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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民主其表,专制其里——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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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之春·
1987年台湾的蒋经国毅然开放了党禁和报禁,从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1989年,蒋
经国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也是属于政治强人的邓小平却在大陆动用几十万军队
镇压了“六四运动”,从而结束了中国1980年代那个相对自由、开放的时期,从此政治
体制改革的问题被高高地搁置起来,政治上变得更加专制了。在1980年代邓小平曾几次
讲过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而1980年代中国政治却最终以这种方式收场,这是令人嗟
叹不已,也是十分值得深思的。1980年代中国政治的这种运行轨迹以及运行结果,固然
离不开当时国家的整个权力结构,离不开当时的执政集团及其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
总体状况,但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又不能不在这上面深深地打上
他个人的烙印。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探析一下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探析一下它
对1980年代中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和作用。
作为全程地经历了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对这种体制的弊病无
疑是十分清楚的,他意识到这种体制给党和国家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他本人也曾经是这
种体制的巨大受害者。因此,他掌权后要对这种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而且在某种
范围内也实现了这种改变。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道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
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
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
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⑤毛时代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实行个人专
断,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缺少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从而使得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
,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从而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邓小平看到
了这一带有实质性的问题,提出了结束人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观点,这无疑是
十分可贵的。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的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
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
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
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⑥邓小平指出的这些党和国家制度的弊端中都是我们长期以
来所存在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所亟待克服的。他找到了这些制
度上的病灶,那他对它们的病因又是如何分析的呢?他针对这些病灶开出的药方又是什
么的呢?
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
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
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
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
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及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
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
,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
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⑦在这里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现象产生
的原因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分析,其中尤其讲到我国实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
这可以说是看到了实质性的问题。然而,他把这当作了官僚主义的总病根就有所偏差了
。这种管理体制确实是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产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官僚主义产生
的根源却是专制政治。只要专制政治存在,只要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各种形
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现象总是不会得到消除的。而且专制政治不去,我国实行的中央高度
集权的管理体制也无法得到真正消除,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也无法真正建
立。邓小平把这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回避掉了,所以他提出要消除官僚主义现象最终是
不会成功的。
邓小平还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
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
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
了个人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
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⑧邓小平对这种权力过分
集中的现象的原因所进行的分析也是十分深刻的,十分具有价值的,但是他还有一个更
为深刻、更有价值的分析没有作出,即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最根本原因乃是无产阶级专
政和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由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实行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集权就无法巩固这个政权;就必须实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党
内民主必然会涣散全党的力量,无法集中和统一全党的意志。这符合权力运行的客观规
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长期地存在着
,却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在其他实行专政的国家,也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很
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两者本来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邓小平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的最精彩之处要数以下这段话了:“我们过去发生的各
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
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
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
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
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面不能解
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
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
,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⑨我们
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好,就在于
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但是任何一种权力,它都不可能靠自身(即自体监督
或者内力监督)解决好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
须改变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就必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民主政治来。真正意义
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掉一党专政的。但是,就在他1980年8月发表这篇讲话之前
,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邓上平做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认为四项
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做这篇讲话之后的1980年12月,邓小平又在
他所做的关于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强调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可见,邓小平一开始就给政治体制改革限定了
一个不可逾越的范围,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但是实践的发展又要求突
破它,改革按照它的发展逻辑必然也要同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要求,这样就带来
了所谓的“两个基本点”的激烈碰撞。最后,198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保守势力拿起
专政的武器,把中国的民主力量强行弹压下去。所以可以说,邓小平1979年所做的关于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注定了经过十年的轮回,中国的政治社会最后必然又要以那
样的一种方式收场。
1986年9月-11月,邓小平又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过几次讲话。“我们提出改革时,就
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0)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经济上
实行放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但经济上的
自由又必须以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作为前提,以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改革作为前提
,倘若不改变原来的权力结构,权力就会掌握着改革的主导权,改革就会按照他们的利
益需要进行,权力就会与资本结盟起来,“官倒”、寻租等各种腐败现象就会不断地产
生出来。邓小平意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这是应该予以肯定
的。然而,遗憾的是他眼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权力结构,不
是要建立起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民主机制。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
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
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1他强调:“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
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
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12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固然
是很重要的,但问题在于它们要真正实现,又必须建立在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建立起
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上。他一方面提出了这三个目标,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照搬西方,不
能搞自由化(实际上就是不能搞民主化),这又是自相矛盾的,同时也注定了这三个目
标是无法实现的。由于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中产生的“官倒”、寻租
等腐败现象愈演愈烈。1989年的学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发生的。虽然1992年初邓小平在
左倾势力日益回潮,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受到严重挑战时来到南方视察,发表了著名的
“南方谈话”,重新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经济体制
,再一次发挥出了他的巨大历史作用,然而,由于1990年代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已经
关上,改革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使得中国日益往权贵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1980年代与邓小平共事了十年,对其有着很深了解的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邓
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做出了十分深刻的分析:“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
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
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
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
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
绝的。”“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
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
他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是指这个。”“鉴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晚年的沉重教
训,以及邓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没有觉察的。
因而他也不时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
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
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
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
。”13邓小平在政治理念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看清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
,真正看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也许他实际上已经看清了它们,但是他实用主义
和功利主义的政治思维却使他不愿意直面它们),从而领导中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
体制改革,相反,当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受到挑战时,他还会与党内的其他保守力
量联合起来共同把民主力量扼杀掉。而赵紫阳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这个体制的根本性弊
端,逐渐对普世价值产生了认同,意识到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改变这种权
力不受制约的状况。在1989年这一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口,他本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愿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作出妥协,所以最后在强大的中共保守势力面前落了个悲剧的下场。
但是如果不以一时的胜败论英雄,而是从长远来看,他又是一位胜利者,历史是迟早会
给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的!
