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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192 | 1 八九民運中，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中有一種共識，即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把矛頭對準
任何個人。背後的意思是，不捲入高層權力之爭（吸取文革教訓），反抗專制極權總是
沒錯的。絕食後期，經過痛苦思索，我決心打破不與上層接觸的理想主義原則，盡快與
十年改革的推動者鄧小平接觸，申訴此次運動意在推進改革，並無打倒他之意圖，以期
他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結束絕食，走出危機。數次找友人向鄧樸方—鄧小平傳話。但
鄧家人已找不到了。再找趙紫陽，十九日淩晨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的淚光，使我感到再
不能遲疑延宕。我代表知識界與學生領袖商量，立即與趙達成妥協：給趙一分，算是支
持改革派；他對學運表個說得過去的態度，給我們一分，以結束絕食，鞏固已獲得的民
主成果。得到學生領袖贊同後，我即找人火速與趙聯繫。結果傳回的消息是：趙紫陽剛
下台！政治局決定：鎮壓！各種途徑都證實了這一消息。那一刻，我記得是在金水橋頭
首都知識界聯絡站，大家怔怔地，一句話也說不出。早就預感到的最壞結局終於來臨…
…這一情節在拙作《歷史的一部分》中有詳細記述。
回憶起這些往事，是想說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換一個角度：共產黨是可以分析的嗎？
用毛式提法即：是“鐵板一塊”嗎？可以說，在沒有介入政治操作前，我傾向於從本質
看問題，“歷史唯物主義”，“鐵板一塊”。遇到具體危機時則開始傾向於並非“鐵板
一塊”，要支持開明派改革派，注
重個人的作用，“歷史唯心主義”。
戒嚴軍隊受阻於北京民眾之後，運動進入新高潮。趙紫陽等被貶謫了，但全國人大常委
會對民主運動表現出引人注目的同情，萬里委員長在國外發表了與鄧小平相左的談話。
我與張郎郎等極少數人討論了從首都機場至人大會堂百萬市民夾道歡迎萬里歸國的可行
性，想運用“議會”的權力來扭轉局勢。這一信息無誤地傳達給了萬里，但鄧棋高一著
，把萬里扣在上海，我們又落空了。
事隔二十多年再來反省，共產黨絕不是教條式的“本質論”式的“鐵板一塊”，每一領
袖人物都是個人，除了共同的“黨性”，還有各自不同的人格、個性、道德。很簡單，
試想一下，如果胡耀邦沒有下台，如果趙紫陽那晚留在廣場不走，如果萬里設法直接回
到北京，如果三十八軍徐勤先將軍和二十八軍何燕然張明春將軍有更多一分勇氣……誰
能肯定八九民運不會有另一種結局呢？
近日看到了賀衛方文章《緬懷胡耀邦》：
他（布熱津斯基）談到他印像很深的是與胡耀邦在北京的一次晚餐談話，地點是馬克西
姆餐廳：“那次晚餐令我如此震驚的不是菜單，不是菜的式樣，而是胡耀邦對我說的話
。在那個時候，他就已經發現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成功預示著加速政治改革的緊迫的必
要性，我問他，他的政治改革意味著什麼，他異乎尋常的直截了當。他談到了必需的，
非常明確的一種多黨體系，一種真誠的多黨體系，一種存在競爭的多黨體系。他還闡述
了政權必須真誠而廣泛地從屬於法律的管制，官僚體系也要從屬於法律的管制，這是一
種絕對的必要，這一切，反過來又必需一個真正的憲法體系，而這種憲法則要由民眾授
權，各種思想的互相競爭的內容要融合成為一體。他所說的這一切，令我徹底震驚了，
我非常贊賞他竟然看到了那麼深遠。”
我與布熱津斯基一樣感到震驚。完全沒有想到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有如此徹底的
