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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http://news.sctv.com/rw/lsjm/201007/t20100706_406408.shtml
高伐林
在汪精卫于日本侵华期间发起“和平运动”、成立政府的悲剧性过程中，1939年3月21
日的河内遇刺事件是相当关键的一环，虽然并不能说“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以此作为河内刺汪事件一节的标题）（注1），将
汪精卫政权的成立归结为河内行刺所导致，但是无疑这个事件具有深刻的背景，也产生
了严重的后果。许多人认为，这个事件对于中日关系、对于蒋汪互动、对于中国的走向
和汪氏的命运，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这个事件乍看似乎清楚，细究又充满谜团，65年来史家论者一直议论纷纭，莫衷
一是。为解开这一谜团，笔者于2004年春夏，对亲历此事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女
婿何文杰多次进行了访谈。
关于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这里先简略叙述如下：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从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到越南河内。在
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
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在香港
发表，响应近卫声明，史称“艳电”（当时电报为节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
”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戴笠派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
3月21日凌晨，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的寓所，冲上三楼，向事先侦查判定的三楼汪之卧室
冲去，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是此屋居住的却并非汪氏夫妇，而是汪的秘书
曾仲鸣及其夫人方君璧。曾仲鸣身中多弹，次日死在医院，方受了重伤，汪精卫则幸免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
权。
汪精卫与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孟晋（文婴）、次子
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于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亚
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孟恒（又
名何文杰），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现在美国东部某地养老。在我们这
里讨论的河内刺汪事件前后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
魂一夜，何文杰曾写下一篇题为《凶杀》的详细回忆录。以下记叙他们关于当夜事件经
过的回忆，文字上参考了《凶杀》中有关段落。
采访是在他们的女儿（即汪精卫的外孙女）何重光的寓所进行的，主要是由何文杰先生
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若干人物例如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整理记
录时颇感踌躇。两位老人在接受采访的谈话中称呼比较自由随意，在《凶杀》回忆录中
则是以当年亲属关系相称。笔者本想统一，以减少读者阅读时的障碍，但不论统一到哪
一种，都觉得别扭，只好定出一个原则，分成两类情况：当他们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
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时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三个版本的刺汪事件
高：我想请二位谈谈你们亲历的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
答：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高：原因很多。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出入实在太大。其中由第三手
、第四手资料演义的道听途说，我们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这里只说几个应该算比较
了解情况者的描述。
由戴笠派往河内的军统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晚年写了《河内汪案始末》，详述了当晚
经过：陈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令两人在户外掩护，四人进入宅内。“几
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随后“又传来枪声三响”，“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
五分钟……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开枪的王鲁
翘汇报说：“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
子都蜷伏在床下。”（注2）──当然，他们以为的“汪某”，是曾仲鸣。
汪精卫和平运动骨干、后来离他而去的陶希圣，其子陶恒生在《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
盛赞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是“巨著”，“允为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陈将军受
层峰之命为国锄奸，从正义制裁叛逆的角度叙述事件经过，义正辞严”。奇怪的是，陶
介绍这一事件，却完全不引用陈恭澍“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只引用陈璧君的弟
弟陈昌祖的回忆，陈昌祖当时并不在场，他的说法，恰恰与陈恭澍大相径庭。他写的是
：“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进楼往顶楼爬去，他们劈碎了门上一块木
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曾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方君
璧正坐在床边”，“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汪精卫夫妇、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
杰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注3）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之大，好像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算是第三
个版本，说得更是邪乎：汪寓“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
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先设策诱
开墙外警卫，五人翻墙破网，格杀汪的内院警卫，急向三楼冲破房门，“击毙穿白衬衣
