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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800 | 1 南方周末
"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
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
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
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
小可"
"［上篇回顾：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二战结束之际，盟国方
面原拟安排中国赴日受降并
参与占领日本，因故未能实现。1945-1946年，中国军队赴越南受降，成为近代以来的
空前绝后之举。］"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
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
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
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
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
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
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
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
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
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
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
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
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
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
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
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
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
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
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
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
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
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
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
？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
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
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
平”号、“永兴”号、“中
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
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
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
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
”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
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
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
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
，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
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
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
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
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
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
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
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
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
下”（赵叶苹：《南海中国
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
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
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
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
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
，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
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后，东沙为
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
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
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
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
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
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
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
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
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
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
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
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
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
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
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
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
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
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
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
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
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
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
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
”，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
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
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
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
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
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
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
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
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
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
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
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
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
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
（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
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
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
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
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
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
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
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
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
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
，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
，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
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
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
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
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
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
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
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
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
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
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
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
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
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
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
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
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
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
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
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
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
，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
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
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
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
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
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
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
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
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
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
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
。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
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
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
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
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
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
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
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
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
（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
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
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
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
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
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
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
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
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
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
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
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
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
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
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
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
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
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
火，“挽救中苏同盟”）。
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
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
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
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
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
自己的目的。”（沈志华：
《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
，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
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
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
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
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
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
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
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和随后受到
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
的内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
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的盛世才，眼见苏
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
，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
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
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讲，是中国政府重新落实新疆
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
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
（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
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无怪乎
，当时蒋介石自豪地宣称：
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年版，64页）。
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1944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土耳其斯坦（或译东突厥斯坦）
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
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兵的“东土（东突）民族军”
，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
中苏边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向新疆内地长驱推进，汉族居民遭
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
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
学界多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突”之后的“第二东突”），则在控制区建立了
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
了国旗国徽，发行了货币、邮票。
到1946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新疆就要成
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
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新中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
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
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9年，“东土民族军”
的领导班子在乘苏联飞机赴
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机，全部遇难，余下负责人率部与入疆解放军“会师”后，
改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5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因此国内外不少论者都认为，是1949年革命使中国保住了新疆，而此前的中华民国是很
难保住新疆主权的。这种观
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苏联对于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两个政权态度确实不同，对新疆政策
因此也有改变。
但实际上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拐点”，并不在1949年。早在1946年东土民族军以席卷之
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
让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
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发展的共产
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
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
握操控后者。一旦穆斯林民
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斯
坦人民共和国”，甚至“东
土”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形成呼
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
都可能出问题。
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苏联在1946年前就改变
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
现“东土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的主权，要求“民族军”以既成事实为
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
，组织名义上属于中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
新疆既得利益的“联合政府
”。
“东土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并且于次年与张治中为首的中国新疆当局谈判
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
南京政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1960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1950年解放军入疆后，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不同的是，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已经从
国民党人变成了共产党人，
而“三区革命”势力由于在空难中失去了主要领导人、其背后的苏联对新中国也比旧中
国更近乎，苏联操控其挑战
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动机，进一步减弱了。
但是减弱的只是“动机”，而不是苏联进行干涉的“能力”。事实上，苏联在新疆的“
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
