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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赵 付 科1 于 艳 艳2
(1.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2.山东经济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严重影响了党和政
府的形象。因此，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必须正确把握解
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
制，依法统计；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大跃进；浮夸风；危害；成因；启示
[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5684（2008）0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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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浮夸风遍及全国，是导致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重
要原因之一。探析浮夸风的危害、成因，从中吸取教训，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大有裨益。
一、“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持续时间前后长达3年之久，涉及的地域和行业的范围比较广
泛，浮夸的程度非常惊人，参与浮夸和相信浮夸的人员非常多，给党、国家和全国人民
带来巨大的危害。
（一）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浮夸风作为一种腐败现象，是一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与党
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而浮夸风的蔓延反过来又使我党在指导思想上进
一步偏离实事求是这一正确的轨道，直接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首先，根据浮夸风的数据编制的年度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都远远脱离实际
，根本无法实现。在“大跃进”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下，在高产“卫
星”的鼓动下，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8000－10000亿斤，棉
花产量指标9000－10000万担，钢产量指标2700－3000万吨。“二五”计划，粮食产量
15000亿斤，棉花产量15000万担，分别高出第一本帐（1956年党的八大建议“二五”计
划期末 1962年粮食产量5000亿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三倍和三倍多。第一次郑州会
议经过讨论，曾写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要求到1972年全国
平均粮食亩产达5000－10000斤，棉花亩产达到500－1000斤，[1](P714-715) 钢产量达
到4亿吨。[1](P734) 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完全超出了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能
达到的增长速度，理所当然地要落空。
其次，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了高征购。1958年12月10日发表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
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由于高估产，使中央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以此为基础，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定为1175亿斤，比1957年的征购粮960亿斤增长
了22.3％，粮食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1957年的24.6％提高到了29.4％。[2](
P234-235) 但事后经落实，1958年粮食产量仅为4000亿斤，仅比上年增长2.5％。[1](
P734) 显然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是明显偏大的。由于征了过头粮，造成群众生活极度困
难。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的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人数增加。
再次，放手发动全民大办钢铁。由于农业大规模的浮夸，造成了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
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由此产生了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
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误判断，这一错误判断又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判断，
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完。从这个错误判断出发作出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决
策，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民大
炼钢铁。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据统计
，1958年同1957年比较，工农业产值的比例，一下子由56.7：43.3变为 65.7：34.3，
全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人数同从事工业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也由13.8：1骤降为3
.5：1。[1](P739) 由于抽调几千万农村劳动力搞“小、土、群”，使本来丰收在望的
粮食作物和其他农产品因缺少劳动力收获而烂在地里，丰产却没有丰收。
（二）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首先，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大跃进”时期，一些省级和地方干部说了不
少假话，个别干部除说假话外，还公开鼓吹讲假话，搞浮夸。“大跃进”的“功臣”柯
庆施就主张：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1958年4月7日
，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规定，凡是在1
年内达到或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粮棉生产指标，或者在1年内基本消除水灾
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代表会议。事实上，这些指标
根本是无法完成的，这类会议只能鼓励浮夸。[3] 而且，“大跃进”时期，大多数高估
产、放卫星的干部都受到了鼓励，得到了表彰，使一些弄虚作假的人出尽了风头。浮夸
风严重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严重损害了党在人
民心中的形象。
其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大跃进”时期，当时的传媒以浮夸的统计数字为
依据，报道了我国的小麦等作物的产量超过了美国，某些工业产品的质量超过了发达国
家，而实际上有的只是缩小了差距，有的甚至还是拉大了差距。当得知徐水县建立“共
产主义试点”后，赫鲁晓夫立即派塔斯社记者来中国察看，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赫鲁晓
夫嘲笑：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吃土豆烧牛肉。[4] 在此之前，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一贯说话算数，威望很高，但是遍及全国的浮夸风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损
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
“大跃进”时期导致浮夸风泛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左”倾错误的指导，具体而言，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一系列的反右运动严重抑止了民主，窒息了不同声音的发表
从 1957年夏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反右派运动，但运动被严重扩大化。在反右
斗争中，绝大多数被打成的右派分子的，很多是因为敢讲真话或提了意见。事后查明，
全国55万多所谓的右派分子差不多都是以此而蒙难的，开了“以言获罪”的先河。由于
害怕“祸从口出”，使得人们从此不敢讲话，尤其是不敢讲与领导人意见不符的真话。
反右派运动还没结束，反“反冒进”运动又接踵而来。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南宁会议、成
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反“反冒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庐山会议又错误地发动了
