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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94 | 1 在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有一个针对中国文联和作协的讲话，其中提到“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这句话本身倒没什么问题，
而且很象《九评之六》开篇的第一句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后续的讲话中，习近平却一方面提及“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提出“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长期以来，从共产党的宣传到一些党外人士的反思，都把中国传统社会描述为皇权专制
的社会。共产党如此宣传是为了借否定过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来抬高它自己；而一些党
外人士的结论，却让民众误以为中共的专制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否定专制
必须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做起（这些人常常忽略了一点，基督教政教合一在西方曾超过
一千年，其专制程度并不比中国传统社会更弱）。
尽管中共和党外人士的政治目的不同，但在否定传统文化上却达成了一致。我认为，中
共是有意为之，而一些党外人士则误入歧途。
由于中共把党文化和传统文化，现代极权主义和古代的皇权社会，对儒家和法家的歪曲
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是“外儒内法”的错误观点等放在一起搅成一锅浆糊，包括中共内
部一些人甚至想通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中共意识形态本土化，
很多人也就被各种似是而非却貌似高深的“理论”绕得晕头转向。
本文希望能就一些基本概念加以澄清。这些问题对于已经认清并退出中共的人都不是问
题，对于那些对中共报有幻想、甚至想利用权力改良中共的人则是个严重问题。
讨论这些涉及哲学的问题，难以避免学术化的语言。如果读者希望避免冗长的论证过程
，我可以先在这里给出结论——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文化的，而且绝无与传统文化
并存的可能。
以下从共产党与法家学说的比较；法家学说是否属于传统文化；中共意识形态为何无法
本土化；传统文化的重建为何会解体中共等方面加以展开论述。其内容纯属个人观点。
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实际上暗含着一层意识形态的
含义，就是把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本土的法家思想结合起来，以其让共产邪恶主义在
中国立足。在文革后期，中共在舆论上也是批判儒家而宣扬法家。
在对待先民文化的态度上，中共和法家确有相似之处。法家主张焚书，把过去的书全都
烧掉。韩非子说“明主治国，无书简之义，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焚书并不是秦朝建立后才开始的。商鞅在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就明确的主
张焚烧《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之言。
毛泽东则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时候的“
破四旧”是显性的对先民文化的破坏，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则是隐形的破坏。
一、共产党执政方式和法家理论的不同
中共维护权力的方式跟法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而且法家过去都是在个别的
人、很小的范围之内使用，而共产党比法家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远、更加极端。以
下兹简单比较之：
1、对法律的态度不同
法家虽然制定的是恶法，但对待法律本身还是严肃的。《商君书》中说，“所谓一刑无
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所以
商鞅可以去处罚反对变法的太子的老师。
中共的法律则是权力的玩偶，薄谷开来亲手杀人，但判处死缓；一个小摊贩正当防卫误
杀城管则要判处死刑。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现在对高智晟等维权律师的迫害皆属此
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还有一句著名语录，对着全世界的媒体说“不要拿法律当挡
箭牌”。
2、个人崇拜
法家没有对掌权者的个人崇拜。商鞅、李斯和韩非子都不会让百姓唱“语录歌”，跳“
忠字舞”，不会把领袖当神去崇拜；不会“早请示、晚汇报”；高喊“四个伟大”、“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但共产党国家，从斯大林、毛泽东到金氏三代皆是如此。
直到现在，个人崇拜虽不如毛时代那么明显，但将党继续吹嘘为“伟大光荣正确”、“
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等，也是类似的崇拜行为
，只是对象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组织。
3、宣传、文化系统与伪宗教机构
法家没有自己的宣传系统，而中共建立起中宣部，各级大小党组织都有宣传机构，名为
宣传，实为洗脑。
法家没有自己的文化部，没有自己的文联、作协、广电总局、电影制片厂。文化洗脑是
中共更不易察觉的洗脑方式。
中共在每一大宗教中建立自己的伪宗教机构，确保在信徒的心中，党比他们心中的神更
值得崇拜。
4、教育系统
法家是反教育的，因此主张焚书。毛时代也一度反教育。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
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了。因此中共的教育机构也承担了一部分洗脑功能，即通过历史、语
文和政治教育来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辩护，也灌输一套党文化的话语系统。
同时在理工科教育上，中共偏重于技术的传授，而压制独立思考的能力。将人变成工具
而非有社会责任的公民。
二、法家理论是否属于传统文化？
法家作为一种学说，是否属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是儒家为表象、法家为实
质？这也是中共在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中所有意曲解的，乃至把中国历史描述为
“儒法斗争史”。
事实上，法家的理论仅仅在秦代短暂地实践了十五年（而且这种实践并不彻底），之后
的中国又开始重新探索国家意识形态。在汉武帝即位以前，中国的状态是“汉兴六十余
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见《汉书》），也就是说大汉开
