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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2 | 1 所谓”维权”，就是要求维护法律条文中已有的赋予公民的权利。不同于民主运动对制
度变革提出的直接要求，“维权”只是主张让宪法和现有法律中规定的权利的实施得到
保障，或者说，名实相符，这些运动相对不容易触及当局的种种禁区。许多人寄希望于
通过这种渐进的方式，使得民间力量得以作用于社会发展，最终达到体制的进步。
蔡思明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一名本科生，他的文章回顾了中国社会从“维权”到“
围观”的无奈过程，最后“围观”也幻灭的真实处境。
民众“维权”，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无疑发生在2003年。这年3月，一名初到广州工
作的大学生孙志刚，被送往收容所并遭殴打致死。此事被《南方都市报》披露之后，在
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除了许多媒体跟进报道外，还先后有八名法学学者联名上书，要
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其中包括著名的贺卫方以及肖瀚。该年八月，国务院
正式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并代之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孙志刚事件是一次典
型性的”维权”。
收容制度的废除令许多人欢欣鼓舞。从这一事件中人们看到，即使不通过与政府针锋相
对的对抗，人们也有办法令社会发生改变，使它变得更开放和人性化。但在一片的欢庆
声中，一段被忽略了的小插曲是：就在次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数名高层主管就以
“私分公款”的罪名被逮捕。总经理兼副主编喻华峰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社委李民英
被判11年。后来迫于外界压力，两人分别在2007和2008年减刑出狱（同时被逮捕的总编
辑程益中，在五个月的拘禁后被释放。程益中后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2005年
“世界新闻自由奖”）。
2009年的唐福珍事件，被很多人认为是孙志刚事件的翻版。事件发生后的12月，北大五
位教授即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12月16日，国务院就修
改《拆迁条例》举行座谈会，并邀请了上书的五位学者。2010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在
其网站上公布了新的《征收条例》的征求意见稿。然而事情并未如人们所希望的发展。
孙志刚事件中，在5月的几位学者上书后，国务院6月便迅速出台了新的《救助管理办法
》，并于8月份正式实施。但从唐福珍自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征收条例
》却迟迟无法落地。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范围内的血腥拆迁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仅仅一年之中，拆迁死人已经从一则新闻，发展成了一种遍及全国的现象。
而2009年12月发生在重庆的另一事件——律师李庄案，同样也撞上了南墙。事发后，先
是20位全国各省市律师联名上书，要求异地审理此案。同时法律界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向
刑法第306条，即俗称的律师伪证罪条款。由于这一条款的存在，公诉方和刑辩律师处
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实际为司法机关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提供了便利。早在2000
年，就有过30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要求取消刑法第306条；在2006年，律师人大代表
张燕又在两会中提出了废除306条的议案。在2009年的李庄案后，律师杨金柱在全国律
师界征集联名，呼吁高院对第306条作出司法解释；但杨金柱很快以“违规收费”被湖
南律协立案调查。因为，李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触到了当局的面子工程，一些法学
学者对重庆方面庭审过程不规范的批评，都很快陷入了无法公开发表的窘境。
和从个人出发的维权相比，集体性质的维权从一开始就受到更严厉的打压。2008年发生
了”维权”中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件，谭作人案和赵连海案。这两件事从起因到结果都颇
为相似，前者是为地震中垮塌学校的遇难学生家长维权，后者是发起三鹿奶粉的受害儿
童家长维权。而结果是两名发起人都被拘押，谭被判处5年徒刑，赵则在长期羁押后，
被判刑2年。这两件事清楚地划出了“维权”的边界：“维权”不能成为有组织的行为
，否则就会因为和“维稳”存在冲突而遭到严厉打压。
老百姓“维权”，最无可挑剔的方式，是找律师作为自己权利的代理人；这是举世通行
的“维权”办法。但当局对律师“维权”的打压，也举世骇然。根有关报道，在2009年
对北京律师的年度职业评审程序中，北京律师协会没有更新一批“维权”律师的执业执
照，这意味着，这些人无法继续在法律行当中从业。
“维权”的本意，是要找出一条新的改变社会的道路。但从近年的“维权”中，人们看
到的不是一片新天地，而是越来越多的路在被堵上。究其内在原因，是“维权”要求虽
然仅仅是实现“法律规定内的权利”，但实际上还要求那些侵权行为中的既得利益者，
自觉、自愿地把到手的利益让出来。而当今既得利益者可以说是“寸权不让，寸利必夺
”。
说到底，人民不握有权力，便不可能真正拥有任何权利。
“围观”是网络时代特有的产物，其历史大概和“人肉搜索”同样古老。早在2008年，
南京一周姓局长抽天价香烟的图片被传到网上，引起网民抨击，后来该局长被免职并因
以受贿罪获刑；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标准的“围观”事件。不过在当时，人们并未赋予“
围观”行为太多的含义。但是到2010年，人们对“围观”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引起
这一变化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9月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宜黄地方政府作为维稳的集
大成者，俨然是一条龙服务。然而在媒体和网络围观的介入下，最终该事件受到处理，
宜黄县委书记、县长双双落马。宜黄的最终处理给网络围观力量注入一支强心剂。要知
道近年来连连发生的血拆事件，包括唐福珍事件在内，从未有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
