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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532
庄晓斌
“特情”这个词，现在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其实就是“卧底”或“线人”。不过，在
那个时代，“特情”颇有些革命色彩：是负有特殊使命、隐身于特殊环境、颇具些神秘
感的特殊人物。曾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岩》里，郑克昌就是这样的人物，不过他的
身份叫“红旗特务。”
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常有这类角色——当然，充当者不是别人，正是囚犯。在我痛苦
的履历中，也曾有这样的灰色一页。
一
那是1980年9月的一天夜晚，静悄悄的监舍已经熄灯了。我所在的大队的苏教导员把我
从睡梦中叫了起来，带我到了监狱禁闭室的一间屋子里。
进屋以后，我见到监狱狱侦科李科长表情十分严肃地端坐在屋里。苏教导员掩好门，对
着我友善地笑了笑说：“今天叫你来，是政府对你的信任，给你一次立功减刑的机会。
具体事情由狱侦科李科长向你布置。”
服刑犯人谁不巴望着减刑呢？减刑即意味着离自由的距离越来越近，减刑对犯人来说是
最大的诱惑。
当李科长向我详详细细地布置了工作任务后，我的脑门上沁出了汗珠，但是我没有拒绝
的权利，只有听从的义务。
就这样，我被戴上重镣关进了监狱的禁闭室。监狱的禁闭室又叫小号。我入狱几年了，
但这是我第一次进小号。小号真是小，宽二米，长不过三米，地中间有一个固定的铁环
，四围全是坚固的水泥墙壁。小号活生生地是一具水泥棺材，置身其间的人每日只能蜷
卧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由于吃喝拉撒全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所以小号里充满着厕所
的气味。
根据事先布置，我先进了小号。我的监测对象还没有来，我就独自一人躺卧在水泥地面
上，回味着李科长向我布置的几条戒律：“第一，你要注意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要
急功近利，半个月内不要多讲话、多打听，抑制好奇心理。第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
运用一切手段与你的目标沟通感情，使他信任你。第三，你要适当地表现出对政府的抵
触情绪。当然，这可能要使你吃苦头了，但不这样，你就无法叫他信任你。尤其要时刻
牢记的是，你的身份，你的任务，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除了我和苏教
导员，对其他政府干部都要保密……”
监狱的禁闭室，负责监管看押的人员虽然都是政府干警，但清扫卫生、送饭送水的也有
两名杂役犯人，其中有一名叫老钟的犯人还是我的同乡。我未关进小号之前，老钟曾去
过我们大队与我攀乡亲，而今见到我戴重镣被送进小号来，早将乡亲的情面扔在脑后，
见了我，他像不认识似的，板着面孔，一脸阶级斗争相。
我心里暗暗地发笑：人啊人，终究是重利益的动物。老钟捞到这个杂役的差缺不容易，
况且六亲不认本来就是监规的律条；我所充任的这种角色，不也是如此吗？
二
在我进了小号的第二天上午，随着一阵重镣拖地的哗啦、哗啦声，一位黑铁塔似的大块
头犯人被送进了我住的监号。他有一米八九的个头，健壮得像头牛，满脸络腮胡子，样
子很凶。进得号子里来，他先对我抱拳作个揖，说道：“幸会，幸会，真是天涯何处不
相逢。在此人间禁地，还有人与我同道，看来，黄泉路上我也不会寂寞了。”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挪身在狭小的空间里为他腾出了一块地方，他便和我邻席而卧了。
起初几天，我从不主动和他说话，他这个人却好像是耐不住寂寞，首先像查户口一样地
把我问了个清楚。他问：“你是什么罪？”“反革命。”“判多少年？”“无期。”“
为什么将你关到小号？”“不服判，申诉喊冤。”“就为这个？”他语气里明显带着惊
奇。“就这个还不够吗？”我反问。
“那你可是个大傻帽儿了。”他语气中明显带着教训的口气说，“你们这类人，我所在
的新肇监狱也有。说你们有钢、有骨气，我也承认，但你们太傻、太蠢了。国家、民族
的大事是咱们草民管得着的吗？你们写写反标，发泄不满，顶个屁用！自己坐牢受罪，
才不值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不会理解我们这类人，正像我永远不会理解你一样。”我按事先
设计好了的话回答他，不冷不热的，使他心不设防。不到几天，我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
的一些基本情况。
他叫谭贵，是一名江洋大盗，原被判死缓。一年前，他神秘地从离我所在的革志监狱仅
