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tective版 - Re: 揭露大饥荒的第一炮： 南方人物周刊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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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2122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wayofflying (小破熊),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Re: 揭露大饥荒的第一炮： 南方人物周刊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May 25 17:08:29 2012, 美东)
综述最近热炒的“饿死三千万”事件
野叟论史
一、“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产生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在一股强大的逆流推动下，各种反毛反社反共的谣言相继出台，其
中影响最大的一类正是所谓的“饿死三千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遭遇三年
困难时期期间因粮食短缺而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这一谣言在海内外的学界、媒体
、官方的合谋下广泛地传播开来，负面影响极大，至今也是攻击毛主席和中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主要口实。
它的基本发展过程如下：
1、问题重重的83版《中国统计年鉴》
起点是国家统计局83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耸人听闻地将公安部户口登记数字
（本身存在严重矛盾）作为历年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公布。让国内外媒体惊讶地
看到三年期间人口负增长，且60年总人口减少了整整一千万。
2、按图索骥的人口学研究
随后是国内外学者掀起的研究热潮，尝试用僵化死板的数学模型，以本不可靠的户
口登记数为原材料，以正常年景为基线，对饥荒中的出生率死亡率做主观修正，试图以
此估算出三年的“线性死亡人口”和“真实死亡人口”，用两个估算的值相减得出所谓
的“超线性死亡人口”。其结果有多个版本，尤以美 国 教授安斯利·科尔（在洛克
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球研究理事会资助下）“超过线性趋势死亡数”的2700万，和国内
蒋正华的1700万与 李成瑞 先生的2200万影响最大。
3、耸人听闻的“饿死三千万”
统计局的《年鉴》，学者的研究数据，在未得到正确理解和甄别的情况下被西方和
国内部分媒体广泛传播。“户口登记减少数”变成人口减少数，“超过线性趋势死亡数
”变成“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再变成“饿死三千万”。随着某些媒体十几年
来持之以恒的宣传，谣言反而成了舆论的共识。
4、异想天开的饥荒史学
伴随着“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传播，国内出现了一批“学者”热衷于生产制造虚假
的饥荒史学，从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主张不存在天灾，一直到张戎《鲜为人知的故
事》主张政府故意饿死三千万人民；最具代表性的是杨继绳的《墓碑》，把“饿死人”
数字夸大到七千万。
这些严重歪曲事实的流言，依靠炎黄春秋、凤凰系、南方系等右翼媒体在民间反复
宣传渲染，造成了极坏影响。一部分经历过食品短缺的老人，在媒体宣传的浸淫下，潜
移默化地接受了饿死数千万的说法，并把刻板印象传递给了年轻人，并以此为核心系统
地灌输各种谣言来进一步加深反毛、反党的宣传。
5、态度暧昧的党内“精英”
舆论对“饿死三千万”的责任论述总是与人民公社（合作制）、大跃进（群众运动
）和毛泽东（浮夸与专制）挂钩。其出台过程，与改革开放初期推行分田到户同步进行
，对削弱地方官员在农村合作制方面的“保守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饿死三千万”的原材料来自官方，而官方对此谣言长期以来既不否定也不承认，
却纵容其传播发展。部分官员也以私人身份认可之。较具代表性的，有副省级官员袁隆
平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脱口而出“1959年大干旱……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以及人
民日报邀请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做客强国论坛时，石称《年鉴》和李成瑞的论文
得到了党史系统的层层认可。
2011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在提到三年困难时期时，公开称“据正式统计，1960年
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终于正式表明了官方的态度。
二、以往研究的若干误区
左翼的民众和学者，长期以来坚持对该类谣言进行驳斥批判，并揭露造谣传谣的个
人和媒体，而乌有之乡网站也一直为此提供舆论平台。这些年来在此领域内的斗争已经
积累了许多成果，多年以来形成的几条主要的思路如下：
1、质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3版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2、质疑人口普查数据的可靠性