究。宜黄事件似乎显示出这样一种印象：“维权”没能做到的事，“围观”却做到了！
“围观”的确有它的优势。首先是网络声音的无孔不入，比起现实途径的呼吁更难以堵
上；其次，网络信息要确认原始出处是极其困难的，所以要对“围观”的发起人进行追
究，基本没有可能。正如“民运”屡屡失败，使得人们的目光转向”维权”一样；“维
权”遭遇到现实挫折后，又使人们的目光转向了“围观”。
于是一个新的口号出现了——“围观改变中国”。
但这个幻梦比”维权”破灭得更快。就在宜黄事件过去一个月后。10月16日，河北大学
车祸案。从这天起，李刚成了很多人的爸爸。“李刚门”很快引起了例行围观。不久，
又爆出河北大学封口令；河北警方曾介入河北大学校长抄袭门；又有网民爆出李刚父子
名下拥有五套房产；又有了比欺实马更给力的45码车速鉴定。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公
共媒体悄悄地从“李刚门”集体消失了。在凤凰网的“李刚门”专题页面上，最后一次
更新是在11月2日。到11月5日，死者父亲悄悄与律师事务所解除了合同，该事件再无下
文。到11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李刚门”时，国内各论坛已整齐划一地删除了相关
帖。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高层已经介入了。高层既然已经知道了“李刚门”，却不
去严惩撞死人的车祸肇事者，反而果断地选择了封杀舆论，结论就再清楚不过。
说到底，“围观”形成的只是一种良心上的压力，当权者若是不要良心了，再多的围观
也是无用。从“民运”到”维权”，再到“围观”运动，这是一个降格以求的过程。杨
佳案和“李刚门”原本都应该是维权事件，但在无奈之下，其律师最后都转向了寻求“
围观”一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是：参与的范围越来越大了，但敢于担当的人
却越来越少了。而“维稳”思路却一路高歌猛进。按这个趋势下去，不出几年，“消极
不合作”，都将等于破坏稳定。每当人们弯腰一寸，头上的屋檐就跟着压低一寸，毫不
客气。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中国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此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栏目
曾刊发易艳刚的文章《人们对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说的就是中国行将变成一个
麻木大社会。易艳刚说，总有一些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头看到尾，
你会觉得它们其实是旧闻，只不过事件发生地由北京变成了南京，或是主角由张大妈换
成了王大婶。江西宜黄钉子户因拆迁而爬上屋顶自焚，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那个死去的
成都女人唐福珍；江苏新沂一辆宝马车将男童撞倒后碾压致死，不过是再次提醒人们“
豪车出没请注意”；而那些颜色鲜亮却让人不寒而栗的小龙虾，也只不过又给人们上了
一堂生化课，课程内容是“横纹肌”和“哈夫病”。
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现
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却很
难再引起读者关注。人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
何以至此？易艳刚认为，是阈值使然。这跟水的沸点类似，更高的压强推高了水的沸点
，100℃已经不能让水沸腾起来；同样，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到在幼儿园疯狂砍人的郑
民生，明天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矿难消息，后天上网发现铺天盖地的关于毒奶
粉的讨论，人们体认和感知“坏消息”的触发点就在无形中被慢慢推高。阈值上升，人
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这是最直接的反应。
以拆迁为例，在几年前，当“强制拆迁”刚刚闯入人们的视野时，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
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拆迁队的祖先都挨个骂一遍；到后来，强拆似乎成了一
件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连地方都市报都少了它们的位置，直到唐福珍“拆迁自焚”，才
让人有了几分痛感。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开始将自焚当做最后武器时，“拆迁
自焚”终于成了一个很俗的词语。这些拆迁户的命运没有因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化而有所
改善，人们对他们的悲悯之心更是明显不如从前。
当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当拆迁自焚变得和矿难一样频繁
，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当公众摸清了这些“坏新闻”的要素和套
路，它们作为新闻的传播性和可读性早已严重缩水，也更难触发公共痛感。一群“不明
真相”的群众的确以为“围观可以改变中国”，但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
并没有因为你的“围观”而改善，一觉醒来，不公平和非正义从未离开，凄惶的现实终
于让人们意识到，“围观”也许并不是炸开鸿蒙世界的手榴弹，很多时候只是毫无威慑
力的“酱油瓶”。
阈值上升，让人们更加谙熟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变得更为世故。南京“彭宇案”之
后，又陆续发生了几起助人为乐反被诬陷的纠纷，这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有人跌
倒千万不能去搀扶，否则易被讹诈医药费；“彭水诗案”、“灵宝帖案”、“稷山文案
”、“高唐网案”之后，很多人知道“因言获罪”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眼见不平之事
最好假装看不见。就这样，人们以世故规避助人为乐的风险，又以沉默纵容坏人作恶，
成为这个社会溃败过程中的帮凶。
最后，作者提出，阈值上升，公众对“坏消息”的免疫力越强，整个社会累积的崩溃风
险也就越大。要想让公众对世道不再麻木如斯，最为紧要的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进行道德
重建和信仰重建，进行新的社会启蒙。
但好的道德只能有道德的人成为好人，好的制度却能让所有的人成为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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