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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1909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lisliechen (仙农),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稳定能不能压倒一切？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Feb 23 20:12:40 2011, 美东)
节选自“蔡定剑：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思想的阻力，还体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国情特殊论”。你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有人说稳定压
倒一切，免谈，改革就不稳定了。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中国的国情
是要中国特色。
稳定能不能压倒一切？稳定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环
境是不可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点毫无疑
问。我们需要稳定，谁也不想动乱，但是稳定也不可能是压倒一切的。
《代议制政府》的作者密尔，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他说，一个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政
府要做的事情其实就两个事：一个是保持秩序，使一个社会有秩序；一个就是推进进步。但是秩序
跟进步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过分地强调秩序的话，社会的进步可能就会缓慢，或者不能进步，甚
至倒退了。如果推进进步的话，可能会给秩序带来一定的危险，但是一个好的政府是能推进进步
的，而不单单寻求秩序。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寻求维持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僵化、死亡。这是密
尔的理论。他就讲了怎么在秩序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
稳定不能压倒一切，也不能以牺牲一些人最基本的权利为代价。比如我们拆了老百姓的房子，
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你就不要补偿吧，不要上访吧！这种稳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后果是极不稳定，所
以为了稳定只好采取很多的措施，包括奥运期间采取的办法，从中央派了很多干部到各省去接访，
然后给钱，多年没解决的问题就给钱，只要不上访就给钱。付得起吗？不管是不是对，也不管公正
不公正，司法的秩序就打乱了，这个稳定不是一个长久时期的稳定。所以稳定不是压倒一切的，特
别是人的基本权利，还要维护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稳定压倒一切就能牺牲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要
求、个人合法的权利，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后果是积压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道理是那么的简单，
老是用控制的办法就能保持稳定吗？这是一个不需要详细论证就能明白的道理。
搞民主会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很多人都觉得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他们看到世界上有很
多现象，大都是在民主的国家。一会儿讲拉丁美洲，一会儿又是东南亚国家。这些都作为论证民主
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引证论据，我认为是非常片面的。我只能说，在一个不完全民主的国家向民主过
渡的时候，会出现高度的不稳定，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一旦进入民主轨道以后，事实上是稳定的，
这个不用证明，真正民主的国家，社会数百年持续稳定。所以不稳定是在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不
能把民主和动乱必然联系起来，只能说向民主过渡会有不稳定的危险，所以我们不是要不要民主的
问题，而是解决向民主过渡时怎么避免不稳定的问题。
避免不稳定有很多社会的条件，时机是很重要的。我常常打这个比方，当然历史不能再重演，
如果清末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为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当时的清王朝，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还有权力和威信掌控国家，改革完全能在掌
控之下来运行；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的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精英都非常支持改革，包括像孙
中山这样的人都支持君主立宪制，他是在梦想破灭以后才革命的。当时知识分子跟政府是比较一致
的，当时的改革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好机会，中国很可能搞君主立宪制，那时到现在一步一步地发
展，一年改那么一点点，恐怕也比现在好多了。没有后来的革命，战争，搞得经济重新建设；没有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又要重新建设。即便经济建设不是太难的，而一个制度的维持就非常
困难。可惜这个时机就错过了，后来到1905年、1908年再来搞宪政，戊戌变法以后知识分子跟政
府已经分裂了，而向民主过渡的时机也错过了。所以说不要一说民主就动乱，不是那么回事，关键
是我们要正确地总结历史。
再一个就是“国情特殊论”。我们的国情那么特殊吗？我看也没有那么特殊。首先人都是一样
的，基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跟整个人类社会分开了，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
区别。凡是人类都有基本共同的理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包括最根本的哲
学价值层面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这怎么不是共同的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还有人说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了，不适合搞民主。2002年，我出版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
书，是专门批驳这种观点的，当然不是从理论上批，是用调查的结果来批判。首先中国老百姓素质
太差了不能搞选举，我就不认同。我们搞了很多调查，去了很多地方，调查结果很明显地显示，对
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于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农村高而不是城市高。你去看看，事实就是
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城市的选举，选居委会你会去参加吗？我不会去参加，这个
选举有什么用处呢？毫无意义的东西。农民为什么选举呢？农民选举是关系到自身的切身利益。到
北京来上访，一次又一次，说农民没有觉悟，这些话语都是从想象里边捏造出来的。在利益面前谁
都有觉悟，关键是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的渠道，能不能真正表达公民的利益？如果能，选举就会有
积极性参加了。两百年前美国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都投票，跟素
质没有关系。所以说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这个说法很荒唐。如果顺着这个荒唐的论
调，假设说农村老百姓素质低，城市里的居民素质高，北京市高，上海市也可以吧，上海也跟世界
接轨了，大学生、博士生比例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都高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北京、上海先民主
起来？让上海的老百姓民主起来，选个市长什么的干干，是不是可以呢？
我曾帮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做选举顾问。联合国有个全球基金，这个全球基金出了很多钱，
要在各个国家防治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三种疾病。根据全球基金的要求，你这个国家必须要成立
一个委员会，叫做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才可以申请这项经费。中国已经拿了5个亿美金，但是
人家要求你必须要有选举，其中5个是政府代表不需要选举，6个是非政府代表，在6个非政府代表
里面，人家规定有一个必须是以草根为基础的NGO（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他都可以找官方的，
这个不行，所以要选举，选出一个代表。上次选举闹到联合国去了，说你这个选举不公正，人家就
不给你钱，所以要搞一个公正的选举。在一个公平竞争条件下的选举应该怎么来做，这是选举的技
术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很多学者开会时候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我有一个很强
烈的感受，现在的政府官员跟1989年那时候的政府官员完全不一样。这跟文化没有关系，这些人都
是跟我们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的，受的教育都是现代的教育，这个理念都没有问题，但是观
点立场完全不一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次去山东讲课，课后我们七八个同学聚会吃
饭，聚会里面有一个同学是律师管理处的处长，有几个同学是律师，我就谈到北京有35个律师要求
直选北京律师协会的事情。我说起了这个事，那个律管处的处长就说：“这不行”，他跟我们是同
学，原本一样的，而几个当律师的同学都说早该直选。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地位决定观点。接受
同样的教育，是利益决定了说什么话。我跟很多当了官的同学在很多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的看
法，包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原因就在于官员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了基于
自身利益的立场，因此以前没有什么分歧，现在差距就太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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