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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3789 | 1 2010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县
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国范围推动“县权”改革的试点。
鲜为外界所知，这样的改革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和成都武侯区“试行”
一年半多。从试点看，层级从村、乡到县一级，以党内民主为突破口，是这一改革试点
的重要特色。有人称之为中共县委核心权力的“自我革命”。
中国现在有2859个县级政权。新近启动的这一改革，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正面积极影
响，值得关注。
事件
两任县委书记的“腐败接力”
四川仁寿两任县委书记相继落马的案例显示，缺少监督、暗中运行的权力会自动寻
找腐败的空隙，往往体现在工程建设和干部提拔上。
2009年2月，仁寿县原县委书记张敏因经济问题被“双规”，至今仍在接受调查。
而在更早时候，2007年9月，张敏的前任钟建初因受贿被判14年，并没收财产100万元。
两任县委书记，一个被媒体评为“年度最佳”的地方领导，一个成天把“百姓是头
上天”挂在嘴上，为何相继折戟于此？
长达53页的判决书详细记载了钟建初从一个政绩斐然的正处级地方领导沦为阶下囚
的全过程，也披露了钟建初的敛财之道：官商勾结，卖官受贿。
“动干部”“吃工程”和“批条子”， 概括总结了钟建初的贪腐经。人事专权之
下，钟建初先后以3万、6万、8万不等的价格将“环保局长”“交通局长”“国土局长
”等官帽卖了出去。
张敏在调任仁寿县委书记之前，曾先后担任洪雅任县委办主任、丹棱县长等职，接
任前已是丹棱县委书记，此次属平级调动。
在仁寿县官员的印象中，张敏为人低调，不事张扬。“钟建初案发后，张敏多次在
干部会上讲，县委书记权力太大，不被约束，自己会加强自律带好头。”上述官员称。
把“百姓”挂在嘴上的书记，不久却被曝出严重经济问题，2009年2月，在钟建初
落马后两年，张敏被市纪委带走。
试点
县委书记的权力清单
指向县委书记的权力改革，正是当前基层政治改革的深层次命题，重点是公开、核
心是限权。
2009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徐州举办“县委权
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部署会，确定成都武侯、江苏睢宁、河北成安三个为试点县区。
这项改革鲜为外界所知的试点历时1年半，3个试点县区各自拿出了一份“县委书记
权力清单”。
今年“十一”之后，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试点工作的意见》，将试点工作推向全国，武侯的试验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确权与限权
武侯试点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时任武侯区纪委副书记王睿说，经过一番“确权勘界
”之后，武侯区出台《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关于进一步明晰职权的试行办法》，对区党
委权力进行勘界，对权责不清的予以明确，对超越职权范围的予以纠正。
根据上述“权力清单”，属于区党代会权力事项有6项，区委全委会有6项，区委常
委会有18项，区委书记有9项。
紧随权力目录之后，一张张权力流程图将区委权力运行方式公之于众。流程图上，
区委书记、常委、区长、副区长等各有分工，职权明晰。
于是，一系列“限权方案”设计出来，区委书记“革了自己的命”。根据武侯区出
台的规定，区委书记只有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结束以后、日常考察发现
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领导职位空缺、特殊情况必须调整干部这4种情况下，才能提
出干部调整动议。
而且，在动议时，区委书记只提方向、不提具体职位，只提人选标准、不提具体人
选，只提选拔要求、不提选拔范围。另外，领导干部人选要从后备干部中产生，后备干
部人选要由群众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而区管领导班子正职则采用全委会票决制，区委
书记的一票与委员或常委的一票价值相同。
如此一来，“一把手”滥用权力的空间受到了极大压缩。
“公开”之后
“公开是监督的第一步。”王睿说， “区委常委会议讲了啥，一上网就知道。”
在武侯区党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上，以往神秘敏感的内容如重大决策、重要人事
任免、重大项目安排、效能督察结果等，都有不同程度地反映，而区委领导的活动、区
委各部门近期工作情况等也向社会全面公开。
为了增强区委议事决策过程的透明度，该区建立了区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等“六
会”列席制度。
但这样的公开却被学者评为“若明若暗”，成都市委党校一位长期关注武侯区试点
的学者认为，实际上，重要人事问题、利益问题，甚至包括领导的年终奖收益等敏感问
题就很难公开；再比如，组织部门提拔干部要搞测评，但是结果只向领导公开等等，都
不够透明。
王睿则觉得，试点改革不是说一步就走得很远，“并不是完全公开，中纪委也是这
样要求，要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有些党内事务是不能公开的。”
（据《中国新闻周刊》）
专家解读
县权改革的现实困境
我们现在的经济很好，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我们利用这个
机会好好地推动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会更顺当。否则等到经济上的矛盾积累了，再去改
就困难了。
国家行政学院的许耀桐教授很早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县政改革开始，而中国社
科院于建嵘研究员则通过大量的基层调研得出结论，县政改革到位了，则社会就会安定。
近期，两位知名学者接受记者专访，畅谈他们眼中的县政改革。
记者：为什么要从县级而不是上面开始？
许耀桐：为什么要提出县政改革，就是因为县这一级存在很多问题。从宏观上来说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以县为基础来治理国家，也就是所谓的“郡县治，天下安”。县
政历来为国家领导者所重视。
从县这一级开始是最好的路径，县级以上的改革涉及面太广，无法驾驭；县以下的
乡镇和城乡社区改革，又因其太小，不具有代表性。而县级政府正好适中，有典型的政
治体制架构，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于建嵘：乡镇一级没有司法权力，是不完整的，而县一级是最完整地直接面对民众
的。把解决中国问题的目标定在县级，这是对的。如果把这一级政权改革好了，社会就
会稳定。
记者：县政改革的困难在哪里？
许耀桐：难点首先是思想上认识还不够到位，有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很好，GDP不断
增加，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不大，认为目前不亟须改革。
于建嵘：县政改革要走向现实，重中之重是要达成基本共识。
县政改革是现实改革中最可行、风险最小的。但只靠学者远远不够，还需要执政者
的智慧和魄力。在我看来，给民众一个改革时间表，以增强或恢复民众对执政者的认同
，已经是非常必要了。（据《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来源：东南早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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