30公里的新肇监狱里脱逃。他在外流窜了一年多，贼迹遍布南方十几个省，作案几十次
，罪孽深重。这次他在浙江落网，依照罪行，他是万劫不复，十恶不赦了。
谭贵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最终的结局，所以想从他的嘴里掏出口供来是太难了，这也正是
使用“特情”的理由。一年前，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逃出去的，这
始终是个谜。那时，谭贵就是狱内重点监控对象。监狱里规定的犯人三人小组制度执行
得很严格，三个犯人每天都形影不离。谭贵脱离三人小组不到十分钟便神秘地从监狱里
消失了。犯人们传说，他会飞檐走壁，是从大墙上飞出去的。
我的侦察目标，就是这样一个死到临头的要犯。为了完成使命，我不得不绞尽脑汁。他
的饭量特大，为了与谭贵沟通感情，我忍着饥饿，从嘴里省出食物给他吃。谭贵对此从
不拒绝，也不说感激。每顿开饭，他三口两口地吃完了自己的一份，便大睁着眼睛望着
你。只要你稍有相让的表示，他便捧过碗来，风卷残云般地把一切可吞咽的食物，填到
肚子里。
又挨过半个月。我和谭贵在窘迫的环境里，用最原始的生存手段谋求活的乐趣。谭贵用
破布条搓成根细绳，把毛巾绑在绳头上。夜间监狱走廊悄静无人的时候，他把毛巾从号
门抛出去，再牵着绳头一寸寸地拖回，这样就可以将走廊里看守吸过丢在地上的烟头拖
到号门旁。我们管这烟头叫蜢蚱子。有时拾到大半截烟头，即大蜢蚱子，谭贵就欢喜得
不得了。取火，也有高招，用线头搓成个芯，再把被子里的棉絮掏出来，裹在线芯上绕
成个拇指粗细的棉花棒，用鞋底把棉花棒压在水泥地面上猛搓，搓几下，把棉花棒拉断
，用气一吹，便可点燃烟。这叫搓火，还有电烤火、蹦星儿蹦火等各种原始的取火方法
。点燃烟头，我和谭贵轮换着吸。你一口，我一口，感情便在这种情态下交融。谭贵对
我逐渐放松了警惕，每日和我神侃他在外流窜一年多来的种种轶闻艳事。我每日细细地
聆听，用强健的记忆力，将有价值的事 情牢牢地刻在记忆里。但是，他究竟是用什么
手段脱逃的，他一直没有提起。我不好发问，只能等候时机。
三
一次偶发的皮肉之苦，使我得到了契机。有一天，我们拖回一截蜡笔。我突生灵感，在
监号的水泥墙上，用蜡笔写了四句诗：“生死何须挂心间，早将断头视等闲，甘舍此身
任杀剐，留得忠魂壮河山。”诗是挺有气魄的，谭贵读后连声叫好。
岂料，有一天放风回来，看守员杜班长把我和谭贵截在了走廊里问：“号里墙壁上的诗
是谁写的？”谭贵当然没有才气写出这样的诗来，我只好承认是我写的。杜班长大声训
斥道：“你这个顽固的反革命，贼心不死，还想翻天啊！”
一根扁担捆绑在我的胳膊上，一字形排开，我便趴在地上动不得了。“打他一百鞭子！
”三股电线拧成的鞭子扔在了两个杂役犯人的面前，执行惩罚的竟是两个犯人。这次，
我感觉到老钟还算有点同乡的情谊，他落下的鞭子比另外那人稍轻点。我趴在地上，紧
咬牙关竟然一声未吭。鞭子抽在我背上，竟像打在块牛皮上。事后，谭贵向我竖起了大
拇指说：“行！哥们儿，够钢！”谭贵终于把我视为贴心的知己了。
他说：“人生一世，难得知已。你我禁地相逢，又都是有钢、有骨气的血性汉子，也算
是有了缘分。今后，你如果有幸还活着，请帮我捎个口信，行吗？”我知道，快到了我
完成使命的关键时刻了，便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只要我不死，
就能为你捎出去。我死了，你的话就只好烂在我肚子里了。”
“好吧，你替我捎一份血书吧。”谭贵把一件白衬衣的后襟扯下来，然后咬破中指，用
殷红的血写下了几个字：“建军、兴国，来世再见吧。”“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
“将来你真有机会的话，请将这血书捎给我的两个哥们儿，就告诉他们，我谭贵虽死，
但死得有骨气，我没有出卖朋友。”
“这怎么讲？”我问。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说：“小老弟，你真是短练。想听故事吗？好
吧，我讲给你听。”“我在新肇监狱有两个‘最铁’的朋友，但都不是犯人，而是干部
。犯人和干部交上朋友，你觉得怪吧？其实不怪，这就是智慧的功力……”
谭贵洋洋得意地开始了他的讲述。原来，谭贵之所以能得以脱离樊笼，是得助于两位干
警的贪心。谭贵所在的中队有两名年轻的队长，一位叫建军，一位叫兴国。谭贵久在江
湖，会几路拳脚，而这两位干警年轻好动，和谭贵混熟了，很想学点拳术。谭贵便用心
良苦地开始在狱中授技了。起初，这两位年轻干警也许并没有别的想法，但彼此混熟了
，谭贵动了心计。
有一天，他对建军说：“你我虽然身份有别，但根据这段相处，我觉得你很够朋友，所
以我将我的一桩秘密告诉你。在入狱前，我曾将一笔巨款埋藏在哈市的一个秘密所在。
我判了死缓，这笔钱恐怕这辈子也花不上了。我看你够义气，便把这事告诉你吧。我画
一张图，你按图去哈市把这笔钱取回来，你这辈子够花了。我在狱中也能常得到你的接
济，好过一些。”说着，谭贵便将一张草图交给了建军。建军按图索骥，去了趟哈市，
但无功而返，因为谭贵所画图中指明的所在已经被拆迁得面目皆非了。
建军回来后，对谭贵说：“那地方已经拆迁了。按图我没法找准位置了。这样吧，找个
