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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8 | 1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份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
，成了这数十万“份子”中的一份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
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
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
同学”（在改造农场里，“份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更不能称
同志，彼此只能互称“同学”）。
陈歌辛先生生于1914年9月19日(农历七月三十日)，上海浦东南汇人。原名陈昌寿，因
希望自己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改名歌辛。是30年代著名音乐家，一生创作歌曲二百余首
，被人们誉为歌仙，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1931年，20岁的陈歌辛在玻璃电台邂逅小他
3岁的播音员——一位貌美灵巧的富家少女金娇丽，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堕入爱河，
坚定地走到一起。他还为娇妻谱写了一首表达两人心声的《永远的微笑》，经金嗓子周
璇一唱而传遍大江南北。
40年代初，陈歌辛创作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风格、伦巴节奏的《玫瑰玫瑰，我
爱你》，他创作的《蔷薇处处开》以及《渔家女》等等，我青少年时就会唱。更因为我
也是来自文艺界，和陈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虽然我们过去互不相识，年龄相差悬殊
，他年长我13岁，但在那特殊的环境里，不期而遇，我们显得格外亲近，终于结为忘年
交。
关于陈歌辛先生被划为“右派”一事，贺绿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顶‘
右派’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他就是在这样
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陈歌
辛的坎坷遭遇。其实，陈歌辛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
织创办了“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抗战胜利后，满怀胜利
激情的陈歌辛，创作了被誉为上海市歌的《恭喜恭喜》歌。由于他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
交往密切，因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在上海陈歌辛已无立足之地，他便和
一些左翼文化人士去了香港。1949年回到上海后，陈歌辛“左”“右”都不逢源，最终
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我们到了农场之后，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劳改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原本就难以想
像的贫乏和艰苦，更何况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文化人，一旦置身在山区的蛮
荒环境中，又为了“脱胎换骨”而被迫从事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
压力下，每个人的生命安危都时刻受到无情的挑战。
到了1961年，劳改农场口粮锐减，每天一干一稀，“罪人”们在饥饿中艰难地挣扎著。
当时农场中流行一种怪病，发病前无明显症状，只觉得四肢无力，日渐消瘦，最终导致
恶性贫血，临近死亡时又突然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此病发病率高，死亡率
也高。陈歌辛先生在农场，水土不服，饮食生活不能适应，幸亏上海亲人不断接济一些
食品和营养品聊以维持生命。但改造无期，天长日久，毕竟生存维艰，求生不易，一旦
得病，也就在劫难逃了。
在农场，“罪人”们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通铺，几十号人乃至上百的“份子”分小组
一排排同室同铺并肩就寝。实际上，这里就是“份子”们的家，吃饭、睡觉、休息、学
习（洗脑筋），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劳动外，所有时间就在自己的床铺周围转。一天早上
，大家都按时起床，但陈先生却睡在那里毫无动静，和他邻床的一位“同学”便走到铺
前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仍无反应。一时急了，便掀开盖被，俯首一看，
不对了，只见陈先生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
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乐家陈歌辛先生，就这样撒手人寰，无声无息地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白茅岭农场，地处皖南丘陵地带，横跨郎溪、广德两县，下属十几个
分场，散落在连绵起伏的荒山野岭中。白茅岭农场的改造物件分两类：一类是属于所谓
敌我矛盾的劳改份子；一类是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份子。在那饿殍遍野的年代
，在白茅岭劳改农场，天天有人饿死，被抬到荒山野岭去草草掩埋。而这掩埋饿殍的任
务就落在劳改犯的身上，而那些劳改犯同样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自身难保。他
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饿殍抬到荒山坡上，也只能草草掩埋，这些尸体很快就成了狼群
的美食。我是亲历其境的过来人，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我有时曾想，有些事情也绝
处逢生，因祸得福。我在“反胡风”、“反右”后，两罪并罚，不仅把我送到白茅岭农
场去改造，而且株连家属，全家扫地出门，撵出上海，随我到农场“安家”。这样一来
，或许因为我身边有亲人的同情、照顾和安慰，使我坚强起来，大难不死，捡回一条老
命，活到今天。可怜陈歌辛先生，就只能遗恨终生，饿死在农场了。事后他夫人闻讯赶
到农场，寻遍荒山野岭，只见遍山累累白骨，哪来一具完整的尸体?
