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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从厦门爆炸案谈谈如何对待反社会分子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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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Irrational (Herzog),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从厦门爆炸案谈谈如何对待反社会分子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n 8 12:15:43 2013, 美东)
如果一个人跑去炸公交车,显然是将这个除他之外的绝大部分人都视为“杀之而后快”
的敌人了。无论如何,炸公交车是不能用任何理由加以合理化的。按西方话语体系来描
述,就是一个反社会分子。那么,如何对待反社会分子,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呢?
首先来说,一个好多亿人的国家,假设遵守正态分布,就会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不
正常”人类。这几百万或者上千万人里,有可能存在那么几万几十万的人极端敌视社会
。这么估计应该合理吧。
比如美国三亿多人,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但美国却关押了世界上最多的囚犯。如果再
加上接受假释的,社区劳动的,这个人数竟然高达600多万,意味着美国2.9%的人口是
犯罪分子。这是否可以推论出:美国的反社会人群是全世界最高的,无论是绝对人数还
是相对人数,尽管美国很发达很富裕。
再来看看苏联,古拉格也曾经关押了很多人,按照维基上的数据,从51多万到170万。
这么看来,其实古拉格关押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了,因为苏联人口也是从1亿多到3亿多的
水平。苏联在历史上,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也是很发达的,超级大国,但是一样是有不少
反社会分子。
再来看中国,跟美苏相比,罪犯并不是特别多。我们就没有苏联那样要搞古拉格,或者
美国那样要搞关塔纳摩。当然了,有一些人把夹皮沟说成是古拉格,说当年多少右派都
丢在甘肃劳改营里活活饿死了。结果呢,一个在甘肃条件最差的地方劳改了几年的右派
,叫刘德伟,1961年回家,到处游山玩水探亲访友,拍了好多照片,留下了那个“大饥
荒年代”难得的物证。自从这些照片出来之后,好像也就没有几个人再提什么夹皮沟古
拉格了。
如果我们把这几十年来的极端报复社会事件都标记出来,或许会得出粗略的印象:建国
初的三十年里,中国基本很少极端报复社会的事件。当然,这得剔除建国初国民党土匪
残杀共产党干部和群众,比如说把十几岁的丁佑君脱光衣服游街,轮奸,残忍打死。剔
除这些国民党土匪干的坏事,建国的头儿三十年里,不论是内地,还是边疆,很少有这
种报复社会的极端案件的。大家也可以找资料,验证一下我说的对不对。那么,什么时
候报复社会的案件开始多起来呢?比如炸火车,烧公共汽车,劫持飞机,还有那种杀了
几十人甚至更多的系列杀人犯,应该是从80年代之后开始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80年代之后,突然社会上多了仇视社会的人?经济发展的不
是很好吗?大家不是都富裕了吗?生活水平不是都比毛时代的“贫穷”状态改善了很多
吗?为什么人们生活改善了,反而更加仇视社会?
我的理解是,80年代之后,社会都趋于各顾各,忙着挣钱。但是有一些人,的确是不会
挣钱,也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或者性格也有问题?孤僻偏执。我以前接触过这样的,喜
欢抱怨,怨这怨那,你听了这种人的血泪控诉,的确是很可怜的。但是呢,架不住天天
唠叨啊,再有同情心你都会有点烦了。如果这种人生活里受了冤屈,平常大家都忙着挣
钱,没人去管这种卢瑟,上访了官僚再推诿一下,那的确是可能让有些人变成了仇视社
会的定时炸弹。
那么,六七十年代就没有这种人吗?当然也有啊。但是那个时代,共产党曾经有过一个
前所未有的重大政策。那就是,共产党是特别鼓励群众反党反官僚的,也就是说,当时
是很鼓励群众提意见的。这个鼓励程度以至于到了极端的地步:你批评的对,马上就可
以当大官。
大家都知道张铁生,他不就是在考学时对社会有意见,所以就刷刷刷写了一封信,批评
当时的考试制度。结果就提拔他当了高干,管教育。还有李庆霖,在57年反右里被打成