思想。我認為他不過是共產黨中較有同情心，較真誠，較善良，較葆有天真童心的一個
人，哪裡知道他心目中的政治改革超出了我最大膽的設想。布熱津斯基的這個演講是在
他親自走過瀘定橋之後。——為何這位對共產黨有深刻洞悉的西方政治家要親自走一走
瀘定橋？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說：他想分析、理解共產黨，換言之，他不認為共產黨就
是一群十惡不赦的魔鬼。他要親自進入早期共產黨所經歷過的種種情景，從人性的角度
進行再剖析。這個猜測我以為大致不錯。26年前，我在調查發生於文革期間廣西人吃人
大慘劇時，也同樣在兇手們作案現場和拖著罹難者行走過的街道、河灘上久久徜徉，試
圖尋求答案。當我從自身的紅色教育背景以及鬥爭哲學中找到類似結構之後，再不認為
自己是正義的化身。
在這裡我又一次談到個人。我們當如何理解胡耀邦、趙紫陽、溫家寶們呢？
歷史已經來到一個大轉折的關頭。敏感的中國人感到了地火的隆隆運行，天空中烏雲聚
集，雷聲已然開始滾動。無論被統治者還是統治者都意識到這種制度再也不能延續下去
了。最佳的前途就是改革，改正冤獄，昭雪亡靈，化解瀰漫於上下的暴戾之氣，召開圓
桌會議，逐步解除報禁黨禁，最終走向民主憲政。相應地，反對派則不苛求一步到位，
保證實行特赦、放棄政治清算……等等。即便發生革命或大規模暴力事件，我也禱求較
少流血，防止街頭“群眾專政”。——沒有寬容、饒恕，歷史就不會脫出冤冤相報的循
環。
已經寫得太長了，本打算寫一個比較散漫自由的隨感。請讀者原諒，我多年不寫這種政
論性文章，此後也不打算再寫。我要寫生態和文學。而且這篇文章也不過是漫談，沒有
邏輯，也不是政治宣言，不值得嚴加批判。我這個年紀的人都是喝階級鬥爭的狼奶長大
的。記得中學時代讀雨果《九三年》時的困惑：其核心情節是，反革命叛軍首領（一位
老貴族）戰敗後顧不得逃跑，從烈火中救出幾個孩子。革命軍司令郭文深受感動，將其
私自釋放，等於放虎歸山。革命軍事法庭因之判處郭文死刑。主持死刑判決的法官是郭
文的恩師、義父和心靈導師、世界上最愛郭文的人。當郭文的頭顱從斷頭台鍘刀下滾落
時，一聲槍響，這位堅持革命原則的老法官把子彈射進自己的心臟。在這部世界名著裡
，雨果首先熱情地肯定了革命的正義性，承認了流血之不可避免，但又對其戕害人性的
殘酷性提出了道義譴責。這是一對永恆的矛盾。最後，雨果從自己的心靈出發，傾向於
更高的正義——人道：“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
我的青年時代，雨果這句話罪莫大焉，成了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箭靶。只是在幾
十年後，當我一口口吐出狼奶之後，才慚愧地為時已晚地讀懂了雨果。
2006年，在一篇紀念死於流亡的前共產黨員劉賓雁的文章中，我曾如是寫道：
中國共產黨，從它武裝暴動武裝割據起，經兩度內戰、暴力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反右
傾、人造饑饉、文化革命、六四屠城直至今日官匪勾結圈地搶錢，其罪惡真可謂罄竹難
書！但作為這個政治集團中的個人，則又需要具體分析。胡耀邦、趙紫陽作為共產黨領
袖，確實參與過許多不義與血腥，（手上沒血，能爬到高位嗎？）但是，當他們為著抗
拒邪惡而自覺擔當苦難之際，以往的罪錯已經洗凈，而開始變得聖潔。我找不到法理依
據，但良知如是告我。那些推動過共產極權社會走向瓦解的前共黨領袖們，如匈牙利納
吉、捷克杜布切克、蘇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等，都得到人民的理解甚至敬仰。佛說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過瞬間之事。……
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不會有政治罪名，不會有集體罪名，更不會有集體的政治罪名。
當年，共產黨以集體政治罪名“國民黨”、“反革命”處決了數百萬政治反對派，有朝
