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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这好像是高华香港大学关于"文革发动"演讲的文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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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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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news.qq.com/a/20111227/001349.htm
好几个网页,没有全贴上来,大家自己去看。
高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2011年12月27日16:46高华高华我要评论(0)
字号:T|T
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古曰:“诗言志”,作为二十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
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
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今天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来
谈毛的这首诗所透露出的丰富的意涵,我给自己的要求是:1,所谈的都要有历史资料
的依据,并兼顾到资料的平衡性,2,尽量做到客观,中立,当然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
己的价值倾向,但要有所克制。
我先简单说一下这首诗的背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
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
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评
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
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
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
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
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
要大大超过1957年[1]。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
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2],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
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
。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
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
。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
知道[3]。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
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
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接到通知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
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4]。进入5月,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
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
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 [5]。6月1日,又
是在刘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
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请示是否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作队?然而,毛说话却
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 有
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
揣测[6]。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
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
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
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
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象烦躁
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
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7]。
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
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
期间有无其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
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写这首诗正是在他发动文革的关键时刻,今天我要谈的“文革的发动”包含两个方面
的问题: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
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
: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
先说第一个因素,毛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究竟是什么?在毛的五
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言论中,特别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这就是一个高
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高昂理想主义和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摆脱物质追求,
思想不断“纯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目标呢?用毛的两
个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 大抓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为了实现理想社会主义
的目标,必须进行持续的阶级斗争,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就是不断提高“公有制”的含
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层面,就是不断清除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在大风大浪中培养无产阶级新人,而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五十年代后期越来越激进,到
六十年代进而发展到,把1949年后接受新中国教育,已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看成
资产阶级,甚至更加极端,把那些很早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也看成是“老
反共分子”。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都重点强调文革的打击
目标是 “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充分表达了毛的
这个基本思路。
毛对市场的排斥,是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一致的;毛对“走资派”的看法则是一个
创造,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先认为“走资派”属于“
敌我矛盾”,到1968年后改称为 “犯了走资派错误”;毛对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
判断,则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根据财产占有的
多少,而不是根据思想意识。1966年文革爆发,毛将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对联:
“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改动一字:“池深王八多” [8]。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尤其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反智主义”的情绪。
那么1960年代,中国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满意呢?首先是他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六
十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刘少奇“右”了,然而事实上刘少奇是
正确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
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
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都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
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
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当时在基层,他对当年所经历的一切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他
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
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
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
会主义” [9]。 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也参与领导布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的工
作,而处在中央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更对老百姓怀有愧疚感,他们在非常困难