搞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在当时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才有这个资本
。虽然在邓小平的背后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有着强大的政治保守势力,但他毕竟
又是一个政治强人,搞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主动权更多的还是在他手中。同时,邓小平
又被称为八十年代的手腕,有着过人的政治手腕,而政治手腕如果加以适当的运用就会
转化为一种政治智慧。因此可以说,邓小平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具备了政治资本和政
治智慧两项要素。他之所以最终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原因就在于他还缺少
相应的政治胆识:
首先表现在他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上。“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
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
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宾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
,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
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14议会民主制度有其特定的决策程序和制
度,确实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低效”来,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作出
错误的决策,发生错误后也才能及时地进行纠正,在“低效”的同时又表现出足够的稳
健性和安全性来。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具有很强的纠错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
的自由,增进社会的福利。而那种实行一个人专断或几个人专断的制度,虽然有时也能
够表现出很高的效率来,但由于个人所具有的局限性,由于无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这
种制度难以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发生错误后也难以得到及时的纠正。邓小平对“六四
运动”进行镇压、扼杀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证明的这一点。邓小平曾经提出要消除封
建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他自己身上依然有着很浓厚的封建主义的人治思想;而且他长
期地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里,不可能不打上这种体制的深深烙印。因此,在他的政
治理念里,很少有民主、法治这一套,而更多仍然是人治、专政那一套。
其次表现在他对政治、社会的判断上。他担心搞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乱起来怎么
办。不能说他的这种担心没有道理,但这个问题又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社会稳定当然
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也是我们要大力追求的,但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得到的却是性质截然
不同的稳定。通过政权的高压手段固然也可以得到稳定,但这种稳定却只是表面上的,
也只是暂时的,在稳定的背后却隐藏着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依靠强力难以再维
持下去时,这些矛盾和冲突就会爆发出来。而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虽然社会上存在着
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但它们可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内进行
公开的博弈,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互相妥协,实现双赢,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在这种博弈
中得到化解,因此,社会上虽然有些乱,却乱而有序,乱而不乱。民主化改革也确实是
有风险的,在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确实有可能出现社会的动荡,但是我们也不能
因为这种风险的存在就放弃了对民主的争取。事在人为,只要方向正确、策略得当、组
织有力,民主化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历史上的不少例子都昭示了这一点。在
1989年的学潮中,当局也有好几次机会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但这些机
会却被错过了。
再次表现在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治观念上。在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中,功利主
义和实用主义的观念是很显著的。他的“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这种
观念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他可以做到务实,敢于突破一些社会主义的教条,但同时也使
他对改革事业缺少一种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考和把握。他的改革思想可以概括
为“经济上放开,政治上集权”。相比经济上放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经济体制改革
,要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制衡问题、建立起民主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困难得多,它要涉
及到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需要为政
者拿出更大的政治决心和政治智慧来。然而,邓小平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他从根本上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他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措施把“六四运动”镇压下去
,也是出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考虑。但是就像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
不能成功一样,政治不上轨道,经济最终也是上不去的,上去了迟早还会出现大问题的
。就是邓小平本人也说过,我们只能保持二十年的稳定。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
会的长治久安,为政者就不能够过于短视,就必须从长计议、未雨绸缪,及时地把政治
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邓小平带着他的深刻局限性离开了历史舞台,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未竟的事业
留给了后人。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中国大概不会再产生像他这样的政治强人了,但是
要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又不能没有能够领导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家出现。我
知道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不容易的,但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血脉不断、“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的中华民族而言,对于我们这个“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
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语)的中华民族而言,
我们的执政集团中如果始终产生不了这样的政治家,或者产生了却总是很快就被扼杀掉
,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他们也不要为此而高枕无忧,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延宕、久拖不决的结果只能是社会解体、玉石俱焚!
⑤⑥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第327页,第327-328页,第328-329
页,第333页
10、11、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第179-180页,第178页
13、14赵紫阳:《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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