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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3 | 1 在安徽的某艺术学校，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孩群殴另一位女同学，还拿凉水浇，造成其心
理出现问题。最终，学校把带头打人的13岁孩子开除了。
“她们可是学习艺术的啊！我也很揪心，这么小的孩子到社会上能干什么？”全国政协
委员侯露，是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此事曾让她一度很痛心，便现场给法律专家讲
述了这一案例。
近日，在共青团中央大楼内，由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部牵头的完善《未成年人保
护法》论证会暨团中央议案建议提案办理答复会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专家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20多人围坐在一起热烈讨论，说问题、讲真话，共同为如何更
好保护未成年人出谋划策。
声音：有人大代表呼吁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侯露很较真，专门找到学校老师，了解到打人的孩子平时学习很认真，在之前没有一点
征兆，来自离异家庭。“就连她的老师也哭了两天两夜，要知道选拔一名学戏的人才有
多难，才13岁就制造了这样一起悲剧。”她说起这事儿时有些激动。
校园暴力该如何预防？侯露发现了一个悖论：公安部门推到学校，学校推给了家庭，家
庭推给了老师，老师推给了学生自己。她提出：“要知道这些孩子就是不懂，他们要懂
了就不会这样做了。”
侯露直言：“很多父母教育不当，就会埋下隐患，孩子早晚会出事，不在学校出事也会
在单位出事。”
她认为，比如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时，应该把对校园暴力的
预防纳入教育范畴。“我们是不是对校园暴力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法？管住这个事。”她
提出建议。
法学专家、坐在对面的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副部长姚建龙回应：“针对校园欺凌进
行专项立法是很多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不论是采用行政法规的形式还是专门法律的形式
，我国确实也可以考虑。”
刘宏艳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辽宁省北票市的一名高中教师：“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越
来越低、越来越小，犯罪的群体和规模不断地扩大。”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
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刘宏艳建议把这一条修改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服刑期间要充分地实行教育、感
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文化教育为主，劳动教育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依
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我国法律规定，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近年来，一直有社会舆论呼
吁降低这一年龄，刘宏艳也不例外。“这种标准没法约束一些犯罪。”刘宏艳给出理由。
支持：引入“恶意补足年龄”来震慑这些孩子
刘宏艳的观点，得到了坐在身边的王家娟老师的支持。王家娟是全国人大代表，是辽宁
省辽阳市的一位高中老师，已经当了26年的班主任。
在普法的时候，王家娟曾经问过一些学生：“你做错了事该怎么办？”“找我爸，找我
妈摆平。”有孩子回答，这让她有些失望。
从2013年开始，王家娟一直关注青少年犯罪情况。她举例，在一个学校，有学生组织成
“青龙帮”“虎头会”的“帮派”，成员基本上是富二代。一次，“青龙帮”成员到“
虎头会”成员的寝室，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王家娟得知后找到学校了解情况，学校却
回答“没事，学生就破了点皮”。学校也没有给公安机关报案，双方就私了了。
“媒体每年报道校园欺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到今天已经有26
年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还屡屡受到侵害？就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个‘
软法’，只有修《刑法》才能硬起来。”带着东北口音的王家娟说出自己的观点。
“我今年提出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她给出的理由
是：“（很多孩子认为）我是未成年人，你能把我怎么的？对他们从轻处罚甚至是免责
，就等同放纵他们犯罪。”
《刑法》第十七条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
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王家娟提出建议，对于12~14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在这个年龄范围内累犯的话，应该
取消刑事豁免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一种观点是“恶意补足年龄”。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于10岁和10岁以上不满14岁的人
制定了特殊规则。这些人年龄小，被推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但是，如果证明某
个儿童“对危害行为有辨别能力”，即了解行为是错误却还有意为之，就可反驳这一推
定，属于“恶意补足年龄”。
王家娟进一步建议，有一些案件性质非常轻微，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可以采用不起诉的方
式。未成年人保护，不应该盲目地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对特别恶意的犯罪采用
“恶意补足年龄”，震慑住这些孩子。
反对：不降低“刑责年龄”不等于“放羊”
“我理解大家降低刑事犯罪年龄的心情，看到个案我们会有情绪，但是立法还是要理性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宋英辉回应这个问题，他并不主张降
低14周岁这一刑事责任年龄。
宋英辉直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数还是由家庭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如果这些孩子换一
个环境就是很好的孩子，所以随意降低年龄，把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让未成年人自己承担
就有点不公平了。
从医学角度，他也给出理由，有大量的医学证明，真正成熟的人是在20~26岁之间，所
以未成年人情绪控制和行为控制的能力跟成年人不一样，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另外，
他的认知能力不足，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加重刑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他最担心，未成年人出现问题之后，社会对他们的干预方式是非专业的，简单用处罚方
式对待这些孩子，他们的人格形成、再融入社会和正常人际关系交往都可能会形成障碍
，甚至会形成反社会的倾向。
“社会为此付出的后续代价会更多，所以各个国家不太强调简单的刑罚处罚！”他说。
有很多人关心，不降低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其他办法？
“恰恰我们要补足这块儿，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给他定罪，不是不管他。”他认为，
如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矫正体系，民众对降低责任年龄的呼声也不会这么高，管束
的时间可以更长，比如定罪3年，管束时间可能达到5年或者6年甚至更长时间，直到把
他矫正好为止。
道理很简单，少年案件与成年人案件相比，处理起来的差别太大了。作为学者，宋英辉
还注意到，有的犯罪小孩儿抓了放，放了抓，一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强调，处理未
成年人案件的机构一定要专业，比如应探讨是否设立专门的少年警务机构。
宋英辉提出：“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没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少
年警务，就像一个国家的医院没有儿科一样。”
他警告称，如果机构不专业，光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不能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可
能制造出更多严重犯罪行为，办案效果有时候会相反。
宋英辉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北京的检察机关做了统计，在学校，违法犯罪的孩子劝退率
在60%，劝退之后的复学率是23%。劝退之后大部分孩子不能上学，那么问题就来了，这
样下去他们的重复犯罪率就会越高。要知道，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不能一味把学生劝
退或者开除，实在管不了的孩子，可以进入专门学校或者其他机构，但不能轻易推到社
会上，一推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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