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危机：1956年反斯大林化的失败中译本 - ChinaNews版 - 未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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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朝鲜危机：1956年反斯大林化的失败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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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发帖数: 1503	1 原书名 CRISIS IN NORTH KOREA：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主要介绍朝鲜八月宗派事件，炒一下维基金日成从苏联回国后，首先清除了北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人物玄俊赫。在朝鲜战争中，他先以修复水库不力为由将内阁副首相许哥而降职，随后又指责其在吸收党员的问题上搞“关门主义”，阻挠党的扩大，于1951年11月撤消其一切职务。金日成随后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手中的权力，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攻击和指责，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1953年初，开始散布“南劳派（即国内派）即将发动政变”的谣言，金日成随即逮捕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师生全部逮捕。1953年停战之后，李承烨和另外11人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提交公审，其中包括李承烨在内的10人（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韩解放游击第十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在停战一周后的7月30日被处决。金日成随后将矛头转向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残余力量，试图将苏联派也牵入这一案件中来，许嘉谊闻讯后自杀。朴宪永于1955年12月被处决。朝鲜劳动党的国内派势力经过这次打击已经全部覆灭。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列席会议。在他不在国内的期间，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斗奉、崔昌益试图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推翻金日成。这是朝鲜劳动党权力斗争史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推翻金日成的尝试。金日成得到这一消息后将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扑。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安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1956年9月，劳动党内仅存的一小部分未被清洗苏联派和延安派分子联合要求金日成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但这一抗议毫无效果。延安派于1958年被清洗完毕，苏联派于1961年被清洗完毕，这两派的幸存成员大多数选择了流亡中国或苏联。金日成完全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的个人权威。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其成员是外国党的代理人，因此选择支持金日成。前言朝鲜在1956年的危机和其后在北朝鲜社会的变化，即本书的主题，在学术文献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叙述。这一次不成功的企图在1956年更换金日成的尝试和随后的中苏行动是众所周知的。这些重要事件的传闻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而外国的观察家最终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一事件的概要情况。因此，1956年“八月事件”被所以常见的朝鲜历史书所简要地提到。在本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事件和趋势也早就在研究朝鲜的学生中非常有名。例如，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对朝鲜的影响越来越大和朝鲜逐渐转向民族主义。这二点从 1957年起几乎被所有的北朝鲜的历史专家说注意到。然而，直到最近，人们还不可能给这些重要的事件和政治背景给出一个详细描述，因为几乎所有的和这些关键年的关键事件的有关材料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并不能为学者所获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92-1995年和1998-2000年期间，我设法在俄罗斯档案馆在找到可观的相关资料。在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重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鼎盛时期，来自平壤的苏联大使馆和前苏联外交部档案材料被部分解密，并暂时开放给学者。不幸的是，这些开放的材料只是所有材料的一部分，而且甚至这些材料并不包括最重要的或最揭示真相的文件。到目前为止，一些更重要的文件依然保密。在目前依然保密的文件中，例如，平壤的苏联大使馆和在莫斯科的外交部之间几乎所有的电报（含对所有紧急事项的讨论和莫斯科的直接指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的当代材料，情报部门的所有材料，和大部分的使馆定期报告。在写作本书时，接触到这些文件的机会看来很小，特别是因为放宽前苏联档案的时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自90年代中期，对这些档案的使用再次成为特别受限制的和选择性的。外交部档案馆发现的材料中，最常见的是所谓的谈话记录。这些文件通常在每个苏联外交官与朝鲜官员进行官方或半官方的接触后，由他自己编辑产生的。通常，这些谈话的打字记录产生于实际的谈话发生的数天后，但这个记录是基于谈话间或者紧接其后的手写笔记。其标题总是提示苏联外交官和他的朝鲜对话者的基本信息（名称和职位），以及谈话的日期。手写笔记通常在编辑好打印文本后不久被销毁，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做法有一些例外。最初的谈话记录都归类为“秘密” 或“最高机密”（即对苏联的四个密级的第二或第三级）。据我所知，这些文件从来没有被公布或者被历史学家所使用。同时，政党的档案更为多样，其中包括朝鲜当局发送给莫斯科的各种文件。在1987年至1995年，我曾对一些前苏联外交官和现在在独联体的前朝鲜官员进行了采访。本书也使用了这些访谈的资料。在苏联流亡的朝鲜人士在70年代初鼎盛时期曾经达到几百人。这些人都是一些有苏联公民身份的朝鲜人，他们曾在朝鲜工作，但不得不在50 年代中后期逃离朝鲜。他们中的一些给我提供了一下有意思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的。本书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朝鲜官方媒体，尤其是在朝鲜官方日报《劳动新闻》上发表的文章。朝鲜媒体，像任何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一样，都是遭受了最严格的审查和控制，因此被广泛使用的“官方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在斯大林主义政权下，除了官方媒体，没有任何其他媒体。1 事后看来，然而，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如何和其他资料组合中一起，从官方报道中能够提炼许多信息。这种信息能被获得是新闻界在一个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的双重作用的产物。根据列宁的著名格言，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作为一个“集体的宣传者”，一个共产党（执政党）报纸可能常常要歪曲事实和欺骗人民，但作为一个“集体的组织者”，它也要暗示党和其领导人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所打算走的道路，即使暗示语言可能是相当含糊不清或故意模糊。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就是一种代码，它能为知道所有党的术语和被训练去掌握官方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的非常老练的同时代人所很好理解（而且意味着新闻要被理解）。事实上，对这些有点深奥的语言解释技能的培训一直构成了列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措辞上的微妙变化往往可能远远比一篇文章的内容更重要，以及对一篇文章在版面上的定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要故意传达给有经验的读者，通常是党的干部。不过，现有的信息还远远不够，尽管学者们花了最大的努力去争取。除了上面说提到的苏联方面的材料的缺陷，对同等或更重要的中国资料的公开使用仍然是一个梦想。随着时间过去，有更多的文件将在莫斯科档案馆出现（更不用提平壤和北京的档案馆），其中一些文件可能会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目前对朝鲜20世纪50年代的假设。然而，现有的材料已经对“八月事件”，反对派在1956年夏天在北朝鲜的领导层内部的活动，，以及在北朝鲜社会随之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现有的材料的分布是很不均衡，对一些事件和事态发展的了解远比另外一些知道得要更多。例如，苏联外交官通过记录与朝鲜官员的谈话仔细追踪了8月全会的筹备工作。因此，我们有充足的资料去了解在1956年六月和七月期间的事态发展。然而，当大使馆与莫斯科讨论，这种交流，因为明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通过电报进行的，到目前依然是保密的，并无法为学者所利用。莫斯科通过电报到达平壤的指示也属于此类。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苏联在危机在 1956年7月下旬展开后的反应。类似地，我们也没法获得，当决定命运的对抗在56年8月30日上午晚些时候发生后的一个官方报告。毫无疑问，苏联对这一事件的详细叙述是存在的，但它仍然无法被我获得。不过，其他叙述可以替代这个无法获得的报告。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9月召开的全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事件的详细报告中肯定存在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但是，由于米高扬代表团被考虑成是一个党的代表团（而不是一个政府代表团），其报告被保存在党的档案馆，因此也没有办法，甚至在90年代初，获得。因此，关于八月的事件，特别是九月的事件的信息和之前和之后的信息比是不完整的。与此同时，有大量的信息是关于“八月反对派”的失败后的清洗，该清洗在1960年对反对派的领导人进行秘密审判后而告终。本书特别注意了苏联朝鲜人在1956-1960年的困境，并且朝鲜的“大清洗”的其他方面也被很好地记录下来。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明显变化也广泛体现在当时朝鲜的新闻媒体上。有更多的例子都可以使用，但主要的问题是清楚的：因为其消息来源的性质，因此关于事件的信息是分布不均的。我目前仍然在这些主题上努力工作，并通过一定的运气和努力量，更多的材料有可能在将来可被利用。虽然特别是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我怀疑有这种可能性，很可能我们将不得不等待多年，甚至几十年，才会有新的材料出现。然而，现有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对朝鲜的政治和社会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的新鲜和新奇的见解。我认为，这些资料对研究朝鲜历史的学生来说是有兴趣的和有实用价值的。我决定出版目前这本书，并希望它即将被该领域的新的出版物和新的研究所增强。同时，从我们掌握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初步的，我希望读者能牢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问一些不能肯定回答的问题。我非常清楚本书的另一缺点是其必然的“苏联的角度”。事实上，北朝鲜的内部事态发展在这里经常被从具体的苏联与俄罗斯角度来描述，对苏朝关系中的发现的问题和能在有苏联背景的人能找到共鸣的问题上过于关注。本书的这个缺点主要是由于消息来源的性质，也由于我自己的经验。我相信，其他国家和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们的进一步的工作将最终为研究朝鲜历史的学生提供一个更为均衡的情景。虽然在1956年在朝鲜发生的事件，几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有些著作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背景。在描述1956年的危机和随后的朝鲜社会的变化的著作中，我必须提到，特别的有关材料中可以在Robert Scalapino 和 Lee Chong-sik所著的《Communism in Korea 》和Suh Dae-sook所著的《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还有其他关于朝鲜历史的一般著作里面找到。关于韩国的著作，我建议Kim Hak-jun的Pukhan 50 nyon sa （朝鲜历史五十年）和Ch’oe Song的Pukhan chôngch’i sa（朝鲜政治史）。后两书是根据韩国，日本与西方学者最近所发现的朝鲜的早期历史的新材料上写成的。在90年代后期的韩国，我们可以看出对朝鲜史研究的兴趣大大增加了。在这方面，汉城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的研究发挥了特殊作用。该研究所出版有些名不副实的季刊，Hy&# 244;ndae Pukhan yôngu（现代朝鲜研究），其中包含了卓越品质的文章，其中大多是针对朝鲜历史，而不是目前的政治的。在关于1955年反对苏联朝鲜人运动的著作中，Brian Myer的《韩雪野和朝鲜文学》(Han Sol-ya and North Korean Literature)的章节和Masao Okonogi的文章《朝鲜共产主义：研究其原型》(North Korean Communism: In Search of Its Prototype)是值得注意的。这二篇文章包含重点稍微不同的有趣材料。前者主要是关于文学政治的，而后者则关注朝鲜战争后对工业政策的讨论。
r*a 发帖数: 1503	2 介绍对共产主义阵营，50年代中期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的几年。这几年永远改变了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景观，并改变了“世界共产主义”这一术语的意思。对我们，也就是最近目睹了更为壮观的共产主义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倒塌的人来说，这个早期的改变可能显得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不是他们在当时那样。然而，在20 世纪50年代，这些变化确实很大，他们确定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今后几十年的方向。事实上，50年代中期创建了一个框架，共产主义阵营在其中继续运作，直至他们在1989 年至1991年灭亡。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些变化是由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所推动的。赫鲁晓夫有点紧张的尝试发起了这个运动以创建一个新的，更人性化的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 50年代中期，这个运动是蓄势待发。赫鲁晓夫和他的支持者希望改革，但他们的改革方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党必须保持永久的控制，包括国内，在苏联，和国际上在欧洲和亚洲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这些有争议的莫斯科事态发展迅速改变着世界共产主义的整个面目，这当时包括在东欧和东亚的十几个国家。对非斯大林化挑战在迄今牢固均匀，严格控制共产主义阵营的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和混合的。在一些国家，地方精英选择跟随莫斯科的脚步，并最终建立，或者说，进口，更自由的后斯大林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版本，虽然还是很严格的，偶尔有镇压。而其他国家的地方领导人并没有跟风，他们要么走上更激进的实验，进一步疏远自己从原来的斯大林模式，或者他们挣扎着，甚至更努力地保留旧有的模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偶尔会证明自己比斯大林更斯大林。这后两种方式出现，确实是很大的不同。不过，自由派改革者和“民族斯大林”保守派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执行相同的功能：他们解散早期共产主义规定的统一，破坏了共产主义中莫斯科的牢不可破的统治。共产主义世界在50年代中期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其实人们可以说，在此之后已不再有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世界”。统治者的不确定性和怀疑向下渗透并引发骚乱和起义，这对共产主义世界来说，都是前所未有。在1956年在匈牙利和波兰，人民在民族和/或民主的口号下，公开质疑他们的共产党政府，并在匈牙利，只有大规模的苏联干预才能阻止推翻当地共产党政府的人民起义。在其他地方，大大不同的想法启发了叛乱：在苏联格鲁吉亚，斯大林自己的家乡，当地青年骚乱去抗议非斯大林化的新政策，以保障死去的领导者的“荣誉”，他们认为他是他们伟大的同胞和恩人。尽管如此，直到 1956年，公开叛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它发生了，例如1953年在德国，它得到了迅速而果断的镇压。在这几个关键年里，1956年可以被挑选出来作为一个“样本”。这是苏联召开二十大的一年；这是赫鲁晓夫发表“秘密讲话”和正式谴责斯大林的一年；这是匈牙利起义的一年；这是波兰暴动和罢工的一年；这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一年;这是苏联南斯拉夫和解的一年。对于许多共产党国家，随后的几十年的政治，问题，以及成就都有其在 50年代中期的成因。1956年以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统一永远消失，原来的“共产主义的铁板一块”不再存在。朝鲜也不例外。 5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1953年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从朝鲜战争中恢复成为一个特别差，但另有不起眼的“人民民主”，并仍然需要莫斯科的监督和援助。它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但总的来说，它仍然在莫斯科批准的“人民民主”框架内。但是，这种情况迅速地改变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朝鲜，以及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中国，是少数几个共产党政权拒绝接受新的莫斯科路线中的一个（以不同的激进程度），或多或少保持忠于旧斯大林模式，而且带有一个日益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这一新的“独立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路线在1960年后变得更加明显，但其基础是在55年至60年期间奠定。在众多发生在50年代中期的在朝鲜的重要事件中，在1956年8月的发生的以流产而告终的企图取代金日成的尝试对朝鲜社会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这企图是朝鲜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早期朝鲜的权力结构的结束和平壤版的“国家斯大林主义”的诞生。“八月事件”是目前唯一已知的从北朝鲜的政权内部对几乎统治朝鲜一半世纪的“ 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公开挑战。高层干部的公开叛乱是由于在50年代中期的兴奋和自信的气氛，也就是所谓“解冻”所促成。一种即将有变化到了的感觉，对一个对更美好的社会的模糊但强烈的冀望，并最终发展为一种对更有尊严，少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的期待，大众内部的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和高层党干部们的冒险的机会主义的爆发，都混合着一起。在不断扩大的改革者队伍中，其加入者的动机彼此间有着很大的的差异，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狂热，左派的理想主义，和政治野心。然而，改革者们被团结在对老的斯大林主义的反对上，因为斯大林主义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低效的，或者是既不道德，也不高效的。这种气氛威胁从华沙到平壤的最近成立的政权和他们的领导人。有些人下台了，而其他人依然继续执政的。金日成和他的集团经受了挑战。他不仅能够继续他以前的政策，而且他开始领导他的国家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将明显不同于大多数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所遵循的政治路线。在国际关系方面，八月反对派的失败和一个流产的中苏政治干预的最终惨败表明，金日成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再是外国势力的傀儡。它还标志着，在新体制下，莫斯科已既不希望，也没有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最东端（当时最偏远的）的共产主义国家。在1956年后，金日成开始谨慎而持续地摆脱苏中监护的枷锁。他也开始去掉一些当年被强加到朝鲜的苏联风格的政策。在40年代末“进口的斯大林主义”开始逐步转变成 “独立的斯大林主义”。这个过程是在危机前的1956年是可见，但这个过程在后来被国内的这些戏剧性事件大大促进了。在同时代的逐步破裂的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也意味着更多的外交机会和更多的可操纵空间。一旦金日成已确保国内支持，他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上，朝鲜的维护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保持同等距离的政策开始于50年代中期，并花了几年时间让这项政策才变成熟。这一政策有着多方面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朝鲜在中苏分裂中避免直接卷入任何一方。 1956年的朝鲜危机的结果对于国内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这是金日成的个人胜利，他的统治最终成为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历史上最长的统治，并以空前的世袭继承而结束。然而，危机不仅是对其个人权力产生了影响。其结果还决定了朝鲜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并为最后诞生有鲜明平壤特色的斯大林国家社会主义，即主体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个朝鲜政治术语主体是由北朝鲜领导人在1955年12月28日，也就是八月危机的前夕，在对苏联朝鲜人的攻击中创造了的。在1956，1957年之前，朝鲜一直是非常典型的“人民民主”，在许多方面和苏联控制下的东欧非常类似，。然而，在1956至1957年后，也就是八月危机发生后，朝鲜逐渐把自己转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共产主义国家。它成为一个严格控制的和非常军事化的国家，并热衷于狂热的个人崇拜和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远非“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和斯大林主义的形式也有不同。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主体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些变化也导致了从苏联（和中国）的控制和干扰下摆脱出来的很大程度的独立，但这种独立对于该国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是没有任何意义和社会收益的。根据事后的智慧，我们知道，国家社会主义的整个项目都是经济效率低下的，甚至毁灭性的，但这种低效率的程度有差异很大的变种。不幸的是，朝鲜选择了这个普遍无能的概念的一种特别无望的变种。作为朝鲜社会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变化的结果，平壤的精英们把自己变成了自己国家的命运的主人，而普通民众了几乎什么都没有获得。在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跟踪最终导致朝鲜领导人内部在1956年8月爆发开放冲突的事态发展，提供了对后来被称为“八月集团”的一个详细的描述，并探讨随后的历史发展，以及研究这些事件对朝鲜的政治和社会发生的影响。通过这样做，我研究朝鲜的“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是如何带到这个世界带的。鉴于现有来源的局限，重点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落在了老式的政治历史上。这是朝鲜历史研究的共同问题，这一领域仍然遭受严重的原始材料短缺的挑战。只有很多年，乃至数十年后，对朝鲜的社会，文化或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才将成为可能。这种努力需要浏览大量的目前无法获得的原始资料，以及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的仔细的前期工作。不过，如果材料可以获得而且和推论有关的话，，我也讨论了在朝鲜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重要变化。