了右派。大家知道吗?什么人最容易被打成右派?就是爱提意见的人啊。李庆霖就这么
变成了”黑五类“。但是文革里号召上山下乡,他儿子下乡,当地干部不关心知青,刁
难他,他儿子吃不饱饭。所以李庆霖就很难过。
这里说明一句,当年知青下乡,并不是政府不管,把人从城市赶到农村就完了。有些观
点认为,下乡是因为城市没法就业,所以要把失业青年弄到农村就业,甩掉国家的财政
包袱。这么说是不对的。当年政府花了许多钱来安置下乡知青。第一年下乡是带着粮票
下去的。直到分地种地了,才不发粮票。安置知青的费用有多少呢?整整300亿。
但是知青到了农村,也不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政策正确了,还要得到干部的有力配合
才行。中国那么大,如果你碰上一些不是那么支持知青的干部,给你分的地又远又贫瘠
,知青是要吃苦头的。李庆霖儿子就是这样的情况。李庆霖自己是黑五类,叫屈无门,
最后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信。那个年代,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写信给中央,不存在截访。毛
主席就给他寄了300元,以解燃眉之急额。后来李庆霖这个反党的右派老师就一步登天
,当了副部级干部,专门负责知青生活问题。
类似张铁生李庆霖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当时社会上就是这股风气,鼓励那些”反
社会分子“出来揭发社会黑暗面的,美其名曰”反潮流“。当然,到了改开时代,就不
这么搞了,是不允许群众给党提意见的。所以就把李庆霖判了无期徒刑,张铁生也判了
刑。所以呢,改革后有小说家啊文人啊出书立传,控诉毛时代如何黑暗,这其实也是在
响应毛主席号召,在揭发官僚黑暗面,在反潮流。只不过因为文革后禁止这么做,所以
这些人就玩心眼,把这些事件的时间提前到毛时代。比如说,余华写卖血,明明是改开
时代,但是要说成是毛时代;莫言写过一本小说《蛙》,是控诉改开时代计划生育强制
一胎的,但是呢,时间也要改到毛时代。还有一位作家,路遥,写了《人生》,还有《
平凡的世界》,也是要把一些时间起点定在毛时代,这样才能出版啊。否则路遥是没法
出书的。他就是“三种人”,文革里响应号召反对官僚,夺权闹革命,18岁就当了陕西
省延川的副县长。文革后被打成“三种人”,女朋友没了,工作没了,生活没有着落,
很惨。所以只能拼命写小说,40出头就活活累死了,和王洪文是同一年去的,但是比王
洪文逝世的年龄更年轻。
上面东拉西扯,其实就是要说明一个事情。哪怕经济富裕到美国的程度,军事强大到苏
联的地步,或者改革到如今要中华复兴的地步,社会上的反社会分子还是会很多的,几
百万几千万。这些人的破坏性都很强。比如说这个厦门的公车爆炸案,他花几十元买桶
汽油,就造成了那么多伤亡,触目惊心,最后政府不知道要出多少个百万,也不能抚平
这个事情给人民留下的创伤。而为了应对这些坏蛋,全国又要多支出维稳经费,要花好
多亿来提升特警装备,要反恐。是不是?会有效果吗?我看很难啊。这些极端坏蛋,平
常也都是很老实的,你怎么知道他哪一天突然不高兴了就去跟社会同归于尽?
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看看建国头几十年的一些做法,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比如说,对上访的,对社会上的潜在敌对分子,能采取一些和现在这种做法不同的做
法呢?也不能什么都跟美国学啊。美国那种到处搞特务监听的做法,并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才出来波士顿爆炸案,所谓装备精良的swat就是一个事后收尸的角色。任何事情,
还是防微杜渐,提前化解更好,社会成本也低得多。我昨天也提到一个建议,那就是,
全中国应当马上扩建城管队伍,凡是那些无业的,失业的,或者干活太累不想活了要自
杀的农民工或者底层人民,都可以马上到当地政府报名当一名城管,享受部队待遇,也
就是说,只发津贴,管吃管住,平常参加训练和文化知识培训,三年后就培养成社会有
用的人才。全国如果能扩充一亿城管队伍,或许就可以减少一亿精神病。
同理,对于那些老上访户,我建议政府马上摸底,把全国的所有上访户全部录用为上访
办公室的公务员,专门接待上访户。也就是说,只要上访的,都可以直接录取为公务员
,分配到国家各个部门,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你上访拆迁,那就分配你到拆
迁办,和钉子户打交道。这样或许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社会极端分子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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