的男士一人”。门外越南警察大吹警笛，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他们紧急撤离
（注4）……这份官方史料简直像小说了。
还有，金雄白（笔名朱子家）1959年起在香港《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
场》，后来出了单行本。其中第一册写了这个事件，第五册又重写这个事件，说法前后
抵牾，看来前面是听传闻的多，后面却是从亲历者处得到了资料。
答：对，金雄白确实写信来问过我们，我们对他介绍过一些当时的情况。他在报纸上连
载了文章之后，听到反映或者了解到新材料，就又订正，所以前后不一致，后面说的，
应该是更准确一些。
高：你们的舅舅陈昌祖的回忆也有失真？
答：他当时不在场，对于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中枪的经过并不是非常清楚。
高：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与你们的岳父、岳母（汪氏夫妇）四人都
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在河内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
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你们当时住的三层洋房，是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这一点几乎无人提起！绝大多数资料都只说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号”，除了金雄
白在他的书的第五册说过是高朗街25号与27号——他的信息来源，大概也是你这里。这
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刺客确实是只冲进了高朗街27号，却杀错了人。河内行动组负责人
陈恭澍的回忆录中这么写：
“他（汪）的现址是高朗街27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
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
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
门。”
请注意这一段：“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开
车打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进出。大门进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
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注5）
他从正门前来往过多次，正面的结构却是应该看得清的，他只字没有提正门是两个门。
陈恭澍看到了金雄白的文章之后，在连载其回忆录的第六部分中，才承认“我们事前只
知道高朗街27号这一幢是汪的寓所，却不晓得还有25号那一幢是打通了的”。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
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注6）前面的一个房间
，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
的一角。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
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微姑（朱微，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的女儿，汪精卫的亲
戚，“微”应为女旁——高注）和孟济，孟济是十一姑丈的长子，那时年纪只有九岁。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是汪屺和雷庆。
后面的小卧室是陈国琦，前面的一间是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两位老人家（汪氏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高：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是一直住在25号三楼的这个房间吗？我看到的各种资料上都
说，他们原来住的是你所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的那个房间，只是因为方君璧新来
，临时才让给他们夫妇俩住，造成了误杀。
答：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
那间前房住过。
高：那么曾仲鸣、方君璧住那间房之前，这间房没有人住？
答：对，没有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高：汪氏夫妇住的房间与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一样大小？
答：一样大，25号与27号是完全对称的。
高：那么，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有很多资料
说特务们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监视，不过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却否
认了这一点，他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
镜。”
答：特务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
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惊魂一夜
高：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答：3月20日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渴睡
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是什么声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
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爸爸（结婚后，我跟着妻子这样称呼）也正开门张望
。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
，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
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往下面一
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
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手？已经有人入屋了？
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
，这样子已是比较上最安全的了。
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我
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
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
，不要走动。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
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微姑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
，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