3、质疑所谓的“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结果的合理性
4、从常识、个人经历和逻辑角度驳斥“饿死三千万”的荒谬处
5、驳斥反毛反共右翼的个人和媒体在“饿死三千万”的基础上开发的二次、三次
谣言
6、用阴谋论的视角分析“饿死三千万”谣言出台的政治背景
7、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当时历史条件、社会背景、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
8、高度重视“饿死三千万”命题的政治意义。
每一条思路展开来，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大量有力的观点。更为细致的汇总
将在附录中列出。
在阅读过去“饿死三千万”相关的辨析文章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实事求是地说，
许多文章的论述中存在各种错误，尽管正确地发现了矛盾，却错误地解读之。这些错误
在我们未来组织话语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之，防止陷入被动。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是：
（一）没有意识到83版年鉴中的历年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真正含义
根据李成瑞先生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所述：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
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
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
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
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
由此可见，83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的“人口统计”数据，其实只
是公安部户口登记数字。
1、而户口数字并不等于客观的总人口数，它会受到户口登记自身误差的影响。
2、★该统计数据中历年人口数字 和出生率、死亡率来自两个不同的来源（这个消
息需要找李成瑞先生复核，要生成书面的材料）
3、★该统计数据是公安部交给统计局的现成结果，统计局没有核查也没有改动的
权力（需要找李成瑞先生复核，要生成书面的材料）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发现了《年鉴》中历年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之间的各种
矛盾，但对这些矛盾的解读需要慎重。我们的文章过去倾向于把这些矛盾解读为人为造
假，这其实很被动，因为：
第一、如果指控这些数据是人为造假，则势必存在着大量参与造假的人或者造假的
证据，要求指控者进一步给出；
第二、指控《年鉴》人口数据一定是蓄意造假，由于这个论断非此即彼，则也暗示
着如果这些数据并未造假、饿死人的指控反而为真了。
第三、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年鉴》人口数据是有可能为真的。因为它的数据来
源其实是户籍方面的统计数据，而且人口总数和出生死亡率本来就来源不同，它本来就
不足以反映真实的人口数字。相互验算必然会出现误差。
这误差反映的不一定是造假，更可能反映的是户籍数字和真实人口数之间的差距，
而这一差距是由户口登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偏差（瞒报、漏报、重报等）造成的，而这
种偏差又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导致的（人口迁徙、政策调整、户籍机构不健全等）。如
果是这种情况，则意味着：
（1）户籍统计数字是真实的，问题在于怎么解读它
（2）将户口登记数据解释成“历年人口数”是非常严重的谬误，这是官方、统计
局、党史的根本错误，应该是我们重点揭露的方向
（3）我们的结论不应是“数据误差证明数据造假”，而是数据误差意味着当时有
怎样的历史条件和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
（二）不了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非基于户籍统计数据
根据李成瑞先生文章《“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可知，从科尔到蒋正华，
他们都了解《年鉴》上的人口数据、出生率、死亡率是户口登记的结果，而且也发现了
这一数据的不可靠。按他们的思路，户口登记上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是偏低的，所以户
籍人口的非正常减少数量仍远低于真实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
从科尔到蒋正华，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式或有不同，但使用的数据都不是《年鉴》上
的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而是主要依据三次人口普查（53年，64年，82年）和1
‰生育率调查等其它数据。他们先用各种数据对比来验证这些数据的可靠性，然后再把
这些数据带入根据他们理论设计的复杂方程式中，得出他们想要的“超线性死亡人数”
或“非正常死亡人数”等等。这些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再由其它个人媒体引申出各
种政治性解读。
