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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544 | 1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16559.html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
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
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读，你不
能解读，只能我替你做梦，你不能自己做梦。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
，是不现实的。
宪政之争的实质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党和政府仍然
是贪官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
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
是利益、是赚钱，哪怕坑害百姓、坑害子孙后代都在所不惜。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
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
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
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到手的几十套房产会丢掉；右转，不
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
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
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
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
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煳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
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
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
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
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
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
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
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
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
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
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
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
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
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
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
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
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
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
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
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
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
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
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
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
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
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
，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
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
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
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
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
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
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
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
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
，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
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
)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
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
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
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
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
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
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
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
题上，就是“5 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
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
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
，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
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
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
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
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
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
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
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
，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
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
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
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
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
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
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
，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
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
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
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
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
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
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
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
，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
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
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
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
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
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
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
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
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
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
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
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
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
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
，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
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
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
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
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
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
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
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
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
，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
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
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
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
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
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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