一日，我們也會翻過來以集體政治罪名“共產黨”、“極權主義者”處決政治反對派嗎
？或者，我們也來打他多少萬“左派分子”嗎？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我一定會說：“
弟兄們，對不起，這不是我終生為之奮鬥的那個社會”
（鄭義：曹長青《和劉賓雁分道揚鑣》嚴重失實 2006年）
在從納吉到葉利欽這個偉大的改革者名單上，我們還可以添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
鮑彤、李銳、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于浩成、李慎之、胡績偉、許良英、李昌、田
紀云、謝韜、胡啟立、習仲勳、朱厚澤、溫家寶（我憑直覺相信他的淚水）……甚至還
可以添上為民請命的田家英、彭德懷、張聞天、徐勤先……等等。我不過信筆寫來，掛
一漏萬。其實這是一個很長的名單，熠熠生輝。這種人性的光輝，最黑暗殘暴的制度也
掩蓋不住。將來在中國自由解放紀念碑上，同樣要鐫刻下他們的名字。他們雖然是（或
曾是）共產黨員，但他們的奮鬥和犧牲，與那些死於中共屠刀的自由先驅們是等價的。
至少，在上帝的天平上是完全等價的，不差一斤一兩一錢。
集一生之受難、反抗與思考，我堅定地認為：我們和極權主義最深刻的衝突，歸根結底
，聚焦於人性。我們反抗共產暴政，不是為了報復，不是為了“大翻個兒”，而是要恢
復正義與人性中的光明面。我們跟他們要不一樣。
雨果用英雄之死的悲劇來讚美人性所可能煥發的光輝。當歷史來到20世紀與新世紀之交
，我們終於有了一個走出悲劇的現代版：曼德拉與南非政府。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要
認真讀一讀曼德拉傳記。這個人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和高度讚賞，甚至包括他過去的死敵
和看守。圖圖大主教說；“假如納爾遜•曼德拉和所有這些人不願意寬恕的話，
那我們甚至連第一步都做不到。”曼德拉原先是一個狂熱的暴力革命者，參加秘密軍事
訓練，喜歡共產黨、共產主義，貪婪閱讀格瓦拉、毛澤東、卡斯特羅。兩次被捕，最後
判處終身監禁。第一次入獄，每週五進城處理律師事務所工作，有一名固定的白人軍士
押送，常常會停車進商店買水果巧克力。曼德拉本可輕鬆逃逸，消失在簇擁的人群中，
但這種逃逸始終沒有發生。曼德拉說：“我們之間有一種君子協議，我不會逃跑給他帶
來麻煩，而他讓我有一定自由。”曼德拉不斷在他的敵人身上發現人性的點滴閃現，雖
然這不能去除他對白人政權的仇恨，“但卻使他相信，在冷酷無情的制度和捲入其中試
圖管理它的有血有肉的人之間永遠存在著差異。曼德拉已在不知不覺中遠離了早先的反
對白人的好戰性，而轉向一種人類行為的哲學，就是不按種族、階級、職業或任何其他
範疇給人分類。”（美 大衛•愛克敏：《20世紀五人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年 北京 下同）
在長期監禁中，曼德拉有20年時間和一位白人看守和他的兒子布蘭特（也是看守）相處
。他們都是基督徒，一起讀經，彼此尊敬。看守兒子不幸車禍逝世，曼德拉長時間握住
父親看守的手說：“讓我們記住和布蘭特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沒有搞錯嗎，監獄
，漫長的監禁，和看守在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沒有搞錯。當曼德拉終於獲釋之後
，他給這位老看守寫了一封憶舊的信，再次提及“在過去20年中我們共度美妙時光”。
許多白人擔心，廢除種族隔離之後，黑人的多數會進行報復。1989年8月，新總統上任
。這是一個堅決支持種族隔離政策的人，黑人並不信任他，更不相信國家會發生任何改
變。連圖圖大主教都不信任他，輕蔑地說，換了總統“只是首字母從P.W.變成了E.W.”
