。
有点常识的人都该听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某个当事人的证言，只有在与其他
人的证词详加辨析与互校，并通过了事实、逻辑与常理的证伪之后，才能上升为可靠史
料。这就是萧功秦教授说的“无影灯效应”——某个当事人的证词就像一盏灯，在照亮
某个历史局部的同时，也因其定向投下了阴影。只有比较不同定向的证言，才能去伪存
真，这就如同手术室中的无影灯一样，靠不同投向的灯光消除了阴影。若是高选择性地
选取投合自己心意的证词，认定那是“真实而沉重的历史的回顾”，是“珍贵史料”，
却对与之相悖的证词一律视而不见，甚至无视人生常识与粗浅逻辑知识，那就是我党“
实用史学”的绝活了。
现在以“无影灯”的方式，看看邱会作笔下的林副统帅形象真实到何种地步：
1）长征时期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奉献8名担架员与一匹健壮骡子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我相信是真的，正如我相信邱
会作本人自承他在延安当供给部长时善于拍马屁，让伟大领袖享受特殊待遇，被众人痛
骂“往上爬”，连毛的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都看不下去一般[1]。但这不过是拍马屁，
并不说明林副在政治、军事路线上时时处处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如所周知，林副曾在遵义会议后写信给中央，要毛将刚刚到手的前委书记位置让给彭德
怀，使得伟大领袖在会理会议上大发雷霆。这事见于多人证词，包括李德、彭德怀、杨
尚昆、刘英、黄克诚等人的回忆录，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还记下了她当时亲耳听
到的林彪语录：
“会议从五月十二日开起，一共开了两三天。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下来，闻天叫我邀林、
彭到瓦房子里来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经用门板搁好了铺。我想，闻天的意思
是可以缓和气氛，便于谈心沟通思想。
我走进草棚子里，他们正谈得热闹。听到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
挥。’彭德怀说：‘我不干。’”[2]
邱会作及其“凡是派”总不至于否认此事，认定多人的证词是向壁虚构吧？就连林副自
己都在庐山会议上承担了责任，说那事与彭德怀无关，是他自己写的信，是不是？
杨尚昆还说，林副坚决反对红军东征山西：
“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吧
，我到陕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陕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彪的。
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一军团的军
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3]
黄克诚、叶子龙等人也在回忆录中说，东征回来后，毛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
义，叶子龙还说毛发了火，骂道：“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么！
”林彪随后离开部队，调任红军大学校长[4]。想来凡是派也不敢认为此事是向壁虚构
吧？
隐瞒这些史实，硬要把林副说成是从头到尾自始至终的“紧跟派”，其实是对林的一种
贬低。毛并不是不能反对的永远正确的上帝，在上述两例中，林的反对都很正确。我已
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正在充实改写过程中，刻下才写到抗战结束，却已有24
万字，预计年内可以出版）中指出，所谓“四渡赤水”是毫无必要地在原地打圈圈，不
但造出“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的人间奇迹，而且使得军心涣散，万众离
心，招致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杨尚昆等多名大员反对，酿成深重
的领导权危机。林彪最后提出停止“走弓背路”，放弃在云南建立根据地的幻想，迅速
北上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正确主张挽救了一方面军。而东征山西则是毛一贯
的“左倾冒险主义”，非但未达到原定战略目标，反倒把中央军引入山西，威胁陕北的
战略后方。当然，林彪提出的去陕南打游击也是扯淡——彭德怀已经在其自述中指出了
，南面是“友军”（亦即与共党勾结上了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去陕南打游击不但会与
“友军”翻脸，而且会招致在洛阳驻扎的中央军北上，红军灭亡更速。
2）主持军委工作后对军队建设的巨大贡献。
邱会作将林彪的贡献吹到了天上去，甚至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改变了过去中国“有国无
防”的情况，肉麻到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抗战不论，莫非抗美援朝时中国也是有
国无防？当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过来人都知道，林副对我军建设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变成了单纯的
政治集团。军队只学毛著不练武，当时的口号是：“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
百空。”邱会作以及凡是派总不能连这事实都敢一笔抹煞吧？若不是军队变得根本不能
