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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发帖数: 1 | 1 首先某些领导坑害患者，逆向淘汰，贪腐滥权，你不加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
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有经济上的利诱，当然也就无法举报了；第二，某些领导借助于
权力的魔法，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
可以得到安全。所以举报也只能举报那些不听话的医务人员。第三，武汉市第四医院的
领导及监管机构也愿意将那些最为服从的、也就是心理扭曲最严重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
，他们无不狭隘、愚蠢和虚伪，但却能在医院里四处横行，举报对某些人而言没有利益
上的获利。第四，某些领导使用的是贿赂（授权）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
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
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某些领导的指示办事，按
某些领导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加入某些领导
利益集团，这样比举报的效果更容易笼络人心，更容易打击异己。第五，某些领导如果
举报回扣，一心为患者着想，揭露真相，往往就要得罪同僚和上司，受到排挤和孤立，
以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打击，所以不能举报。某主任举报而不明原因死亡就是最好的例
证。第六，某些领导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潜规则中获得
优势，举报回扣等于断绝了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就是某些领导的伪善。就是明明大家都
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或者这件事是不对的，超声内镜是不全面的，你非要说它是真的
，合理的，绝对的，而且越是能够说得惟妙惟肖，越是能够发财。第七，某些领导任用
纯经济的观点继续挖掘医生（尤其是学历层次比较低的护士）的“创造力”。拥护所谓
激励机制的医务人员“奉献”给某些领导的是忠诚；某些领导给予这些人的回报是对特
权、福–败的默许和纵容。双方各得其所。这是举报所达不到的激励效果。至于武汉市
第四医院怎样、患者如何，职工如何，是其外之事；即使到了祸院殃民的地步，也不会
动摇这种效忠于福–败特权的关系，不少医院职工甚至会主动站出来为医院或某些领导
辩护。第八，当医务人员热衷于谴责幼儿园虐童事件时，是否应该明白了钱不能让他的
孩子独善其身，必须身体力行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进步。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
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
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在互害链条之上，医务人员作为存有最大侥幸心理的一个群体
，也是最会哭的那个孩子。即便类似的群体受害事件（低端人口，虐童事件，环境污染
）一直不断地发生，不过作为素质较高阶层中最自信的一个群体，大多数人都坚定地相
信，自己不会成为这个社会下的牺牲品。但是，在海水灌进船舱的时候，一等舱和末等
舱之间，只有时间区别而已。
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等人总自诩为高端人士，总喜欢诘问对方，“你能做什么？
”，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变种甚至丛林法则是武汉市第四
医院史上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内在驱动力。这个西方传来的主义为成王败寇
的帝王逻辑提供了“科学”的注脚。换句话说，不能做什么的人首先要赶尽杀绝，那么
清除底层行政后勤人员将是当务之急，然后清除低素质护理人员，最终将清除医务人员
。不把医院的这些底层人士剥削欺诈，就体现不出高端人士的水平。只要某些院领导，
某些科主任今天仍然掌握着权力，他们就是成功的，成功就说明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个
政治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认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两个追问：一个是你为了成功使
用了什么手段，另一个是为了你的成功医患付出了什么代价。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专制政治是天然盟友，因为它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所以凡是在它盛
行的地方就会有对专制权力的崇拜和对强权的心服口服，对强人政治的津津乐道。很多
医患对具体的医疗问题牢骚满腹，但一说起权力本身和它的代表便肃然起敬。他们很多
人并非出于惧怕，而是从心底里对权力敬服、顺服，根本就不问是非对错。从反面来说
这也就导致对自己地位的认命,因为自己也不过是个 loser。不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
义还和道德犬儒主义也是连体儿，因为它用成功本身解释一切：凡是有助于成功的手段
都是天经地义的，而道德会让你有所顾忌，这就束缚了你的手脚。
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无视甚至否定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因为生存的目的
就是通过竞争取得各种意义和程度上的成功。人生如果在竞争的意义上是不成功的，那