r*a 发帖数: 1503	3 1 北朝鲜及其在50年代中期领导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的正式名称）诞生于1948年9月9日，当时韩国刚刚在汉城宣布成立不久。两个对立的朝鲜，他们都不承认的彼此的合法性，都自称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唯一代表，是苏联和美国的激烈对立的产物，这一对前盟友现在正忙于发动一场冷战。整体而言，在朝鲜的情况和德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在这两个国家的两个占领区的划分原先是为了军事占领的方便。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两个地区被迅速转化为两个敌对的国家，分别由苏联或美国支持（在朝鲜的情况下，中国北朝鲜的支持也必须指出）。然而，在朝鲜和德国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情况区别。朝鲜的左右派之间的政治竞争更加激烈，而这个国家被大国认为是外围和边缘地区，足以冒军事对抗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是任何一方都不敢在中欧地区承担的。这种激烈的内部冲突和大国的阴谋的结合导致了暴力的武装冲突。朝鲜战争在1950年爆发，北方入侵南方。在先是美国，后是共产中国都被迫进入半岛去挽救他们各自的彻底崩溃的在朝鲜半岛的盟友，这场战争最终发展为一次重要的国际冲突。战争是血腥和戏剧性。所有的参与者（除韩国）在冲突中的不同时期壮取得了观的军事胜利，所有的参与者（除中国）也在其他时间面临完全失败。数百万人死亡，受伤，整个城市被摧毁。这场规模巨大的灾难在整个朝鲜的整个历史上可能是无法比拟的，但战争的结果依然是不确定的。朝鲜仍然处于分裂中。在内部，朝鲜在较大的程度上是苏联将领和政治顾问的作品，虽然他们的一些行动会得到积极的回应并得到了多数朝鲜人的支持。然而，在总体上，作为唯一的在二战结束后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亚洲国家，朝鲜接受了苏联的一贯指导和压力下，并走上了其他莫斯科控制的地区的道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统治机构只经过很小的修改就分别植入北朝鲜。在50年代初的朝鲜，所有的人可能会发现这种制度的显着特点：一党政治制度（事实上的，还有其他花瓶式政党做陪衬），一个国家控制的国营计划经济，对马列主义的斯大林诠释的激烈传播，对苏联和苏联的经验的强制性的奉承，以及在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的众多的苏联式机构。 “人民民主”这一概念为所有这些变化提供了框架。斯大林和他的思想家们从早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发展出这一概念。在1940年代中期，这一概念主要在苏联占领的东欧使用，但后来它也被应用到其他地区。实际上，所有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国家都不得不按照这一理论的处方，但在中国或越南等相对更加独立的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不是太明显，但依然是明显。根据这一概念，所有新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被认为是不成熟的，还没有完成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成功地建设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这些过应该通过长期的转型。在此期间，工业将不得不被国有化和集体农业最终被建立起来。然而，这些变化可以是渐进而缓慢的，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内，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这种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了一些私营企业（一般很小），私人农业，甚至是除了执政的共产党外的其他政党。这一理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以适应当地实际情况。这些令人遗憾但必要的从正统的偏移是很容易被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发生。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理念，在苏联的完全社会主义社会和不成熟的“半社会主义”的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之间区别开来。通过这样做，它加强了苏联霸权的教义基础和莫斯科的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然而，尽管它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在亚洲的“人民民主”（中国和越南没有受到苏联的直接影响，不经常这样描述它们），朝鲜和东欧国家是非常相似的。当然，有一些局部的细节差异。朝鲜的显着特点包括一个非常迅速建立的群众性政党，有用匆忙从大众中招募的新干部去取代“旧”的亲日的官僚体系的决定性的取代，对基督教教会，牧师，还有他们的积极追随者基督教教会异常苛刻的，成功的攻击；和一个特殊的土地改革，其包括了用相对温和对“阶级敌人”的手段来大幅减少土地的私有制。这些现象中的一些可能是中国影响的产物，但在总体上朝鲜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严格地遵循了“人民民主 ”理论的处方。在社会领域，北朝鲜吹嘘一个相当典型的“人民的民主”的结构。对大，中型工业的国有化很早地在1946年就完成，但也有一些小型商人和手工业尽管受到限制但是被容忍的，一直到50年代末。在朝鲜战争刚结束的1953年12月，私营企业仍占据整个国家零售业的32.5%，但它的份额很快就开始下降。1 斯大林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开始于1954年，到了1955年12月，已经有49%的农民家庭由于受到压力，要求加入农业合作社。 2 在政治上，朝鲜是由当地共产党即朝鲜劳动党管理，这是一个其自封的官僚系统。在纸面上，这个国家有许多的民主体制，其中包括一个民选的议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但选举是没有竞争的（一个候选人，一席），并深受当局控制，候选人都是由党的工作人员精心挑选的。从形式上看，党本身也有很多民主的特点，这些都是更早的前斯大林主义，甚至前列宁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痕迹，但是这些特点没有什么政治生活中的现实意义。几乎所有的决定均由从工厂或者学校的基层党委到中央委员会的各级党委组织做出，而党的大会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机构。在技术上各级党委虽然是选举的，实际上都是精心挑选的。对新党员的招募是由党委决定的，并由上级党委确认。有时候，上级党委也会向下级党委任命人员。在党内任何正式的派别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内都是严重的忌讳。“ 宗派主义”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团结，即使有一段时间，他们能够成功以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和纪律的公众形象示人。这种不团结在朝鲜劳动党内部特别是如此。朝鲜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整体的组织。相反，朝鲜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派系之间的争斗的历史。在1928年12月，当共产国际干部的直接干预都不能调和派系敌对和平息事态，共产国际总部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激烈的措施来正式解散朝鲜共产党。3 所有后续的在20 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尝试重建党的努力也遭到了同样问题的困扰。无休止的内部争斗部分是由于很小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分歧，但是主要是由于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和性格冲突。当日本殖民统治在1945年倒塌时，朝鲜没有任何运作中的共产党，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散布着左派小团体。这些小团体有许多在南方，特别是在朝鲜的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首尔。因此，派系和派系的精神到1945年是一个对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痛苦特征。北朝鲜被共产党接管的情况加强了这些早期的倾向。到1945年，朝鲜北部既没有任何重要的共产党组织，也没有任何重要的全国性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为重要的共产党人都在美国占领的韩国地区活动。因此，当苏联当局试图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一个友好的政府（最好的情况下，共产党政府），他们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寻求来自其他地区的朝鲜族共产党干部。这意味着，在朝鲜历史的最初的年头里，整个北朝鲜的统治精英包括了非常不同的几批人。这些人在不同的地方度过了他们的岁月，而他们在1945年前的政治和个人的经验是相当不一样的。当朝鲜劳动党正式在1946年8月成立时（被朝鲜新民党和北朝鲜共产党合并的结果），它包括四个派系，他们分别具有非常不同的社会，文化，教育背景，以及不同的政治取向。在这四个派系中，它是国内（或地下）派在解放（即，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初期看上去最强。这一派包括1945年前在朝鲜活跃地下共产党人。在所有朝鲜共产党人中，他们或许是最接近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老卫士”或东欧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把对共产主义的毕生信仰和较高的智力和教育水平结合在一起。在共产党于 1928年被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并不再作为一个组织存在，各种共产主义团体继续在整个朝鲜坚持活动。在 1945年8月，当日本的迅速撤出在该国产生了一个权力真空时，一些左翼领导人抓住机遇，聚集在汉城，并迅速重建了朝鲜共产党。其中最突出的南朝鲜共产党人是朴宪永，他此时已几乎在朝鲜左派取得了合法地位。在1945年，朴成为重建后的党的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即使在苏联占领下的北方的共产主义组织在技术上也确认了朴宪永的汉城中央委员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到1946年春末，在苏联的指导下，在北朝鲜共产党人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北朝鲜共产党。几个月后，在这个党与新民党合并，并改名为北朝鲜劳动党。然而，这个党最初包括很少的国内派，因为只有很少地下共产党人在1945年前一直在北方活动。同时，南朝鲜共产党（和几个左翼团体合并后改名为南朝鲜劳动党）在不断扩大，尽管不断被由美国军事当局和美国支持的右派所迫害，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并从事游击队的活动等活动。因此，1945年前的少数地下共产党员现在加入了在南方有地下和/或游击队的经验，并在1945年后入党的另外一代共产党人。这个年轻的群体是和老的国内派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被普遍认为属于国内派。然而，警察的不断骚扰使得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离开家园前往北方。在1949年北方和南方的劳动党正式合并，国内共产党人纳入朝鲜劳动党，届时，并被其他派系所支配。游击队派包括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在满洲打击日本军队和/或为游击运动收集情报和提供物流网络帮助的前游击队员。他们中大部分人约1940年后都逃到了苏联，并留住那里直到解放。他们是朝鲜人，但是在1930年代初他们中的大多少居住在当时有很大一个朝鲜族人口的满州而不是朝鲜内地。在苏联，他们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军事训练，并在第八十八独立旅服役了几年。这个特殊的苏联红军部队主要是由前中国与朝鲜游击队员组成，并由一个中国军官和突出的前游击队员周保中所领导。和北朝鲜的宣传机器以后的说法不同，在1945年以前，这些人和朝鲜内部的共产主义者如果有也是很薄弱的联系，虽然他们在中共游击队并肩作战，他们基本上是不知道流亡在质朴的红色中国的首都延安的朝鲜族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在汉城的地下活动。游击队出身都很低微（主要是农民），缺乏一个良好的，实际上任何的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家乡以外的地区几乎不为人所知。4 很快，一个年轻而突出的游击队指挥官，其化名是金日成（生于1912年，本名是金成柱），成为这一派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最初一些前游击队员能媲美他权威。最初四个派系中最弱小的游击队派系的最终胜利在1946年初时金日成在苏联的支持下获得北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时就得到保证。尽管前游击队显然缺乏行政经验和适当的教育，金日成逐渐把他们委任国家和党的高位上，到20世纪60年代初，是不是属于前游击队成为了要进入北朝鲜最高精英的必要先决条件。 5 延安派是由在20年代和30年代移居到中国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总部度过了多年的朝鲜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在那里，尽管大多数工作都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他们也创造了一些特定的朝鲜人组织，其中朝鲜独立联盟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些从延安来的朝鲜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领袖金枓奉的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朝鲜语言学家之一。在他们的思想观点上，他们非常相似于国内派，虽然长期的流亡部分破坏了他们对朝鲜现实的认识，而且使他们更容易受到从毛泽东的中国蔓延来的思想和趋势的影响。延安派的一部分不太成熟，但态度强硬而头脑实际实际的人参加了中共的部队，也就是在西方所谓的红军。在这些人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叫武亭（他的真名是金武亭）的朝鲜族将领。作为一个朝鲜流亡者，他在中国八路军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并后来在朝鲜ñ战争的初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武亭与其他有中国经验的将领组成了北朝鲜在战争前夕的朝鲜军队的骨干。在40年代末整个中国部队的朝鲜族士兵也被转出中国，成为朝鲜军队（人民军）的组成部分。延安派成员在1945至1949年回朝鲜，但他们的政治活动遇到了一些障碍，因为中国在朝鲜的过多的影响力并不被苏联人的所欢迎，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尽管如此，许多昔日的“延安”的有军事背景的流亡者被任命为朝鲜的军队的指挥官，而“ 平民”领导者金枓奉甚至成为了北朝鲜劳动党和以后整个国家在名义上的元首。第四派，苏联派，包括苏联朝鲜人，其中大多是前教师和低到中层党干部，他们在1945 年至1948年由苏联政府派到朝鲜。他们上从一个在苏联的朝鲜侨民中招募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新北朝鲜的行政机构内担任监事和顾问。从总体上看，苏联朝鲜人拥有教育和可观的技术能力，更不用提强大的行政经验。他们是苏联的传统和专业知识进入北朝鲜社会的主要渠道。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北朝鲜机构的印记是非常持久的。远远超过他们的个人政治的重要性，这印记现在仍然可以被观察到。然而，苏联派大多数出生或至少在俄罗斯受教育，在那里他们度过了大半生。作为第二或第三代海外朝鲜人，他们在习惯和世界观上是彻底的俄罗斯化。直到50年代末，苏联朝鲜人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技术上往往保留苏联公民身份（虽然国籍问题不明确的，因为大多数未能续他们过期苏联护照）。他们与他们的家人说的主要是俄语和他们的孩子就读于Yuk Ko jun（平壤第六中学），在那里俄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所有的学生都是有苏联背景的。一般来说，他们在朝鲜文化内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们以往的经验通常使他们成为非常有效和可靠的官员。在这一派的领导人中，最初最为突出的是有能力而且有决心的苏联中亚中层干部许嘉谊。 6 各派的背景和其成员的生活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国内派和延安派的知识分子与未受过教育但坚韧的前游击队员或被清洗而硬化的前苏联的官僚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有时甚至说着不同的语言：俄语是在苏联朝鲜人之间交流的自然工具，而且他们也公开对他们的俄罗斯成长经历和教育感到骄傲，而在延安寄居的延安派则会流利中文，并深受毛泽东的刚崛起的中国的精神的影响。除了国内派，所有派系对北朝鲜人而言都是陌生人，因为他们在海外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或在外国领土上出生的。甚至大多数从南方跑过来的当地共产党人也没有在北方感到舒服。此外，他们大多数彼此之间都是陌生人。有可能，在1945年前延安派成员对满洲进行的游击活动有模糊的概念，但他们很少个人认识其领导。无论是延安派知识分子还是满洲游击队员与1945年以前的朝鲜共产党地下活动的联系都是非常薄弱的。他们也不了解苏联朝鲜人，因为后者和朝鲜的联系一直被切断，直到1945年才改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对其他朝鲜共产主义团体基本上一无所知（那些苏联朝鲜人不敢轻率维持海外关系，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在1936年至1938年期间的斯大林的大清洗的受害者）。可以说，解放前朝鲜是一个宗派主义的理想温床。在1945年后的朝鲜，最重要的政治决定都是由苏联做出的，他们对金日成提供了明确的支持。否则，比较年轻（他在1945年是33岁）和缺乏联系的金日成几乎不太可能有机会在北朝鲜登上政治高峰。金日成被选定为未来的北朝鲜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他的苏联军队背景和他和苏联军方的良好的关系。他的崛起也预示着最终的但进展缓慢的游击队派系的崛起。但是，在他统治的前十年，金日成几乎是很难取得第一把手的地位：他没有执政党内部的大多数精英的支持，其中包括所有四个派系成员（在1948年的中央委员会，各派代表的人数几乎相等）。除非金日成自己消灭这些潜在的对手，否则他的权力可能是既不充分的也不安全的。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及其不久之后，金日成成功地消灭了整个国内派。这个派系是迄今为止最脆弱的派系，因为它缺乏外国支持。他还设法大大削弱了延安派和苏联派。朴宪永（朝鲜共产党在1945年后的领导人，其优势是短暂的在1945年底得到金日成的正式确认）的助手们，以及他本人，被指控“向日本秘密警察告密”，“为美国和南朝鲜从事间谍活动”，“策划恐怖行动”等荒谬不可能的罪行。由于当时的习惯，金日成在1953年8月举行了对前地下共产党人的表演式审判，这审判使人联想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现代审判。被告发表了习惯的自我贬低的忏悔，然后被宣布“有罪”，而且大多被判处死刑。 1953年和1955年的表演式审判（后者是低调的，几乎就是朴自己的单独审判）后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迫害。结果，到1955-1956年，除了少数幸免，所有前地下共产党人已被清洗。对这些清洗的好借口是他们与国内派领导人的密切联系（毋庸置疑的，尤其是考虑到传统朝鲜政治的私人性质）。对前当地共产党员的清洗还有另一个目标。朝鲜战争几乎以完全的灾难而结束，但金日成从来没有为1950年的军事惨败承担责任。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他必须找到一个方便的替罪羊来承担出错的责任。南方朝鲜人和和一些延安派的将军成了他的替罪羊。前者被指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在北朝鲜入侵南方时，发动他们在在 1950年之前允诺的南方大起义。7 延安派的将军们（特别是金武亭）对1950年10月和11月之间北朝鲜军队被美国军队消灭的军事灾难承担了负责。另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金日成从他曾经的援助国越来越独立。这就是对朴一禹和许嘉谊的清洗。当时这两个人很可能分别是延安派和苏联派最重要的成员。苏联朝鲜人的领导人许嘉谊失宠于1951年，并在1953年底可疑地自杀了（事实上，许多人相信他是暗中被金日成的特工所暗杀）。 8 朴一禹在中国朝鲜人中的地位没有比许嘉谊在苏联朝鲜人中的影响力那么大。但是作为中朝联合司令部的朝鲜代表，朴在战争中最联络中国和朝鲜将军们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经常被认为是“在朝鲜的毛泽东的人”，因为他和毛主席之间的有名的密切关系。这使他成为政治危险的明显源头，因此金日成在战后竭力限制朴一禹的影响，终于在 1955年初清洗了他。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重要而敢言的延安派领导人崔昌益也被伟大领袖所批评，虽然对他并没有导致他被完全撤职。对许嘉谊和朴一禹这两人的指控显然荒谬的清洗表明金日成在朝鲜战争后更加独立的地位。许嘉谊和朴一禹已经变得太有影响力了，鉴于他们可以依靠的外国的支持是金日成潜在的危险的对手。但是，1950年之前，金日成很难做很多事情来对付这些人物，他们被广泛认为是莫斯科和北京的优势的体现。对朴和许的清洗是将有事情要来的预兆。在 1953年或1954年，金日成不敢做很多事情去对付延安派和苏联派的其他成员。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持对此时甚至在敌对行动结束后的他是至关重要的，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对任何一个派别的攻击将得到“老大哥”的迅速，果断和苛刻的反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延安派领导人的角色渐渐由崔昌益来扮演。作为第一代朝鲜共产党人，崔早在20年代中期就是汉城著名的地下共产党员，并成为本土朝鲜左翼运动的 “开国元勋”的之一。最终，崔移居中国，在那里他成为独立朝鲜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是新民党和延安派的最初萌芽。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金枓奉仍是延安派最受尊敬的和技术上最高级的领导人，但他从来没有特别对政治感兴趣（或者说，政治阴谋）。在很多场合，他是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傀儡的角色出现。至于苏联派，和前延安的流亡者所强烈不同，它缺乏共同的经历和一个长时间的个人接触所形成的紧密网络。苏联朝鲜人的核心人物许嘉谊的失败是一项重大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许嘉谊在1953 年去世后，朴昌玉有时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苏联朝鲜人。前低级别的苏联官员和情报人员的朴最终成为了国家计委主任，兼北朝鲜政治局委员。然而，尽管他是相当自负而且有野心，朴缺乏许嘉谊所有的道德权威和魅力，也无法完全取代他的地位。朝鲜战争改变了朝鲜整个国内的情况。经济上，战争大大削弱了遭到破坏的国家，在政治上，朝鲜当局比他们建立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冲突，因为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军队在战斗。北京而不是莫斯科赶过来救援时，朝鲜政权正面临着即将的崩溃。因此，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而苏联政治影响力逐渐降低，从而使得平壤能够利用一个大国来对付另一个大国。莫斯科和北京在当时仍然是密切的合作伙伴，但在他们的联盟的第一个裂痕已经开始出现. 在这场战争中，朝鲜政府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战斗中，一个新的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其中包括强大的保卫力量开始出现，或者更精确地说大幅增长。在军队总部和政府办公室中的新招募的人员主要是一些年龄在二三十岁而整个教育和世界观已被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年轻人；他们核心的政治和社会经验是战争及其伴随的铁的纪律，牺牲，和服从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金日成是这个年轻一代所见过的唯一领导干部。此外，战争的命运是特别变化无常的，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被双方部队占领至少一次。这意味着，多数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有充分的机会加入难民人群离开北方，从而纾缓北朝鲜当局在后一阶段与他们打交道的必要。因此，在 1954年，金日成和整个北朝鲜政权有理由感到现在比1948年更安全。金日成设法消灭其他派别的逻辑很简单。看到激烈而蔓延的派系对立和朝鲜的政治宗派主义传统，金日成不可避免地把所有其他派别看成潜在的危险源。这种怀疑更因为最初四派中的二派和强大的邻国间有着十分亲密关系的事实所加剧。到1955年，金日成已经摧毁了国内派的核心力量，并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由于金日成和他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中这两个大国，所以苏联派和延安派的支持下远远比国内派强大。然而，到1955年底，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可能对这两个派别的影响进行一个（仍然谨慎）的挑战是可能的。虽然苏联在朝鲜的影响在1955年已经减弱，特别是与1946年或1950年比较，但是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当年苏联大使馆的官员将检查那个北朝鲜领导人的公众演说内容或将确认所有主要军队的聘任和晋升，现在这个时代过去了。9 平壤政府的主要政治决定不再必须得到苏联的政治局的正式批准。10 尽管如此，所有的苏联东西都被官方认为是令人钦佩的和优越的，许多机构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形成的，没有人想去来掩饰这一事实。俄语也是迄今为止最广泛被教授的外语。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化的模仿仍然是在朝鲜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苏联的书籍，苏联电影，苏联戏剧，和苏联歌曲到处都是，以及相当多的优秀朝鲜青年在苏联大学求学。