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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 | 1 如果细察凶手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医生的医疗行为即使确有瑕疵，也绝不足
以构成受到暴力侵害的理由，移情泄愤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追求真相永远没错，但出于
善意、尊重常识，追求真相的过程会给公众带来福祉。相反，若出于某种不够善良的动
机，刻意忽略、违背常识，则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信任环境的毒化，即使真相最终浮
现，也往往被已经愤怒起来的人们所无视。
5月7日中午，广州“伤医案”被害人陈仲伟医生终于不治身亡，在已经足够沉重的
医患冲突记录上，又涂上一层触目惊心的血色。
就具体的案情而言，此次伤医案很难定性为医患冲突——25年前的一次牙科手术导
致牙齿变色，显然不足以构成挥刀报复、致人死命的真实理由。由于凶手也随之坠楼自
尽，其残忍行为的具体原因已不可考，但根据事前的各种信息判断，凶手把行凶对象锁
定为陈仲伟医生，其真实原因并非那次遥远的医疗行为，更可能是在其精神剧烈波动情
况下的移情泄愤。因此，虽然冲突双方的身份确实是医生和患者，但此次凶案至多只能
算是一起“非典型性医患冲突”。
然而，非典型性医患冲突，毕竟还是医患冲突。凶手在情绪波动或精神异常的情况
下，把泄愤的对象选定为医生，既可能是完全偶然的冲动，但更可能是受某种外界氛围
的误导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譬如，如果凶手行凶前处于愤怒或绝望的情绪，并亟需
将这种负面情绪向外归因时，在长期恶化的医患关系中被渲染为“白狼”形象的医生，
就可能成为错误归因的对象。凶手很可能理直气壮地认定，其所面临的所有不幸，都是
其牙齿变色所致，而一位25年前打过交道的医生，可能就这样不幸地被选定为泄愤的牺
牲品。
这种错误归因导致的医患冲突，其实并不鲜见。以往多起伤医、杀医案件，虽然看
似比这次案件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如果细察凶手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医生的
医疗行为即使确有瑕疵，也绝不足以构成受到暴力侵害的理由，移情泄愤才是更根本的
原因。只是在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氛围下，舆论往往没有耐心做这样的梳理，而是简单
地将其归因于医患之间的冲突，甚至更倾向于迎合“民意”，将其归因于医生的黑心或
失误，以至于再次强化患者伤医、杀医的“合理性”。
最新的一例，是发生在徐州的所谓“右肾消失”事件。
这起看似离奇事件的成因有着多种可能，而其中最不可能的一种，就是患者的右肾
被医生悄悄取出卖掉。而对这一事件的最初报道，虽然看起来采纳了当事双方信息，但
其全文主旨却始终在暗示这颗右肾的“去处”。而此后其他媒体的跟进、网友的不断追
问，也大多向这个方向发力。虽然后来也有媒体追踪到了不同的信息，让这个事件开始
呈现出另外一面的真相，但染黑了再洗，至多也只能恢复到灰色，尤其是这层灰色覆盖
到本来已经极度恶化的医患关系上，只能将其变得更黑。
追求真相永远没错，但出于善意、尊重常识，追求真相的过程会给公众带来福祉。
相反，若出于某种不够善良的动机，刻意忽略、违背常识，则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信
任环境的毒化，即使真相最终浮现，也往往被已经愤怒起来的人们所无视。回顾曾经轰
动一时的所谓“缝肛门事件”、“八毛门事件”，这样的结论一点也不为过。
医患关系恶化至此，有着漫长的过程和医患之间复杂的因果互动。就像已经很难辨
析究竟是恶劣的舆论氛围误导了媒体，还是媒体的投机心理进一步恶化了舆论。唯一可
以确认的是，今天的医患关系已经给医患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极大地降低了社
会的整体福利，整个社会所付出的有形或无形的成本，更是高昂到无法计算。
我们，无论身为医生还是患者，都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从这个环境中脱身，也没有
外来的神力可以救我们于水火，唯一可做的，就是医患双方都回到善意、回到常识，一
点点地积累互信，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才可能缓慢而艰难地得到重建。否则，即使杀掉
所有医生——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们也无法得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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