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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 | 1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虽然在复兴（return to greatness），但却孤
独（lonely）。言下之意，中国没有朋友。笔者近几年一直在思考中国外交，基本的判
断是：中国在走向复兴的道路上，确实没有盟友，但并不缺朋友，这既是因为中国的历
史传统与现在所处的时代环境，更是因为中国的主动选择。
历史传统。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罗马法精神与希腊形式逻辑思维，西方文明习惯从二元
对立的观点看问题与世界秩序。因此他们在外交上偏好结盟，以便通过强制性机制来约
束乃至同化盟友，并对抗乃至战胜非盟友。同时，他们坚信任何国家都持类似的外交理
念，因此必须围堵乃至瓦解崛起国。这是把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基督教扩张史等同于人类
普遍史，把自那时起五百年来基督教文明圈的外交理念等同于普世外交理念，而没有意
识到五百年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外交理念与世
界秩序观。
中华文明的成熟期，从地理角度看在秦朝，从价值观角度看则在汉朝。主要基于道家思
想与儒家思想，中华文明习惯以二元相互转化的观点看问题，主张构建基于礼治的世界
秩序，因此外交上很少结盟，而主张国家间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彼此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即具有圈层特征的“五服外交”。外交操作上强调“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
以来之”，也就是说，坚信自己的价值观与文明程度的吸引力，但不把自己的价值观与
制度强加于人。
时代环境。过去五百年里，先是一些欧洲国家以武力手段通过殖民扩张成为全球性帝国
，后是美国借助世界大战与构建同盟体系成为超级大国。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核武器的出
现，中国既不可能重走欧洲国家的老路，也不可能复制美国的做派。实现文明复兴的可
行选项是：以他国可接受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过程中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
在近代被拉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中国曾经有过结盟行为，但并非系统性与持
续性的行为，而且结盟的客观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旦条件具备，中国就放弃了结盟
外交，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体现为不结盟外交，八十年代体现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九十年代以来则是伙伴外交。伙伴者，朋友也。
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全球性影响，但缺少一神教文明那种全
球扩张的基因（历史上，一神教把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认为教徒是神的选民，有义务
与责任通过软硬两手让异教徒皈依以便“蒙主恩宠”，这是历史上一神教世界中频繁爆
发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很难成为一种全球性文明。或许与此有关，中国领导人
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不是要取代谁”。但西方国家还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接受这一点。
伙伴外交与上述基于礼治的外交理念相吻合，而且适应当代世界的需要。走在复兴路上
的中国坚信，与结盟外交相比，伙伴外交是更好的选择，也更适合自己。因此中国从
1990年代开始推行伙伴外交，并且越做越顺手。迄今为止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国家、地区
或区域组织已经达到112个。这一数量无疑还会继续增加。伙伴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
的显著特色。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后，中国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但“结伴不
结盟”的外交宗旨并没有改变，未来也不大可能改变。
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偏好的结盟外交是全球少数国家的选择，大多数国家选择不结
盟外交。193个联合国会员中，有120个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它们绝大部分是亚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等7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
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研究与了解要多于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与了解。现在，世界已经
步入“多种文明之间又竞争又合作”的长周期。因此，西方有必要超越几百年来形成并
固化的“基督教本位观”，学会换位思考，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让
中西方关系基于比较准确的判断与比较牢靠的基础，从而减少误解与冲突、增加合作与
互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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