在朝鲜媒体上对苏联的报道是无所不在的，苏联官方的小事件是非常详细地被报道。即使是一些地区性的苏联事件，如默默无闻的俄罗斯作家纪念日，往往被视为值得在北朝鲜广泛报道。一些但是不是全部的前苏联朝鲜人经常光顾苏联大使馆并与外交官长谈。从这些谈话的正式记录所获得的信息在本书中被广泛使用。不过，一般的假设即苏联大使馆坚持经常使用的苏联朝鲜人来操纵北朝鲜ñ治似乎是言过其实的。在现有的解密文件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这种企图的痕迹，至少是那些在1953年后编写的（早期的文件要么被战争摧毁，要么至今依然保密）。苏联外交官偶尔愿意使用这种影响渠道，但它不是一个惯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文件清楚地表明，苏联官员选择做自己的朝鲜对话者的被动的听众，并试图避免提出建议，发号施令，甚至对绝大多数的政治敏感的问题表达明确立场。因此，那个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在西方和韩国宣传上非常受欢迎的形象，即苏联大使馆是一个朝鲜的影子而苏联官员作为朝鲜政权的监事或者万能傀儡大师，是言过其实的。这样的形象在20世纪40 年代中后期可能接近真相，而在50年代中期，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由赫鲁晓夫发起的“不干涉与兄弟国家的内政”的莫斯科路线行不是一个口号。“不干涉”当然有它的界线，这些界线是相当窄（因为大多数东欧国家将要学到的教训），但保护小独裁者的时代，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不久就有效地结束了。苏联外交官的谨慎态度和他们不愿意冒险做决定的迟疑决定不仅反映新政府的政策，而且还有不那么利他的东西：他们自己的个人背景和个人目的。苏联外交官中很少有人是朝鲜专家；朝鲜专家在5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在大使馆，即使这样，最初也在很低的位置上。这一时期的苏联外交官只有少数人有二战或解放后的苏联占领的朝鲜的经验。在50 年代后期，使馆大部分工作人员既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也没有特别对朝鲜感兴趣。11 对他们来说，只是另一个国家的海外工作机会，实际上是最不理想之一。因此，苏联外交官不想做任何事情会危及他们最终获得晋升或到一个愉快而颓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的机会。他们对朝鲜的一般态度可以很好地被两个笑话所反映，当时在20世纪50 年代苏联外交官非常流行，即使在今天也常常被重述。在其中一个笑话，朝鲜（或俄语 KNDR）被嘲弄地叫成所谓的kndyra，这是该国的正式名称和俄语“dyra”的组合，后者是指“一个洞，一个贫困，乏味的地方”。另一个笑话是“Kuritsa ne ptitsa， Phenyan ne zagranitsa“（鸡是不是鸟，平壤不是在国外）。其意思是，朝鲜是一个不近的地方，但缺乏”海外“的镀金机会和职业前景。事实上，在与多数苏联外交使团比较，一个典型的外交官在北朝鲜在苏联大使馆的生活是枯燥而收效甚微。社交生活在平壤，这样被强烈的美国轰炸摧毁的城市，就是一片荒地。经济条件也留下了许多不足之处：即使外交官有钱了，他们也不能买高品质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在平壤的商店甚至在为外国人服务的特供商店里都买不到。由于容易获得外国货币和西方消费品正在成为一个对苏联外交官越来越重要的激励，这个匮乏是北朝鲜的一个严重缺陷。因此，可以理解，许多外交官希望最终摆脱这种沉闷的地方。这将是一个错误的概括，因为一些调查的和足智多谋的外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了解情况（如Titorenko，在一定程度上 Pelishenko，以及后来的Tkachenko），但大部分苏联官员有良好的个人原因，因此要格外小心被动。毕竟，因为每个官僚非常清楚，一个缺乏行动而受到惩罚的机会通常比惹麻烦的错误行动而受到惩罚的机会较少。在莫斯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迅速和不可预知的变化也加剧了局势。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不确定性意味着对和错的定义是危险地模糊的，苏联外交官有充足的理由担心自己的某些但是被允许的，甚至在某一阶段值得称道的行为，将在一段时间后被视为不足的，卑鄙的，甚至犯罪的行为。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和合理的，但毫无疑问他们极大地制约了苏联应对新形势的挑战的能力。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朝鲜的总体情况并没有出现值得严重关注的事情，至少和具有潜在的动荡危险的东欧相比。在东欧的许多国家，反苏的倾向都是十分明显的。在波兰，匈牙利，并在一定程度上的东德，苏联被视为是传统的敌人俄罗斯的新化身，而且永远存在的民族主义一直在发酵。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抵抗力量也很有影响，当地政府的苏联顾问们绝不会高估自己的受欢迎程度或稳定度。朝鲜，其传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日本的而其内部反共反对派明显较弱小，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潜在的麻烦。当然，除了大众的不满，苏联统治还有另一种危险：南斯拉夫的“民族共产主义”，也就是铁托主义者类型。根据事后的智慧，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危险是相当真实的。然而，在1953-1955，金日成似乎是不太可能成为另一个铁托候选人。朝鲜，尤其是战争结束后，似乎过于依赖各种形式的苏联援助。金本身作为一个相对不知名的领导人的背景，并被苏联军事当局选择和推举为最高领导的事实大概排除了他会推动任何形式的“反苏”的行动可能。但是，这些政治算技最终证明是错误的。在斯大林的去世后，即1953年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现了迅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深刻地被苏联新局势的影响。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中国，越南北部，和南斯拉夫可能是例外），自他们成立以来的时间，都会对在莫斯科的任何重大变化立即作出反应。非斯大林化开始于1953年，几乎在斯大林的死亡后马上展开。最初的步伐非常缓慢，因为赫鲁晓夫不得不考虑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老近卫军的可能反对，还很可能他自己是不完全确定他想走的方向。因此，在1953至 1954年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可以很容易地被国外所低估。但是，在两年内变得很显然，赫鲁晓夫和他的支持者是郑重其事地要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行一次大的改造。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被清空，审查被放松，与海外的交往大大增加，并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的空间，但仍受到严格限制，大大扩展。斯大林的思想遗产中的可疑成分更多一些被丢弃，其中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永远激化的阶级斗争”。这个臭名昭著的概念给了共产党接管后几十年的无尽的升级和清洗的理论根据。然而，新苏联计划中，兄弟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特别担心的是新的领导观念。个人崇拜（这个相当不足的委婉词在此时创造），意味着过度美化，甚至神化一个全能领导者，被官方谴责，而“集体领导”被宣布为新的理想。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仍然是独裁本质，但单个神一样的个人将被（至少在理论上）中央政治局或一些类似的机构的的集体统治所取代。新的思想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的而且具有潜在的威胁的部分是“和平共处”理论。这个新概念，强调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迄今一直被视为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可能和必须被避免。根据新的学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将通过和平的竞争赢得胜利，但它并不能完全排除小规模在全球不重要地区的军事对抗。在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真诚地希望超过资本主义，在他那个时代的看似强大的苏联经济让那些希望看上去至少合理。大多数其他共产党政权并不介意这个和平的方法来进行全球竞争，但北朝鲜正在与美国支持的韩国激烈对抗，这个理论看起来像一个试图安抚危险“美帝国主义”，以找到一种与敌人妥协的办法。在50年代中期，朝鲜难以策划对南方的新的攻击，但他们庞大的军费开支表示，他们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攻击机会将出现在更遥远的未来。他们还必须对来自南方可能的攻击做好准备，即使在1955年至1960年这种可能性看起来相当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平壤担心“和平共处”也意味着苏联将不太愿意对北朝鲜在和南方及其支持者美国的军事对峙中提供直接支持。因此，“和平共处”的理论，尽管很合理，可能被解释为这么一个“理论根据” ，即苏联为了世界和平而愿意牺牲其小伙伴的利益。虽然这些新的思想有时相当模糊，但他们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式斯大林的领导者而言还是显得十分险恶的。因此，这些领导人面临着新的和危险的困境：他们应该尝试适应新的趋势，还是应该让自己远离莫斯科？这两条路径都充满了危险。官方承认新的路线是等同于邀请别人攻击他们的斯大林方式的当前领导人，在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地方的党内反对派通过不满的或雄心勃勃的干部的支持（偶尔是依赖于公众的普遍不满）成功地利用这个机会。远离苏联本身是一个同样危险的选择，因为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是许多共产党政府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另外，目前没有人知道莫斯科容忍的界线和对这样一些偏离行为的可能反应。
r*a 发帖数: 1503	4 2. 苏联派正在遭受进攻在朝鲜，对新的不确定的和潜在的威胁的国际形势的首次尝试性反应发生在1955年。在此之前，北朝鲜的领导层普遍忽视了苏联开展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然而，在1955年年底它开始尝试去做出一个反应。平壤的最初反应没有表明它最终将走向政权的自由化和简单地跟随苏联路线。1955年底发生的事件表明，朝鲜将和其主要保护者和援助国苏联拉开距离。这一趋势的第一个表现是对苏联派的一些重要成员的政治运动，尽管这个派系不是唯一一个被看成是危险源的派系。在北朝鲜的政治世界，派系丛生，任何“ 其他”派系是一个危险的源头，金日成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对朴一禹的清洗和对崔昌益的攻击所证明，金日成也不怎么喜欢“中国朝鲜人”，但是1955年底的局势明显表明苏联是更危险的源头，因为苏联朝鲜人可以成为朝鲜当地改良的支点。我认为金日成做决定对付苏联派和其在朝鲜的政治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由当时在苏联展开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的影响。去斯大林化运动不出意外地困扰着这位年轻的朝鲜领导人，在1956年他只有四十四岁。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朝鲜有有一个密切地以斯大林制度为蓝本而建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即“小领袖”的个人崇拜，是对“大领袖”斯大林崇拜的一个模仿。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其他方面也很明显，从一个对重工业高度重视的工业政策到艺术和对其他共产党人的表演式审判。因此，任何对斯大林的威信的削弱都成为对金日成自身权威的严重危险。金有充分理由担心他的对手会利用“小领导，大领导者”的比喻来指责他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崇拜，因为随后在朝鲜的（八月全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的事态发展证明了他这个担心。在许多地方，当地的“小斯大林”被政治对手（保加利亚），和民众抗议（匈牙利），或两者（波兰）合作，赶下台。到1955年，金日成和他的前满洲游击队的亲信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新形势的不安，而且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苏联派是他们的权威的一个主要威胁。朝鲜战争结束后，大约150名苏联朝鲜人在北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内担任重要职位。他们曾经是重要的政治选手，并在当时享受了无所不在的苏联军事后盾，到50年代初期，其影响力和权力已超过任何其他派系。然而，到1955年苏联派的影响力已经有所削弱;对前游击队员和其他被认为是金日成的个人支持者的擢升已经在牺牲其他派系的代价下逐步推进。金日成和他的亲信们很可能从来没有对苏联朝鲜人真正同情过，但是在苏联的持续非斯大林化使得苏联派显得格外危险。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的苏联朝鲜人很容易受到“苏联精神”的影响，这种影响比延安派所受的来自毛泽东的政权的影响显得更自由。从金日成的角度来看，苏联朝鲜人更有可能提出改革思路，批评他的个人崇拜，或以其他方式制造麻烦。到1955年底，金日成正在制定一个在谋求绝对权威的斗争在的下一阶段的斗争策略，即对付苏联派。目前尚不清楚他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苏联派，还只是为了限制它的影响和教训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但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慢慢地在1955年开始实施的新的政策似乎已不仅仅是对非斯大林化挑战的反应，而且是金日成以前路线的逻辑发展。对他来说，去斯大林化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金正日不仅是一个无情的政治操作者，但也是一个花了他生命的很长时间来争取朝鲜独立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许多东亚共产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有效的反帝国主义的学说，一种为国家的解放和平等而不是社会的解放和平等的理论，金日成无疑同意这个观点。对他漫长的一生快结束的时候，当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热潮显然已经告终，结果他公开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并在这方面，金和其他的东亚“农民共产主义”革命家没什么不同。有证据表明，金日成考虑任何外国影响都能定义成邪恶。事实上，很可能的，他一开始实际上就对苏联和他们的指手画脚感到反感，尽管他用他们（或更确切地说，他允许他们使用他），以实现取得权力的美梦。因此，金日成从1945年起只好忍受一个无所不在的苏联影响，但在50年代中期，当他实现了对国家的严格控制，于是他决定划清界线。现在，在苏联的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不仅使该计划更加紧迫，但也为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金日成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的政治操纵大师，他经常使用一个相同而且总是成功的诀窍：他在一个特定时间挑出一个特定的最有威胁的敌人，然后他会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其中包括几乎每个人，但是都针对那个受害者。在这种方式下，他巧妙地让他的暂时不那么危险的敌人摧毁了更具威胁性的敌人。在1953-1955年的失势的国内派系，就是用这种战术的很好的例子。金日成对前地下共产党员的指控，即使是不可能的，甚至荒谬的，都得到了所有其他派系的积极支持，因为这些其他派系都视前地下共产党员组成的国内派是他们潜在的竞争对手，或只是想以国内派为代价去得到一些额外的权力和特权。当谋划对关于苏联朝鲜人的攻击时，金日成能够借用延安派很大的支持，更不用说是忠诚的前游击队员。相互对抗和猜疑一直在毒化苏联朝鲜人和中国朝鲜人之间的关系。延安派的领导人，在当时最重要的是崔昌益，利用每一次机会，去利用金日成去对付苏联朝鲜人。反过来，苏联朝鲜人试图向金日成证明，延安派成员是不称职的或不可靠的，以阻碍他们的擢升。例如，在1955年底同金日成的一个冗长的谈话中，事实上的苏联派领导人朴昌玉表示反对延安派，并积极地批评了 “中国朝鲜人”的行动.1 在1955年底对苏联派的袭击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事件。在少数针对1955年反苏联朝鲜人运动的学术文献中的一篇中，Masap Okonogi认为，寻求更大的政治自主权的努力，对这个金日成和他的亲信们认为和自己的个人权力与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开始在1954 年，随后又和对新的经济战略的选择联系在一起。 2 在1954年和1955年，金支持一个把重工业的发展完全优先于消费品的生产的政策。后者，即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政策是与苏联朝鲜人的领导人朴昌玉，当时的国家计委主席即朝鲜的首席经济策略家是部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此外，正如Okonogi所注意到的，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时期内，关注被越来越多地吸引到“朝鲜”的特性和金日成的独特成就。 3 Okonogi的观察是正确的，但已知的苏联材料没太关注产业政策争议，似乎苏联大使馆没有非常认真地去对待这个争论，而外交官们都忽视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即不是在 1954年对于重工业的争论，也不是在朝鲜战争后逐步散布开的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导致了一个对苏联派的立刻的公开攻击。因此，苏联朝鲜人在1955年底下发现自己受到攻击的主要原因，几乎可以肯定是苏联当时的发展。到那时，已经变得很清楚，赫鲁晓夫改革将是激进的，他与斯大林传统的破裂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推测，在这种新情况下，金日成决定他不能再对在边境外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金日成消灭苏联派的决定很可能被一个不太重要的事件加速了。这个事件就是一些苏联朝鲜人中的高官对前游击队和金日成的一个支持者崔庸健的擢升的公开反对。至少，这是一些当代观察家的观点。正如朴永彬后来对苏联外交官所回忆的，金日成已经把“在 4月全会（1955年）”对崔庸健的擢升推荐到政治委员会（北朝鲜政治局的正式名称，一直到 1956年4月）。也就是说，在1955年晚冬或早春，金日成已经收到苏联派重要成员的强烈反对。在1955年四月全会上，金日成成功地把崔纳入政治委员会。 1955年9月，金日成再次提出崔庸健的擢升问题，并暗示可能会任命他担任总理（而不是他自己），但金日成再次遭到来自一些苏联朝鲜人，例如朴昌玉，朴正爱4，和朴永彬，的反对。 5 从现在看很明显，崔庸健的擢升只是金日成的总体战略的另外一步，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前游击队员在朝鲜最高级别的官僚中的影响。然而，这个擢升有一个严重但是纯属技术性的障碍。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崔庸健从未正式成为朝鲜劳动党的党员，更遑论中央委员会。自1946年以来他一直是民主党的领袖，而官方的宣传一直把这个党识为“小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是由著名的右翼民族主义曹晚植于1945年11月创立的。有一阵子，这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它甚至敢于挑战苏联当局和共产党。其短暂的独立在1946年 1月突然结束，当时曹晚植在朝鲜的政治前途上公开与苏联当局对抗，并遭到逮捕。不过，民主党被朝鲜领导人保留了下来（当然是经过彻底的清洗）以保持统一战线的神话，以及去控制在北朝鲜社会内当时大量存在的麻烦的非共产主义分子。前满州游击队司令崔庸健当时正好是曹晚植曾经的门生，在1945年11月时，他是曹晚植的副手。赵被捕后，崔于1946年2月被任命为民主党的主席。在民主党领导人这个位置上，他在北朝鲜政坛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朝鲜战争开始时担任朝鲜军队的指挥官。作为一个前游击队员和金的老战友，他的实际影响也很大。到了50年代中期，民主党已经完成了了其作为表面装饰的作用，从所有的实际目的看已不再是一个政党。它已经在基本上被改造成一个宣传机构，所以没有必要把这么突出的政治家保留在这样的一个不重要的组织内。事实上，崔庸健是一个秘密的劳动党党员，他是民主党内的“影响代理人”，其主要任务是为了防止这个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例如，在1956年5 月，苏联外交官在大使馆文件上指出，虽然崔是民主党的主席，是劳动党党员。6 还不清楚在1955年崔是朝鲜劳动党的正式党员，但很有这种可能。即使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朝鲜劳动党的秘密党员，他的官方的政党归属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鉴于苏联外交官都知道崔庸健实际上属于劳动党这个事实，高层的苏联朝鲜人不可能对他的角色一无所知的。然而，崔的民主党的正式成员为反对他的晋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许多人经常在有关的辩论列举这个问题。苏联朝鲜人还坚持认为，崔庸健缺乏能力，因此他的晋升是不合适的，他们称他为“不称职的官员”。7 在现实中，对崔庸健的晋升促销的强烈反对似乎是派系斗争的结果; 崔被认为是苏联派的对手。早在1954年他和延安派领导人崔昌益曾试图让一些苏联朝鲜人落马（至少这是当时苏联朝鲜人的怀疑）。8 苏联朝鲜人肯定不愿意看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被人他们认为是一个政治敌人的人所占领。从金日成的角度来看，然而，试图阻止崔庸健的晋升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前游击队派的地位，因此类似于公开挑战自己的权威。虽然与崔庸健的最终成功晋升为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有关的问题，在反对苏联派的运动中属于一个早期的打击，这个仍然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正如已经提到的，去斯大林化所构成的威胁可以无可争议地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对于未来纠葛的考虑，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是已经被许多苏联朝鲜人在50年代中期的行为所加强。正如人们所料，苏联朝鲜人最早开始公开讨论个人崇拜的问题。这发生在1955年，在讨论的企图和随后的冲突都在从1956年初开始的苏联大使馆的文件中被提到。一些苏联朝鲜人甚至坚持，需要在朝鲜发动赫鲁晓夫式的运动去反对朝鲜的个人崇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其与北朝鲜政治的严酷现实相脱节。许多想改善朝鲜局势的苏联朝鲜人必须采取“互相批评”为表面的口号，而在某些情况下，动机不会那么利他，有些人可能希望能够得益于新的政治局势。这样看来，总体上苏联朝鲜人被从莫斯科吹过来的新风，被希望和期待的新气象，所影响，并很真诚努力去做（虽然有点幼稚）。当朴永彬在1955年 2月被任命为朝鲜劳动党鼓动和宣传部部长，并成为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时，他敢建议金日成可能有必要停止在朝鲜媒体上“过度使用”金日成的名字。9在这一努力中，朴永彬受到了朴昌玉的支持，显然这并非是那种金日成欢迎的建议。在更低微地位上的苏联朝鲜人也显示出他们已经受到非斯大林化的危险思想所“污染” 的迹象。在1955年12月，前新朝鲜杂志（朝鲜外文宣传月刊）总编辑宋晋波(Song Chin -p’a)，在与他的同事讨论个人崇拜后被解职。奇怪的是，他还被党组织的书记在每月社评上批评他（此前已经开始批评他）是“一个反苏的分子”。此外，宋晋波被说成是反对韩雪野，即一个朝鲜官方作家并领导文艺界；据称宋晋波一直不愿意出版韩雪野的小说大同江（Taedonggang）。虽然很难说是否有指控的证据，宋晋波被免去他担任总编辑的工作，被开除党籍。 10 他随后提出申请，要求返回苏联，最初被批准，但后来朝鲜当局撤销了这个去苏联的批准。相反的，宋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这种处罚不是囚禁中的一种，而是宋晋波被要求做了一个月工厂的体力劳动（这种处罚显然又是一个毛泽东中国的影响，因为他们信仰非熟练劳动能够赎罪）.11 从这段插曲可以得知，在朝鲜对个人崇拜的任何批判都是不会被当局所容忍的。在这个小但也许典型的插曲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韩雪野的名字，以及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文学主题”。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北朝鲜文学是一个相当失败的集合，甚至较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小说而言。这不是偶然的，所有的企图在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出售从朝鲜翻译过来的小说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有慷慨的补贴。北朝鲜文学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过，即使在“兄弟国家”，这些国家的读者已经习惯了一个非常沉重的和公开的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学。在行政方面，朝鲜文学和艺术是按照标准的苏式路线组织和管理的。其作协是一个相当有权力的机构，类似于文学部，它管理出版社，为作家提供生活费用（偶尔，是一个相当良好的生活），并连同官方审查机构，对在文学思想的正确性非常小心。这整个系统由当时的作协主席韩雪野运行。他的地位使他成为朝鲜文化界最有权力的管理者。韩雪野他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但他被证明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机会主义和野心家。韩原本来自南方，在那里，经过20世纪30年代初和左倾思想的短期亲近后，他在太平洋战争中作为一位杰出的亲日派作家出现。像他的同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在1945年左右突然改变面目，并很快在北朝鲜的文学政治上取得了掌舵的地位。