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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6 | 1 宋朝针对官员的顶层设计有哪些值得借鉴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吸取了历史上各层官员欺蒙朝廷的教训，为了对上起
朝官、下至郡县实施监察，确保信息畅通，设计出了一套完密的制度，其中，包括在州
郡设立“通判”一职。
通判是个什么性质的官呢？从形式上看，通判有协助知州知府理政的职责，但宋朝
的知州知府和通判分开办公。通判由朝廷直接委派，不是知州知府征辟的属僚。这个官
无所不管，包括管辖州府属下的县级官员。通判的设置为知州知府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有效规避了州府一把手独断专行的可能。他们不受知州知府甚至上级大员的辖制，直接
对朝廷负责，与汉代设立部刺史相比，明显严密了很多，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朝廷对舆情
的及时把握。因此，宋朝官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便成了为官的常态。
不难看出，宋朝的信息渠道设计严密、丰富而畅通，任何一个环节的官员想堵塞信
息传递之门都很难做到。然而事物总是处在转化中，宋朝对官员弄虚作假的监控手段再
严密合理，也难一劳永逸施行下去，究其原因，还是官场腐败惹的祸：制度都是人定的
，又由具体人实施；一旦实施这些制度的人（特别是高层官吏）蜕变成了贪渎之徒，制
度和规矩便成了一纸空文。同样在宋代，据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宣和年间宰相王黼
公然卖官，而且各有定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即升任直秘阁要花
三千贯钱，升任通判也要拿出五百贯钱。不难想象这样“提拔”的通判，绝不可能按照
朝廷制度处理公务，靠这样的官员治理地方，重大问题也不可能如实反映到上层。连监
察郡守和县官的通判都变了质，还何谈吏治清明，下情上达？
宋朝的顶层设计，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笔者认为：
一、最高层不能奢侈腐化。从宋太祖到宋神宗这段时期，为什么贪渎腐败难成气候
？根本原因是这几代帝王身作表率，宰辅大臣皆以国事为重。同样是太祖太宗的子孙臣
民，到了徽宗时期，政风民风就变得乌烟瘴气了。究其根源，还在帝王本身，徽宗不恤
国事，生活极度荒淫腐化，成了引领坏风邪气的罪魁祸首。有这样的帝王带头，上起宰
辅、下至民商无不效法，再谈治国理民清正廉明，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对试法官员须重惩。为保政令畅通、下情上达，必须做到法治严明。北宋前期
统治者除了能以身作则之外，对胆敢以身试法者的处置也是非常严厉的，轻者罢官，重
者流放编管直至死刑。如果一个官员犯了律条，仅仅给他个不疼不痒的处分，不仅不能
令万众悦服，也起不到惩前毖后的作用。当官场风气败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时，必须用
“重典”惩罚，才能使官吏产生敬畏之心。
三、使保荐者心有所畏。上层官员保荐的对象如果出现大的过错甚至犯罪，则保荐
者必须受到相应处罚，这是肃清吏治乱象很有效的一种制度，它使保荐者心有所畏，还
能杜绝结党营私。如果被保荐者出现大问题而保荐者不受惩处，就等于放任官员在选人
问题上胡乱作为。只有出以公心保荐人才，才能激发保荐者的责任感和正能量。
四、鼓励官、民上传信息。这也是确保各级官员不敢欺蒙中央的有效手段，古代百
姓可以通过朝廷特设于殿门外的“登闻鼓”、州、县设立于衙门口的悬鼓，向上申诉冤
情民意。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龙阳（汉寿）县典史青文胜，因当地水
灾无收，三次上疏为民请命，然而毫无效果，最后通过击登闻鼓后自缢，才引起皇帝“
震惊”，下旨为龙阳减免赋税24000石，“永为定额”。这一令人唏嘘的真实例子说明
：如果没有登闻鼓，民间百姓包括底层官吏，真的就有苦无处申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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