就不但是失败的，而且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甚至自己怜惜的。所以，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
盛行的医院，一定有很多自轻自贱的人，患者的命不在某些院领导，某些科主任等人眼
里，底层医务人员也不会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医务人员累死，伤害致死习以为常），这
就是互害社会的心理基础。
至于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处于两个世界，完全不平行。一个社
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医院，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不但陌生、而且还怀疑
和嘲弄的社会。它认定这些观念不是假的就是虚伪的，那些既鼓励个人成功又提倡自由
平等观念的社会，一定是用它们作为口号骗了人才成功的，要是信以为真就犯傻了，所
以自己的社会更诚实、更求实、更务实。
某些院领导等人通过权力定期通过“自然选择”——即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人群，挑选
形形色色的“分子”（也即”loser”）作为牺牲，同时让那些没有被牺牲掉的（医生
或者护士）不但感受幸运，甚至觉得优越，不但对同类成为 loser 漠然置之，还可能
帮着落井下石。它把灾难说成是学费，把死人说成是代价，他们无非都是为“成功”垫
底。为了这个成功，还有更多的loser要被牺牲掉或者是清洗掉。今天他们消失了，明
天就被忘掉。
通过制度安排和意识上的潜移默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已经腐蚀了武汉市第四医院的
方方面面，早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医患当今的等级观念和由此产生的优劣之分涉
及权力和金钱，已经到了非常自然习焉不察的地步。从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等人
中学会了腐败与不计一切地放纵物欲，不以贪腐为耻，完成了观念的是非混淆与黑白颠
倒。人心的溃败，才是不可救药的医院溃败。这样的历史遗产，将成为某些院领导等人
给未来医院的“馈赠”。不过，为众人抱薪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 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这是作为围观群众的一点责任。只有这样，作为蝼蚁的我们
，下次遇到危难的时候才会有人继续站出来。
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否对某些科主任等人的要求过于苛刻，它们只不过是从某些院领导那
里分一份粥而已，没有必要去装圣人，退一万步而言，你不随着某些院领导一起去害人
，其它人也会为了生存资源去害人，主人死后被狗吃掉的案例也说明了狗改不了害人的
本性（见参考文献），而那些服从良知、拒绝说谎、表达人性底线关怀的人只能被淘汰
。不过现在某些院领导不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了，某些科主任等人却还是某些院领导的那
一套，用药品耗材器械等回扣使医务人员难以摆脱权力经济依附的命运；让提意见的人
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既得利益者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权利，任何
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除了武汉市第四医院制度上的原因（外部监管的不足与内部的
形式化管理使得腹猈存在较大空间），还因为长期的作恶观念孕育和恶行示范，以及一
些医务人员处于对各种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习惯、经
济上不安全感的状态，决定了在压力和引诱下，很容易成为机器上的齿轮继续作恶。所
以前赴后继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但我们还是要感谢
和钦佩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人，因为在其离开人间之际，完成了自己的道德涅槃，不
惜冒犯医院某些领导和行业潜规则，完成了自己告别人世的最后的人生答案。人之所以
为人，就是要有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最高思想境界的良心。某主任的最终决定违反潜规
则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武汉市第四医院真实情况的标本。最怕的是医院中
的一些人将牺牲视作必然，并且遗忘了那些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被埋葬的价值与人性。悲
观的人会认为，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管理及其管理者就是一个粪坑，粪坑不被彻底铲掉，
粪坑里的蛆虫，无论内斗死多少，仍是粪坑，仍会越来越臭。不过有了这些经历，还依
然可以做出反抗，这里面有莫大的希望，像是说明生命依然有无穷的可能与力量，恐怖
与折磨不能销毁人的意志。选择沉默不做声，可能比那种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人强多
了。虽然放弃了公共责任，但至少自身损失降到了最低，尤其是经济上的损失。不过，
即便在没有监管制衡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可以被认为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改善医疗环境
，至少在内心拒绝认同，在行动上拒绝与罪恶同流合污。
面对某些院领导权力腐败与潜规则，某些退而不休的内科主任等人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
、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潜规则中获得优势。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小
