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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hx.cnd.org/?p=106139
最近，微信上流传着杨子立的一篇文章：“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给北京国保李警官的
一封信”。说的是作者供职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接连有6名员工被抓，有几
个人的律师也被抓，大部分还伴随着搜家。作者称“我们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看着伙
伴的消失而没有一丝的哀嚎，更没有反抗的怒吼。我们只有疑惑和恐惧。疑惑的是，为
什么传知行这样一个进行社会政策研究的NGO会遭此横祸？”
在此情况下，作者心生恐惧。当获知警方也在找他了解情况时，不得不仔细考虑：去还
是不去？去了，有可能也会被关起来，被迫供述同事的“罪状”。如果不去，只能选择
自我流亡。作者最终选择了避祸一时，称“我本来也想树立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英雄形
象，但是惨痛的经历提醒我：我还有家庭责任，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房租都是不小负
担，避免坐牢是最明智的选择。”
杨子立有什么惨痛的经历？2001至2009年他因煽动颠覆罪坐牢8年。那时他从北大硕士
毕业不久，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做技术工作，同几个上学或工作的青年搞了个松散的“新
青年学会”，被警方的学生线人告发。杨子立在文中称，当时自信没有违法犯罪，认为
进去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幼稚的代价是8年的监狱生涯。“新青年学会”仅仅是
刚毕业学生的业余兴趣小组，谈论点农村问题和调查见闻，就有4个人判处36年总徒刑。
作者质问他们仅仅是“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就是要推翻政府吗？但“我们当时只
要开口说话，能够呈堂的都是有罪证供”。四个年轻人就这样在监狱中变成了中年人，
健康、意志和智力都受到严重损害。出狱后，杨子立加入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研究农
民工问题，组织研讨会，撰写报告。工作使他“从监狱后期的重度抑郁中走了出来”，
重新组织了家庭，有了孩子。虽然买不起房子，儿子上不了北京户口，但是在隔绝8年
以后，开始缓慢地融入社会。而现在，又遭此磨难。
这几天，网上还传着师涛的“新年献词：我又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一文。师涛是谁？
1968年生于宁夏，记者、诗人、作家，曾在多家媒体任职。2004年由于把宣传部门关于
“六四”十五周年的报道禁令发到境外网站，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
2013年出狱。
师涛的这篇文章，总结了获释一年来的观察、适应，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对自由民主的向
往。由于长期和社会隔绝，语言叙事总体是前社交媒体的风格，但内容思想是永恒的对
自由的追求，其中不乏亮点：“出狱的前一个夜晚，我激动得彻夜不眠。到天亮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念头：除了信心，我将什么也没有。”
10年大狱，信息阻隔，作者语言略显陈旧，行文中多少还有些恐惧，但“从娘胎里出来
和从深牢大狱里出来，我们面对的只能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论这个梦想叫做
‘中国梦’还是所谓的‘美国梦’。”当此时，惟愿师涛适应新生活，开始新工作。不
要再遇传知行和杨子立的厄运。
还有一位北京的查建国先生，由于其妹美籍记者、作家查建英的一篇《国家公敌》而知
名。他当年因为所谓组党，以“颠覆国家政权”判刑9年（1999至2008）。我对他所知
甚少，也没有任何交往。但不知怎么，被他加入一个邮件群，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群发
的信。在这个社交媒体盛行，语言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他认真地写着文章、评论，和
友人、敌人的争论，温和地讨论著时局和对自由的向往。
搜了一下，查建国1953年生，今年和习近平都是61岁。看着他一天一封甚至几封的长邮
件，就像习近平出访和反腐打虎一样频繁，不由得想起文革时的一首歌“革命人永远是
年轻”。反革命同样也不老。
还知道一些释放的“国家公敌”，或皈依宗教，或投身商海，或目光呆滞，坐了十几年
牢出来，难以适应手机和电脑的时代。当初由于民主自由人权而入狱，现在看着人们在
网上和私下谈论着这些话题，难掩激动，但似乎跟不上节奏。而每一个人的家庭、健康
、工作、养老，又不知从何说起。
有些“国家公敌”还没有出来，有些出来又进去了，有些则成为新的“国家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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