机会，我把你弄出去你去取吧。只要你够义气，忘不了我，我担点风险也认了。”谭贵
窃喜：终于在森严的罗网中觅到了一条可冲撞出去的缝隙。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干警建军又约上他“最铁”的哥们儿兴国，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
，暗藏一身警装，到监舍里找谭贵。他们把警装悄悄地塞给谭贵，谭贵到厕所里不到5
分钟便换好了警装。建军和兴国两人骑着自行车带上了换了警装的谭贵，建军在前，兴
国在后，谭贵背着脸坐在兴国的车架上。过二门和大门时，建军凭着脸熟与值班的干警
一招手便骑车而过，值班的干警做梦也想不到坐在后车架上身着警装的人会是囚犯。就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两个干警把一个囚犯带出了监狱的大门。
谭贵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述这一过程。我知道，这正是我所要的东西，但我一点儿也不露
声色。我问：“那你所说的埋藏巨款的事是真的吗？”“傻瓜，是真的，我还用这样绞
尽脑汁？但我绝对够义气的。我后来在浙江有了钱，分别给兴国、建军各汇了5000元，
我是知恩必报的。”“噢，原来是这样的。”我恍然大悟。
我心里暗暗庆幸：总算没有白费心机，到底是把这只狡猾的狐狸的底细给透出来了。我
等待着时机，只待狱侦科的李科长来提审我，我便大功告成了。
可是，当我如实向李科长汇报了这一情报后，李科长竟噤若寒蝉，许久没有出声，末了
，他指示我再等几天，等他向领导请示一下再说，并告诫我说：“记住！这件事除了我
，对别人先不要提。”
又过了整整三天，李科长再次提审我想出来的办法更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晚，在监狱小
号的预审室里我被换上了一身警装，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预审室里除了狱侦科的李科长
之外还有监狱的刘典狱长、肖政委和两位穿检察院服装的人。
随着一阵重镣拖地的响声，谭贵被带进了预审室。李科长把谭贵的那块白衬衣血书抖落
出来，厉声喝道：“谭贵，你抬起头来，看一看椅子上坐着的是谁？”谭贵抬头望见了
我，“啊”的一声，嘴张开竟闭不上了。“怎么样？谭贵，想不到吧！”李科长说，“
你的一举一动，我们了如指掌，你还有什么话说。”
谭贵用非常歹毒的目光望着我，颓然地叹了一口气说：“唉！我这回算是走了眼，真想
不到和我同住一个号子的原来是个‘老警’，这不是我没有钢，是我脑子太空了。”我
当时心里有股子说不出来的滋味。虽然我身着警装，头戴镶着国徽的警帽，但我却没敢
正视谭贵那凶狠歹毒目光的坦然，那歹毒的目光简直就像是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在这
柄利剑的逼视下，我这颗卑微的灵魂又焉能不如坐针毡？
四
这次当“特情”，我得到了监狱给予的减刑一年的奖励。后来，谭贵被执行了死刑，私
放罪犯的两名干警建军和兴国也分别被判处了7年和5年徒刑。
开宣判大会那天，全监犯人都去了会场。我向苏教导员请了假，苏教导员没问理由，便
批准了。我心里似乎有了一份愧疚，我总觉得我获得的这一年减刑奖励太沉重了。
更令我尴尬的是，建军判刑后竟分到了我所在的中队。虽然他不知其详，没有对我心存
怨恨，但我和他在一起时，总觉得有点歉疚。有一天，建军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其实，对罪犯是不能讲义气的，再有钢的犯人也禁不住严刑逼供，我是深有教训的
。”他说这话并不是指责我，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指谭贵的事。
在道义的天平上，我似乎心无愧悔。然而，悠悠30多年过去了，谭贵那凶狠歹毒的目光
仍然让我如芒在背。当年私放罪犯的建军和兴国可能早已刑满获释了，他们或许至今仍
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之所以败露是我这个“特情” 在作祟。我吞咽下的那个“人血馒头
”至今一直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之所以把这段鲜为人知的事讲出来，不是为开
释自己心灵上的重负，而是实实在在地想探究这样一个问题：所谓的道义和良知里是不
是也包蕴自私？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人类所奋斗的一切，都与自
己的利益有关。”这句话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2011年3月11日于法国兰斯
□ 《中国人权双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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