打仗，“中越自慰反击战”何以打得那么窝囊？就连邱会作本人也在回忆录中连篇累牍
地痛骂萧华等人的“空头政治”，却忘记告诉读者怎么去区分“突出政治”与“空头政
治”，而若没有“突出政治”这个根本方针，“空头政治”又怎么可能出台。
且看徐向前是怎么说的吧：
“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反彭黄斗争”。……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部队向正
规化、现代化转变中的一些决策和措施，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而加以批判。
此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取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搁浅，院校教学一律以
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都不去研究，实际上回到了‘穿
新鞋，走老路’的状态。
第三次是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上台伊始，也曾
提出过某些有利我军建设的措施，例如发展尖端技术，精简军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搞好基层等，军委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但此人借革命以营私，表里不一，好走极端，越
走越令人感到不对头。例如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提出要在平原地带搞什么‘人
造山’，简直是异想天开！又如军事工业，他提出‘山、散、洞’的方针，大折腾一番
，把许多内地工厂迁往偏远山区，长期开不了工，造成极大损失。又如分工我管空军，
实际上他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
！又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讲学立场、观点、方法，而是死记硬背，搞形式主义。还有
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最活’、‘立竿见影’之类的，令人不可理
解。那个时候，我对林彪没有看透，只是有些感觉罢了。一九六四年，总参谋长罗瑞卿
抓军事训练，搞了次全军性的大比武，目的是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训练水平提
高一步。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都去现场参观过，大家很高
兴。但是，林彪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出来反对，大做‘突出政治’的文章。经过一番
精心策划，对罗瑞卿同志发起突然袭击，罗织种种‘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
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满天飞，流毒之深广，危害之严重，是空前的。”[5]
两人谁说的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过来人哪怕是老百姓也该心中有数。不说别的，就拿那
“人造山”的笑话来说吧，那难道能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绝招？而把无数第一流军工企
业搬到所谓“大三线”的山沟沟里去，则完全是照搬抗战经验，不懂现代战争为何物，
更不懂起码的经济规律，严重影响了军工生产，也为继任统治者留下了大批无药可医的
出血溃疡。
3）罗瑞卿、贺龙与杨成武等人都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整倒的。
文革中被整的所有要人，当然都须由毛泽东点头才能被打倒，但这并不等于下面的人不
会主动发难。就连邱会作也多次在回忆录中承认，萧华、徐向前等人曾想把他整倒，只
是毛要保他才救了他而已。尽管如此，他仍被造反派毒打了一顿（几乎致死倒未必，过
于夸大其词）。因此，要有效地整倒某人，下面发难与上面点头缺一不可。至于整人的
机制则各不相同，有的是下面主动发难，或是受到被整倒的人的株连，毛认为整也无妨
，因而批准；有的则是毛或江青想整，授意下面的人发难。要区分是哪种情况很简单，
只需看毛是否批准事后平反。毛主动要整的人如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等人就毫
无平反可能，谁想为他们平反就会连自己都贴进去。而若是毛原无主动整人意愿而是“
因势利导”地加以批准，则那些人在其政敌垮台后即可获得平反。
以此观之，则不难立即看出罗、贺、杨等人都不是毛想整的人，因为这三个人都在林彪
一死后便获得平反。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时，表示他“听了林
彪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6]1974年7月，毛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7]1974年9月
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
定，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8]对所有这些人，毛都声称是误听了林彪的谗言，
难道全然是撒谎？同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为何不为彭真、杨尚昆平反？为何不
把罪责赖到林彪头上去？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死不认错，谁胆敢非议他干的事，他就
要把谁往死里整。“误听谗言，错整好人”毕竟也是错误，他这辈子大概也就只承认了