。但這回圖圖錯了。新總統開始了一系列改革，並對他的同僚們說：他認為曼德拉是“
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上任半年後，新總統“通知被驚呆了的南非議會
說，和南非黑人反對派‘談判的時機’已經來臨。”他宣布解除黨禁，釋放政治犯。這
時，曼德拉已經在監獄裡度過了漫長的27年，沒有絲毫仇恨和報復之心。對於殘忍、壓
迫和不義，寬恕似乎是一種軟弱和不能令人滿意的回應，做起來確實很難。但曼德拉在
各種複雜境遇中仍然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選擇了寬恕。曼德拉以自己的寬容感動並
壓倒了野蠻。
還有一個人物，放射出比曼德拉還要明麗的光彩：教宗保羅二世。我曾在一篇散文裡寫
過這樣一段：
1979年，教宗當選後第一次回到自己故鄉。所到之處萬人空巷，整個波蘭社會為之撼動
。其時，社會主義波蘭正陷於迷茫與絕望，工人運動慘遭鎮壓的流血場面仍叫人心有余
悸。教宗在布道及各種場合，直接向上千萬信眾發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對飽受欺
淩的同胞說：“你們是人，你們有尊嚴，你們不該卑躬屈膝。”他猶如一股自由的信風
席卷波蘭，驅走恐懼，帶來信仰、希望和愛。
次年，民主運動狂飆再起，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的罷工震動世界。名不見經傳的電
工瓦文薩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波蘭的勇氣與希望。
瓦文薩始終把教宗視為最可信托的精神領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時期，曾與教宗在
一片樹林中秘密會面，沒有政治密謀而唯有靈魂的傾訴。瓦文薩向教宗坦陳內心深處的
隱秘，說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對權勢者揮之不去的仇恨。他備
受熬煎，如被囚禁於心靈的地獄。教宗對瓦文薩推心置腹，用上帝之愛勸勉他，鼓舞他
憑借神的力量驅逐靈魂中的黑暗。他為他祈禱，祝願他像耶穌那樣“愛仇敵”，寬恕那
些曾以不義、欺淩來對待自己的人。沒有采訪，沒有記錄，不知道說了哪些話。但我猜
想，教宗一定會輕輕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愛裏沒有懼怕……”
（鄭義：《素棺》2009年）
這篇文章寫得散漫，但還不算通篇胡話。其核心論點是：歷史轉折往往是通過偶然事件
中的具體個人來實現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偏重於歷史的必然性，而忽視歷史的偶然
性，尤其忽視個人的作用。這不符合事實，尤其不符合共產國家變革史。在羅馬尼亞，
例行的表忠群眾集會上，偶然有人吹口哨；在東德萊比錫，偶然有教會點燃了祈禱的燭
光；在莫斯科，偶然有人鼓勵因絕望而醉酒的葉利欽走出去發表演講；在1989年的中國
，胡耀邦偶然死於心臟病……一瞬之間，這一個個偶然便釋放出巨大的壓抑已久的力量
。哪一些人或者哪一個人勇敢而敏捷地抓住了這個偶然，歷史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轉折。
這不是押寶也不是幻想。這是漫長歲月裡人民無盡血淚的凝聚和希望的無法抑制的爆發。
1999年，曼德拉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如此宣告：
我們已經成功地將希望植入千百萬人民心中。我們立約，即我們要建設一個社會，其中
所有的南非人，無論黑人白人，都能昂首闊步，心中沒有任何畏懼，確信享有人類尊嚴
不可剝奪的權利——一個國內和睦、與世界和平共處的彩虹國度。
真希望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能如此宣告：我們立約，建設一個再也沒有殺戮、壓迫、掠
奪、仇恨、不義的“彩虹國度”！
2012年5月4日
於華盛頓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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