文革后，我和奇梦石、司徒阳、姚福申等大难不死，先后回到了上海。80年代初的一天
，陈歌辛之子陈钢教授到上海作家协会看望李子云时，我也在座，交谈中他曾向我打听
他父亲在农场的情况，我当时只是含糊其辞地应酬了几句。因为，一来我经历了21年的
磨难刚脱离苦海，离开劳改农场，心有余悸，不敢吐露真情；二来我也不忍心把他父亲
的死因和后事谈得太具体，以徒然增加他心灵的创伤。
往事并未如烟。作为亲历者的我，应该拒绝遗忘，抢救记忆，为那个历史时代留下生命
的见证。对我们的后代，应该怎样去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人间悲剧的重演，或许有所
启迪。（略有删节）# | t*****8
发帖数: 48 | 2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份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
，成了这数十万“份子”中的一份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
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
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
同学”（在改造农场里，“份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更不能称
同志，彼此只能互称“同学”）。
陈歌辛先生生于1914年9月19日(农历七月三十日)，上海浦东南汇人。原名陈昌寿，因
希望自己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改名歌辛。是30年代著名音乐家，一生创作歌曲二百余首
，被人们誉为歌仙，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1931年，20岁的陈歌辛在玻璃电台邂逅小他
3岁的播音员——一位貌美灵巧的富家少女金娇丽，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堕入爱河，
坚定地走到一起。他还为娇妻谱写了一首表达两人心声的《永远的微笑》，经金嗓子周
璇一唱而传遍大江南北。
40年代初，陈歌辛创作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风格、伦巴节奏的《玫瑰玫瑰，我
爱你》，他创作的《蔷薇处处开》以及《渔家女》等等，我青少年时就会唱。更因为我
也是来自文艺界，和陈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虽然我们过去互不相识，年龄相差悬殊
，他年长我13岁，但在那特殊的环境里，不期而遇，我们显得格外亲近，终于结为忘年
交。
关于陈歌辛先生被划为“右派”一事，贺绿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顶‘
右派’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他就是在这样
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陈歌
辛的坎坷遭遇。其实，陈歌辛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
织创办了“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抗战胜利后，满怀胜利
激情的陈歌辛，创作了被誉为上海市歌的《恭喜恭喜》歌。由于他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
交往密切，因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在上海陈歌辛已无立足之地，他便和
一些左翼文化人士去了香港。1949年回到上海后，陈歌辛“左”“右”都不逢源，最终
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我们到了农场之后，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劳改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原本就难以想
像的贫乏和艰苦，更何况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文化人，一旦置身在山区的蛮
荒环境中，又为了“脱胎换骨”而被迫从事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
压力下，每个人的生命安危都时刻受到无情的挑战。
到了1961年，劳改农场口粮锐减，每天一干一稀，“罪人”们在饥饿中艰难地挣扎著。
当时农场中流行一种怪病，发病前无明显症状，只觉得四肢无力，日渐消瘦，最终导致
恶性贫血，临近死亡时又突然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此病发病率高，死亡率
也高。陈歌辛先生在农场，水土不服，饮食生活不能适应，幸亏上海亲人不断接济一些
食品和营养品聊以维持生命。但改造无期，天长日久，毕竟生存维艰，求生不易，一旦
得病，也就在劫难逃了。
在农场，“罪人”们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通铺，几十号人乃至上百的“份子”分小组
一排排同室同铺并肩就寝。实际上，这里就是“份子”们的家，吃饭、睡觉、休息、学
习（洗脑筋），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劳动外，所有时间就在自己的床铺周围转。一天早上
，大家都按时起床，但陈先生却睡在那里毫无动静，和他邻床的一位“同学”便走到铺
前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仍无反应。一时急了，便掀开盖被，俯首一看，
不对了，只见陈先生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
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乐家陈歌辛先生，就这样撒手人寰，无声无息地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白茅岭农场，地处皖南丘陵地带，横跨郎溪、广德两县，下属十几个
分场，散落在连绵起伏的荒山野岭中。白茅岭农场的改造物件分两类：一类是属于所谓
敌我矛盾的劳改份子；一类是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份子。在那饿殍遍野的年代
，在白茅岭劳改农场，天天有人饿死，被抬到荒山野岭去草草掩埋。而这掩埋饿殍的任
务就落在劳改犯的身上，而那些劳改犯同样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自身难保。他
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饿殍抬到荒山坡上，也只能草草掩埋，这些尸体很快就成了狼群
的美食。我是亲历其境的过来人，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我有时曾想，有些事情也绝
处逢生，因祸得福。我在“反胡风”、“反右”后，两罪并罚，不仅把我送到白茅岭农
场去改造，而且株连家属，全家扫地出门，撵出上海，随我到农场“安家”。这样一来
，或许因为我身边有亲人的同情、照顾和安慰，使我坚强起来，大难不死，捡回一条老
命，活到今天。可怜陈歌辛先生，就只能遗恨终生，饿死在农场了。事后他夫人闻讯赶
到农场，寻遍荒山野岭，只见遍山累累白骨，哪来一具完整的尸体?
文革后，我和奇梦石、司徒阳、姚福申等大难不死，先后回到了上海。80年代初的一天
，陈歌辛之子陈钢教授到上海作家协会看望李子云时，我也在座，交谈中他曾向我打听
他父亲在农场的情况，我当时只是含糊其辞地应酬了几句。因为，一来我经历了21年的
磨难刚脱离苦海，离开劳改农场，心有余悸，不敢吐露真情；二来我也不忍心把他父亲
的死因和后事谈得太具体，以徒然增加他心灵的创伤。
往事并未如烟。作为亲历者的我，应该拒绝遗忘，抢救记忆，为那个历史时代留下生命
的见证。对我们的后代，应该怎样去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人间悲剧的重演，或许有所
启迪。（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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