的形势下,承担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努力恢复常规,秩序,挽救国民经济,把毛搞大
跃进的一套(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建设)束之高阁,或悄悄做了转换。刘少
奇等还对内调整阶级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
“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并着手准备给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对
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刘少奇
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记得
当时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
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
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
刘少奇本是想为毛开脱,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却把问题搞的曲曲弯弯,反而使自己
不能理直气壮。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
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0]。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
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毛认为“三面红旗
”是正确的,“右倾分子”不能一风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坚信他和大跃进并
没有错,反右运动更不错,大跃进就是多付出一点学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
,有些损失不算什么,关键是六亿人口的国家不能泄气。和刘相比,毛是一惯性到底,
绝不松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说“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路”,又默任下面搞“三
自一包”。当然刘少奇这么说,这样做都是有难处的,因为在刘的上面有毛这样的强势
领袖压着,而且多年来的极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完全僵化了,极左的一套积重难返
,刘少奇必须考虑到转弯子不能太快,可是这样一来刘也就使自己进退失据了,缺少了
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有的一惯性了。
就在这前后,一些特别敏感的现象也发生了,使毛泽东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年4月,
发生了“录音事件”(即文革中广为传播的 “窃听器事件”),使毛极为震惊,但在
当时,只是由中央书记处对有关部门的几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处分,毛在震怒之余对此事
并没有加以深究,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在事后继续留任原职。[11]但此事的后果十分
严重,联系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说辞,诸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当国家主席出了这种事”,“现在是非常时期”
,“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等,毛对中国党内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鲁
晓夫作反斯大林黑报告”的警惕大大加强,而毛的被伤害的感觉也更加强烈。与此同时
,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作品,例如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等;一些高中级干部通过不同的方式,呼吁要为彭德怀平反; 1962年8月初,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全党开始学《论修养》,毛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
刘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但在当时形势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是在“七千人大会
”上作了简短的自我批评,但内心是不悦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经济好转已成定局
,于1962年8月开始反击,毛的法宝是重提阶级斗争,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一下子就站
到了革命的制高点上,使刘少奇等无法不接受。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在1957年后一直
是“主旋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少谈就是修正主义,而刘少奇也是这套叙述
的主要创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才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现
在经济好转,在毛的压力下,刘也认可应当重拾阶级斗争的口号了。所以,刘对毛重提
阶级斗争并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别影响到经济的继续调整。他对毛批评的几个重要干部
,例如: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以及习仲勋,贾拓夫等,也没有伸出援手。毛看到
了刘的这些表现,在“敲打”了他几下后,就暂时放过了他,一来刘愿意改,迅速跟上
了毛的调子;二来刘在北戴河会议上已认错,虽属轻描淡写,但已是自我否定,从而证
明了毛的主张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刚刚恢复,刘的威望又很高,党内不宜
有大波动。毛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年对国家形势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乡出现了严重
的资本主义复辟”,“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
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
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2]。继而毛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
大的厌恶,他提出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概念,严厉指责“城市老爷卫生部”,“
帝王将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 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的概念。
毛的这些激愤之词不仅是对当时党内外形势的一种过份反映,也流露出对主持中央工作
的刘少奇等的强烈不满,严格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在上级默许下推
行的“三自一包”和农村中一度出现的商品流通现象(所谓“长途贩运”,“投机倒把
”)是使农民活命的非常之举,刘少奇等并非有意和毛对抗,刘等对农民让步,实属不
得已而为之;至于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子虚乌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刘
等才对知识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并让一些古装戏重上舞台,批准
放映一些香港左派电影和少量外国“进步电影”,从而使多年紧张的社会空气有所舒缓。
然而,毛在六十年代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触及到新中国建立后体
制上的某些弊端,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干群矛盾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建成了历史上
最完密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干部官员队伍。部分
干部欺压群众,利用特权,多吃多沾,进而贪污腐化,引致群众强烈的不满,这种情况
历来如此,中央虽三令五申,也用“学习”,“整党”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一阵风过去
,依然如故。刘少奇1964年指导四清,把打击重点放在基层干部,本意也是想解决这个
老大难的问题。
毛看到了官僚特权的弊端问题,1964年他提到“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概念,但
从历史事实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工人贵族”。据上海总工会的统计:上海全民所
有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52:65.18元,1957年:71.56元,1965年:69.58元,1966
年,66.53元,1967年:57.16元。在1961—1965年:月工资在40---60元的,占职工总
数的:89.69,月工资在71--80元的,占0.48;在81--90元仅占0.07 [13]。这个数字除
去上海地区工资差别的因素外,比当时的一般基层干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收
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区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工资是53.40元)和农民相比当
然很高,但是在那个年代,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不是一个概念。
被毛批评的“高薪阶层”确实存在,高薪者主要是党和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民族资产阶
级,少数名演员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资料显示:1957年的少将月薪是350元;军队正
营干部月薪是145元; 1956年16级干部月薪110元,17级干部月薪94元。除了军队中高
级干部和地方13级以上高干的工资较高外,地方一般中级干部的工资和全民所有制企事
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的差距相差两倍左右。1956年一级教授月薪为345元(南京:333元)
,但全国只有56个一级教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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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 , 出自何处?Re: 天朝的腐败真的是无法切割的原因么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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