这个错误，当真难得之至。若那几人真是他主动要整，他又岂会走这一步？干脆坚持整
死那些人不就完了？有谁敢出来呼冤？
当然，这不是说发难者只有林彪一人，邱会作披露，罗瑞卿还得罪了叶剑英和聂荣臻等
人，杨成武、萧华等人更是上窜下跳。这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叶剑英曾在大会上幸灾乐
祸地说“将军一跳声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而邓小平则鄙夷地说“罗
长子跳了冰棍”，令罗点点怀恨至今。[9]杨成武与萧华充当积极打手也为吴法宪的回
忆证实，但林彪指使叶群去诬告罗瑞卿也是不容否认的。据吴法宪说，叶群要他在会议
上揭发罗瑞卿的所谓“四条”口信。据邱会作回忆录中所附的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这
四条如下：
“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早晚要出
政治舞台；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以后林总再不要多
管军队的事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
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还对叶群同志讲，
‘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不会亏待你的。’”[10]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斩钉截铁地说确有此事，其理由是两条：
第一个理由是，“罗瑞卿（在批斗他的会上）说‘我对陶铸、萧华、杨成武、梁必业说
的那些话，我都是说了的。类似的话，还同刘亚楼同志说过，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萧
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都提到‘伸手’问题，都确认有‘四条’。翟云
英也说有。如果说没有，首先是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
有些人后来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11]
关于“开玩笑”与“改口”，到底有什么可奇怪的？那难道不是我党行事常规？刘少奇
不也曾被全党谴责为“叛徒内奸工贼”么？那是不是毛泽东也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开了个大玩笑？后来党中央追封刘少奇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何尝不是“改口”？
亏得老邱是14岁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却至死不懂我党的“历史唯物主义”，还要大惊
小怪，以为他的质问掷地有声，实在可笑得紧。如果这能用来证明“四条”确实存在，
那么不但少奇同志确实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是大军阀兼反党分子，黄克诚是反党分
子，习仲勋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坏人，贺龙是大土匪……，除了高饶反党集团一直维持原
案之外，“解放”后所有钦定的党内坏人也都不能平反了，邱会作以及凡是派敢说这话
么？
至于叶剑英、萧华等人确认有“四条”，并不等于那“四条”是他们揭发出来的，也并
不等于他们为那四条的真实性作了证，顶多只能说他们听信或趁机附和或利用了他人的
揭发而已，正如邱会作本人当年同意刘少奇就是叛徒内奸工贼一般。这一点可以从邱会
作附上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中轻易看出，那上面列举的证人
只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杨成武与吴法宪三个人。[12]
然而吴法宪却在回忆录里承认，他根本没有听刘亚楼死前这么说过。那四条是他在上海
开会参与整罗时叶群告诉他的。此后在北京继续开会整罗瑞卿，叶群打电话催促他在会
上发言揭发，还说那四条是刘在病重时告诉她的，翟云英也在场，要他去找翟云英落实
，并将翟的证词记录下来并让她签字，然后把材料立即送给林彪。吴照办了，但翟云英
却说她从未听刘亚楼说过此事，只是见到刘与叶群谈话时曾伸出四个指头。吴让秘书记
录了谈话并让翟云英签了字，将材料送给了林彪。在北京会议期间，不但杨成武逼吴发
言，问他：“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叶群更几次打电话催逼吴，说刘亚楼的事吴
讲最合适，甚至以“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相威胁，
吓得吴与余立金次日就在会上发言。在他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
‘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得罗瑞卿的问题更加
严重了。”在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吴内心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挽回了。[13]
所以，所谓“四条”，不是吴将军撒谎，就是邱将军撒谎。但若吴法宪撒谎，动机何在
？他已经刑满释放，不存在被逼撒谎的情势，何苦要抓屎抹脸，诬蔑自己作伪证？更何
况他还说杨成武也参与逼他作伪证，他写回忆录时杨成武不但还在世，而且潜势力还极
大，他犯得上去得罪么？若论组织关系，邱会作是总后的，吴法宪是空军司令部的，刘
亚楼与罗瑞卿关系如何，是否说过那些话，邱从哪儿知道？总不会比吴胖子更知道吧？
连老吴都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邱到底是哪儿来的底气，一口咬定就是有那四条？