尽管他有“南方”的背景，韩从他在北方的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已远离了国内派，并在早期阶段，他已经成为了金日成的第一和最热心谄媚者之一。 12 有一阵子，他对金日成的忠诚不仅帮助他在对国内派的屠杀中生存了下来，而且甚至获得了官方承认的“朝鲜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的称号。他与李箕永共享这个称号，但后者对政治并不特别敏锐，因此在权力上不构成真正威胁。韩本人也于1962年被清洗，但随后可能在就在去世前不久的1969年被赦免。 13 然而，在1955-1957年期间，韩雪野的影响是刚好在其高峰上，并发挥了他在反对苏联朝鲜人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韩雪野和他的亲信们（其中包括评论家严许俗(Ôm Ho-sôk)和作家朴时勇( Pak Si-yông)，等等）从20世纪40年代末就把持了北朝鲜的文学官僚机构。他们有一些竞争者，主要是前南朝鲜作家，他们有过一些共产党的联系，并在 1945年至 1950年采取行动逃到平壤。这些作家，包括林和(Yim Hwa)，金南喆 (Kim Nam-ch’&# 244;n)和李太俊，他们曾与南朝鲜共产党人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最终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中之一，林和，成为李承烨的表演实审判中的被告并在 1953年被处以死刑，而另一些人发现自己越来越处于危险的地位。一旦朴宪永等国内派共产党人已经被清洗，他们的盟友和在文坛的私交被暴露在韩雪野和他的走狗们的愤怒的攻击下。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在风格或者意识形态上去检测任何韩的追随者的作品和韩的敌人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后者的小说被彻底审查，并在 1953年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政治批判。官方批评家们在金南喆和其他失势的作家的作品里发现了许多“思想错误”，甚至“颠覆性宣传”。这些作家现在已被描绘成在1945年以前的亲日分子和解放后朴宪永间谍集团的成员。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在1945年后的作品基本上和韩雪野和他的追随者的现代作品都是一样枯燥和高度政治化（唯一的区别是李太俊和金南喆稍微有天赋点）。关于在殖民时期的政治立场，事实也很复杂。与日本合作的指控有真实的一面，但这些指控同样可以被应用到另外一方。这是事实，例如，李太俊在1945年前创作的一些作品是有亲日倾向，但同样正确的，在韩雪野的自传体小说塔（T’ap）和他的 1945年前的小说里，人们可以找到对日本士兵的无私的金光闪闪的描述。最有可能南朝鲜作家和韩雪野的支持者之间的整个冲突是由个人野心所导致的。一些著名的南朝鲜作家和韩雪野之间的个人关系，从30年代初，就非常恶化，他们为了在北朝鲜文坛上争夺统治地位的争斗很难使他们成为朋友。对朴宪永和国内派共产党人的清洗为韩雪野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借口去消灭其行政竞争对手和个人的敌人。对苏联朝鲜人的公共攻击是在1955年12月发动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攻击的准备工作可能很早就展开了。在1955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和苏联朝鲜人的’非正式领袖朴昌玉被批评为在朝鲜农业问题上提供了错误（过于乐观）的数据。顺便说一句，同一个全会同样目睹了“毛泽东在朝鲜的代表”和延安派的杰出领导人朴一禹的失势。 14 在七月，朴一禹被置于软禁之下。 15 1955年8月，金日成下令收集批判朴昌玉和他的工作的信息。 16 1956年1月24日，副首相朴义琓向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几乎所有党的基层组织在过去二个多月一直忙于讨论有关苏联朝鲜人的行为”。17 如果朴义琓的“两个多月” 是准确的，那么这项运动，或者至少对它的准备工作，于1955年11月的某个时候就已经推出。看来，朴昌玉是该计划好的攻击的主要目标，可能是因为他在苏联朝鲜人内部的领导地位和他的野心明显突出。在11月21日，金日成批评了以朴昌玉为首的国家计委的工作，（Masao Okonogi认为这种批评和产业政策有关）。 18 几天后，金成日会见了朴昌玉进行了个人讨论。根据由朴昌玉自己提供的当时的陈述，金日成的语气是污蔑性的，他并没有对经济计划问题发表看法，而是提出了相对模糊的以前在文艺政策上的“错误 ”，这个问题和朴昌玉或大多数苏联朝鲜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朴昌玉被指控对思想上可疑的南方作家太过于关心，而“政治正确”的作家，如韩雪野，关心不足。 19 这是即将到来的运动的迹象之一。攻击的主要部分发生在1955年12月。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2月2日在平壤召开。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一个大约由70人组成的，并在党内居于第二重要的组织，一年一般开几次会，来讨论政治战略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全会绝不是一个自由讨论的地方，但在关上门的中央委员会内，一定程度的坦率是可能的。此外，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自由地宣布新的政策，对当前形势下做出分析的地方，这些事情对于公开聚会是不可能的。全会持续了两天，即12月2日和3日，但它的报告直到12月7日才在劳动新闻上正式发布。这种延迟在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秘密政治文化的确并不少见，事实上，这是习惯，并遵循当时苏联的传统。无论是在劳动新闻上对于全会简短的官方声明中，还是在以后的刊物文章中，只提到全体会议议程中的两个：农业增产和“组织问题” （共产党的这种模糊的表达通常是指对人事的任免）。除了与农业的讨论，全会宣布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将于下一年召开。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官方媒体对十二月全会的引用始终集中在与农业有关的问题上，20 只在二月中旬，朝鲜媒体也开始暗示还讨论了其他事项。从官方的角度看，全会处理了农业政策，是平安无事的。然而，苏联大使馆的材料揭示了完全不同的十二月全会。在这个材料中，农业问题被很少提到，全会的重点是一些高级官员关于文艺政策的所谓“错误”的讨论。所有被指控的人-朴昌玉，奇石福，朴永彬，郑律，和Chông Tong-hyôk，都是苏联派的重要成员。21此外，苏联派的另外一个成员，金烈，因为经济问题被指责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劳动党。然后，他成为刑事调查的对象。22 全会议程的主要议题是苏联朝鲜人在文学上执行的所谓的“不正确的政策”。但是攻击并不限于文学，其他更严重的和险恶的指控也对苏联朝鲜人提了出来。从朴昌玉几个月后和苏联外交官的话中，就不难想象，这些指控的实质内容：“我从来没有参加派系斗争或者批评党的政策，我从来没有扭曲党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更没有走上和[我们]敌人和解和妥协的道路。”23 韩雪野特别凶残地进攻苏联朝鲜人，指责他们有”派系分裂活动“。24 根据使馆从全会的参加者所获得的信息，金日成本人在制造这些指控时非常活跃。不清楚为什么文艺政策会被选为借口来攻击苏联派。这个选择看上去似乎很奇怪，甚至有些自相矛盾，因为一大部分的苏联朝鲜人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朝鲜人的教育，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能讲标准的朝鲜语。其中一些人无法顺利地阅读朝鲜小说，其中许多人对当时的朝鲜文学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们的工作也大多和文化政策无关，这个领域直到 1953年一直都是国内派和延安派的领地。这二个派系的成员往往有一个很好的朝鲜教育背景，而苏联朝鲜人大都毕业于俄语学校和前游击队员大多数没有受过实质性的教育。然而，许多苏联朝鲜人参加了“思想工作”，并在这方面偶尔涉猎了文学领域。在 1952年和1953年，这样的“思想工作者”像朴昌玉（当时中央委员会鼓动和宣传部部长），奇石福（劳动新闻的一个主编），和郑律确实参加了一些关于文艺政策的讨论。他们要么攻击韩雪野和他的支持者（包括著名的舞蹈家崔承喜）或保护韩雪野的对手免受其报复。有一次奇石福试图为小说“蜜”说好话，这是一个备受批评的金南喆的短故事，其中描绘了人民军士兵受伤后被迫在一个农民家里避难的故事。官方的批评是光荣的北朝鲜军队永远不会放弃一个受伤的同志的。 25 然而，苏联朝鲜人在文学上的政治参与是有限的。虽然一些北朝鲜现代历史文献将苏联派描绘成李太俊，金南喆，和其他人的坚定支持者，这种南朝鲜政治家和南朝鲜作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不符合当时的苏联派和这些作家的关系的事实。也许这些干部和作家之间的亲近关系已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夸大了，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系后来被朝鲜官方宣传一再强调。即使苏联派干部们在早期一定程度上卷入文学政治，到1955年底这些冲突已普遍被遗忘了。朴义琓在他与金日成在1956年 2月的谈话暗示这样的转折点：“这些[由朴昌玉]所犯的失误在过去一，一半至两年少得多，轻得多。令人奇怪的是要提到七，八年前[就犯]的错误”。26 “七，八年前”当然是夸张，但它是真的，到1955年只有很少的被指责的苏联朝鲜人与文学或艺术有任何联系。在1955年12月朴昌玉是国家计委主任；奇石福是军校指挥官，金载郁是农业省副相。作为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鼓动和宣传部部长，朴永彬仅是间接涉及文学，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问题负责。所有现在被指控的其他人都是离当时的朝鲜文艺界很远的。对苏联朝鲜人的进攻并不是指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曾准备了一段时间。例如，在1955年 10月，金日成建议，朴昌玉做一个关于朝鲜作协活动的讲话。现在看来，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金日成旨在迫使朴昌玉来表达他对文学的意见，以为未来指责这些言论做好更加坚实的基础。金日成在十月提出这样的建议再次证实了对朴昌玉和其他苏联朝鲜人的攻击早在十二月全会开始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十月份，金并没有成功地把朴引入陷阱。朴回答说，他“[并]不知道作协的任何活动”，“他对朝鲜文学的知识[是]不足的。”27 朴昌玉不太可能怀疑金日成为他设置了陷阱，所以他的反应是在很大可能上仅仅是他自己的没有这个能力的一个诚实的自白。金日成选择所谓“管理不善”的文艺政策作为攻击的借口可能是由于1946年至1948年热热烈烈的苏联的宣传活动，其中，而在旨在揭示和压制知识分子中的不同意见被伪装成文学的讨论。金日成等高层朝鲜领导人对这一广为宣传运动记忆犹新.当时这个运动曾由日丹诺夫监督和指导，而他一直是苏联驻平壤大使 Shtykov的靠山。另外，中国延安的“整风运动”也使用文学和艺术为借口，这可能也影响金的想法和决定。考虑到韩雪野的不同寻常的积极姿态，也有可能是这个北朝鲜“官方批准的天才”一定程度上将影响金日成的计划和活动主题的选择。毕竟，韩在清洗他的对手和他们昔日的保护者上有很大的既得利益。十二月全会仅仅意味着运动的开始。根据既定的传统，该运动是要进一步发展。金日成显然是想通过严重打击苏联派来先发制人。因此，下一步是朝鲜高层干部大会，其中，根据苏联大使馆收到的信息，是于12月27日和28日在平壤举行，被官方认为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并不真正清楚什么是在一些苏联文件上的“主席团 ”的意思，但它显然是指朝鲜劳动党常委会。不同于苏联共产党，朝鲜劳动党的领导班子是分三层结构：中央委员会由常设委员会（1953年13人）指导，而后者又由政治局监督（1953年只有5人）。该系统于1956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废除，后来又重生。一般情况下它传统的苏联政治局的划分一样划分成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二者的比例大致相同）。常委会通常是一个小实体，但在某些情况下，当其“扩大会议” 发生时，包括著名的党员的嘉宾会以个人身份参加。在1955年12月的这次会议有超过420名与会者，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28 众所周知，现在12月28日在朝鲜历史上标志着一个重要事件。这一天术语“主体”（未来的朝鲜官方意识形态的名字）被创造了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根本上重新解释。 29 在12月28日，金日成发表了题为“关于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消灭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并建立主体”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没有立即发表，但几乎可以肯定通过党自身的渠道在干部中分发。30 这可以从当时官方媒体中猜测出来，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对未说明的“金日成语录”的含糊引用，甚至有后来说得知的对讲话的直接引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名声极大的“主体”这个词还没有在这些早期的出版物中被广泛使用。把这个词重新解释为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和思想观念发生在后来。在最初的数个月内，从讲话中引用的关键词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而不是“主体”。31 花了好几年， “主体”才被重新诠释为北朝鲜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执政理念，并用它作为一个连贯的思想原则的名称。在1959年平壤出版的《热门政治术语词典》中，“主体”这个词很明显是缺席的，但在很大的朝鲜语词典（1961 -1962）中，对这个词的当时解释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所长的地位非常普通。朝鲜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化了一个庞大而共同努力在平壤的意识形态上以重新把“主体”定义为一个连贯的思想和朝鲜官方哲学的一部分，。这篇讲话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明确阐明主体原则，也就是今后北朝鲜的指导哲学，的真正的说明。这个讲话随后被出版，并已再版了很多次（每次时常地都做在政治上被认为必要的变化）。尽管它的政治意义，随后的官方刊物因为某种原因避而不谈金日成是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发表这个讲话的，只提到它是“在党的鼓动者和宣传者前的讲话”。由于金日成非常不可能同时参加在两个单独的会议，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那篇著名的演讲是指这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做的。讲话的内容似乎证实了这个假设。32 讲话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带有频繁的对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的呼吁，以及要求以更大的热情学习朝鲜历史和文化。金日成，以极大的和开放的不屑态度，声称对苏联和/或俄罗斯的一切事物美化是对朝鲜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牺牲。这些话，即使在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层闭门会议，也意味着与过去，也就是苏联无条件地被所有的朝鲜媒体吹捧的过去的决裂。此外，讲话多是专门针对诸如朴昌玉，奇石福，和朴永彬，等人的批评，这些人在即将开展的运动中将成为主角人物。这些人被指控为不足够朝鲜化和不足爱国，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艺术采取过于宽松的态度，以及最重要的是帮助了“反动”作家，如李太俊。金日成说，朴永彬，正在被苏联的“和平共存”理论所影响的，涉嫌企图缓和朝鲜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姿势。金正日还没有敢批评这个理论本身，而是坚持它对朝鲜的独特条件是不合适的。 33 朴昌玉被指控和 “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李太俊勾结在一起”不希望“学习我们国家文化和的历史”，因为缺乏的学校教育不能正常使用从古代汉语借来的术语经典（后者对绝大部分在外国受教育的朝鲜人是适用的，现在也是如此）。34 讲话还包括了一系列指控的标准集合，包括对死了很久的许嘉谊的分裂分子指控和对大约在大约两个星期前也就是1955年12月 15日被消灭的朴宪永间谍指控。 35 表面上主体的发言是对文学的政治的一个说明，它同样涉及了更重要的问题。36除了批评苏联朝鲜人，讲话把一个重要的新信息传达给党员干部：北朝鲜党和国家必须被“民族主义化“以和民族传统取得一致。北朝鲜共产主义将被重新设计为一个本质上是国家的，甚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停止复制苏联模式的时间已经到了，朝鲜将发展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以适应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其他考虑。这些意见对中等和较低级别的党的干部非常有吸引力。这些人不像他们的上司，是 “土生土长的”的北朝鲜人，只受过一些很一般的教育，而且没有海外经验。因此，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是非常开放的。通过提出这个问题，金日成，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朝鲜人，巧妙地把自己确立为国家的代表，成为反对外国压力和其国内代理人的“朝鲜化”的勇敢旗手。这一立场使他能够进一步加强党内统治，并使用民族主义这张牌来为其削弱危险的自由的苏联危险。金日成不是偶然地开始精确地玩民族主义牌。苏联的影响力已经到了不仅代表了相当盲目的俄罗斯化（如曾在 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而且是开放措施以及对社会的政治压力减轻。讲话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老革命”，这里金日成显然指的是前游击队，的态度表示很大的不满，通过表达极大的不满，金日成讨论到对他们的缺少教育和行政效率低下，以及他们的擢升的歧视。这种反对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游击队不为他们的教育和相关的美德而闻名。在他的讲话，金要求把“革命斗争的老战士”提升到党内和国家高级职务。他们过去与武装抗日的联系被视为晋升到高级行政级别的充分理由。这些言论是另一个从今以后的对金日成的前下属们的特权地位的确认。根据苏联大使馆的文件，金日成曾建议，在最近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受批评的人应该在扩大会议上做“自我批评”。这个任务落到，奇石福，朴昌玉，郑律，和Chông Tong-hyôk身上。唯一的例外是朴永彬，他当时住院，因此未能参加全会或主席团扩大会议。朴永彬，其实还不了解全会的决定。 37 在扩大会议上，朴昌玉受到一个特别凶猛的攻击和许多与会者的指控，无疑这一切是由金日成和他的亲信们操纵的。在 1956年3月，朴昌玉回忆说：“这次会议是事先准备的，并作为第一个[做自我批评]的人，我不得不面对约一百问题。我被指控希望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是第二把手的话。最后，我被指控[据称]从苏联朝鲜人中选择忠诚的干部。朴永彬和我使用集体领导的原则以提升自己并贬低我们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一些与会者说，我们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承担者。”38 朴昌玉坚持否认任何他参与的“反党活动”的指控。在苏联朝鲜人问题上，恶毒攻击他的是韩雪野，这位北朝鲜文学界“活模范”。他对苏联朝鲜人强烈的反感得到了表现。韩说：“朴昌玉和朴永彬没有允许党和人民对他们的领袖表现出良好的感觉和爱”39在讨论结束时，金日成发表了总结讲话，即著名的主体讲话。如上所述，金日成的讲话，原来未公布，但在党组织内分发。朝鲜精英成员，可能对一些较低级别的工作人员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了这个众所周知的讲话。 “讨论和批评”所谓苏联朝鲜人的错误的一系列官方会议持续了一段时间。十二月份全会之后是12月28日的会议，还有其他在一月份的正式活动。 1956年01月1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新决议，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反对文学和艺术界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此时朴永彬也被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驱逐和苏联派的其他成员也受到各种处分。 40 该决议在其精神和基调上很大程度上复制金日成的讲话。该决议当时既不公布，也不在报纸的提及。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十页的朝鲜通史（针对 1955年底“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的广泛朝鲜官方出版物）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一点，并没有给出准确的标题。 41 一个党的运作的标准特点是，在最近的全会所作的决定，以及党的领导人的发言要在在较低的干部内部“被学习”。者1956年1月，在全国各地的下级党组织举行了多次会议。最近公布的官方文件被解释为对苏联朝鲜人的全面进攻的信号，并为他们诸多的对手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借口来解决个人和政治的宿怨。级别较低的党员积极批评高层苏联朝鲜人，他们通常被指控为制造“宗派主义”和犯了各种意识形态错误。截至1月底，针对苏联派的运动在党的基层组织全面展开。整个一月份，许多著名的苏联朝鲜人被传唤至他们的党组织来做自我批评或者盘问他们的各种 “错误”，其中最大的是他们以前许嘉谊的联系。当时可能由延安派占主导地位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在这次竞选中特别积极。除其他事项外，市委命令各部的党组织“调查”一些苏联朝鲜人和许嘉谊的关系，一些苏联朝鲜人甚至需要就这种关系作证。 42 金日成召见刚刚出院的朴永彬，并花了三个小时去坚持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朴永彬最初否认他的所有指控，但最终投降了，并在1月18日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他被迫的俄悔改。与此同时，朴昌玉继续固执地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在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朴昌玉请求允许他从当前的位置（国家计委主任）退下来，并在几天之后，他的退休被金日成所接受。 43 毫无疑问，发生在12月和1月的事件是精心策划的。他们在政治上也是很好的平衡的。当开展运动时，金日成采取措施对大众隐瞒对苏联朝鲜人的指控和整个运动。该运动基本上是低调的事。如上所述，十二月全会召开的官方目的是单独处理农业问题，并在12 月28日的金日成讲话并没发表。在苏联朝鲜人的所谓罪行只能在党的工作人员的专用会议进行了讨论，但大众没有参与和了解这个运动。不可能的去完全阻止一些流言的泄漏，因为有超过一百万党员多，而能够获得这些信息的干部以数万计。从表面上看，虽然，从一般民众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切照旧。”44 这种保密可能是为了防止从苏联接受到干扰，因为一个开放的攻击可能已被认为不仅仅是反对苏联派在朝鲜领导人，而且还是针对苏联一般的影响。它也可能被认为党内的公开冲突在即将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前是不可取的。不管原因为何，事实是，整个活动非常低调，是指党组织的闭门会议中展开。 1956年1月几个苏联朝鲜人感到不安全程度已经足以申请被允许返回苏联。根据既定程序，返回苏联的许可必须同时获得来自朝鲜和苏联当局的批准，虽然表面上，双方官员通常会独立做出他们的决定。这些申请人总人数为至少七人。虽然我们不能得到这个名单，很明显，它不包括诸如朴昌玉，朴永彬，或奇石福等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不是第一次苏联朝鲜人离开了朝鲜，但报名人数这一次不寻常的高，这是有事情要来的迹象。看来，苏联大使馆并没有对事态发展特别感到不安，并选择了漠不关心，尽管一些外交官密切留意有关情况（如大使馆档案确认的）。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消极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还是简单地由于大多数苏联外交官不愿承担什么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或有风险的结果。几个苏联朝鲜人（尤其是朴昌玉，朴义琓和朴永彬）访问了在使馆并企图寻求支持，但他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相反，当苏联临时代办彼得罗夫在2月9日上午会见了朝鲜外务相南日，他说一名前苏联的数学教授，并且是一位为数不多的已经远离了苏联派的苏联朝鲜人中的一位。彼得罗夫指出，苏联政府“认为，那些犯了错误苏联朝鲜人不能通过回到苏联来覆盖[他们的缺点]。” 第二天彼得罗夫把这种说法再次重复给金日成，金日成提到北朝鲜当局将不让苏联朝鲜人获准离开朝鲜，并将撤销已批准的许可。彼得罗夫同意了这个决定。 45 另一个看似有趣的实则典型的关于当时苏联的立场的标志是在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 Biakov与宋晋波会谈中的行为。这个谈话发生在宋刚刚从“劳动教育”后回来不久，而他是因为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作了坦诚的批评言论而被发配的。宋试图讨论苏联朝鲜人的行为，并试图把Biakov的注意力吸引到地方官员对苏联派和苏联总体影响上的的敌对态度。这是一项重要而极为敏感的问题，所以Biakov，他苏联外交官中的大多数一样，是非常谨慎的，不仅拒绝进一步讨论此事，但实际上让宋住嘴。 Biakov甚至在当向他的上司汇报时就他的立场再次做出声明：“我驳斥他[说]他应该更对他的话负责，尤其是他已因为在担任外务省新闻部门负责人时关于朝鲜的个人崇拜不负责任的谈话被[中央委员会]斥责”。4 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把你的意见留给你自己，不要找麻烦！” 不是所有的使馆工作人员以这种方式行事。他们中有些人至少愿意倾听他们的对话者，但现有资料还没有迹象证明使馆支持苏联朝鲜人以任何方式鼓励讨论中朝鲜的个人崇拜问题。对苏联朝鲜人的进攻仍在继续。在1956年2月15日，整个活动似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它突然以最显眼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在那一天，朝鲜劳动党的机关报和朝鲜政府的喉舌劳动新闻发表了头版社论，谴责被告官员。