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也没有削弱。不仅新疆的许多战略矿产
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
几乎就是苏联的“租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伊
犁、塔城、阿勒泰5个领事
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
这5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二十多万“苏侨”，并且还在极
力发展新“侨民”。这些苏
侨由于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治资本，在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新疆
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
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
尤其在“三区革命”的“老解放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地方党政军文教队伍
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
以至于在“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都用的是苏联教材。
更有甚者，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由“民族军”易帜而来的解放军第5军，仍是在疆中
国人民解放军中实力最强的
，这支军队的军长伊万诺维奇·列斯肯，是苏军中将，苏共党员，白俄罗斯族，主要师
团主官，也都有苏联国籍（
后来是双重国籍），党籍也是易帜后才由苏共转为中共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双重党籍
”）。
尽管易帜后，中共派去了来自解放军入疆部队的汉族政委，但是“改编民族军”可不像
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
那是要看“苏联老大哥”的眼色的。直到1953年列斯肯调回苏联，1954年第5军被撤销
番号，改为农垦部队，“苏
联军官领导中国新疆驻军精锐”的问题，才基本解决。但是“民族军”的一些有苏联背
景的将领，如马尔果夫·伊
斯哈科夫、祖农太也夫等仍在新疆军区任高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不受影响，怎么可能？
事实上，当1949－1950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率团访苏时，就有一个平行的“新疆代表团”
也在苏联访问，“苏新双方
”还在谈判一系列“协议”，后来虽经毛泽东坚持关于新疆的主要条约必须由中国中央
政府与苏联签订，但一些“
次要的”（如文化方面的）协议，还是“苏新双方”签署的！（沈志华：《中苏结盟与
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
（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此后，由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为苏联和“阵营”出了大力，付了血本，换得了斯大林的信
任。更重要的是，由于1953
年斯大林这个强人去世，苏联新领导为稳定权力要借重中国，中国也就得以借机要求苏
联收缩对中国内政，尤其是
对新疆、东北事务的影响。
通过遣返苏侨、动员苏侨干部“退籍”（即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或放弃中苏双
重国籍保留中国国籍）、撤
销中苏联合公司、撤销解放军第5军（原民族军）现役编制、礼送列斯肯等苏籍将领回
国、渐次关闭各地苏联领事
馆等措施，使得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收缩、影响减少。
但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以前，苏联在新疆，尤其是在“三区”的势力，仍然存在。如到
1960年，全疆仍有登记在册
的苏籍干部1047人，而伊犁州基本没有登记，但到1962年该州却报告有苏籍干部1001人
。伊犁州州级机关和直属县
市区长以上干部中，本人是苏侨和有苏侨家庭成员的达47%，其中绥定、霍城两县科、
部长级以上干部中，60%以上
是苏侨。（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说实话，甚至在“苏联傀儡
”盛世才的时代，都看不到这种大量苏联公民在中国当官的现象。
直到伊塔事件以后，苏籍与亲苏人员基本都逃归苏联，新疆很多地区不但政治格局大变
，有的地县连居民结构都变
了，苏籍本地民族居民大量离去后，汉族居民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进驻，实行“三代（
代耕其地、代牧其畜、代管
其事），成为当地居民中的多数，加上苏联领事馆被关闭，苏侨协会被取缔，苏联对新
疆事务的影响，才算基本消
除，中国主权至此得到了完全的保障。
因此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
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
，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不
能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政府
的政治属性不同，就割断这段历史。
事实上，这二十多年中国主权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三大事件：1942年盛世才回归，1946
-1947年苏联放弃“东土”
，承认新疆属中国，全疆性质的中国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及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势
力的清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这几篇文章之后，我们可以做一总结了。
当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当然含有推翻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
的含义。但当时国人对国民
党的不满，主要在于它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推翻了专制的“蒋家王朝”，当时打的，的确是这面“民主”（新民主主义）旗帜
，而不是“民族主义”。所
以当毛泽东大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多数中国人想到的首先是：辛亥以后三十多
年，中国总算民主了！老百
姓再不受官老爷和腐败衙门的气了！官吸民脂、官逼民反的时代要变成官权民授、官为
民仆的时代了！
至于对外关系，一来是人们对国民党主要怨不及此。1949年时抗战胜利的记忆犹在，过
去我党曾一再说，抗战胜利
就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那还不算对外“站起来”吗？国民党政府虽然忙于内战
，未能乘势最大程度地对外
强化国权，毕竟如上所述，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成绩的，至少除了受屈于苏联以外，并没
有对外再吃什么亏。
那时共产党只指责国民党亲美，但说实在话，除了沈崇事件（无论真相如何，今人一般
都承认，苏军在东北比这更
严重的强暴事件，多了去了）引起的风波外，当时中国人对美国如果说有不满，主要也
就是因为反感专制腐败的国
民党而连带反感支持该党的美国，并非因为反感美国而连带反感亲美的国民党。
相反，那时中国的农民对中外关系所知不多，而市民与知识分子对美国本身，无论对她
的民主和富裕，还是对她抗
战时的支持中国，还是普遍有好感的。
二来更重要的是，政权更迭的确有可能使专制变成民主，但不可能一下子使弱国变成强
国。除非是独立战争，内战
也不可能直接导致国家对外地位的变化。哪怕新政权可以急剧改变外交政策，但对外的
积贫积弱状态，哪是政权更
迭就可顿时改变的？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虽然相信新中国的诞生会有助于改变对外积贫积弱，但是很少有人
觉得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积
贫积弱。即便仅就军事而言，即使支持共产党的国人，在朝鲜战争以前觉得中国打不过
美国，也是相当普遍的心理
。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振奋。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爆发的危机主要是内政的，而非外交的危机，人
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源于此，
对新中国的期待也在于此。抗战八年，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满怀喜悦迎来的接收大
员，却似乎比日本人更腐败
。抗战加内战打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太平了，却又要遭遇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内战。
内战导致经济崩溃，崩溃中更凸显官僚的贪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官僚资本摧残
民族资本”，人们普遍失望
与怨恨。这时共产党倡导打倒“四大家族”，推翻“蒋家王朝”，宣传“实行民主好处
多”，自然就凝聚了人心。
人们觉得政权更迭后就该民主了，人民就“站起来了”。
以后几十年里，我国在和平、统一状态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力逐渐变强，国际地
位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随
着所谓的“中国崛起”，“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在一部分人那里盛行，“民主是否
是个好东西”在一些人眼里
成了疑问。于是，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越来越被解释为对外意义上的“
中国站起来了”。
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人民站起来了”，仅就对外关系而言，“
中国站起来了”实际上也涉
及两个问题：
一是在主权意义上，如何从主权缺失状态变成主权完整状态。
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如何从弱势地位变成相对强势地位。
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也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弱势地位并不见得主权就会缺失，
甚至领土缩小也不见得主权
就不独立。今天的瑞典、奥地利、波兰、土耳其等国版图，都比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版
图小得多，但其独立毋庸置
疑，没人说它们是半殖民地。
相反，印巴分治前的“英属印度”的版图，比今天的印度（以及从英属印度分出的巴基
斯坦、缅甸、孟加拉等国）
大得多，但它却是全殖民地，岂止是“半”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2年废除旧约后的中国，已经告别“半殖民地”而“站起来了”，
尽管殖民地的尾巴香港、澳
门并不是在1949年，而是在50年后的20世纪末才割掉的。
另一方面，弱势变成相对强势，更非一蹴而就，它甚至不像主权完整那样，由于有个法
理标志（废约）可以划出个
时间点。而且强弱的判断，也是多维度的。
网上曾经有人讨论“辛亥革命后，中国什么时候版图最大”，答案既不是今天，也不是
我上面所述的抗战胜利时，
而是北京政府时期的1919年：
那年民国将领徐树铮曾经乘沙俄崩溃，出兵收复外蒙古，分兵直抵唐努乌梁海。接着，
民国陆海军出兵俄国远东，
中国军舰曾进驻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乃至庙街（尼古拉
耶夫斯克），苏联人斥之为
“十四国干涉军”之一，当时的中国军人却不乏有民族主义思想、认此次出兵为收复清
末我国沦俄故土之机会者。
那时，中国一度控制的土地（并非“地图开疆”），确实达到20世纪之最广，可是，那
时中国的实际国际影响与国
际地位，岂能与抗战结束时的“四强”、“五强”比？以至于，后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
了，民国时还有这么一次昙
花一现的“最大版图”。而这样的对外用兵，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又有多大意义呢？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面对“人民站起来”的问题。而这也和“中国站起来”一样
，民国的历史，与其后的历
史，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如果说“民族主义”的进展，在民国时期和民国后是连续性的
，所谓“罗马并非一天所能
建成”；那么“民权主义”的受挫或曰“革命尚未成功”，也同样具有连续性，所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民国又一面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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