邱会作证明那“四条”确实存在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披露了刘亚楼在死前写了封信：
“（刘亚楼在）去世前的四月十五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
生前没有交出去。在一九六五年上海会议时，刘的这封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参加会议
的人员，刘的这封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
’，怎么死无对证？刘生前的信还在嘛！”[14]
既然那封信是“四条”存在的铁证，在给罗定罪时起到了比叶群告的状更大的作用，而
且，邱会作在写作回忆录时显然能看到有关中央文件（否则他也不可能将中央工作小组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附在书中了。看来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比吴法宪的潜
势力大得多。老吴基本是靠回忆，没有引用过什么文字材料），那把那封信引出来不就
完了？可惜那信到底是什么内容，邱将军却秘而不宣，除了反复重复“信中刘对罗大为
不满”[15]，便是臆断：
“这封信是上海会议的文件之一，此信对与会人员的震动是高于叶群发言的。因为毕竟
是罗让刘上了‘竿子’去和林讲，林又把刘训了一顿，碰了一鼻子灰嘛。一九六五年初
，罗瑞卿到上海，去医院看刘，刘和罗大吵一架。……这之后刘的身体状况下降很快，
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们还能吵些什么呢？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16]
什么叫“不言而喻”？莫非林副批评刘亚楼，以及刘罗大吵之时，邱将军都在旁边观战
来着？就算他有天眼通，知道争吵的详细内容，他“不言”读者也无法“喻”，对伐？
起码老芦没这本事。
这里的昏话，连常理都无法通过：就算真有那四条，难道刘会蠢到去乖乖向叶群传达？
“退出政治舞台”云云，不但是诅咒上级早死，而且是党干最忌讳的“政治生命结束”
。哪怕是毫无权力斗争经验的草民百姓，也不至于去干这种“狗爬楼梯上猫当”的白痴
事体吧？刘将军就算让碓打昏了头，想来也会跟罗将军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说，却要
让我去传这种难听话？而罗将军就是再利令智昏，也不至于蠢到无端给林副下战书，反
倒提高他的革命警惕性吧？要夺权，悄悄地架空攘夺就是了，还要尽量让上级什么把柄
都挑不出来，岂有如此打草惊蛇兼羞辱对方、诅咒对方早死的？这算是《孙子兵法》或
《三十六计》的哪一招？
事实上，若刘亚楼真留下了一封信，而那封信又起到了颠覆罗瑞卿的决定性作用（或起
码是超过叶群揭发的作用），则邱会作附上的那份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
的报告》中就一定会引用。然而该报告列举的罗的罪状一共是五条：“第一，敌视和反
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
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
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
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
军反党的阴谋活动。”[17]其中第一条才是最致命的，而第五条才是有关“四条”的罪
行，然而其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刘亚楼的那封信，只是说：“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
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都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12]
若刘亚楼的遗书真是证明那四条确实存在的“钢鞭材料”，报告为何不引用，而要使用
第二手证词？
因此，邱会作的这些证词，完全是出于护主心切说出来的，可靠性很成问题。事实上，
林彪虽是病夫，却野心勃勃，在文革中远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很整了些人。我已经在旧
作《王力反思录干货摘记》中说过，懒得再写，拷贝在此：
“林彪和江青联手把邓小平搞了下去
王力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又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名曰‘生活会’。会议原定整刘
少奇，并没准备整邓小平，但江青认为刘少奇已被毛的那张大字报打倒，成了死老虎，
邓才是主要危险。据王力说，那是因为邓握有兵权，是她掌权的障碍，在这点上林彪与
她想法一致。林彪在发言中没有尖锐批判刘少奇，‘但对邓就讲得很重’，指邓与被打
倒的彭真、吴晗以及北京市委勾结，说邓的问题很严重，是政治性质的，那意思就是说
邓是敌我矛盾。此外林还争风吃醋，指责邓负责编辑毛选四卷时在注释中突出他的二野
，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这个会上林彪把邓骂成那样，邓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
生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
，由康老管吧！’
王力还说，林彪并不怎么害怕刘少奇，认为能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江青也作此想
，因此坚持将刘邓并列，以邓为重点。叶群动员肖华与杨成武攻邓，江青与张春桥则动
员王任重与王力揭发邓小平。肖华和杨成武根据林彪指示，在会上猛攻邓小平，从邓讲