问题在于，他们使用的并非《年鉴》中疑窦百出的人口数字和出生率，所以对《年
鉴》的反驳并不等于对科尔、蒋正华等人的“学术研究”的反驳。我们在指出《年鉴》
自身的各种错误之外，也要指出科尔、蒋正华等人“学术研究”本身不合理的因素，但
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三）其它一些需要避免的错误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误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的文章中还出现了其它的一些
小错误。这些错误自然需要在以后的研讨中避免。一个例子是对“总和生育率”理解有
偏差。基于之前对《年鉴》数据粗劣造假的判断，对《年鉴》中“总和生育率”的奇特
出也轻易得出了造假的结论，事实上并未正确理解“总和生育率”的学术定义。另一个
例子是，在部分作者的文章中，认为《年鉴》的死亡率偏高是出生率降低造成的。然而
以新中国当时6亿左右的人口规模，出生减少到千万级别也不会对死亡率产生百分之一
的影响。像这一类的错误，也需要从我们的话语中逐渐摘拣出去。
三、孙经先先生的研究成果
孙经先先生今年上半年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
谜》《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 蒋正华 先生关于“非正
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死亡学术错误》、辨析《年鉴》中数据误差的原因和蒋正华研
究的错谬之处。
（一）《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
孙先生的文章《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
变动问题》，对《年鉴》中历年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相互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很
好的解释。首先孙先生认识到《年鉴》中的数字来自公安部户口登记，而户口登记会受
到各种因素影响（登记制度建立、瞒报、漏报、重报等）。
重要的是，孙先生也指出了《年鉴》中我国城镇人口变化数量、农村人口变化数量
两者间出现了千万级别的差额，而这一差额却在53年到79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渐抹平了；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人为造假，并有大量的论述（但却难以验证）
；而孙先生认为这一现象可以由国内两次大规模人口迁徙中的瞒报、漏报、重报以及随
后的历次户口整顿来解释。
这一解释在理论上没有疑问，特别是符合了当时新中国两次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迁徙
（农民招工进城与工人精简下乡，在这个过程中因政策因素，存在大量瞒报、漏报）的
历史背景，也被许多上一辈人的生活经历所验证。进一步的，强化这个方面的研究，或
许可以得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另一个估算数字
这个观点在唐尧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统计问题上的伪科学及其推波助澜的机
构》一文中初有涉及，但并未给与它足够的重视。现在看来，是破解“饿死三千万”谣
言的一把关键钥匙。
孙先生的观点在逻辑上有说服力，学理上没有问题。在这篇文章基础上我们需要考
虑的是：
1、否仍然要对《年鉴》的户籍统计数据提出质疑？例如：
（l）《年鉴》的户籍数据来自公安部而非统计局（李成瑞先生透露，需要复核）
，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出发，公安部的数据从政治上看并没有比《年鉴》更高的可信度。
（2）户籍统计制度也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获
得的数据势必受到制度不健全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又会在随后十余年的制度完善过程中
被抹平。这是否意味着对《年鉴》中的户籍统计数据也要有弃有取，不能完全假设其为
真？
2、孙先生的文章事实上给出了几个可以被验证的假设。我们要考虑如何对孙先生
文中的假设给出验证、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例如：
（l）59年以前农村人口招工进城过程中，大量地存在重报户口
（2）62年以后大规模精简二千万左右城市工人，回乡后大量存在瞒报漏报户口
（3）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逃荒等因素，户口登记出现严重误差
3、我们需要了解当初户籍登记和统计的一些细节，例如：
（l）农村、城市户籍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过程
（2）户籍登记过程中形成的数据，数据的上报汇总机制
（3）《年鉴》中的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来源是什么，又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二）《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学术错误》《关于“非
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
于是到今年八月中旬，乌有之乡网站上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蒋正华研究的文章。发
现了蒋正华研究的各种问题，例如：
（1）蒋正华数学公式书写不规范、没有基础的学术能力；
（2）蒋正华数学公式推演、求解存在严重错误，学术资质令人质疑；