国六十多年，国家的内部很安定，政府也很富裕，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外交上软弱
，四面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宾服，同时在制度上也有很多缺陷。
于是汉武帝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董仲舒则在此时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
问，总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两千多年的文化和政治制度，
其中除了人尽皆知的“独尊儒术”主张外，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举贤良、明教化”。
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国为什么并非“外儒内法”。其中“举贤良”使得
中国的官员不再仅仅来自于皇室、外戚和功臣三大集团，而是面向全国征召有道德、有
能力的人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将中国从贵族政府变成文官政府，这种先进的政体比
西方早了1800年。法家主张以军功赐爵，建立的是军人政府，这是和儒家根本的不同（
顺便一提，法家跟兵家有诸多相似做法，但是把用来对付敌人的一套转而对待同事或人
民。而且中国传统文化都知道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绝非常态）。换句话说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选官制度基本采用了儒家，而非法家的主张。
第二就是“明教化”，也就是教育的普及。儒家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孔子自己就是中国
的第一个私立学校校长兼老师。董仲舒力促汉武帝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学校。他在“天人
三策”中说：“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
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也就是在中央设立一国最
高学府，即太学；在地方设立学校，即庠序，以“仁”来感染人民，以“义”来勉励人
民，以“礼”来约束人民。这种学校的建立历代都在做，这与法家的愚民政策有极大不
同。
第三就是对传统的重视。儒家非常注重历史记载，经学与史学并重。孔子本人也是历史
学家，儒家五经中，孔子唯一写作的就是《春秋》，即鲁国的编年史（其它儒家经典是
孔子加以整理、编辑和注释的）。历代中国史书都是儒生书写，儒家总是敬拜祖先，以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道统，这和法家割断先民历史和文化不同。
在一个历代注重教育、注重修史、以科举或类似的方式（如察举）选官的中国，我们无
法认同它是“外儒内法”的。
是的，汉宣帝曾经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但我认为
其本意是因为人性中善恶同在，所以应该“德、刑并举”。但用刑法并不等于是法家，
美国也是法治社会，但不能说是法家社会。历代皇帝的法律有宽有严，但都不具备法家
的核心特征——仇视人性、仇视人民、仇视祖先和先民文化，以及反智主义的倾向。
一种传统是通过教育和生活实践来传承的。作为敌视教育的法家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也不是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也许有人会用到法家思想中那些阴谋的部分，但范
围极小，无法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三、其它外来思想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这部分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倡导“君子和而不同
”，即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但可以和平相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一直未遇到大的顿
挫，从奠基人周公旦开始，儒家礼乐制度就一直为各朝代所接受（包括秦始皇封禅泰山
，也是请儒家学者来指导）。即使在秦代，皇宫中至少仍有七十博士，他们掌典籍、听
朝议、备咨询，地位甚高（所谓焚书坑儒，据《史记.儒林列传》所坑之人多为术士。
秦虽然可能坑杀了具体儒生但并未禁止儒家思想，直到秦二世，仍以儒生为咨询官）。
由于儒家思想并非一种宗教，因此不象宗教那样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可以想像，中国如
果以道教立国，则佛教无法传入和发展；反之亦然。而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得以使
道教和佛教各自蓬勃发展）。这使得中国避免出现象欧洲那样政教合一的政体，也使得
许多宗教得以传入中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
就佛教而言，学者们区分两个概念“在中国的佛教”和“中国佛教”。前者只表示某一
种佛教宗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但仍然保留了原始的宗教形态；而“中国佛教”则
是本土化了的佛教，也就是把来自印度的佛教按照中国文化加以改良（或改造）。前一
类“在中国的佛教”影响力一直不大，或者一度繁荣后就很快就只局限在寺院内的小范
围承传，譬如玄奘西行求法后创立的唯识宗大致属于此类；而后一类则蓬勃兴起，成为
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典型的例子就是“禅宗”。
在唐代是，中东的各种宗教都传入长安，包括基督教（当时称为景教）、犹太教，到唐
武宗灭佛后，许多宗教才在汉地消失。但到明代时，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当时传教士
利玛窦对天主教加以改造，不仅他本人身穿汉服并援引“四书五经”来解释天主教教义
，而且也不禁止中国人祭天、祭祖和敬拜孔子。这使得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主义是否有可能加以改造，和中国过去
的文化结合而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这当是一些既认为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根本行不
通（否则就走朝鲜金三胖的道路了），又不甘心丢弃中共这面旗帜的人所日思夜想的事
了。答案是“不可能”。
看不到这一点、不甘心丢弃中共旗号的人，要么是出于一种利益的算计，要么是个人感
情使然。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坚持“党的领导”，简直就是把水和火混在一起。
过去外来宗教输入中国时，依靠的是宗教本身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佛教在东汉初年传
入中国的时候，最开始并未引起中国人的重视。等到西晋灭亡后，北方被五胡十六国占