到李井泉、西南局，最后扯到贺龙头上，毛便把这会停了。
据王力说，毛开头并不赞成将刘邓并列。原来毛只计划搞三个月的文革，让刘少奇写检
讨，在北京市委范围内搞一下就让他过关了。刘九月份就写出了检查，毛还很满意。但
江青和林彪不同意让刘过关。此时地方党委对运动阻力很大，毛认为是刘的错误路线影
响所致，遂决定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刘在会上作检讨，邓小平也在会上
做了检讨，但那是临时写出来的急就章。陈伯达在总结报告中首先提出‘刘邓路线’的
说法，说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刘邓司令部，送交毛审批时毛未反对。林彪又大讲‘刘邓
路线’，正式提出了这个词（对外宣传则开头说是‘反革命路线’，后又改为‘反对革
命路线’，最后改为‘反动路线’），刘邓就这样平列起来了。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
会议批判陶铸时，林彪突然大骂李井泉，说李这人最坏，谁最坏他就跟谁在一起，那是
针对邓小平的，云云。
以上所说，我觉得颇可信。江青确实联合林彪倒邓，甚至在1968年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
会上还力主把林彪当接班人写入党章，说是要让某些人死心，那就是指邓小平。毛对邓
确有某种偏爱，可能是‘邓毛古谢集团’案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把邓当成了死去的弟弟。
他曾对赫鲁晓夫暗示邓才是他的接班人。50年代毛曾说由他本人挂帅，邓小平作副帅，
完全置正式皇储刘少奇于不顾，后来又多次出面保住了邓的党籍，这才会招致深谙老毛
心事的江青和林彪的嫉恨。那些鼓吹林彪没有野心、在文革中无所作为的人可以歇歇了
。”
4）林彪在文革中与江青作斗争，严禁江青插手军队，维护了军队稳定。
这当然部份是真的，但准确说来，应该是“又勾结，又斗争”，最初倒刘邓时，“枪杆
子”和“笔杆子”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江青才会在8届12中全会上提议把林副作
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待到后来共同的敌人打倒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斗争”起来了
。勿过，这种斗争，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说难听点便是“狗咬狗，一嘴毛”，实在不
必再拿出来炫耀。
林当然严禁江青插手军队，但那只说明他的控制欲与权势欲之强，绝不容卧榻之侧有他
人鼾睡而已。例如他同样严禁徐向前插手军队，上引徐向前语录已经说了：“（军委）
分工我管空军，实际上他（林）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
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莫非那也是值得吹嘘的光荣事迹？
林在文革初期维护军队稳定也不假，徐向前也承认了这一点，说“军委八条”是他和林
彪一道去找毛签发的，“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
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
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
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18]这原是白痴也想得过来的事——要乱，
只能乱敌人，岂能乱自己？
正因为此，林副完全是高选择性地维护军队稳定。1967年2月23日，青海发生“赵永夫
事件”，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指挥军队进攻占据《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打死打伤
二百余人。据王力说，赵永夫悍然屠杀平民后，报告了林彪，林彪回答说：“打得好！
”三月间，林彪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本来要推广赵永夫的典型经验，但后来赵又
变成了“反革命逆流”的典型，林彪在会上首次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于是全国都
开始“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四月间，林彪又提出
与《军委八条》相反的《军委十条》，据王力说，那文件完全由林彪自己口授，秘书记
录。林彪要关锋斟酌一下文字，关锋找了王力和戚本禹，林彪的秘书在外面等着。关锋
只作了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原封未动，而王力只提出在前面加上肯定“支左”的成绩
的话。修改后林彪即送毛批发。这文件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在一起，使得全国到处冲
击军区，闹得一塌糊涂。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林彪批准全国各地举行大会与游行，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林彪
批示：“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与江青等人登上天安门，声讨“武汉地区党
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社论报导从此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放的
。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