一个共产党中央报纸社论在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一直是一个可靠的领头羊。这个特殊社论略长于正常社论（它占据了三栏，在 1月15日到2月15日之间劳动新闻出版一般没有那么长），更引人关注的是，它没有按照标准模式。通常情况下，“问题”， “失误”，“扭曲”和犯这些错误的人会藏在文章中间的一二个段落里，而其他内容致力于“光荣的胜利”或“伟大的成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社论的标题听起来很耸人听闻：“让我们不可撤销地消灭在文学和艺术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后果”的社论也打破了另一官方传统，避免提到犯错误的人的名字，除非有关的人已经被清洗或在被清洗的边缘。这篇社论指名道姓。其指控和措辞是非常简单，给人一种印象，这些提到的人已经是“已经暴露的人民敌人”。根据这篇文章，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Chông Tong-hyôk，和郑律赞扬了 “资产阶级作家“李太俊，金南喆，和林和，并低估了朝鲜艺术家无产阶级联合会（ KAPF），即韩雪野和他的追随者在殖民时期开始自己的事业的左翼作家组织。社论坚持认为，这些被点名的人已“通过与林和，李太俊，金南喆和朴宪永的团伙的其他人的思想勾结而犯下反党行动”，并通过“攻击那些忠于党作家，[他们]积极支持和保护了林和的活动。”47 在所有犯错误的人中，文章特别列出苏联派的前领导人许嘉谊。把对许嘉谊的引用和对朴宪永的引用放在一起，因为后者被称为“美国间谍和叛国者”，这暗示着前者也进行了颠覆活动，甚至犯下了叛国罪。在社论中，许嘉谊没有被明确标示为间谍，但他死后被指责搞了反党活动。文章还似乎还第一次向公众透露了十二月全会讨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社论似乎是对苏联朝鲜人的运动的第一枪。这张报纸巧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也发表了韩雪野亲自撰写的长文章（一个半满的报纸页）。这篇文章是韩雪野三周前在平壤举行的“文学，艺术，出版和宣传活动分子大会”作的发言（1月23日）记录。北朝鲜文学导师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复他的宿敌金南喆，林和，特别是最近灰头土脸的李太俊。韩雪野对其他人物进行了评论，其中包括许嘉谊和朴昌玉：“我们党好几次要求朴昌玉同志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加强党性。此外，党曾多次指出并批评了这些同志的党外活动。然而，朴昌玉同志不服从党的指示。此外，这些同志拒绝就美化和保护他们的反动作家犯罪行为上三思而行，尽管[他们造成的]对我们的以党和一流的精神鼓舞下的文学艺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他们仍然试图拒绝纠正这种[行为]。”48 对于一个沉浸于斯大林的政治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许多读者确实是），这些文章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倒霉的官员正在受到攻击，并即将被清洗。然而，并非如此。这些文章被证明不是一个公开攻击的第一阶段，而是一个不到三个月长的运动的最后阶段。虽然韩雪野讲话在2月15日才公布，其讲话实际上在三个星期前，也就是运动的高潮上发表了。虽然劳动新闻继续发表一些文章，暗示了党内某些不安，但是进攻在二月中旬已经停止前进。第二天，2月16日，劳动新闻刊登了朴金喆（属于延安派，但是一个长期的金日成的积极支持者）的长篇文章，概述了“一些党的干部”犯下的各种错误。该文主要对宗派主义提出警告，也针对家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且，奇怪的是，个人崇拜。对最后提到的“个人崇拜”，其意义还没有被明确说明；“个人崇拜”的警告隐约向经常被批评的对个人的崇拜。但文章并没有提到朴昌玉或文学的问题，在劳动新闻此后出现的几篇反对“宗派主义”文章也没有提到。49 在劳动新闻晚些时候发表的文章进一步反映了这些令人惊讶的新趋势。 2月24日的头版社论再次激烈反对“资产阶级作家”林和，李太俊，金南喆，但没有提及他们的苏联派同盟者，而此前的上一周，还在疯狂地攻击了他们。 3月1日朝鲜作协副主席Hong Sun- ch’ôl董事长，写了长篇文章，同样攻击倒霉的三人组。虽然他提到他们的所谓苏联朝鲜人支持者（可能因为是Hong和韩雪野接近），精明的读者，劳动新闻的许多读者已经成为能在字里行间熟练地读出言外之意的人，不会没有发现二个重要的异常情况。首先，苏联派的朴昌玉和朴永彬，根本没有被提及，即使就在最近他们还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主要元凶。 50 其次，其他苏联朝鲜人也只简单地被提到了。同样的模式也在一个星期后的由严许俗撰写的针对“三个反动作家”的恶毒攻击中找到，严许俗是韩雪野的臭名昭著的走狗。在他的文章，严许俗写道，“资产阶级作家”有保护者，但他只有把一个人奇石福命名为罪魁祸首。51朴昌玉和朴永彬再次没有被提到，因此奇石福（政府内和苏联派的相对不重要的人物）被描绘为唯一罪人。奇石福也是唯一被迫在一封在劳动新闻上发表的公开信忏悔的人：“当我称赞李太俊的”祖母虎“和金南喆的 “蜜”[[短篇小说] 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并违背党的路线”。他的忏悔并非没有保留，他敢提醒他的读者，很长一段时间朴昌玉和朴永彬一直都受到官方的认可，从而暗示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罪的。在他的公开信所用的语言也是自我羞辱的标准的公共悔改相去甚远，而那种公共悔改在斯大林政治文化下是非常常见52，奇石福失去了他的职位，成为一个卑微的在文化省里面的职员（这是1956年5月在使馆文件中所提到的情况）。奇石福的被迫悔改代表了在三月初突然结束的这个运动的最后阶段。在此之后，对苏联朝鲜人在文学政治所涉嫌的错误做法的人的引用完全在新闻上消失了。在3月22日和4月 4日的劳动新闻文章提及有关文化政策“的一些干部的某些错误”，但他们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53 即使在那个时候忙于给劳动新闻写作的（另一个他身在高位的指示）韩雪野也不再提及苏联朝鲜人。 3月25日他关于朝鲜艺术的文章就没有任何积极的政治人物人身攻击。这种态度的突然变化不仅仅在官方新闻上有所反映，在苏联大使馆文件上也有反映。根据该文件，金日成在1月底开始缓和针对苏联派的运动。 1月24日，金日成的最可靠的助手之一的朴正爱和一个最近才遇到批评的重要的苏联朝鲜人朴义琓进行了会谈，并告诉他一些新的事态发展。朴正爱向朴义琓转达金日成在最近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和朝鲜中央政治局上的言论。北朝鲜政治局在理论上是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但在现实中是党和整个国家的最高执行机构。同一天，朴义琓把这些新发展转达给苏联外交官。据朴正爱（由朴义琓传达），“金日成。。。谈到某些党政官员对苏联朝鲜人的不正确的态度。他提出了与苏联朝鲜人会谈，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地位是安全的]，并与中央委员会的官员会面，向他们解释了某些干部对苏联朝鲜人的不正确行为。”54 这是一个新的官方对苏联朝鲜人的政治路线的第一个迹象。从此，整个针对苏联派的运动被归咎于“某些”过分热心干部，金日成坚持说他本人与整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据朴正爱，金日成甚至自称是“对目前的局势深感不安。” 政治气氛的突变在1956年2月底和3月初变得越来越明显。在上述文章出现在劳动新闻后不久，金日成通过参加中央委员会各部部长和内阁成员的会议指出，苏联朝鲜人对朝鲜的发展是贡献巨大。55 在2月28日，金日成会见了朴义琓，并告诉他说：“从苏联来的同志都是党的好干部，我们对他们太苛刻。”56 金日成再次指责“某些干部”，特别是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的某些党员（延安派）是过分热心的，并说他们开始调查一些苏联朝鲜人和许嘉谊的关系。朴昌玉，和许多人一样，似乎是很天真地在表面上接受了金日成的说明。在三月初，朴昌玉告诉一个苏联外交官：“二月份，我曾与金日成同志就主席团的决定会谈二次，二次表达了我的不同意见。我可以告诉你，金日成本人对此事深感不安，并要[我们]忘记一切，重返工作岗位。他已下令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官员停止讨论这些[有关苏联朝鲜人]的问题”57 信号是明确的：整个运动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偏差。所有一切将归罪到低级官员身上，一切都将很快恢复正常。当时的官方媒体和使馆文件表明，在二月下旬的某个时候，正当一切似乎都表明，针对苏联朝鲜人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它突然停下来。这场运动并没有虎头蛇尾，但故意停了下来。这种变化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决策，并很可能是由金日成亲自做出的，正如他对朴义琓和朴昌玉的陈述一样。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材料可能能更具体地阐明这个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可以考虑一些可能性。运动的突然停止无疑表明从一开始运动的目标是相当有限的，到二月下旬，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了。大家已经受到了教训：地位最高的苏联朝鲜领导人已被警告过，下面的干部再次意识到金日成是党内的最高权力权威，没有外国保护能够将人从伟大领袖的愤怒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及时的警告，因为在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已开始升级。金日成不想冒险与莫斯科公开对抗或者把本来已经不安的国内局势更加复杂化。苏联共产党（苏共）二十大刚刚在苏联首都开完，其中赫鲁晓夫发表了他著名的“秘密讲话”，并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政策。这是由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改革者所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逻辑发展，而且非斯大林化和改革之风已经吹到共产党阵营的每一个角落。金日成选择了不参加苏共20大，虽然苏联外交官被告知，一些著名的北朝鲜领导人（例如，朴正爱）曾建议他参加会议。金日成解释说，他打算当年晚些时候访问东德，并认为“一年两次境外旅行将是太多了”。58 朝鲜参加二十大的代表团由当时的第二把手崔庸健带领（其他成员包括咸镜北道主席许彬和中央委员会人事总监李孝纯）59 金的解释是很难信以为真，考虑到他的夏季旅行最终将包括不仅德国，而且所有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以及蒙古，所以它会特别长（大约七周）。制止针对苏联派的运动中，金日成几乎肯定已经考虑到即将举行的定于4月底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从莫斯科来的惊人的消息对朝鲜官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斯大林的公开谴责对大多数世界观已经被建立好的北朝鲜官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现有的当时言论表明，这是不只是知情的猜想。在描述中党的精英一般的感觉，朴昌玉在1956年 3月对一位苏联外交官说“个人崇拜问题在处处[在北朝鲜]被讨论”。朴昌玉的印象是，据大多数参与这些讨论的人不愿意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表达意见。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立场是并非不合理的。60 鉴于这种危险的局势，再持续反苏联朝鲜人的运动显得很轻率。金日成非常需要第三次代表大会能顺利进行，这可能就是他想使局势平静下来的原因。金日成采取进一步措
r*a 发帖数: 1503	5 3 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不能完全确定地说，金日成在二月底决定停止对“文学的偏差”的运动，实际上是在即将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上可能会出现的纠葛，如果有的话，无论程度如何，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的主要焦点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国内，即旨在在于削弱苏联的影响，但又不会冒着与莫斯科的直接对抗的危险。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化解国内紧张局势可能是他的第二个目的。如果确实是，当时金日成成功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于4月23日至29日在平壤举行。根据原先的朝鲜劳动党章程（1946年），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但在1956年，间隔被延长到四年。这些规定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在整个朝鲜劳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准时地开过会。从1946年至2002年间，代表大会的平均间隔时间为九年（在1980年和2002年间没有开过一次会）。到 1956年时，离1948年3月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是八年了。这八年是一个内外朝鲜都非常动荡的时期。朝鲜战争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以及剧烈改变了北朝鲜政权的国际地位。对金日成的权力的逐渐巩固导致了朝鲜精英内部的重大重组。由于代表大会被正式认为是党的最高机构，因此有必要召开代表大会来为新政策和新机构提供合法性。在列宁统治下的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确实会讨论真正重要的东西，并提供了进行坦率和激烈辩论的场所，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这已经成了古老的历史。到了40年代末，当朝鲜借用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机器，代表大会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原始意义，并已变成高度仪式性的橡皮图章式的大会。所有的实际工作都是由权力掮客在会前完成，然后被政党机器所精心挑选的代表们匿名确认所有建议和任命。所以，代表大会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是礼仪性的。代表大会的本意是要对所谓的党的领导的“民主合法性”，也就是为“群众”所支持的确认提供证据。代表大会有时扮演另一个角色，他们往往给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做公开的广泛的对当前的形势的评估，并传达未来政策的重要说明。不像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代表大会是公开的。所有发言和致辞将刊登在官方媒体上，以及整个过程往往在广播，以及后来的电视中直播。1 有时，党代表大会为党际和国际的外交提供了方便的基础，因为几十个“兄弟党”代表团通常会同时出席大会。在大会期间，这些代表团可以很容易地就可以举行会议，讨论各种问题。例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对于朝鲜说发生的事情的一些重要的讨论是发生在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党的代表大会。这种无意义的，华而不实的大会的传统几乎一直保持不变直到列宁社会主义在80年代后期的最后崩溃。但是，这项说法是用事后的智慧。在刚刚结束的50 年代中期的苏共二十大的不确定和欢欣的气氛下，不能轻视很多东西。金日成不会得以排除他的同僚们可能会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对他和他的政策发起公开攻击的可能性。如果金日成已经考虑这样的顾虑，他们不会无风起浪。总之。朝鲜劳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原来是另一个橡皮图章式的会议。根据既定的仪式，党的代表大会以中央委员会的全面报告开始。该报告通常是由党首来做，因此这个三大的报告是金日成做的。这份报告是如此漫长，在劳动新闻上整整占了七个版面。金日成首先开始回顾国际和国内形势，然后开始说到党的具体问题。该报告的很大一部分是一个漫长的朝鲜劳动党的历史的一个描述。金日成强调，北朝鲜党组织在1945年后的特殊作用和并诋毁朴宪永等朝鲜左派，以及一些早期的受害者，如许嘉谊。根据金日成的看法，他们的主要罪行是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正确的”（等于：金日成的）党的路线。朴宪用和其他南朝鲜共产党领导人被当作“美国间谍判处死刑的” 。这是令人惊讶的是，对“间谍”的指控，金只提及数次，而他所主要强调的是这位失势的领袖的宗派主义。金日成可能选择了这样一个谨慎的做法，因为他的听众还包括很多过去和朴宪永及他们的密友有私人关系的人。因此，他们可能对任何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有怀疑，而宗派主义的指控听上去更现实。在讲话中，金日成使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手段来对付当时最危险的问题：个人崇拜。虽然金日成确实使用这个词组，他把提法与失势的“宗派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这些人被指控促进了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他明确表示，如果朝鲜有过个人崇拜，这是朴宪永的个人崇拜。这些话并非没有完全毫无根据：一个包围着朴身边的个人崇拜在 20世纪40年代末曾在南朝鲜共产党（即后来的劳动党）中盛行。维持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只是那个时期任何共产党的标准做法。然而，朴宪永的个人崇拜，甚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的早期阶段，和金日成自己的比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而且重要性要低得多。总之，金拒绝过多地使用这个爆炸性的术语，尽量不去提它，即使他说到苏共二十大。另一个苏联当时的口号，“集体领导”，作为一个经常和“个人崇拜”同时出现的，同样爆炸性的词，根本没有被金日成提到。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新制定好的意识形态的组合里面的二个关键成分没有在金的长篇报告中得到突出。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劳动新闻刊登了重要社论，其中“个人崇拜”又一次被看成是在已被清除的南方人倡导下并只适用于他们的领导人的行为所专门提及。然而，所谓“集体领导”在这篇社论中被提到了。3 发言和大会议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朝鲜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的特别强调上。在重工业与轻工业业争论至少从2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共产主义政治的一部分。经过十年对重工业的无条件倾斜，在50年代中期平衡明显转向了轻工业和消费。这种变化是一个在斯大林死后浮出水面的新的观念和思想的反映。已故的独裁者的不惜一切代价在任何条件下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已经被带有一些辩解地看到是一个昂贵的错误，其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的，并被证明是经济效率低下的。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因此开始放缓重工业的发展，并把资金放到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上。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内，金日成的高速工业化的承诺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是反对“牢不可破的莫斯科共产党领导的阵营”的路线。另外两个大会报告是有朴正爱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当时的主席李初严做的。后者做的惯例报告是针对财政和党员资格问题，而朴正爱向党的代表介绍了对党章的修改建议。这些改革建议是很小的，例如，延长代表大会的间隔（反正从来没有如期举行过）。过去的三层的领导体系（从中央委员会到常任委员会和政治局）被废除了，去采用了较为标准的两层的领导体系，即常任委员会将成为为党的最高执行机构，并为所有的实际目的，成为整个国家的最高机构。劳动党常任委员会，和苏联的政治局一样，包括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当然，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所有这些建议。通常，在代表大会期间少有惊喜。但是，有两个重要的与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的事件发生了，虽然他们现在对大多数与会者和广大公众仍然是一个秘密。从苏联大使馆的材料，我们得知苏联派）的一些主要成员（包括朴昌玉，朴义琓，和朴永彬曾希望和未来的苏联领导人当时的苏联党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会面。苏联朝鲜人希望与苏联要人私下讨论一些朝鲜国内的政治局势的问题，特别是苏联朝鲜人的地位问题。外务省副相朴吉勇当时是知道这些计划，并把他们的要求转达给一个苏联外交官。只有两个星期后，朴说：“他们不能这样做[即和勃列日涅夫会谈] ，因为苏联朝鲜人目前在朝鲜的当前位置。不过，副首相朴义琓设法告知了勃列日涅夫同志朝鲜的局势，虽然非常简单。”4 我们不知道朴义琓与勃列日涅夫讨论了什么，因为这个谈话的记录仍然遥不可及。很有可能，即使这有限的和准阴谋式的简报最后影响了勃列日涅夫的立场和他演讲的内容。苏联代表团团长是第一个对代表大会发表致辞的外国贵宾。他4月24日做了致辞，由中方代表随后。其他外国客人在第二天出席。很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很短的致辞里，特别提到了个人崇拜，甚至暗示，这种问题可能也存在于朝鲜。他宣称：“第三次代表大会将有助于朝鲜劳动党在[其]组织内建立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的原则，将党中从个人崇拜的危险保护起来。”5 不难猜测，金日成和他的亲信们将如何理解这样的建议。这不啻是一个挑战，甚至更多，因为金日成自己也几乎在他的讲话闭口不谈所谓“个人崇拜”问题。我们知道，在代表大会上至少有一起对金正日的行事手法日益不满的迹象。在五月下旬，奇石福（已卷入上述文学讨论）向一个苏联外交官通报了另一系列幕后对抗。根据奇，大会的与会者驻莫斯科的大使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李相朝写了两封信给国会主席团。在这些信件中，李相朝，他是延安派的重要成员，同时也和莫斯科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要求讨论有关个人崇拜问题，并对金正日在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明确提出批评意见。当然，这些信件是在大会期间没有得到讨论。这导致了李相朝和金昌满，另一位前流亡中国的延安派成员，此时已成为金日成的热心支持者，的公开对抗。金昌满坚持认为，李相朝将要套用苏联的模式，这是完全不适合朝鲜的现实。李相朝则指责金昌满企图无视苏联二十大的决定和世界共产主义的新趋势。在他们的对抗后，金昌满将李的立场告诉了崔庸健和其他几位前游击队员。因此，决定不再派李回莫斯科。李反过来向当时仍然技术上延安派首领的金枓奉求助，金打电话给金日成，并表示他对李的支持，因此金日成同意送李回莫斯科。我们将很快看到，这一决定，有一些重要的后果。 6 有可能，事实上是很有可能，有一些其他不为我们所知的幕后的讨论和冲突发生。个人崇拜的问题在1956年春天肯定是一个的重大问题，虽然金日成设法避免了在大会上公开讨论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这是金日成的重大成功。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局势仍然极不稳定。当讨论大会的成果时，我们必须记住，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新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从理论上讲，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的。在事实上，大会代表只是投票赞成预定好的候选人名单。拟定这份名单则涉及了一个长期由高级别干部之间的斡旋和处理的过程。最高领导（在某些更自由的共产主义国家，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领导）有最终决定权。中央委员会本身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它或多或少在一年开两三次会，但是每次只有几天。在1948年至1961年期间（即在第二和第四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期间），全会大约一年举行了2.4次，这大概是类似在当代苏联举行的平均数。尽管它的正式会议是不规则的，而且相对较短，中央委员会也有一个常任的和非常强大的官僚机构，所谓的中央委员会机构。在朝鲜在1958年中央委员会机构由1,204名官员组成，其中不包括事务人员和技术人员。7 他们是所有党的官僚们中最有影响力的人。这种官僚体系，实际上是由中央政治局，而不是由“选举”中央委员会控制，是真正的共产党国家的中央政府，虽然名称不是如此的。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党领袖（s）经常的指导下，中央官僚机构制订策略，稍后由部长理事会和其他“正常”的政府机构实施。在已被移植到朝鲜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传统中，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隐秘的组织。即使有关其全会发表的信息通常是很久以后才会透露。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一种特权，也是属于内部（尽管不是最内层）核心成员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遵照列宁的姗姗来迟发表的政治意愿，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给“劳动群众”在中央委员会中分配符号性的代表席次，即让一定数目的模范挤奶女工或者工人坐在全会里。与之相反，朝鲜没有遵循这个规则，所以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严格的党的精英小圈子。然而，它的会员人数至1980年已增加到317人。但是，从1946年到1960年期间，它仍然是一个不到100人的相对较小的，并因此能被管理的机构。民主与否，中央委员会是列宁主义国家的政治机器整体上的一个独特的机构。这是一个有权选举，如有必要，选举政治局委员，甚至党主席（总书记，主席，第一书记，头衔在不同的地方或时间可以不同）的机构。在多数执政的共产党，党首不是由代表大会选举，而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因此，他可能会失去了他的职位，如果中央委员会投票罢免他。