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
，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
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坚忍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刻催促微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
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
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
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
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
我们是后来才谈起各人的遭遇，综合出一个事情的轮廓的。估计凶徒约三、四人，从27
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视，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
，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凶徒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
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凶徒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
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凶徒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微姑同时从前后
两房间出视，见到凶徒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
，凶徒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放枪。这时朱微刚好踡缩在门
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所有的枪弹不幸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事后凶
徒们仍循原路退走。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手无寸铁，所以他们来去之间绝未受到阻挡。他
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高：汪氏有卫士，难道没有自卫武器？
答：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
卫士不得、也不必领取自卫的枪。
奇怪的油漆店东主
高：特务们在这次行动之前，想必早就跟踪、监视你们和侦查你们，你们难道一点都没
有发现？汪氏等人在河内曾经搬迁过数次，是否因为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异常情事？
答：我们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在河内搬迁数次，都并不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
。不过，事后回想，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
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
妇、国琦、微姑和我们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
赶早起程。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
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这时候有一部车子驶过来，走
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
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
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
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
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高：对，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过（注7），他们驾车追踪你们，是想伺机下手
的。但是你们突然掉头返回了。还有吗？
答：住在南洋一带的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午间天气实在太热，令人难以忍受，所以
午饭后大家都去午睡，一切工商政务，全部暂时休息，直至下午4时以后才恢复办公。
我们住在河内，也都入乡随俗。记不得是当天还是前几天了，我正进入卧室准备歇息，
家人叩门说油漆匠要量度施工面积──我们因为赶着迁入，所以内墙还没有粉饰好。我
打开房门一看，来人并不是工匠打扮，说的一口不纯正的国语，不过他自称是“油漆店
东主”，我就让他进入我的卧室。他量度了好一会，还要我带他进入楼里的每一个房间
去。我回答他这是午睡时间，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度了一间就可以以此为例，
推算其余，再从外墙量度，计算一下就行了。我坚决拒绝，他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人的
举动令我觉得突兀，不过过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高：这人的真实身份后来是否查清？
答：没有。不过我没有让他进入其余的房间是对的。而且那天晚上幸亏25、27号两边中
间相通的门关上了──平时经常开着，如果那夜也开着，他们只要往这边看一眼，我们
就完了！
高：我有一个疑问：那个可疑的“油漆店东主”进了你的卧房，你的卧房是在25号的三
楼，那么如果他是来侦查的特务，应该就知道了左右两侧25、27号都是汪氏的人在住。
那么为什么后来刺客还是直奔27号那一侧，对25号这一侧完全不闻不问？
答：不知道，这确实很奇怪，但我无法解释，对此人的身份我也一直没有弄清楚。
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顶，用所谓“倒卷珠帘式”的身手查看过
目标人物居此无误。我很怀疑这一说法，因为爸爸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里，晚上不可
能在27号的三楼前房出现。
国事家事“没有什么不放心”
高：请再接着说那天晚上的情况：你们报警之后怎么样了？
答：警察和救伤车终于到了，我和妈妈（陈璧君）跟随着救伤车把十一姑丈他们两位和
全部受伤的人送进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那所医院的一切就在当时也显得落后，人手缺
乏，把情况最严重的十一姑丈送进手术室后，中了四枪的十一姑躺在担架床就没有人照
料了，还是我们家人到处找来一张床单给她盖上。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许多枪，必须马上输血，可是医院却没有血液的贮备。战事开始
的时候，为了应变，我们都做过血型鉴定，现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B型，我立
刻告诉医生，医生也来不及再作鉴定就动手从我身上抽血给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
旧的复式唧筒，把血从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时输进伤者的血管，可是这具唧筒毛病百出
，两面俱漏，弄得淋漓满地。这时十一姑丈还轻轻地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
