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News版 - 揭露大饥荒的第一炮： 南方人物周刊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 (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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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23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WaterWorld 讨论区 】
发信人: Dogerella (Cherry), 信区: WaterWorld
标 题: 揭露大饥荒的第一炮： 南方人物周刊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May 25 15:26:51 2012, 美东)
http://business.sohu.com/20120521/n343690602.shtml
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本刊编辑部
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
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
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
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
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
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
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
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
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
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
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
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
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
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
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
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
，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
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
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
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
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
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
。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
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
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
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
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1958年9月，安徽繁昌，女孩坐在稻穗上。当时报道称：五亿农民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粮食每亩单位产量出现了古今中外没有的纪录。坐在密铺的稻穗上，就像坐在厚厚的地
毯上一样
1958年9月，安徽繁昌，女孩坐在稻穗上。当时报道称：五亿农民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粮食每亩单位产量出现了古今中外没有的纪录。坐在密铺的稻穗上，就像坐在厚厚的地
毯上一样
1958年，湖北孝感县号称亩产早稻2万斤的试验成功
1958年，湖北孝感县号称亩产早稻2万斤的试验成功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里剩下的性命，就
那么瘫倒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本刊记者 刘洋硕 发自河南信阳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
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
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
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
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
“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
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
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
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
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
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
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
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
，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
”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
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
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
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
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
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
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
。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
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
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
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
，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
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
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
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
。“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
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
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
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
”，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
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
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
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
铺上浮土，算是坟。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
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
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
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
“脾气暴得很”。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
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文在
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
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
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
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
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
，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
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
了他一顿，轰回家去。
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
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
两碗稀菜汤。
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
无力回天。
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
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
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
上碗干饭？”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
，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
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
，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
，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
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
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
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
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
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
——《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他至今也说不清，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
了多少饿殍。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
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
，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
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
“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
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
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
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
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
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
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
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
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
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
，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
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
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
。但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却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富
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
，‘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
”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
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
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
毛泽东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
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
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
苗开始点燃。
吴永宽讲述粮食关纪念碑的故事（刘洋硕）
吴永宽讲述粮食关纪念碑的故事（刘洋硕）
“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
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
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
，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
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
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
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
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
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
，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
，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
，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 ”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
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
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
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
，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
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
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
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
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
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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