据，儒家和道家不象汉人统治时那么强势，许多僧人也在此时来到北方。最初高僧佛图
澄还主要是以神通来让人信服佛教，他曾让后赵皇帝石勒的爱子石斌起死回生（其事见
二十四史中《晋书》的记载）。佛图澄的弟子道安是一位译经师，他主要不是通过神通
而是渊深的佛理去弘扬佛教，其后道安的弟子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创立净土宗，此时已是
东晋末期。还有一些高僧则与当时的名士交游清谈，让佛教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士人，
譬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和东晋高僧支道林等名士聚会后的杰作。
可见外来宗教的输入常常是一个经历几百年的漫长过程。佛教在输入中国时借助了很多
道家的词汇，以至于到东汉末期，人们仍认为佛教是道家的一个分支；利玛窦将天主教
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所用的“上帝”的名号，也来自于《尚书》和《诗经》。即外来思
想经过一定的本土化之后，才能在中国生根和发展。
四、中共意识形态为何无法本土化
从中共和法家思想的相似性比较，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对立。是的，
其它宗教也与儒家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在提升人的道德方面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就道
德价值本身而言并无根本的对立。而儒家和法家的对立不仅是方法上的，也是道德上的。
当儒家思想非常强势的时候，中共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就失去了“法家”这一唯一可能切
入的着力点（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算是一次浅尝辄止的努力）。这也是我们看到“
五四运动”为何被中共视为马列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打出了一个鲜明的旗号
——“打倒孔家店（即儒家道统）”。
事实上，不仅儒家思想和中共的价值体系对立，佛家和道家都是如此。因此中共的意识
形态的输入就只能依靠暴力，同时也必须彻底毁掉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传统文化树大
根深，中共不得不发起一次次的政治运动。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文化实际上是对信仰层面的阐释，其精髓正是由某种信仰确
立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称传统的美国文化为“基督教文化”，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称
为“大儒家文化圈”，而在中国内部也有“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分别。
中共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其形式上带有宗教特点，又因其价值观的邪恶而成为一种邪教
信仰体系。这方面在《九评之八》中有诸多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中共邪教的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本对立，这一点读者可以参考《九评之六》。
五、恢复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中共意味着什么
文化本来就是一种软力量(Soft Power)，靠的是她自身的智慧和吸引力。从来没有任何
一种文化，是靠暴力强行输入，又靠暴力来强制维系的。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就是
中共建立的“党文化”。
从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步骤和手段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既然中共所做的一
切都为了维护其权力，它如此暴烈地毁坏传统文化，恰恰是因为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会
危及到中共的生存。
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宗教，这就是1949年夺取政权后以镇反和消灭会道门为
名的宗教灭绝和改造运动。至1956年，所有宗教都成立了“伪宗教协会”并纳入“党的
领导”，中共才开始进行下一步，即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改造，也就是1957年的“反
右运动”。当知识分子也被打断了脊梁骨之后，下一步中共要摧毁的就是器物层面，即
“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
简单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共破坏文化做得非常系统，从神（宗教）到人（知识
分子）再到物（文物古迹），这种精密的计划只能说明中共不是一般的组织，一般的人
也不会做得如此周密、条理分明。包括它为什么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一批砸庙的人是在中共的教育体系下长大的，对神佛和报应没有其他人应有的
恐惧感，对传统文化也没有任何感情，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干得出来那些疯狂的迫害举动
（总体来看，这批人最后也是不幸的，被毛一声令下全部发配农村，回城后错过了结婚
生育的最佳时机，随后在改革开放中又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成为企业第一批裁员的对象）。
中共为了在中国立足，做了六十多年的努力，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同时建立自己的党文化
系统。恢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党文化就会被清理。中共的罪恶只有在党文化中才能得
到一定的开脱。因此当人们以传统的价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为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
这个邪教不仅戕害了八千万的生命，更是以毁灭传统文化达到毁掉民族和国家的犯罪集
团。这个政权也就会在千夫所指中解体。
实际上，中共作为极权主义政权也无法容纳任何异己，它也就不会容忍中国传统文化与
之并存。
站在传统文化或中共的角度来看，结果是一样的——中共与传统文化绝无并立的可能。
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小建议：如果真要恢复传统文化，邀请神韵艺术团去中国大陆演出可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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