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并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
这一连串的反右斗争沉重打击了一大批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敢于向党反映情况，提出
批评和意见的同志；严重损害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全
国上下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造成了沉闷的政治环境。不仅一般的干部和群众难以发表
不同的看法，就连中央的很多领导同志也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邓小平在回忆“大
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情况时曾指出：当时有许多领导人没有表示看法或反对，根本原
因是“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5](P206-309) 类似将数亩庄稼并到一
亩以发射高产“卫星”的做法，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去揭露
真相。
（二）忽视和不尊重科学，违背客观规律，造成了唯意志论的大肆张扬
在 “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指出：“科学家不科学”，要破除对科
学家的迷信，并说知识分子其实“最无知”。[6] 由于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
击，再加上“大跃进”的狂热气氛，毛泽东这一论述，客观上导致了“知识无用论”的
抬头。当时有不少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的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认为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三、四千斤以至1万斤。[7]有的则说自己亲眼看到了亩产100
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8]
由于相信了各地上报的统计数字，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社论，也大批所谓
“条件论”、“机械论”、“悲观论”和“农业增产论”，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
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彩的口号。[9] 甚至
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
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10] 这些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
彩宣传，进一步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虚报浮夸倾向。
（三）统计工作为政治服务，无法可依，导致了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
1958 年初，统计领域也开始搞“大跃进”，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11](P107) 6月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又提出了统计工作“为政治服务”
的方针，要求“政治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要跟到哪里”，“党政领导需要什么
，就统计什么”，又提出全党全民办统计。[11](P107) 1959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召开的
省市统计局长会议甚至提出“对统计数字的准确性，要虚心考虑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
党的领导的意见，不能单纯从统计数据出发”。[11](P118) 这一系列做法严重违背了
统计工作严肃的科学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的特点。所以，统计人员为了紧跟形势，不惜虚
报夸大统计数据；各级党委直接插手统计，扣压、修改统计数据；各级主管部门随意下
发报表，造成报表满天飞，数出多门。这样致使统计数据严重失真，统计工作不仅丧失
了有效的服务和监督功能，反而成为浮夸的一条重要渠道。
（四）不健全的干部制度，促使了大批干部造假
在“大跃进”运动中，干部的提拔和任免是由上级直接决定的，不少干部只对上级负责
，为上级服务。上级把指标压下来，下级不敢不“切实完成”。当时虽然提出了以又红
又专作为干部考核的标准，但是由于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又强调“外行领导内行”
，所以实际上是重政治标准而轻业务标准。而当时的政治标准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是否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是否完成上级任务。对那些完不成上级指标任务的干部，被视
作业务能力差，更被视作跟不上大跃进形势甚至不拥护大跃进，将分别视情况给予警告
、记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等处分。[1](P729) 而当时的指标一般
都高得无法实现，再加上当时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导致省市级干部作假，基层干部浮夸
也就在所难免。
（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偏离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
有发言权”；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调查在先，结论在后；调查切
忌走马观花，道听途说；调查不要被表面现象和次要问题所迷惑，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事
物的本质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盛行，严重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违背了毛泽
东创造的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当时，很多干部一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一些
干部虽做过一些调查，但是调查时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而是走马观花，满足于听下面干
部的汇报，而下面的许多干部喜欢报喜不报忧，甚至为达到升迁的目的而造假情况，因
而没有获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是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这一年（1958年—
—作者注）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 ‘高产卫星’，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
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做过认真的调查。”[1](P750)
1958年，毛泽东在给安徽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更是写到：“沿途一望，生气蓬勃”，[12]
(P420) 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浮夸。
三、历史的启迪与思考
（一）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大跃进”期间，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人民群众中，民主生活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干
部、党员和群众，不能说不同的、反对的意见，使得人们不敢对高指标提出异议，不敢
去揭穿浮夸。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因此，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
命。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在全党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
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广大党员才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才能敢讲真话、讲实话
、讲心里话，才能充分表达新的见解、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因此，必须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
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
制度。同时，要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允许并鼓励人们
讲真话，允许并鼓励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必须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要求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
，并且作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这一号召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