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于是下令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锺汉华，要周恩来
主持会议，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六七年八月间，林彪主持中
央常委会，讨论专案问题。江青提出要调军队主要负责干部和大批团干部建立中央专案
机构。林彪说：从南看到北，从北看到南，从东看到西，从西看到东，军区以上的军队
干部都没几个好人。
在此期间，毛一度昏了头，不但批准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而
且竟然在7月18日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锺汉华等人说要武装工人学生。8
月4日，毛给江青写信，认为75%以上的部队干部都是支持右派的，提出要武装左派，好
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但毛随即又恢复了神智，8月12日，他的指示传到北
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陈伯达迅即把奉旨写作社论的罪名推卸给王
力。不管怎样，制止抓“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等，还是毛泽东本人。
以上是王力同志的证词[19]，与邱会作同志的可完全两样。同是证人，王力的地位相对
于邱会作那林彪嫡系相对更超脱些，其证词应该更可靠。即使不可靠，真正持中立客观
态度的史家，最起码得先证伪了这些证词，才能尽情讴歌邱将军的回忆录是何等“珍贵
的史料”，又是如何“真实而沉重”吧？若歌颂者真对毛共有三分了解，则歌颂林彪“
还我长城”（据说是毛泽东当时的批语）可以省省了——毛若不准反军乱军，则谁也不
敢反；毛若立意反军乱军，则再有十个林彪也不敢“维稳”。
4）没有“两谋”（谋害毛泽东与南逃另立中央），也没有武装政变，就连是否有小舰
队的事都很可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不是叛国，林彪是被劫持的。
这问题我已经在《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20]中分析过了，结论是：
A.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吴李邱卷入了官方所谓“暗杀毛主席”和“南下广州另立中央”
，四人因此受审乃是冤案。
B.但是，林彪仓皇出逃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他一定是出于非常原因，才会采取这种相
当危险的非常行动。
C.没有任何人有那神力绑架或“劫持”林副统帅，丁凯文先生提出所谓“安眠药麻醉说
”，连生活常识都都欠缺。要让林彪丧失神智任人摆布，还能自己行走（哪怕是扶着也
罢），不必他人搬运，除非使用传说中的勾魂术。
D.因此，林立衡向中央举报的“林立果要杀害毛主席”是真的，而这就是林彪在半夜三
更不得不不顾危险夤夜逃走的原因。
要驳倒这结论，起码得把上面最后三条驳倒吧？可惜凡是派只会“打语录战”，引用这
将军那将军的语录，全然看不见邱会作一面声称林彪没有调动任何部队，仿佛那是林彪
忠于党国的证明，一面又说“调动一个排都要毛主席批准”，承认林彪根本没有能力发
动政变；一面声称公审是“造反派消灭革命派”，一面又声称公审是反对毛主席，是审
判文化大革命等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种种胡言乱语。
邱会作甚至还毫无根据地否定林立衡的证词，否认小舰队有过暗杀计划，说：
“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
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
不是林彪。况且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的政变
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把自己搞死的儿戏。目前还坚持这个说法，这就是不合情理。”
[21]
若是光从逻辑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之所以只能让林彪的儿子以及几个空军
小干部搞暗杀，完全是因为林彪第一无权调动军队，第二不敢与黄吴李邱策划。邱会作
自己就说了，他们拥护林彪，是因为林彪拥护毛泽东。若林彪要反毛，他们当然只会弃
林投毛。难道林彪连这点都不知道？既然如此，林当然只能背着黄吴李邱，与自己的老
婆孩子商量。至于把自己搞死，那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林就算不先下手，也绝对没有什
么好下场，刘少奇就是殷鉴。当然，我在旧作中也说过了，林立果那伙人不过是空谈家
，虽有计划，未必有胆量实施。一开头，林彪可能并不知道公子干的蠢事，但到后期他
肯定知道了，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何要不顾一切夤夜出逃。
至于小舰队是否存在，吴法宪将军已经作了旁证，那时他和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关
在一起：
“从感情上讲，我和邱会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腾蛟都有一些隔阂，特别是对江
腾蛟。他是我的老下级，当年为了保护他，我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但是最后他居然背
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们搞这一套，空军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不会
是这个下场。就这个问题，江腾蛟曾几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样陷身囹圄就算了吧。