（3）蒋正华的研究并没有给出细致的推算数据，其结论近乎独断
（4）蒋正华的研究成果在接受审核时，仅有一名年过七十的数学家参与，其他人
都是行政人员
（5）李成瑞先生并不了解蒋正华研究中数学计算过程的细致过程与可靠性，并没
有参加对蒋正华研究成果的评定
这些问题都提示蒋正华的“研究成果”是易被推翻的。结合其它一些信息：
1、蒋正华1958年至1979年西安交通大学自控系助教、讲师。1979年至1980年西安
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副主任。从事过导弹研究、雷达跟踪、工业生产自动化
等工作。
2、蒋正华以系统工程讲师的身份，突然于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
学研究院学习。有一些突兀。当然，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这些，和当时兴起
的技术人口学之间不是没有互通之处。另外，这个印度孟买的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究竟
是一个什么机构，国际上地位如何，是谁资助的，宣传哪一个学派的思想等等，都是值
得研究的。
3、蒋正华于82年回国后仍是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84年升至西安交通大
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85年时便接受了“对建国以来人口出生
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研究”（李成瑞语）。其成果得到了
官方认可，从他之后的工作履历中可以看得出来。
4、蒋正华于1981年获印度国际人口科学院金质奖章。还曾获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
心授予的“二十一世纪贡献奖”。1993年，被载入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当代国际名
人录》和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还曾当选为1992—1993年
度“国际杰出人物”。
以上信息也可供我们参考。在厘清真相之前，做一些泛政治化的猜测并不过分。
附一：“饿死三千万”问题-辨析思路-纲要
以下内容是本人在整理“饿死三千万”相关资料过程中，综合作者文章观点得到的
一个简明纲要。下文所提出的八个方面，粗略地涵盖了研讨“饿死三千万”问题的各方
思路。更具体的观点和论据在作者的文章之中，本文会在附二中挑选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分文章，对此纲要作出补充。
一、 质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3版中国统计年鉴
1、83版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来自公安部户口登记数据的统
计，而且来自两个不同渠道。这种数据严重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事件的影响，并
不能够反映中国当时真实的人口数字。公安部户口登记受社会动荡影响（人口迁徙、逃
荒、饥荒等），大量存在漏报瞒报，历年户口登记都可能存在数百万级别的误差，诸如
此类。李成瑞先生也有过回忆：“从1964年到1982年，已经过了18年。这期间，户口登
记有遗漏，比如有些地方人死亡了，因为家人想继续领粮票、布票等，就没有去报，人
口数字有不确实的部分。另外户口登记是在派出所，城市是比较健全，但很多农村没有
派出所，只有靠乡政府、村公所临时派人去数一下人，很不准确。” 把这样的数据当
成真实的人口数据发布，要么是极不严肃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
2、如果像党史第二卷那样，把户籍数据当成真实人口数据，就会发现各种问题，
例如历年人口数无法验算，计算出来的60年出生人口三、四十年后不降反升、人口数不
正常的凹陷等等。
3、83版中国统计年鉴自身存在各种问题。首先国家统计局早就被撤销过，82年以
后才刚刚重建起来，人力和资料都是问题。《年鉴》的出台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
接受了上级官员的层层审核。而且《年鉴》中的各项数据存在的误差就不可忽略，
二、质疑人口普查数据的可靠性
1、国内外学者的所谓“技术人口学”研究，大多不是从户籍数字出发，而是从人
口普查数据出发。他们都对人口普查的数据高度认可，但这种人口本身就是可疑的。比
如据 李成瑞 先生所述：“解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953年，是结合第一次普选进行
的，有苏联统计学家的帮助。那时候调查项目少，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安两个桌子，一
边登记人口，一边登记性别之类。这次普查的人口数是六亿多一点。第二次普查是1964
年，正在开展‘四清运动’，整理农村的账目和一些干部的贪污现象。因为普查一次要
动员好大的人力和经费，‘四清’工作组每个乡村都有，于是把这个工作委托给‘四清
’工作队。当时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是杨尚昆同志。普查的结果是7亿多人。”这种状况
下的人口普查到底有多么高的可靠性，需要有专门的分析才行
2、事实上，以中国人口基数之大，人口普查结果即便只有轻微的误差，数字也超
过了许多国家的人口规模。根据百度词条《第六次人口普查》，1982年人口普查的误差
率是千分之一点二，2000年普查的误差率是百分之一点八一。则82年人口普查的误差是
百万级别的，2000年人口普查的误差达到了近两千万。而且对全世界而言，流动人口规
模越大人口普查的难度越大。
三、质疑所谓的“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结果的合理性