在现实中，党的寡头政治或党的独裁者很少有必要担心有一天被中央委员会多数的表决赶下台。尽管如此，这些事件不时确实发生在执政的共产党。在关上门的中央委员会内，偶尔可能有一些自由的讨论。对关注的表达，甚至对与现行政策的某些方面的沉默的分歧表达，当在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他（她很少）同辈中发表是，通常会被容忍。然而，即使这些顶级的干部，在他们发表言论或批评时，必须十分谨慎而精明。让我们仔细一看于1956年4月“当选”的新的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机构将四个月以后摧毁反对派的挑战。它的组成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去解释后续事件。为了分析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我们将不得不使用现在不那么时髦“ 克里姆林宫学家”的方法，企图追查个别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派系归属。在朝鲜劳动党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是完全恰当，因为在朝鲜派系背景非常重要。不幸的是，在确定各成员的派系所属上，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因为各派之间的边界或某一个干部的派系归属被搞错了（他们通常是明确的），而是因为许多早期的朝鲜领导人的传记资料很少或不存在。对于某些模糊的角色，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中期从何处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册上，并在几年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大概是，但并不一定是大清洗的受害者。对那些坚持时间长点，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我们知道的信息多一些，但这些幸存者大多是前游击队员。如果一个北朝鲜政治家是属于游击队派系，这种归属通常是颇负盛名的。对于其他派系来的更为模糊的小角色，其1945 年前的背景（以及他们所属的派系）通常是不确定的。在这本书中，我主要依靠和田春树精心收集和分析的数据。虽然这些数据必然会包含一些不准确的信息，这个问题在这个研究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是目前最好的资料汇编。 8 根据苏联的传统，也就是已成为整个共产主义政党的标准的做法，中央委员会包括两类成员：有投票权的正式委员和没有投票权的候补委员。在1956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有71位委员和45位候补委员。在这里，我将集中讨论委员，部分原因是由于候补委员是没有投票权的，没有在“八月事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部分是因为委员的背景都是比较有名的。在71位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30位是1948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这41位新委员中，有5位是1948年的候补委员. 9 这是相当显着的权力转移，考虑到委员的总人数也没有增加太多：在1948年中央委员会有67个成员，在1956年有71位。新的中央委员会包括11名（1948年委员会有8位）前游击队员。其中5位（崔贤，崔庸健，李孝纯，于庆洙，和李勇浩）不是1948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之一，崔庸健，甚至直到1955年才加入朝鲜劳动党。另外一个前游击队，李孝纯是从候补委员中提拔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所有1948年的前游击队派委员中仍然活着的人在1956年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48年的前游击队成员中的金策和姜健已在战争中丧生）。可以预见，苏联派的损失最重。在1948年的中央委员会中有14名成员，而在1956年只有 9个席位。苏联派也有遭受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损失，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损失率：14个有 “苏联”的背景的最初的成员中，10个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包括死者许嘉谊）。这些政治伤亡者包括备受批评的奇石福和金载郁。另一个最近的运动的目标，朴昌玉保住了自己的位置，甚至在名单中上升了一点，从1948年第11号人物至1956年的第7号人物。除了朴昌玉外，另外3名 “苏联朝鲜”人在从1948年的中央委员会中幸存的人包括有效而且无情的令人畏惧的保卫部门首长方学世。他很早就开始帮助金日成，并有点令人惊讶地生存了几十年。另外还包括建设相金承化和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将军韩一禹。五个“苏联朝鲜人”是新人。其中，包括南日将军，他因为板门店谈判而成为，从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而其他4人（崔钟学，许彬，朴义琓，和Kim Tu-sam）在1948年时连候补委员也不是。延安派的表现要好得多：它有18个中央委员会委员（1948年是17位）。这个派系内部的替换率也是很高的，约是百分之五十：只有原来的17个委员中只有8个还留在其中。朴一禹和（金）武亭已经被清洗掉。在其他政治伤亡者至少有2个中国内战中的重要老兵：金雄和朴孝三。他们的地位被二位有中国背景的干部所取代，其中包括仅仅几个月后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从来没有当过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戌辉，和尹公钦。后者曾是1946年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 1948年失去了他的位置，现在又卷土重来。事情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不属于任何“传统”派的人的首次亮相。这些人大多数是年轻到中年的干部，他们都是从1945年后开始上升到国家的要职。其中有些是技术专家或职业军人，但党的职业官僚并不少见。虽然他们没有和传统的1945前的派系有联系，他们的视野已经受到了已经建立好的金日成政权和其宣传的影响。当他们加入党，这已经是金日成的党。不管他们是真诚与否，他们被迫参加对伟大领袖的官方崇拜。他们没有这么一些回忆，即当时金正日不过是一个在满洲的微不足道的游击队战士，而“ 真实事件”被感到是在延安，汉城，莫斯科发生的。这些新入职的干部只知道一个领导，和从所有的角度看，他们都是金日成的人。他们中的一些可能被误认为是属于国内派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来自北朝鲜，其中有些人有和在殖民时期，还是他们在1945年后坚持的左翼团体的联系。不像“真正的”国内派，没有人积极参加朝鲜在20世纪30年代和 40年代初期的共产党地下活动。要估计这些新干部的人数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因为这些人的背景知识是如此稀少。然而，众所周知，那些1945年之前没有在苏联，中国，或满洲呆过的人的人数是非常可观的，至少有20人。和田春树在他的名单里面把大多数人归为国内派，仅仅因为他们是“ 本地人”的出身。在和田认为是国内派的25人中，只有3个（朴正爱，韩雪野和O Ki-s& #244;p）是1946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在北方有名的，并有可能 1945年以前起到一定的作用。剩下的22个所谓的国内派成员，其中7个在1948年的所谓的由南朝鲜“秘密选举”位朝鲜最高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名单上。这一事实可能表明他们在当时的南朝鲜共产党中享有一些地位（其中7人中的 4人在1946年是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0 这7人可以被作为是真正的有南朝鲜背景的国内派共产党人。其余15人大多在1945年前没有太高的政治声誉。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新一代的干部，不能被算成是国内派，尽管他们有“本地”的起源。这些人包括一些将有显着的职业生涯的人士，例如，未来的政府首相李钟玉，为了的副首相Kim Hoe-il, Kim Hwang-il, 和郑准泽;及科学院院长Kim Yông-ch’ang。这些人的职业生涯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到8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自然死亡，但许多非游击队派系的1956年中央委员会委员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清洗浪潮中被清洗掉了。党内官僚的权力平衡的转变在最高层即北朝鲜政治局是更明显。朝鲜劳动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将政治局改名为常设委员会。根据后斯大林主义者的“集体领导”的概念，政治局应该是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在实践中，几乎任何国家的执政的共产党政治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党首为主的领导。在斯大林政权下，政治局好像是一个“国王的议会”，他们为万能的独裁者的提供建议，而独裁者可以随意聘任或者解聘这些人。不同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一个常设机构，并或多或少每周开一次会。作为最高机构，它运行有权力的中央官僚机构。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内，政治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机构。作为这个机构的成员就意味着成为一种权力和特权的最核心的成员。像中央委员会，朝鲜中央政治局组成包括委员和候补委员（在1956年朝鲜劳动党分别11 个委员和4个候补委员）。1956年的常设委员的11个委员中有5名前游击队员。在 1948 年的7位委员中，只有2人是前游击队员。1956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6位非游击队员中，朴正爱和南日，虽然在技术上属于苏联朝鲜人，但在早期就加入了金日成的派系，并已成为了他的热心支持者。郑一龙有类似的声誉。只有来自延安派的金枓奉和崔昌益可被或多或少地考虑成是独立的政治家。在4名候补委员中，李孝纯是前游击队员，而金昌满（尽管他的中国背景）已得到了金日成的殷切吹捧者的恶名。李钟玉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属于刚崛起的地方技术官僚精英，他们都依赖于金日成和他的政策。唯一一个不能被视为“金日成的人”的候补委员是朴义琓。这个直言不讳的苏联朝鲜人甚至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安排与勃列日涅夫秘密会谈去抱怨金日成的政策。很显然，金日成是这个常设委员会的绝对主人：11个委员中的9个，4个候补委员中的3个都是他的热情而坚定的支持者。金日成确实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他的派系，由其他政治派系的叛逃者所加强，大大提高了在党和国家中的权力份额。金日成可能不得不在他漫长的发言中对当前的事态发展的困惑和模棱两可的声明，但他取得了比政治宣言更重要的东西：他大大增加了他对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官僚机构的掌握能力。在未来的几个月以后，这种掌握将会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r*a 发帖数: 1503	6 4. 阴谋从1955至1956年，朝鲜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允许一个反对派集团在党的领导层内部出现。这是在金日成统治的朝鲜的整个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机会。在此之前，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被战时条件和外国的强有力控制所阻止。 1956年后，金日成政权变得更专制成了预防因素。直到1956年，而北朝鲜是（借用J. Rothschild的表达方式）“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任何对苏联支持和中国批准的金日成的挑战显得是而且最有可能也是自寻死路。1 即使领导层内部的一些成员不喜欢现行政策或他们自己在体系中的地位，他们将被迫对此保持沉默。朴宪永和国内其他派别的领导人等人在苏联当局的默许下被清洗的命运，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任何金日成的潜在的对手所可能面临的命运。 2 从1950年到1953年，朝鲜正在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党政干部可能感觉到，对金日成的权威挑战，就等于背叛自己的国家和共产主义，而这对大多数人仍然相当严重的问题。不过，在1955年和1956年，在苏联发生的深刻变化影响了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局势，并导致了改革和亲民主运动的爆发。这些运动中，匈牙利革命和 “波兰十月”都是很好的例证，其中罢工和集会导致其国内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局势被广泛发酵，朝鲜不再是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一潭死水。朝鲜的运动并没有蔓延到全国所有人。它主要影响了消息灵通的有更高教育的党的精英和一些知识分子。不是公开的暴动或集会，其表现在对金日成的未遂推翻中，当时金被一些人看成是旧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的人格化。非斯大林化的高潮发生在1956年春天。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讲话”，虽然有些不认真的努力尝试去对这个报告保秘，它的内容广泛很快成为在苏联和其他地方广为人知。讲话和有关决定在苏联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接下来的两年，绝大多数政治犯被释放，放松了检查，在文化上的新趋势是被渐渐容忍，有时被鼓励，并对外交往增多。苏联社会对这些变化回应了明显的，尽管是短暂的，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热情。在一段时间内，看起来这个系统能够改变自身并有纠正其以前犯下的错误和罪行的能力。苏联人甚至新闻媒体开始以相对的自由度去讨论社会话题，从民主标准看，这是极为温和的，但在斯大林统治下，这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朝鲜的另一个主要援助国中国也没有对这些新的想法免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最终建立和中国政治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非常不合理性也许会掩盖了这么一个事实，即50年代中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最自由的时期。作为的结果，这些思想解放的尝试在1956年5月启动的由赫鲁晓夫“秘密讲话”带来的“百花齐放”运动中达到高潮。该运动的名字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格言的简称：“让一百朵花盛开在一起，让一百种思想相抗衡。”这项运动的最初的想法是鼓励从下向上的批评。正如费正清和Merle Goldman所说：“毛估计在中国最多5百万知识分子中。。。不超过3%的人当时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3 这些自由化的实验，甚至伴随着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含蓄的批评。在当时对毛泽东的神化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看到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技术工具。他们认为这对于由传统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组成的，同时又习惯了皇帝裁决的国家是不可缺少的。在1949年和特别是1953年之后，毛泽东的领导风格遭到许多顶级党的干部的围攻。压力之下，毛不得不做出一些温和的让步，这些让步在从1956年至 1957年期间特别明显。这些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八大上对毛泽东的权力的相当大的限制。 4 这些变化都只是昙花一现，并很快被扭转，但他们仍然影响了朝鲜的事态发展。金日成预见到了这些麻烦，并认为在苏联和许多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开展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对他是一个主要威胁。他猜想，苏联的事态发展可能导致朝鲜国内政治的动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估计。与此同时，金日成犯了一个值得理解的的错误，在确定危险的主要来源时，他认为苏联朝鲜人是最重要的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并试图消除这一潜在的威胁，由此他在1955年底对他们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但是，他被证明是错误的。挑战金日成权力的人不是那些尽管容易受到从莫斯科来的最新时髦思想的苏联朝鲜人，而是延安派。这次，“中国朝鲜人”形成了反对集团的核心，并公开攻击金日成。虽然少数不满的苏联朝鲜人最终也加入了阴谋，他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缘化的，整个事件基本上是“延安派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的关于在朝鲜领导人内部存在一个秘密的反对派组织的直接证据，直到1956年7月才出现在苏联大使馆的文件上。反对派领导人秘密地和苏联外交官建立了联系，并通知把他们的计划通知使馆。这些联系很明显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的蓄意行动。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反对派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至少从1956年5月，6月起。这场危机的发展可能是由金日成在国内的长期缺席所促进的。在关键的1956年的夏天的前半部分，即从6月1日至7月19日，金日成正在进行一个不同寻常的范围广泛的海外之旅。纵观这七个星期里，他访问了九个共产党国家，并在往返东欧的途中在莫斯科逗留两次。这是有史以来，他作为朝鲜领导人的时间最长的出访（他的第二次长时间出访发生在晚得多的1984年）。金日成由他的副手朴正爱，南日，和李钟玉陪同出访。朴正爱是是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苏联政治专家；南日是外务省负责人，也是一位有苏联背景的知识渊博的专家；李钟玉最近刚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席以取代被解职的朴昌玉。李的出场和经济目标是此行的基本目标有关。访问的主要任务是寻求更多的援助和低息贷款，以为最近批准的一项五年计划，也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计划获取资源。此行程的经济成就，证明是相当温和，或许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国家在面临着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国内情况时准备慷慨解囊。该访问团还包括来自两个非共产主义的傀儡“政党”的代表，因为北朝鲜此时仍然对维持在这个阶段的统一战线还是非常认真的。这些代表是不太可能参与任何机密的会议或重要决策。5 一个独裁者旷日持久的在国内的缺席为不满情绪的发酵提供了有利条件。几乎可以肯定，金日成的范围广泛的海外旅行为北朝鲜精英内部心怀不满的成员创造了独特的机会。甚至情况对反对派更好，因为在平壤替代金日成执行日常工作的崔庸健，他最初被反对派误认为是自己的秘密同情者。到了1956年6，7月间，朝鲜统治精英内部的紧张局势开始上升。不是每个力求改变的人都想替换金日成。从使馆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朝鲜精英内部的一些成员显然希望，这些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议和会谈会影响金日成的政策，并帮助他们实现他们认为必要的改变。这些官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证苏联领导人会与金日成谈论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问题和其他敏感问题，这项活动是协调的，还是只是一些个别人努力的结果，目前仍然是未知的。在第三章讨论的朴义琓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不是朝鲜高官企图利用苏联的影响来迫使金日成改变他的政策的唯一场合。 6月16日，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曾与一名苏联高级外交官在莫斯科有非常坦诚的交谈。李严厉批评金日成在朝鲜的个人崇拜和“ 扭曲的社会主义法制”（赫鲁晓夫时期对任意逮捕，拷打，和处决的标准委婉说法）。李相朝明确建议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在他访问苏联时和他讨论这个问题。6 这些尝试都没有白费劲。在1956年夏天，在与苏联领导人的谈判中，金日成被因为“不当行为”被批评。此时，莫斯科仍然可以把共产主义国家元首当成不守纪律的男孩来。虽然莫斯科谈判的记录仍然不能为学者所得知，但是在大使馆的文件有足够的提示去重建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金日成的言论”曾被南日和朴正爱提到，他们可能是是会议的直接见证人，另外还有李相朝，但他后来明确表示，他不是一个见证人。7 虽然没有在文件中提到名字，但是批评金日成的人不是别人，可能是赫鲁晓夫本人。 7月24日，南日告诉临时代办彼得罗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朝鲜劳动党的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的批评已经得到金日成正确而真诚的理解。金日成告诉南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他将尽最大努力全面，果断地纠正这些错误，包括[那些]个人崇拜问题。根据金日成的意见，这些错误应该被消灭，但是不是很快通过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充分讨论来消灭，而是渐渐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并没有参与讨论的党员作为一个整体。”8 这种反应是金日成早在2月就已开始使用策略中的一部分：关上门，在高级别干部中，他会不情愿地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存在，同时暗示，他本人并不强烈反对改革的新精神，并最终解决问题。这些话再加上温和的悔改和“自我批评”，很可能是为了安抚他的批评者并消除潜在的攻击。毕竟，如果错误被认识，并将在适当时候被纠正，所有的突兀讨论，如果不是更糟，不过是一个更不耐烦的迹象。然而，在金日成正在遭受这种从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那里来的不愉快的“友好的建议” 时，在平壤的反对派正忙着组织准备一次对他的公开攻击。利用最近解密的材料，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其行动的更重要的一些细节，因为反对派领导人决定把他们的计划通知苏联。苏联大使馆在1956年7月知道了一个阴谋的存在，虽然可以想象有些信息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已经被提交。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的第一个暗示发生在7月 10日。建设相部长和苏联派的成员金承化访问了苏联大使馆以讨论一些日常业务：一个新使馆正在建设中。在谈话过程中，他改变了话题，并在苏联大使缺席的情况下，告诉临时代办彼得罗夫在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北朝鲜干部内部存在着“普遍不满”。金承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反金日成集团的一个成员。他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这种“不满”，但他暗示了朝鲜的统治精英内部有深刻的分歧。 9 危机自金日成从他的海外旅行后开始后展开。大量的证据表明，由于某种原因，金日成的回国，也许关于他的旅行的一些信息，引发了反对派的活动。 7月14日，内阁中建筑材料部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延安派的头面人物的李弼圭，去使馆和彼得罗夫交谈。 10 由于苏联大使伊万诺夫不在平壤，作为代理大使的苏联大使馆的高级官员彼得罗夫成了交谈对象。彼得罗夫的朝鲜对话者李弼圭是一个有相当高的地位和背景的人。他在十六岁曾参与中国革命运动，后来在朝鲜，他的活动导致日本人关押了他。 1945年后，李最初在保卫部门工作，然后担任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职位，大部分和军事或国内安全有关，包括副总参谋长，第六军军长，内务省（由朴一禹领导的）副部长的。据李弼圭提供给他的苏联对话者的资料显示，李弼圭和朴一禹是亲密的朋友，作为朴一禹事件的结果，李的影响力已经显著减弱。11 朴一禹的失势导致了李弼圭失去了他在内务省的职位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是这样的。尽管如此，李弼圭在延安派内部的影响力可能仍然是相当大的。李弼圭还表示，他与李相朝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并知道后者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对金正日的口头攻击。作为延安派的一个成员，李弼圭从来没有成为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常客（事实上，他的名字没有在此之前的使馆文件上被找到）。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谈话的主题非常不寻常。从一开始，李弼圭就把外交的客套放在一边，直接批评金日成和他的政策。李指责朝鲜领导人建立个人崇拜，夸大他的游击队在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并忽视苏联军队和其他抵抗力量的贡献，对党的其他领导人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和其他越轨行为。必须指出，这一重要文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是一个大概在谈话中或此后不久写成的手抄本，另一个是后来打字的版本。12 这是正常的程序，在这样的谈话中的笔记最后被转变成一个手写的草稿，这个草稿然后在实际的谈话的几天，甚至一，两个星期后被大使馆打字员编辑和打成铅字。习惯上，手写稿被销毁，只有打好的打字版被存档然后送往莫斯科。但是，此次谈话的手写稿并没有被销毁，并在9月初被发现，最后打字版的文本明显不同于手写稿。