团体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他们不得不疲于奔命，为权力而紧张、惶恐、惴
惴不安，为占有更多的资源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自己尚且如此朝不保夕，又如何去保
护与同情受伤害的患者和受打压的职工？很多人认为，勇敢说出真相有用吗？当说“不
”意味着下坠的风险、人身安全遭受恐吓与报复，你是否能够坚守？还不如身处夹缝中
戚戚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如涸辙之鱼。直到今日，无论是酷吏奴才当道、道德沦丧
、伪劣泛滥、是非颠倒、官僚腐化、不公不正，还是医患冲突四起、暴戾横溢、权力滥
用等等触目惊心的灾难，还在延绵不断，说明对武汉市第四医院历史和现行事件的隐瞒
歪曲压制导致了医院人际环境、人文，心理等各个层面的扭曲。当然，某些院领导离开
医院以后，也不可能让所有的罪恶都让某些科室负责人承担，也与一些人成为丧失了自
我意识与判断，丧失了自我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沉默大多数，他们中许多人需要一个依靠
，需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者替他们思考，替他们选择，他们会将服从当作自己的信
仰，而不是出于对医院发展进行现实的评估、理智的判断及正确的选择。同时，在武汉
市第四医院“等级体系”中，如果某些科主任等人腐败和滥权，他只要搞定自己的直接
上级，通常就没事儿（出了事情，上级会罩着）。反之，如果某些科主任等人的上级拉
他下水，（为了保住乌纱帽）他也不敢不从。显然，在这样的官僚系统中，一旦出现幅
摆和滥权，很容易演变为“窝案”。一旦演变为“窝案”，彻查的时候就会牵连很广、
阻力会很大。比如明清两朝出现的一些腐败大案，波及数省，牵连几千名官员。而且，
武汉市第四医院很多人早就习惯了这些等级制度和身份歧视，大家都逆来顺受，没有丝
毫反抗行动，自己的不幸淡然处之，别人的不幸漠然对之。鸟儿被囚禁久了，早就不知
如何飞翔！悲乎？如果大多数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被驯养成崇拜权力，迷信权力，向往权
力，依赖权力，屈服于权力的人，作为弱势的某些患者或医务人员，理所当然地永远不
会为自己的权利声索。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里，其最大破坏性并不仅仅是肤白滥权等信息的屏蔽、作恶观念的灌
输、强权的干预，而是对人性、精神、伦理和思维的毁坏。首先，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团
体的和睦以及达成门派朋党共识的压力而压制常识，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公共决策。尽管
某些院领导走了，各种小团体，朋党仍然在为非作歹，所以法规不彰、权力涣散、纲纪
不振、有规不循、风气败坏，酷吏当道。第二，行政管理权力度让给“想捞取利益但又
不用对医院管理负责的某些科主任等人控制”，并排挤掉某些职工在其中的参与和发言
权，其结果只会造成科室管理权力的混乱，而对医院管理效率毫无益处。管理是要将即
时的目标从属于或服从于长期的目标而已，以一般性的原则对即时多数为了实现特定目
标而可资运用的手段加以限制，尤其是对管理者的权力加以限制。那种急功近利和不择
手段的任性管理之危害，这不仅仅是危及医院长远发展的利益，而且始终危及所有人（
医患双方）的个人权利和现代生活。第三，有些人认为是药品耗材器械基建这些制度把
医护人员贬低为见利忘义的生意人，将本为仁术的神圣医学贬低为“赚钱术”，把一些
管理人员变成趋恶共舞如同跗骨之蛆，准确的找到自己和体制的结合点。有人说如果院
领导不好，那么科主任就做得很好？如果临床做得不好，那么医务处等行政后勤就做得
好？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
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
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但是
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
，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
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
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实际上，某些院领导某些科主任等人的
罪恶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抗拒不了诱惑。他们不仅是为了
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
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当然，医院里还有其他权贵把武汉
市第四医院改造成洗钱和提款机，加速自己子女和资本向国外转移。所以与其说某些人
怎么不到国外去，不如说医院的某些权贵早已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的事实。有足够
成熟的情商和经验的医务人员能够到国外或国内升官发财，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边是向上
献媚无底线，阿谀奉承尽显佞臣本色，一边是向下施恶无底线，张牙舞爪尽显酷吏本色
，不过奴才也有被主子抛弃的风险而追悔莫及。总之，那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牺牲
患者与职工权益、颠覆人伦道德与是非准则的短视病态式发展，给这个医院积下了深重
灾难。
问号一：这些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像120，急诊，门诊，专科，下乡，支边，援外这种临时性的政策，决策的主体是谁？
决策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出了问题责任谁来负？？医院的决策者不怕伤天害理（不作为
和乱作为），是因为他们预料到了，在威力巨大的武汉市第四医院机器威慑下，医护人
员等“低端人口”是没有能力反抗的。粗暴治理武汉市第四医院虽然并非自今日始（即
