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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98 | 1 何清涟：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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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
，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
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全天候Monitor长达将近两年，
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
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
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
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
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
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
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
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
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
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 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
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
有机会，我 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
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
出了 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
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
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
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
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 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
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
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 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
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
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 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
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学
术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 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
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
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 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
，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但可能还是会很拥挤。
那 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
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
教师 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
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
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
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 后写高
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
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 来的》，于是
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
。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
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 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
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他
是此 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高华与这本书，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
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
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
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
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
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
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此雅兴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
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
。 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
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 说
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
。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 容易被“
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
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 焦急的样子，心
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 初到美国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
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
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 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
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摆脱“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
有这方面体验的人， 无法知晓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
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
自己植根于斯 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
只是在2000年7月中旬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
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
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
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 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
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
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 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领教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
在会议期间共 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
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
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都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人不少，高华那张
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 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高华是第
一次见到晓农（学勤以前曾在普林斯顿见过晓农）。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 边
，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 到彼此的
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
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 何清涟，是你爸
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
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 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
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
夜难眠。
高 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
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 微
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
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 酷评，相
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
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 他，还有我，以
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转自何清涟的搜狐博客 2011-12-30 0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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