这是如何被发现的，依然是未知的，但这结果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小丑闻。这些事件和彼得罗夫妄图伪造文件的可能原因是一些重要性。彼得罗夫故意把打字版的谈话时间标成是7月20日，而不是正确的7月14日。当丑闻在九月开始展开，彼得罗夫给伊万诺夫大使送了一个短备忘录中，其中他提到一些据称已经由李所说但并没有包括在手写稿中的言论。手写稿和铅字稿的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上有所不同。许多变化仅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事实上必要的编辑过程的结果。但是，有些差异是更为严重而且对原始稿的“更正”遵照了一种模式。首先，彼得罗夫故意去掉了一些李弼圭的话里面最严厉的部分，并通过这样做，把李对金日成的立场看上去比实际要更加不敌对一些。第二，彼得罗夫在打字版中完全删除了李弼圭关于当时的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的言论。这些被删除的言论表明了李弼圭和李相朝之间的密切的个人关系和李相朝尝试抗议个人崇拜的具体证据。第三，在打字版中，彼得罗夫据称，李告诉他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金正日政权的反对派存在，但关于这种说法的言论者手写稿中没有被找到。据手写稿，李明确表示，对金日成的政策的抵制是可取和必要的，但没有什么被最终决定。而在打字版中，李反复提到存在一个秘密的反金正日的集团。在此叙述，我将使用手写稿的内容，除非另有说明。（两个文件之间的更为重要的具体细节的差异将被讨论和说明）在对对一个满洲游击队的日益美化和金日成和他的小圈子对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伪造的一些介绍性的观察之后，李弼圭说到最重要的一点，金日成在党和国家的个人独裁：“金日成的个人迷信已经变得相当无法让人忍受。金日成的话就是法律。他不宽容，而且不寻求别人的意见。他在各地的中央委员会和内阁中把佞人和走狗收集到他身边。” 后来，在打字版中，彼得罗夫坚持认为李弼圭把一个在北朝鲜的领导层内部已经成熟的打算让金日成下台的计划告诉了他。李被指控告诉执行苏联大使：“一个干部集团认为有必要尽早采取某些行动来对付金日成和他最亲密的伙伴们。。。。这个集团把新的人放到执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负责人的这个新任务交到自己身上。”然而，这些语句是从原来的手写稿中是没有的，因此可能是后来插入的。从手写稿中很清楚地看到，李确实说了一些关于让金日成下台的迫切需要，尽管他可能没有说对这种行动的筹备工作已在进行。在手写稿中，彼得罗夫介绍当他问道将采取什么办法来修复党内的状况后李弼圭的反应：“有两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是要取代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现任领导人。这将需要尖锐的和决定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这是第一个方法。但是，李弼圭说，他怀疑金日成会是否这样做。他认为，由金日成犯下的罪行[已经]是如此之大，因此他不会这么做的。第二个[方法]是强行的动荡。他说，这条道路将是艰难而漫长的，很可能需要牺牲。然而，这是革命道路。根据李弼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鼓动地下行动。” 在被编辑的打字版中，对于” 金的罪行“的言论被忽略，整个文本则更为平淡。 13 根据后来彼得罗夫提供给大使的信息，李又说：“如果朝鲜领导人的更迭不能和平地实现，[有必要]转向地下工作和开展[地下]活动”。彼得罗夫说， “因为他[李]和他的支持者将以革命者行事，他们将得到革命分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彼得罗夫最初甚至把这段话在谈话的手写稿上都忽略了，更不用说打字版。然而，这些话中可以在彼得罗夫，在他伪造文件的行为被发现后，发送给伊万诺夫大使的备忘录中可以被找到。写下这附加的短篇备忘录的决定可能是在大使馆翻译提供的证据的压力下做的。该言论暗示了李的“支持者”的存在。这种说法和打字版一致，但是和手写稿不同。 14 根据打字版，李向彼得罗夫提到一个抵抗组织存在于朝鲜劳动党干部队伍的内部。李被引述说：“目前朝鲜人民已经有愿意走上这样的[抵抗]道路，并正在作出适当的准备” 15 打字版还提到，彼得罗夫问李弼圭谁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李回避了这个问题。随后，据称彼得罗夫问李他对“上面提到的地下组织的态度”，但李再次避而不答，但是，彼得罗夫写这次谈话时说：“我的印象是，他肯定在此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6 根据打字版，彼得罗夫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李决定告诉苏联大使馆有关的情况。据称李弼圭回答说：“他们[反对派]要向苏联大使馆提出关于朝鲜要发生某些事件的可能性的警告。”17 所有这些重要的交流和发言在手写稿中是明显缺席的，彼得罗夫很可能后来创造了，或者至少，他故意曲解李的言论。在对话结束时，李弼圭开始谈论某些朝鲜高层。关于劳动党高级干部的这些话在手写稿和打字稿上在本质上都是一样（除了一些轻微的文字编辑），所以，可以没有问题地认为这些话是真的。可以理解，李给延安派的一些成员很高的评价，但是金昌满明显是一个例外。他是金日成的一个狂热支持者，并被认为是未来伟大领袖的最早的谄媚者之一。同时，李对领头的苏联朝鲜人朴正爱（当时，朴也是金日成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和朴昌玉进行相当直言不讳的评价。另外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后者也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成员。李称，朴昌玉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产生有直接责任：“朴昌玉将不得不做很多工作来弥补他的过错。毕竟，他是第一个把金日成命名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把他捧到天上。他是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鼻祖。”18这种说法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也表明，即使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苏联派和延安派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没有消失。李最严厉的批评是针对前游击队员和金日成的圈子内部的其他成员。最糟糕的语言是留给韩雪野的：“韩雪野，他应该被杀了。他是罪有应得的。他是一个非常坏的，非常有害的人，他是金日成的巴儿狗，拍马屁的人”但是，李在他的批评中有一个令人惊讶的重要例外：平壤官僚体系中事实上的”第二把手 “崔庸健。李相当看好地提到了崔，尽管崔有着长期的作为金日成的值得信赖的助手之一的美誉。19 李弼圭这次重要而有争议的的访问不是偶然的，也不孤立。事实上，这是许多东西将要到来的迹象。 7月21日，一个新的菲拉托夫和朴昌玉之间的会谈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在许嘉谊死后，朴昌玉已成为事实上的苏联朝鲜人的领导，尽管他在他们中的声誉，从未像许嘉谊那么强。正如已经提到的，朴在1956年1月反对苏联朝鲜人的运动中不得不退休。运动结束时，朴昌玉收到新的任命，但是他的骄傲大概是深深地被伤害了。朴告诉菲拉托夫，对金日成的攻击将在下一次全会上进行，而朴他自己要插足其中。 20 两天后，7月23日，又一次会议在苏联大使馆举行。这一次参赞菲拉托夫接待了崔昌益，他是副首相和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常委（即北朝鲜政治局）。崔昌益是延安派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他是朝鲜独立联盟（朝鲜流亡者在中国的左翼组织，后来形成了未来的新民党和延安派的核心）的两名副主席之一。金枓奉在50年代中期仍然是以前在中国流亡过的人的最高核心，但他通常不介入实际政治。在朴一禹失势以后，崔昌益取代了金枓奉成为整个延安派的执行领导。他访问使馆的目的和李弼圭和朴昌玉访问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即策划让金日成下台的计划，并将之告知大使馆。首先，崔昌益简要回顾了常委会最近的会议（7月21日），期间，金日成发表了长篇讲话来回顾他的苏联和东欧之行。然后崔昌益提出的主要议题：“我越来越坚信，金日成不理解他的行为是多么有害。他破坏常委会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积极性。他恐吓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在任何问题上发表意见。因为一点点批评，人民就遭受镇压。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奸佞和平庸之辈。“金昌满和一些前游击队员也是崔谩骂的对象。21 对新时代的精神非常真心实意，崔昌益主要因为金日成的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而指责他：“金日成。。。不希望改变[他]的形式和领导方法。他不希望因为他的错误而做批评和自我批评。金日成的这种行为是不会有利于我们党活动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强队伍建设。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党的每一个角落。它已经蔓延并将继续大规模传播。我国的民主法制已经被扭曲了，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并没有得到遵守。” 崔昌益解释了他访问使馆的原因，因为他要通知苏联当局“在未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金日成可能会受到尖锐的批评。”22 紧接着这些访问，在第二天，也就是7月24日，金承化和参赞菲拉托夫展开了会谈。前建设相金承化是苏联朝鲜人，并是朴昌玉的私人朋友，也是在 1955年底反对苏联朝鲜人的运动中的受害者。他来报告他最近和著名学者以及延安派的领导人金枓奉最近的关于朝鲜的政治局势和可能的对金日成的谴责企图的谈话。 23 在8月2日，另外在即将到来的事件将发挥主要角色的延安派成员商务相尹公钦参观了使馆。尹同样会见了菲拉托夫，并很详细地告诉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在7月30日组织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下面讨论）。24 这是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访问的最后一次，这一系列正如它突然开始一样，突然结束。无法在解密文件中，找到此类会议的进一步的记录。我们可以设想，在7月21日至24日期间，反对派领导人对苏联大使馆的访问是有意安排的，而且事实上是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看法能够得到支持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这些会议几乎同时发生而且他们的主题和内容基本上相同。看来极有可能，通过这么做，密谋者们在试图争取苏联的中立性，即使得不到支持，并避免留下他们在苏联背后做事情的印象。（反对派领导人被称为密谋者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必然是秘密或半秘密，尽管我们将看到，他们希望能够在现有机构框架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其目标。）莫斯科仍被视为朝鲜政治和更广泛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仲裁者。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密谋者们担心对金日成的突然的和秘密准备好的攻击，如果没有莫斯科事先的批准，在莫斯科掀起了消极反应，这反过来又可能会使攻击几乎一定失败。这种非常高频率的强度接触发生在金日成从海外归来的第二天。这个时机可能表明，在下一次全会上采取行动的基本决定是由反对派领导人收到了金日成此行的一些反馈，并可能从他在莫斯科的会晤中知道了一些东西以后，做出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至少到 7月26日下一次全会已正式定于8月2日举行。因此，密谋者可能觉得时间紧迫，希望在剩余的天数内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以非常高的频率与使馆接触。然而，并不是每个人在那些炎热的七月会见了苏联外交官都属于反对派。 7月24日，彼得罗夫被邀请来与南日谈话。南日是当时的外务相，以前当过苏联大学的老师。尽管他最初是苏联派的成员，南日和朴正爱和有影响力而且隐秘的秘密警察头子方学世很早而且很果断地投靠了金日成，并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并他的圈子里面和前游击队员竞争。然而，当北朝鲜统治集团的形势变得更加微妙，南日认为有必要和苏联大使馆联系，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来征求意见或可能只是试探苏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的反应。作为外务相，他没有去使馆，而是邀请代理大使彼得罗夫于7月24日来他的办公室。南日告诉彼得罗夫，在7月20日，也就是反对派的紧张活动的第一天，朴昌玉访问南日的家，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南日刚从与金日成的出访回来，和朴昌玉可能指望依靠派系团结，从而把南日吸引到一个密谋中，或最起码，确定他的立场。朴昌玉告诉南日，中央委员会的一群成员将在下次全会对金日成展开行动。金日成将会被指责有不正确的领导方法，个人崇拜的传播，以及对苏联朝鲜人的迫害。朴昌玉建议南日参加这个行动。 25 南日对这种想法非常敌视。他对彼得罗夫表示说：“在朝鲜的背景下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如此尖锐的做法。。。会导致不良后果，它会损害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威信，败坏金日成在我们党和群众的眼中的形象，并引起党内相当多的讨论” 在与金日成自己的推理相呼应后，南日增加说，没有特别的必要让金日成批评自己，只要后者努力纠正自己的错误。正如南日说的那样：“虽然他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就其本人的意见有点太敏感了，他在总体上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强调“尽管金日成所有的缺点和错误，没有人能够取代他在朝鲜的地位。”后来，南日直截了当地问彼得罗夫，他是否把他与朴昌玉的会谈报告给金日成。彼得罗夫回答说，这当然是南日自己的事，但如果与金日成的谈话是要发生，倒不如在提议的行动中不要去提参加者的姓名。26 目前尚不清楚（实际上是令人怀疑的），这个建议是否会被重视，也可能它根本不受到重视。可能更严重的事情做7月28日发生，当时彼得罗夫会见了南日和朴正爱。在他的日记中，彼得罗夫没有详细说明这个谈话，只是提到“关于谈话的信息被以电报的方式送往莫斯科。” 一条类似的条目，提到他与南日一次新的会议，在他8月1日的日记中发现了。由于电报尚未解密，我们只能猜测这些会议的目的。然而，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和发展着的危机有着联系。 27 后来，我们必须有理由来返回到这二次依然神秘的和亲金日成前苏联派领导的会谈。金日成毫无疑问很了解反对派的计划，并想方设法设计了他们的最终失败。 8月31日，仅仅在全会上挫败他们的计划的几个小时后，一位与会者Ko Hûi-man对苏联大使馆一秘萨姆索诺夫说：“该集团有意使用全会来进行针对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的反党活动在全会召开前就被知道了。”28 事实上，这是毫无疑问，反对派领导人无法对他们的计划保密，而且金日成对他们的计划有充足的信息。当时的副内务相姜相浩回忆说，在1956年夏，金日成还是在海外时，崔庸健把他进去。崔说，一些ML小组的前成员决定使用金日成的出访的机会酝酿反党阴谋，并计划在下次中央全会上发言反对金日成。这个ML小组是一个20世纪20年代存在于汉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后来成为了延安派的基础。崔发出指示，首先，加强对金日成的安全保卫措施，第二，内务相方学世和军队保卫部门负责人石山(Sôk San)被紧急从海外召回.29 金日成最有效的和对策精明的当属推迟全会。在1956年9月，同时与苏联外交官在莫斯科谈话时，Ko Hûi-man夸口说：“在得知这种攻击将会在中央全会上开始，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一直通过拖延全会来迷惑[反对]派集团。全会的日期在开会前夕宣布，从而大大打乱了[反对派成员']的行动。”30 这份报告似乎是真实的。迟至7月26日，金日成曾告诉彼得罗夫说，全会于8月2日召开.31 同样的日期还在7月23日提到。 32 这可能是金日成对苏联外交官撒谎。很明显，他试图利用苏联大使馆来误导他的敌人，他可能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关于苏联会支持哪一边的信息。然而，在最后一刻，全会被推迟了，由于被Ko Hûi-man解释得很好的理由，它一直到八月下旬才举行。这给了金日成宝贵的时间来阻止对方的计划。在这个关键月份里，金日成得到了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而反对派，被蒙在鼓里，直到八月的最后一天，被迫被动应战。也许反对派与使馆的联系突然中断反映了这个延迟，因为反对派已别无选择只能等待事态发展。金日成的首要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必须把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减少到可能少。没有多少人知道被用来对付中央委员会中不可靠成员的“个人工作”（即政治贿赂和勒索），但毫无疑问，这样的事情肯定发生了。然而，有关于采取一些措施以赢得更多的党员干部的普遍支持的信息。 7月20日，金日成会见了一些高级官员，即副总理和朝鲜劳动党副主席，向他们通报了他访问莫斯科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首都的情况。第二天，同样的信息被传达到朝鲜劳动党常委会。崔昌益在7月23日把这些会议的具体细节向菲拉托夫做了通报。除其他事项外，金日成提到了目前在波兰的危机。（6月底的波兹南骚乱已严重到迫在眉睫的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金日成坚持认为波兰危机的发生波兰领导人所犯的三个错误所导致的：“他们告诉人们太多关于 [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决定”，他们并没有实现“严格的领导”，他们没有注意到在知识分子中的“危险的思潮”。根据崔，金日成认为最好的领导风格是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导风格，这两个国家已设法避免了即使很温和的非斯大林化，并很快和莫斯科开始疏远。 33 显然，金日成要提供给朝鲜的统治精英的信息很简单：去斯大林化可能拼写危险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会危害他们的集体立场。为了避免麻烦，应谨慎处理“危险的思潮”，并应继续遵循已经现行的“严格领导”的策略。金日成没有只限于揭露非斯大林化的可能的危险。他不仅试图用草率的改革所可能带来的可怕的后果来恐吓北朝鲜的精英，而且对他的观众中更加开明的那一部分人，他也没有彻底拒绝改革，并暗示他自己要去纠正一切过错。这是他自二月份利用最爱用的手腕之一。这个手腕不仅仅被用于对付被朝鲜内部的高层，而且用于对付在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34 在7月30日，召开了一个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各部正副负责人，以及一些部长的会议。我们是从二天后发生的菲拉托夫与尹公钦之间的会谈记录上知道这次会议的。在会上，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朴金吉和朴正爱发表了讲话。这两个人被认为和金日成非常接近，因此他们的发言被理解为是一个金日成他自己的间接发言。这两个发言在想法和结构上或多或少相同，语气上是和解的，甚至是忏悔的。朴金吉认识到，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有“严重缺陷”：“首先，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对金日成的党内个人崇拜。但是，过去没有[表现]，现在也没有表现，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危险一样。因此，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决定，渐渐地去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党员之间进行广泛的讨论。”35 朴金吉还宣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人事任免中犯了一些错误，保证这些错误最终会被被纠正”。36 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也就是那些刚刚失去自己的职位的干部将有机会复职，另外一些人也有希望能得到晋升。朴正爱以相同的方式发表讲话。她同样勉强承认，朝鲜存在个人崇拜，但她呼吁以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在我们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我们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会议上讨论了个人崇拜问题。事实上，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对我们党不是一个危险，我们决定不在太广的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并在我们的工作中一步一步来克服所有缺点。然而，当金日成不在时，一些高层中的党员。。。需要对个人崇拜问题做一个全面讨论，并说出了克服党内个人崇拜的必要性。领导人和政党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削弱党的分裂”。她补充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会干预朝鲜劳动党的行动”37 朴正爱还承诺，在1956年初对苏联朝鲜人的清洗负责的人将受到惩罚。这是明显企图在面临的“ 延安派的威胁”时，能赢得了苏联派的支持，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迫害负责”干部主要是属于延安派的。毫无疑问，这两个发言很可能是根据金日成亲自批准的指导方针写的。这两个发言的总体语气与金日成的最新的手段相一致。这些讲话再次承认指控（在北朝鲜，存在个人崇拜）可能不是完全毫无根据，但他们承诺，金日成本人将逐步纠正错误。这一战略的明显目的是平息各种不满，并对可能的持不同政见者显示出，没有任何突然行动的必要性。关于苏联朝鲜人的缓和言论似乎都是同样有意的。在最近针对苏联朝鲜人的运动后，金日成一直努力去消除他们的不满，从而防止他们参加与反对派的联盟的可能。金日成的这种策略最终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一个月后，只有很少数苏联朝鲜人决定支持反对派的挑战。同时，金日成，通过朴正爱的发言，澄清任何苏联的直接支持反对派的行动的干预将是不可能的。正如经常发生的，新路线的一些迹象可以在官方媒体上被发现。 8月1日，劳动新闻出版了长篇社论来解释最近的苏联的在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新推出的官方概念：和平共处，建设社会主义的多条道路，集体领导，等等。这些概念很快被平壤的理论所诅咒，但在社论中这些概念以受欢迎的语气被提了出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苏联新的思想组合中最棘手的部分个人崇拜给了特别的注意。社论的主要信息是非常类似于金本人在最近的最高干部会议上的说法。所不同的是在开放的程度上。由于报纸的作者在面对不同的读者时，不能太坦率，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更传统的密码把这个思想包裹起来，而对有经验的读者而言，这都是透明的。首先，社论作者基本上一致认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显然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社论还暗示说，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在尽最大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紧接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严厉批评的言论。其中社论引述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的长篇发言，承诺将遵循二十大的“历史性决定”。但是，文章的主要重点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敌人”企图利用新的趋势去分裂和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就。表面上的结论和其他官方声明的主题相同：个人崇拜可能是错误的，对它的斗争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它必须以一个有序，可控的方式进行，以免敌人使用它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两个发言被写入的，在所有的可能性已被批准金日成亲自指引。这两个发言的一般模式是肯定与金日成的最新的手法一致。的讲话再次承认指控（甚至是在北朝鲜的个人崇拜的存在）可能不完全毫无根据，但他们承诺，金日成本人将逐步把所有的权利。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平息任何不满，并显示出想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没有任何沉淀行动的必要性。韩国人对苏联的调解言论似乎都同样有意的。经过对苏联的韩国人最近的广告系列，金日成一直努力，以消除它们之间的不满，从而防止任何可能的联盟与反对派他们参加。金正日是在一个月后最终只对苏联的韩国人很少数战略的成功与他的绥靖政策，决定支持反对派的挑战。与此同时，金日成，通过巴冲- AE的发言，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受支持的反对派推动苏联的直接干预将是不可能的。