”[22]
这儿人家可是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江腾蛟和林立果搞那一套，吴胖子也就不会落到
那个下场。连吴胖子那林立果的上司以及江腾蛟那涉案人，都承认林立果搞的那一套是
犯法勾当，邱会作哪来的底气还要抵赖他不知情的事？若是吴法宪撒谎，他在被释放之
后又何必自渎清名，承认他对江腾蛟与林立果的秘密活动失察？
5）林彪外逃后毛喜出望外，声称“林彪帮了我的大忙”。林彪和黄吴李邱等人，是毛
为了篡党篡军，任意打倒周恩来和其他军队干部必须除去的障碍：“‘九一三’以后，
林彪死了，军委办事组倒了，主席就随心所欲了，批林批孔就是证明，批周公就是证明
，把第二号走资派拿出来就是证明，十大王洪文、张春桥、李德生都当了常委就是证明
。”[23]
这胡言乱语之出格，没有哪个头脑尚称正常的同志能接受吧？林彪出走是毛一生受到的
最大打击，以致他几乎大病不起，甚至向周恩来托付了后事。许多政治立场不一样的知
情人都如是说，从吴德、张玉凤直到李志绥，莫非这些人都撒谎？动机何在？
我已经在旧作《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中解释过了：毛想除掉林彪不假，但从未
想到林彪敢用这种方式反抗。这就是他何以觉得如此丢脸。更严重的是，林彪及其嫡系
（不说是死党吧）以如此方式垮台，宣告了他一生作的第二件大事彻底失败。他知道，
没有枪杆子支撑，江青等文革新贵在他死后迟早要垮台，这就是为何他大病一场，甚至
自暴自弃，一度拒绝接受医疗，直到尼克松要来访才振作起来，同意大夫们为他治疗。
尤可笑者，老邱闹出自相矛盾的笑话来尚不自知：这么说，林彪是毛泽东走资本主义道
路必须搬掉的障碍了，却原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是为了走资？那怎么老邱还
要指责邓小平背叛毛泽东疯狂走资涅？老邱毕竟是文盲大老粗出身，闹这种低级智力笑
话是本分，然而凡是派好歹还上过两天学（初小或完小？），总不至于连这种昏话都跟
着追捧吧？
综上所述，《邱会作回忆录》的基调乃是邱会作本人出于对他主子林彪的感恩情怀写的
翻案之作，无客观中立可言，其讲述的涉及林彪的许多事与他人的证词相矛盾，也无法
通过逻辑或常理证伪。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便宣传那是什么“真实而沉重历史的
回顾”，是什么“珍贵史料”，至少是轻率的。
这当然不是说邱的回忆录毫无可取之处。在与林彪无关的地方，该书确实于无意之中提
供了若干珍贵的史料，而这些史料之所以珍贵，恰因为它们与其他人的证词相一致，共
同揭示了当年的苏区是什么人间地狱。我准备在《〈邱会作回忆录〉的“看点”》一文
中对此详加介绍。对不起读者的是，该文将投向有偿杂志以换钱买米下锅，不会在网上
无私奉献了。
注释：
[1]《邱会作回忆录》（上），102页，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2]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71-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3]《杨尚昆回忆录》，1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4]《黄克诚自述》，1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叶子龙回忆录》，27页，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0年。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电子书txt版，无页码。
[6]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7]董保存：《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中央文献出版社，网络版：http://data.book.163.com/book/section/0000fdVG/0000fdVG120.html
[8]《贺龙平反》，《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5/10003278.html
[9]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15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10]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转引自《
邱会作回忆录》（上），425页。
[11]《邱会作回忆录》（上），376页
[12]同上，402，425页。
[13]《吴法宪回忆录》（下），562-564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14]《邱会作回忆录》（上），394页。
[15]同上，401页。
[16]同上，402页。
[17]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引自《邱会作回忆录》（
上），423-429页
[1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电子书txt文本，无页码。
[19]《王力反思录》，787-788．792，809，827，810，81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20]芦笛：《领袖们留下的谜团》，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
[21]《邱会作回忆录》（下），953页。
[22]《吴法宪回忆录》（下），949页。
[23]《邱会作回忆录》（下），9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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