1、“技术人类学”研究本身的产生发展时间比较短，它的合理性并没有得到普遍
的检验。理论基础本身是可以质疑的。无论是线性、超线性、生命表，都可以分析批判。
2、从科尔到蒋正华，他们对所使用的人口数据的挑选方法和质量评价是可以质疑
的比如高度认可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点。他们的态度是草率的
3、这些学者研究的细节，从设计公式到数学计算，其实存在大量可以质疑的环节
。常看见为方便计算就主观地修正公式和数值，却没有指出这种修改背后的数理或人口
学含义。而且他们的基本技术，比如蒋正华的数学能力就未必可以相信。
四、从常识、个人经历和逻辑角度驳斥“饿死三千万”的荒谬处
网友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有口述，有分析，有提问题。例如短时间内饿死三千万，为
何不见万人坑；当年访华国际友人为何没有负面报道；年轻人自己的父祖亲朋中在困难
时期饿死的有多少、是否达到三千万比六亿的荒唐比例……这类文章非常多，此处不一
一描述了。
五、驳斥反毛反共右翼的个人和媒体在“饿死三千万”的基础上开发的二次、三次
谣言
1、以“饿死三千万”为发端，反毛反共右翼的各种势力又发明了许多历史出来（
一部分是资改派的主张）。这些宣传往往把未出生当成死亡，把死亡当成非正常死亡，
把非正常死亡当成饿死，用这样的手段把数字反复翻倍扩大，以夸大“饿死三千万”的
悲剧效果
2、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主张三年困难时期根本没有天灾，纯粹是他所说
的各种人祸造成的……
3、杨继绳的《墓碑》，还有一本《夹边沟记事》，用文学的形式伪造了大量故事
，用来欺骗读者使之相信饿死几千万的谣言，并不断放大数字。两千万、三千万、七千
万、一亿多，各种版本都有。网上也有很多驳斥他们的文章
4、诬陷新中国在饥荒到来之后不顾人民的死活，禁止人民逃荒（借此攻击户口制
度，试图推行土地私有化，赶农民进城），还大量出口粮食、刻意对苏联还债、拒绝外
援等。这些都不是事实。
5、用无法核对的转述，称某时某地某官员透露了死亡人口数多少多少。比如说某
官员透露四川饿死一千万（当时四川人口才几千万），比如说杨尚昆见到过全国饿死人
的统计数据位几千万云云。
6、将“饿死三千万”和“大跃进”联系起来，不是探讨人祸背后的旧的社会文化
文化，旧的基层社会威权结构，以五风为代表的官僚主义，新中国初期水利工程缺失、
农业技术落后、荒地利用不够等问题，而是攻击人民公社，攻击集体经济。这方面乌有
之乡网站的辨析文章很多
7、把“饿死三千万”和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联系起来。
8、把“饿死三千万”和随后的七千人大会联系起来。说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
祸撼动毛主席权威，伪造了刘少奇去游泳池见毛主席的“人相食、要上书”（其实是七
千人大会时刘对他人所说），毛主席回答他“你顶不住，我死了后，你怎么办”（刮黑
暗风时对右倾的刘所说）的对话。用这种方式阐述毛主席和刘少奇的矛盾，一则否定了
毛主席，二也吹捧了刘少奇代表的道路。类似这样的二次、三次谣言还很多（例如毛主
席在困难时期大吃西餐等），此处不一一介绍了。
六、用阴谋论的视角分析“饿死三千万”谣言出台的政治背景
1、83版《中国统计年鉴》中把问题重重的户籍统计数据当成人口数据放出，这种
不负责任的态度背后，或许跟当时推行包产到户、否定集体经济的政治需要有关（初期
全国各省对分田到户普遍抵触）。与同时期其他方面的舆论宣传（张志新案、民主墙、
伤痕文学等）相参考，这个猜测并不奇特
2、高盛和统计局是有合作的
3、国外科尔等学者的研究是直接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个基金会的背景
和意图世人皆知。而且所谓的人口学研究，也被反复用来攻击其他国家的政权。
4、国内学者中，蒋正华的个人经历也有不合常理之处。
七、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当时历史条件、社会背景、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
1、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关系。
2、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大跃进的关系
3、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人民公社的关系
4、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浮夸风的关系
5、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时宏观调控、减灾救灾的效果
，以及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持续十几年的农村、农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6、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严重暴露出来的右倾路线，以及毛刘分歧的内涵。
7、农业集体化和全民生产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大跃进五风等问题暴露后的积极
解决态度，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时以身作则领导全国走出难关，在之后为防止这种灾难
、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各个角度所作的巨大努力。
八、从政治角度作出解读，高度重视“饿死三千万”命题的政治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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