医生为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尺多长的小肠，洞穿太多，无法缝补了。十一姑丈这时想
到向来由他经管的一切，挣扎着叫人把国琦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来，
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经非常虚弱，签了又签，才
选了一张笔迹没有太走样的。
十一姑身中四枪，一枪穿过右胸，击碎一条筋骨然后从背后穿出；一枪穿过左膝盖，从
膝下穿出；一枪洞穿右腿；另一枪擦过右胸。
爸爸来了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十一姑丈，这种时候，就连妈妈也无法阻止。但是特务
可能就在住所门外，他们还会继续下手，怎样出入才避过凶徒的耳目？一时也想不出办
法，我与妈妈赶回寓所商量。一位在法国商店当经理的朋友阿兰，听说我们家出了事来
探问，这时自告奋勇，提议由他驾他的车送爸爸到陆军医院，谅可避免特务的注意。于
是我们上了他的车，爸爸在后座尽量伏低身体，我和妻子二人在两侧把他遮挡住，妈妈
坐在前面司机旁座。打开大门车子一冲而出，虽然还是不少人探头探脑，总算没有人跟
踪。
到了医院，十一姑丈的情形已经更困顿了。爸爸和他执手相看，记得十一姑丈说过一句
：“国事有四哥（汪精卫），家事有十一妹（其妻方君璧），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无益，于是仍照来时的办法，由我夫妇两人送他坐
阿兰的车回家，他一面拭着眼泪，一面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干净衣服让我带回医院备用。
十一姑丈于21日下午四时逝世。我跟随妈妈把噩耗透露给躺在另一病房的十一姑，十一
姑含着泪说：“抗战的可以死，致力和平的也可以死。我们要把个人的死亡，换取国家
民族的生存！”
采访札记：河内刺汪事件幕后真相仍在混沌之中
关于河内刺汪事件中的疑点，将前人已经指出的，和我听了两位老人的介绍之后新增的
，罗列一下，可真不少：
陈恭澍在戴笠手下地位不低，当时正担任军统局的天津站站长，承担过不少重要使命。
戴笠十万火急地将他调来，亲自带着他到河内交代任务，其他王鲁翘等人，据称也都是
从各地调来的精干人马。戴笠煞有介事地叮咛陈：“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
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然而，陈恭澍自己在回忆录
《河内汪案始末》中写道：我们“虽奉命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
是这两件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
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
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哪里，真是
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注10。以下引文，均出自该回忆
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二期至第41卷第一期。为避免给读者阅读造成不便，
不再一一加注）
从他们的队伍组成看，这么机密重大的任务，这个班子完全是临时凑合，将不识兵，兵
不识将，以前从来没有配合过，无法默契。他们在河内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两眼
一抹黑──戴笠后来派来曹师昂，倒是有个法籍太太，但这对夫妇约见陈恭澍，似乎只
是为了带给他两支手枪和子弹而已！戴笠交代陈单线与一位“特殊人物”联系，“事无
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咨请办理”。陈确实仰仗于他，被动地
听由他居间打听和安排，在那段日子却一直摸不清他的底细。
从他们的装备看，这么机密重大的任务，特务们的配备，虽然一方面“由各路运来大批
枪械弹药”，似乎十分重视；但另一方面，只临时买下一辆半旧的两门福特小车作代步
工具，侦查器械上更是“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门前不便停留，所以无法近观，
又不准备望远镜，从而也无法远望。正因为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了汪宅，却一直弄不清
里面除了汪、陈夫妇，究竟住了什么人，住了多少人，谁主谁宾，几男几女，什么起居
规律、进出惯例……
从他们的工作态度看，这么机密重大的任务，从陈恭澍到小喽罗，吊儿郎当，敷衍了事
。陈自称他在门前来去多次，对汪氏一家住的是25与27号打通了的两连号却一无所知，
导致最后大摆乌龙；陈恭澍说只放了两次枪，后一次才三响（即王鲁翘射床下之人三枪
）；但何孟恒、汪文惺听到的则是“噼啪连声”，送到医院去的曾仲鸣与方君璧身上中
弹无数，特务也说不清怎么回事。
尤其是有两个人让人疑窦丛生。一个是行动组成员的唐英杰，陈恭澍明明深知前此他被
派到天津时就“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却将攸关成败的关键任务──
侦查──交给他，只安排他一人两次秘密登上屋顶去查看室内。此人对陈汇报时一口咬
定：“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夜里开着灯的还是（27号）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
他（汪精卫）就住在三楼。”这就最后钉死了行动组的错误指向。
还不仅如此。这个唐英杰，在戴笠于3月19日凌晨下达了“制裁令”之后，陈恭澍要布
置任务，到处找不着他，“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
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
。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他究竟去哪儿了？
还有一个名叫魏春风的，可算行动组的“编外成员”，也是神出鬼没。说起来是陈恭澍
他们通过那个“特殊人物”徐先生转弯抹角认识的，但是魏在这么短时间内以其“鬼灵
精”，“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缺的引导者”，难得的是，他既处
处为行动组效力，又极为知趣，有求必应，“无求不问”；他那个“风致嫣然”的女友
也帮忙极多，女友又有一个叔伯哥哥在警察局当密探，巧更巧在此人就被派在汪寓附近
一带巡逻、守护。陈恭澍3月20日晚率部行动前往汪宅，遇到两个越南便衣警察，进退
两难之际，魏春风像从天上掉下来，立即用钱收买了警察。陈恭澍写道：“这件事太不
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怎么说也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还有关键的一件事：据陈恭澍说，戴笠自从元月份将他带到河内时呆了两天，再也没有
来过，只靠电报发令遥控。但是别的资料上提到戴笠后来不仅来过，还不只一次。陈自
己在回忆录上也不得不举出曹师昂说的两件“有凭有据”的实例，承认不敢说戴笠肯定
没有再来。但是戴笠来了河内，却不召见负责监视汪氏、随时准备动手的陈恭澍，似乎
全然顾不上奉最高统帅之命除掉汪精卫之事──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陈恭澍将这么一件重要任务办砸了锅，奉调回重庆时，他声称是已经作好“调回去交付
军法审判”思想准备的。此前他对跟丢了盯梢对象，都说过所受处分可能是“立即扣押
，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
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现在比那该严重多了吧？然而，事实上他这么
大的失误却一风吹了，照样受到军统的信任重用。蒋氏、戴氏竟会如此赏罚不明？
（写于2004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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