使少一两个人也不妨碍利益小团体继续作恶），但此次医院某领导的行动是一次明显升
级，让更多人看到了决策者的昏聩和胆大妄为，正在给所有人带来巨大风险。近十年愈
演愈烈的分赃管理，不断积累着医院经济（负债累累）和社会（毒化人心）的风险，已
经到了危机随时可能全面爆发的临界点，连医院内的患者和外来人员都在纷纷议论医院
的富粨及真相。
问号二：突然爆发的执行力是哪里来的？
这种事情，都如狂风扫落叶一样，气势磅礴，摧枯拉朽。在这当中，仿佛蕴含着一股极
大的力量，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执行力吧。然而，这股强大的执行力是很令人好奇的
，它是哪里来的呢？
因为对现实不太陌生的人都知道，这些年院长，书记的心态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动则得
咎，能不做的事情就不做，能不惹的麻烦就不惹。换句话说，是不作为。至多做做没什
么用处但你也说不出什么的事情，比如医院打着中美规培的旗号做些什么事呢。但这一
次不同，你感觉到不但是指挥奴才做了，而且是疯了一样地乱作为。这力量来自哪里呢
？更重要的是，这当中的逻辑是什么？驱动力是什么？这力量将来再次迸发出来会怎么
样呢？
武汉市第四医院某领导粗暴治理虽然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但这种逻辑从根本上要依靠
权威主义来实现，无形中是对权威主义的强化，也是对医院正常规则的僭越和伤害。尽
管这本身也形成另一种独特的“潜规则”，但这种“潜规则”的长期存在是对医院法制
化进程的拖延（医院的普法教育也是形式主义）。李文洲等人粗暴治理不能向持续有效
性的常规治理进行范式转换，从而增加“行政之恶”的风险。一是上级权威出现价值偏
颇，做出错误或不适当指令时;二是当行动者对上级指令理解偏颇时;三是当行动者不能
内化整合的憎恨和侵略性被放大并与道德错位相结合时。这三种情形使“行政之恶”风
险增加，加剧了医院管理法律和制度的缺位。
问号三：为什么个人崇拜，专权，滥权这些病毒能够在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中相互传播呢？
武汉市第四医院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经历有效的启蒙，封建的
那套东西还在，再加上医院的制度建设缺乏法治，没有建立一套制衡监督体系，使得管
理者的权力不受约束。为实现某个所谓宏大事业的需要，利用其掌握的强大的资源，有
意识地推动医院的个人崇拜氛围，塑造一个强势管理者的形象，让群众认识到，只有上
级监管机构，院领导等人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各种医院问题。它的实质是一种特权意识
，是无信仰、无操守、无底线的实用主义哲学，是腐化自由世界的精神鸦片，是魔鬼撒
旦溃烂的毒瘤，它的扩散将腐蚀人们的灵魂，释放人性的罪恶，它对自由世界的伤害和
侵蚀远远超过经济上的贪敷。
上有专权滥权之人，下有奴卑愚钝之民，千年封建意识，死而不僵，惟努力与之斗争，
用文明理性的思想力量将其赶回到历史的坟墓中去。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要以领导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能过于盲目的只考虑某一方面的利
益，是医院领导为了让群众背现李文洲等不作为和乱作为的黑锅，是为了医院中层干部
权力寻租以便提高为领导效忠的积极性。很多医护认为，领导决策就是一切，反对领导
的想法要比完不成任务更严重，完不成最多是能力问题，反对那就是政治错误了。所以
不管领导的想法多荒谬，下面的一定要照做不误。否则就是没有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说白了你不执行上面的任务就是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此外，这年头
怎么还老有医务人员妄想着领导都不会犯错误的，都是下面中层干部念歪了经。 昏主
好佞臣，佞臣必无能。尽管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领导知道医务人员只是管理基础，不能剥
削的太过，因为不利于长期统治，但他们也不能让医务人员拥有合法权利，因为专制管
理不容挑战，因此管理者要有钱有权，发动群众斗群众，控制资源、控制媒体来巩固管
理地位。
这就是这个时代被强硬统治下精英阶层的生存法则，每个人都必须假装正常，假装很合
理，假装充满阳光，一旦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抱歉，是你病了。轻则你不适合这个圈
子，重则你不适合这个时代。有一个地方，专门为你们这些不懂事的病人而建。在演艺
界，袁立就显得特别不懂事，你不懂事不要紧，但你的不懂事已经打了同行的脸，既有
老前辈的脸，也有同辈的脸，还有晚辈的脸，他们如何容得下你。要替不能说话的人发
言，维护孤苦无助者的权益，要替他们辩护，按正义判断他们，为贫困缺乏的人伸冤。
别说是一个女演员，一个普通人要说这些话，都会被当成病人，让其提前“病亡”，放
着优越的生活不珍惜，却要谈一些权益、正义、贫困、伸冤，已经病入膏肓。有的人活
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些医务人员选择了“明
哲保身”，等着别人牺牲后坐享其成，为众人抱薪者，就是这样死绝的。不过，从某种
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被填满的万人坑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个坑里，
如果一个人被屠杀了，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安全；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因为
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我。
宫保鸡丁的鸡肉不够了，用土豆来凑
水煮牛肉的牛肉不够了，用豆芽来凑
羊肉泡馍的羊肉不够了，用番茄来凑
北京烤鸭的鸭肉不够了，用小葱来凑
红烧肉的猪肉不够了，用内科医生凑
武汉市第四医院只能这个样子做菜，然而领导口味很叼的，一定要物美价廉，还得吃到
肉，只能内科医生来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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