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当时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破除迷
信”，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解放思想”，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13](P54) 这一口
号直接助长了高指标、浮夸风等的发展与蔓延。因此，必须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
是的关系。人们所以要解放思想，是由于头脑中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脱离了客观
实际，禁锢了思想，束缚了手脚。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能克服主观与客观之间
的矛盾，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同时，解放思想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本
立足点。只有同实事求是相联系，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解放思想，才是科学的解放思想
，它同超越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解放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大跃进”时期的“破
除迷信、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没有正确把握住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是超越客
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解放思想，不是科学的解放思想，所以很容易步入主观唯意志论的
歧途。
（三）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制，依法统计
“大跃进”时期，“全党全民办统计”等做法严重违反了统计工作的规律，致使统计数
据严重失真，浮夸盛行。这些问题的出现，既与当时的统计制度有关，又与当时没有明
确的统计法规有关。因此，要根除浮夸风，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制，严格依法统
计。要建立起科学的统计管理体制，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职权，尽可能减
少行政干预，把统计工作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统计制度，建立科学的
统计指标预算体系，严格管理统计调查项目，避免业务主管部门随意发统计报表、多头
向下，造成“报表乱飞”、“数出多门”的混乱状况。同时，要扩大对《统计法》的宣
传教育，让广大干部充分认识浮夸风的严重危害性，提高统计法制意识，严格依法统计
，彻底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倾向，严格按照《统计法》办事，对于虚
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和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行使职权的违法行为，要给
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英国思想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若没有一个
客观的标准，对某些消极现象的约束力，社会上往往就会产生一种“趋同效应”而群起
效尤。“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当时的制度特别是干部考
核制度有问题。那些坚持实事求是，怀疑高目标和高指标，主张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的
干部，被视为 “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和“保守派”，受到批评和打击；而那些
唱高调、说大话、弄虚作假搞浮夸的干部却反而得到提拔和重用。目前，我国的干部政
绩考核上仍然存在很多偏差，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人为夸大政绩，大搞“数字注水”，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屡见不鲜，“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成为一种明显的
社会现象。出现上述现象，除了一些领导干部主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与干部考核制
度的不完善有关。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要在全面考核领导干部德、能
、勤、绩、廉情况的基础上，注重考核工作实绩，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改进考核办法；在
考核指标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情况，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
领导干部的政绩；要强化刚性要求，坚持用规范、统一的标准衡量每一位被考核对象的
政绩；要把考核结果和选拔任用干部紧密结合起来。
（五）必须坚持和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
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但是，在1958年，我们党在领
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却明显地偏离了这一优良传统。很多干部“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
，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以感想代替政策”。[14]
(P282) 眼下，也有一部分干部每有上级下来检查工作时，总喜欢搞浮夸，目的是为了
骗取上级领导的好感，为自己的仕途铺路。而有些上级领导也习惯于听听汇报，看看材
料，不深入实际去察看，使这些爱说大话、喜欢吹牛的人有机可乘，蒙混过关。因此，
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
则，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深入调查，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真正做到“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不做认真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黄根兰.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4）.
[4]刘明钢.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9，（2）.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王玉贵.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J].史学月刊，2004，（11）.
[7]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J].红旗，1958，（5）.
[8]人民日报[N].1959-9-26.
[9]人民日报[N].1958-8-27.
[10]人民日报[N].1958-7-3.
[11]王一夫.新中国统计史[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3]谢春涛.大跃进狂澜[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收稿日期] 2008-03-27
[作者简介] 赵付科（1977-），男，山东沂水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博
士生，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于艳艳（1978-），女，山东滨州人，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硕士，从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k****u
发帖数: 1686 | 2 浮夸风是一种文化，人有多大胆，文化有多大产。
港澳台陆的文化比起日本和美国的文化浮夸风来差远了，要依靠进口才解决各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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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赵 付 科1 于 艳 艳2
: (1.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 2.山东经济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250014)
: [摘 要]“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严重影响了党和政
: 府的形象。因此，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必须正确把握解
: 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
: 制，依法统计；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 [关键词]大跃进；浮夸风；危害；成因；启示
: [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5684（2008）0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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