r*a 发帖数: 1503	7 5 八月前的“八月集团” 看来，在新获得的材料的帮助下，对在1956年夏天党内反对派的一些问题能得到更确切的答案。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在目前不幸并不能回答的新问题。现有材料无法提供任何有关阴谋的早期历史。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到6月20日时，反对派就已存在，并已经组织起来。那时，金日成访问归来，密谋者们开始频繁访问苏联大使馆。例如，尽管李相朝是驻莫斯科的大使，他肯定和反对派保持联系，并开始在六月初公开批评金日成。1 在6月底或7月初，金承化会见了金枓奉，确定他在打击金日成的活动中的位置。2 即使李相朝和金承化最初是彼此独立行动，反对派至少在六月份就已经存在，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将花一些时间来组织到7月下旬那么明显的程度。同时，反对派不可能出现在1955年前，也就是当在苏联不断加速的反斯大林运动开始影响北朝鲜政治。在最后的分析中，试图找出一个准确的日期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反对派的发展最有可能是逐渐发生的过程。反对派的大多数成员属于延安派，因此整个图谋可能是这些在中国的前朝鲜移民的非正式但仍然有影响力的网络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八月后，很多人，也就是延安派和苏联派的绝大多数成员，要么被清洗或要么不得不离开朝鲜。他们都被指控为反对派的支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指控是不太合理的，后期清洗的受害者中的大多数人和真正对“八月事件”负责的人关系不大的。当时（即八月前）的大使馆材料能确定反对派的六个成员，即崔昌益（副首相），李弼圭，尹公钦，戌辉（工会主席），朴昌玉（副首相），金承化（建设相），以及李相朝（驻莫斯科大使）。他们都属于北朝鲜政权的最高层。事实上，除了李弼圭和李相朝是候补委员，其余人都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毫无疑问，这个密谋者的清单是不完整的，但很可能在朝鲜最高层即中央委员会中，反对派几乎没有其他的积极支持者。除了金承化和李相朝（两人在八月下旬均在海外），上面提到的这些政治家是唯一一批在八月全会上发表反金日成的演讲的人。3 后来，一位坦率和直接的苏联朝鲜人官员朴义琓也常被为同谋。4 但是，很可能他是在事后才被列入名单内的。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八月前使馆的文件上，而且直到1957年末，他才被指控为是一个同谋。考虑到他同使馆的接触的频繁程度，如果他确实是密谋者之一的话，他不接触苏联人将看上去非常奇怪。因此，朴义琓可能不是“八月集团”的早期成员，虽然他可能已经知道一些他们的计划。如果是的话，他将很难对他们不报同情的态度，这从他以前与勃列日涅夫的早先接触和与苏联外交官的谈话可以佐证。延安派公认的领导者的金枓奉，年事已高而且显然对政治失望，可能也没有在严格意义上成为的反对派的一员，尽管他后来因为被指控是反对派不同程度的支持者或者主谋而被清洗。有确凿的当代证据表明，金枓奉是至少知道反对派的存在，并很可能对其想法表示同情。 7月24日，金承化将他最近和金枓奉的二次借午餐时间的会谈告诉Filatove ，据金承化，在这些会谈中，金枓奉曾谈到经济困难和人民所经历的艰辛和对金日成的不受限制的歌颂：“金枓奉表示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在朝鲜劳动党内已经蔓延。虽然苏共二十大以后，所有的共产党都在努力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但是我们党一直没有做什么。。。。 [金枓奉说]金日成不想纠正他自己的错误。”5 金承化问金枓奉如果一批干部在下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奋起反抗金日成，他会有什么反应。金枓奉表示，他将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行动，但他补充说，“目前的情况是如此的困难，只有很少人会下定决心反对金日成。”6 金枓奉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现有的谈话记录显示，金枓奉是一个同情者，而不是反对派的动作里的积极参与者。这种立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金枓奉对实际政治的厌恶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1956年5月，朴吉勇说：“金枓奉，作为一个智慧被大家尊敬的的老人，喜欢生长在花园里的花朵，而不是党和国家事务。”7 在使馆文件中提到的八月集团的成员中，只有两个是苏联朝鲜人：朴昌玉和金承化。鉴于大多数苏联派最倾向于和苏联外交官商谈所有的敏感问题（这一趋势充分表现在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在1955年底，反对苏联朝鲜人的运动中），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说，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很少的其他苏联朝鲜人是反对派的支持者，至少积极的支持者。甚至朴昌玉他自己都不是“八月集团”的最初建立者。直到1956年春天，他还对延安派和崔昌益个人非常批评。例如，最近在1956年3月，朴昌玉与苏联的外交官说，曾指责崔昌益对苏联朝鲜人有偏见，并公开对他有敌意。8 延安派和苏联派的相互厌恶是众所周知的，崔昌益被认为是一个苏联朝鲜人的一个死敌。9 然而，当金日成在1955年底推出针对苏联朝鲜人的运动，朴昌玉，还有朴永彬是其首要目标，很可能朴昌玉支持反对派的原因是由他的不小的复仇欲望。这不是偶然的，在与苏联的外交官会谈中，朴昌玉排练他在未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并集中在他自己的个人和派系的不满上。他宣称， “首先，我会批评金日成避免公开承认他和他的圈子创造了个人崇拜。我也为此事负责，而我将会把它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说出来。由他组织的对苏联朝鲜人，特别是我和朴永彬的运动不利于加强党的队伍。相反，它传播不良情绪，缺乏互信，猜疑等等。” 10 关于对朴昌玉本人的攻击是把他拉入反对派中的说法在“八月事件”后的朝鲜官员中似乎也能找到共鸣。1957年2月，当时的通迅相副相Sin Ch’ong-t’aek对两个苏联记者说：“朴昌玉最初不属于该集团。他们后来利用领导对他的伤害招募了他。”11 金承化的行动，另一方面，很可能是被一种要和朴昌玉团结的动机所驱动，因为他是朴的亲密的个人朋友。在新发布的材料上，反对派的主要目标和方法相当清楚地被出现了。首先，反对派领导人希望把新的领导人金日成和他的小圈子更换下去，可以预见的是，就是让他们上台。反对派人士对此相当坦率。 7月14日，李弼圭说，“[反对]小组把它自己放在能领导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地位上。”12 在8月9日，李相朝，二个月前曾建议苏联领导层的直接干预可能足以“改造”金日成，现在已经改变了他的说法和甚至开始命名金日成倒台后未来可能的领导人。 13 李所提到的一个领导崔昌益在与苏联外交官的会议没有那么直率，并坚持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党内的情况。不过，他也暗示，它可能最终被认为是有必要推翻金日成。 14 为什么他们开始所有这一切？什么是他们决定加入一个极其危险的密谋的主要的原因和动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被猜测的，至少部分地，将永远是处于被猜测的位置。敢在 1956年向金日成挑战的人的内在动机可能永远无法为人所知。然而，目前的文件资料使得我们有可能对反对派领导人和参加者的动机做一些合理可行的猜测。 “八月集团”不是一堆为了崇高事业而奋斗的清廉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的动机中，有很多仇恨和派系权力斗争的因素。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其他派系对政治家的个人攻击的高发生率。尽管正式地说，反对党的关注是要去掉低效率的干部。毫无疑问，个人的政治利益是背后的众多谩骂的主要原因。反对派人士强烈批评金日成的小圈子，其中主要包括前游击队员，另外还包括很早就和金日成结盟的苏联朝鲜人（如南日和朴正爱），延安派（如金昌满），国内派（如韩雪野）。对这些金日成的支持者的长篇谩骂是所有反对派成员和苏联外交官交谈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会议上，反对派（非常严重）提到金日成小圈子的12个成员，其中有韩雪野，金昌满，金一，林海，朴金吉，韩相斗，李钟玉，和郑准泽。15 延安派还经常攻击两个苏联朝鲜人：朴正爱和南日，虽然朴昌玉很明确地把前者从广为流传的她曾经与日本警方合作来挽救她自己的性命的指责中保护起来。值得重申的是一些反对派成员最初似乎把崔庸健当作一个秘密的支持者，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他们错了。16 如果我们考虑到姜相浩关于崔在挫败反对派计划的作用的言论，还有崔此后上升到一个新的政治高度，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崔庸健为了金日成刻意赢得了反对派的信任，要么获得更多反对派计划的信息，要么引诱金日成的敌人去犯愚蠢的错误。（后来，在全会上，崔庸健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反对派对人事任免事项非常注意，这无疑反映了朝鲜劳动党精英内部的连续不断的派系斗争的严酷现实。然而，如果把反对派说成仅仅包括那些要求升官的人，他们急于使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消灭他们在政治上的和个人的敌人（应该指出，这些从不犹豫地利用一切机会报复）的话，那么就是对事实的过度简单化了。反对派显然有一些要实行的个人的议程。虽然他们想获得更多的权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对权力和复仇的欲望不是唯一的重要推动因素。他们也希望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繁荣的，在一定意义上，更民主的朝鲜。他们希望在朝鲜实行非斯大林化，这个渴望刚好与国际共产阵营的时代潮流相一致。反对派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崇拜，反对派支持者在几乎每一次与苏联外交官的交谈中都提到这个问题。另一个再三指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扭曲” 的，如上所述，在后斯大林的苏联政治术语中是指任意逮捕，大规模处决，和折磨。除了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扭曲”外，反对派人物经常描述由于过度追求重工业化而导致的普通百姓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草菅人命。这个题目在金承化与金枓奉的谈话所提起，也在被崔昌益和李相朝和苏联外交官的接触中短暂地提到，也被李弼圭所详细讨论。李弼圭的话值得详细引述，因为这些话显示一个消息灵通的官员是如何看地朝鲜的总体情况：“农民构成了 [北]朝鲜人口的80%。解放后，他们被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机会去追求好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很贫穷。政府一直在执行一个不正确的税收政策。在过去的十年，不是23-27%的税收，农民身上收的税超过50%。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天。更不必说在1954-1955年的征税方法了。收税通常伴随着殴打，谋杀，和逮捕。党的活动是基于暴力，而不是说服。合作社运动是基于暴力。工人生活很差; [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大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生活条件也很困难。”17 这种忧虑在反对派成员之间是相当常见的。 1957年5月，朝鲜驻东德大使朴吉勇告诉一个苏联外交官说：“国家的经济情况仍然非常困难。将近一半的人口没有粮食，衣服，或鞋。。。。朝鲜人是非常坚忍的，习惯于困难，但不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现在是做一些事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的时候了。”朴吉勇是一个苏联的韩国人，而不是在任何意义上反对派成员，但这些言论表明了不少朝鲜官员都是对国内人的绝望的经济状况表示不安。 18 革命被希望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这种改善没有发生，革命的终身支持者也有理由感到担心。、这些说法反映了由由正雄Okonogi所研究的发生在1954-1955年的北朝鲜的工业政策的讨论。19 当时，朴昌玉坚持更加注重轻工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这条路线最终被金日成拒绝。在与苏联的外交官的会谈中，朴昌玉重新提到这个问题，并指出，北朝鲜的领导层对老百姓的疾苦是漠不关心的。 20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朴昌玉表达了朝鲜干部共同持有的观点，其对金日成的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重工业化的政策持怀疑态度。金日成在工业化上的决定的逻辑是相当清楚的：重工业有力的发展意味着朝鲜对苏联和中国的依赖的减少，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朝鲜政府潜在的军事能力。在50年代中期，苏联的援助金额大幅度降低也鼓励这种做法，因为苏联开始像是一个不太慷慨和可靠的援助国。这条路线也得到了斯大林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的共同智慧的支持，这毫不含糊地等同于传统的铁和煤重工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高兴地支持这个“ 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特别是考虑到由轻率工业化在伤口上造成的痛苦是随处可见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反对派曾计划在挑战国家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概念和它的基本原则，例如一党制。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解放区”或在斯大林的苏联下的的恶劣环境中的终身共产党干部，再加上以及朝鲜及周边地区的总体情况，这种说法必须被排除。所有与此相反的说法，都是后来朝鲜官方宣传机器的传播的结果，可以认为是蓄意捏造的。八月的密谋者绝不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他们可能在我们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被说成是“民主斗士”，把他们说成是 “内部反共者”或“内部民主派“中的任何一类都是不合历史的。 21 在他们所有与苏联外交官的谈话中，密谋者批评政策，而不是战略原则。他们没有质疑列宁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沿在在苏联和更加自由的“人民民主”国家正采取的路线改善它，使之变得更加可行和富有同情心，对人民的要求更敏感。不管人们可能认为“民主”，甚至“合法性”在斯大林主义国家政治机构的条款意味着什么，值得强调的是，反对派打算在党章和党纪内采取行动。这可能是说，他们计划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这些手段不是确切“民主的”（他们也不能这么做，因为朝鲜国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民主的”）。反对派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全会上批评金日成，并希望他们将把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赢到他们一边。根据1956年通过的党章36条，在技术上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因此中央委员会也有权利改选他。这是很难说是民主的程序，因为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小小的，秘密的，基本上自我任命的寡头组合体。然而，这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过程。金日成后来坚持说他的敌人打算在必要时用武力取代他。Suh Dae-sook他的著名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这个指控是不可信的，因为在1956年游击队派别牢牢控制了军队及“任何集团或者党派的任何严肃的军事行动在那时将是自杀性的。”22 我只能同意这个结论，并补充说，在使馆的文件中也没有提及任何这样的计划。但是，李弼圭的一些言论可能是例外。他的确是在暗示一种“强行动乱”的可能性，所有其他反对派成员都谈到用和平和合法手段去实现其目标。“Lim Un”（Ho Chin的化名）的信息来源人还表示，如果他们在1956年决定使用武力对付金日成，结果可能会更好。 “Lim Un”，虽然不是没有遗憾，说反对派没有考虑任何军事行动，尽管他（或他的信息来源人）显然考虑过可行性。23 然而，这些言论是在70年代末才说的和更多可能只是构成迟来的一厢情愿。Suh Dae-sook 显然是正确的：即使延安派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在军队有足够的影响力，1956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清洗的初始阶段也就是全会结束后的几个月内并没有这样的指控，Suh的意见似乎更为合理。一年过去了，反对派才被指责策划兵变。第一个这样的指控是在1957年12月被播出的。而这些指控是在 1958年3月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会议上被公开的，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被证实过。目前尚不清楚反对派希望看到谁能取代金日成当朝鲜的新领导人。与苏联外交官的交谈中没有提到任何名字。然而，在危机过后（即在1956年底和 1957年）流传的谣言坚持认为，反对派幻想崔昌益能当新的党主席和朴昌玉当新的首相。 24 这些选择似乎是相当合理，尤其是因为朴已经是副首相，并崔有作为反对派领导的美德，将是担任党内最高位置的理想人选。唯一的关于在这方面的计划的当时（即八月事件前）的信息，是由朝鲜驻莫斯科大使李相朝说的这番话。李似乎一直在与反对派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当年年底，在他们的失败后，叛逃到苏联。在8月9日，在向一位高层苏联的外交官透露有关对金日成的政策的进攻的准备工作时，李相朝称，反对派将要任命崔昌益当新的党主席而当时被误认为是一个同情者的崔庸健当北朝鲜军队的总司令。没有其他人的名字被提及。25 在一年后的新的全会上，被控与反对派合作但被提供了一个悔改机会的高凤基说，反对派希望任命失势的延安派领导人朴一禹出任新的党主席，而崔昌益，朴昌玉，金承化分别是他的副手。26 然而，发表这种说法时，反对派已失败很久，其内容作为故意宣传运动的一部分很明显是由当局撰写的。因此它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记住，虽然像任何宣传材料，它很可能含有一点被认为有利于当局真理。相同的说法在朴昌玉在1959年期间的在一个对“八月事件”的秘密调查期间所作证词内可以找到。根据他的陈述（北朝鲜内务省负责人给了苏联外交官一个副本），崔昌益要当新的书记，和朴昌玉是当新的总理。27 这种说法和李相朝的说法非常接近，因此，尽管这个证词是明显被强迫的，其内容可能是准确的。因此，看来非常可信，崔昌益被朝鲜反对派视为未来的领袖。值得注意的是密谋者没有向苏联外交官提到崔的名字或任何其他人的名字，因为他们显然已经决定继续对这一重要问题保持沉默。李相朝的说法不符合这个规律，他在莫斯科，并可能一直不知道在平壤的反对派做的一些战术性的决定（例如，当和苏联外交官谈话时，不提名字）。我们可以推测，密谋者保持沉默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想通过暗示一个明显亲中的候选人而疏远苏联人，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已经决定好如何政治分赃的要升官的人。莫斯科与苏联大使馆是如何对局势作出反应的？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但必须要记住，只要莫斯科与在平壤的大使馆的电报往来，以及大多数苏共文件等这些重要的材料是保密的，对这问题的答案将必然是猜测性的和不确定的。从现有的使馆文件看，苏联的反应似乎很谨慎，甚至是迟疑的。看来苏联外交官没有试图说服不满的反对派要员放弃他们提议的行动，也没有对他们进行直接的支持，但外交官经常呼吁反对派成员更加“谨慎”。这样的中立是可以理解的。到1956年，金日成已不再像在1945年或1949年那时一样是莫斯科直接的门徒，甚至是傀儡，因此苏联外交官不再愿意展示决心去捍卫他来对付所有的国内挑战。苏联人在原则上不反对领导层的变化。毕竟，在1956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统治集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许多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解职： Chervenkov在保加利亚（四月），拉科西在匈牙利（七月），和Ochab在波兰（十月，虽然情况有所不同，因为 Ochab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而是改革者，尽管比他的继任者哥穆尔卡相对不激进一些）。莫斯科对这些变化大多是鼓励的，或至少是批准的。在共产主义世界内按照旧苏联的模式建立他们的个人崇拜的“小斯大林”已经快属于濒危物种，很少有人怀疑金日成也属于这个组。二十大的思想和它的各种解释，有时被机会主义者，有时被国家共产主义者，有时被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所利用和支持，并已从布拉格蔓延到平壤。对金日成的行动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相反，这些行动很好地符合了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在动荡的1956年夏天所发生的事件的一般模式。如果苏联不反对拉科西或者Chervenkov的下台，他们为什么要反对金日成的下台？另一方面，朝鲜的政治稳定不能不成为苏联外交官的关注。用在劳动党内部有更多的支持的人来替换金日成，这种政治上是可行的，甚至是可取的，将被容忍，只要这种行为不损害最东端的共产党堡垒的稳定。对于苏联，朝鲜在在美国部队驻扎的韩国和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的重要的工业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缓冲区保护。因此，不论他们对金日成的态度如何，苏联外交官必须谨慎，许多谈话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结束。这种方式可以从Filatov和朴昌玉在7月21日的谈话结束时可以看到。Filatov在他的报告中描述他的谈话说“在谈话结束时，我再次呼吁朴昌玉注意日益严重的局势，并警告他不要鲁莽行事。我让他认真学习党内局势，不允许他的行动被那些对金日成的政策不满的人所利用”28 同样的态度也在Petrov和南日在7月24日的会谈中可以看到： “我说我个人认为，南日在尖锐批评金日成这个问题上的麻烦非常值得关注，而朴昌玉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显然是不正确的。我说，苏联朝鲜人对金日成的尖锐批评的倡议可能被误解，这可能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29 然而有些人认为苏联外交官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支持金日成。在1956年不久后，这种观点是在平壤的政界内相当普遍。例如，Ho Chin (Lim Un) 在他的北朝鲜历史的开创性研究一书中说：“[反对派的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大使馆的参赞违背了信仰。当他和崔昌益讲话时，他持肯定态度，但他后来把他们之间的谈话正式报告给朝鲜外务省。这可能是一名外交官谨慎的行为，但从一个政治家和革命者的立场看，它构成了对信仰的不光彩的背叛。”30 Ho Chin（又称Ho Un-bae）后来写道，金日成，由于获悉了反对派的计划，匆匆赶回国内准备一个政治反攻。Ho Chin，在事件发生时是一个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在70年代写了他的书，其内容是在秘密采访众多俄罗斯朝鲜流亡者（尤其是李相朝）的基础上，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数据。他们可能已经错了，可是Ho Chin把这个信息写入他的书表明，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流亡者普遍相信这个故事。类似的说法也可以在许多关于北朝鲜历史的出版物上找到。这个故事很可能起源于韩国政府和情报机构，因为他们经常在60年代末起提起它（或许反映了朝鲜官场内部的常见谣言）。基本上，这个故事包含两个要素：（1）金日成在海外从苏联人那里了解了阴谋，而他然后匆匆回家做一些准备，（2）关于阴谋的信息被在平壤的苏联外交官（Ho Chin提到 “一个参赞”）提供给金日成或者他的支持者。此说法的的第一个要素必须予以证伪。使馆的文件没有在金日成的海外旅行期间提示任何不寻常活动的迹象。只有当他回来以后，形势才开始发展。即使仍然有可能认为，信息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例如，克格勃）向莫斯科发电报透露的（在解密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信息）。但是，Suh Dae-sook提示了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常识性的反驳。 Suh的说法是，金日成在回国的路上在蒙古停留了三天。蒙古对朝鲜而言是称不上是一个具有很大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国家。如果金日成真的想快速回国，在乌兰巴托一个政治无关的城市的长时间逗留否定了这种说法。 31 第二个要素也就是苏联外交官对反对派的背叛更值得关注。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谁是哪位在Ho Chin的信息提供者说提到的“参赞”呢？从大使馆的文件，我们现在知道崔昌益确实在7月23日参观了使馆，并和参赞Filatove会晤。这发生在金日成回国后，所以正如已经指出的，从苏联外交官收到的信息不会促使金日成回国。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是否Filatove或任何其他苏联外交官把这一事件报告给北朝鲜当局。一方面，正如 Filatove的前同事回忆说，他有非常谨慎的声誉。他是一个有斯大林时代的职业党官僚害怕任何不寻常的或危险的行动。此外，现有的文件没有提到在7月下旬的关键日子 Filatove和北朝鲜外交部任何人会谈的记录。但信息可能由他人转交，例如，通过 Petrov和南日和朴正爱的会谈。该次会谈中解密文件中被提到了，但是没有说明。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或对或错地指责苏联人二面派的行为导致反对派的失败在北朝鲜党精英中广为传播。然而，有理由对这些指控持怀疑态度。不论其真实性，金日成本人后来有充足的理由散布这样的谣言。通过坚持声称有苏联的支持，金日成向他的潜在反对者表明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因为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所有对金日成的权力的挑战，将注定是失败的。因此，无论苏联是否提供了信息，金日成有很大的利益去坚持说他们这么做了。这是金的策略。 1956年9月，Ko Hûi-man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外交部官员S. P. Lazarev。他们谈到最近八月全会，在会上Ko Hûi-man表示，由苏联中央委员会送给被朝鲜领导人的在苏联大使馆谈话的记录已经出示给反对派集团成员。不过，Lazarev没有采取他的话，并认为有必要讲以下的话：“特殊兴趣的是，李相朝[当时的朝鲜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共产党通报了一份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在最近的全会[作出 ]声明。这份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在表面上建议朝鲜的目前的情况是出于一个关键的状态。Ko Hûi-man的声明证实了对[苏联]中央委员会的的’指示’[拉扎列夫自己的讽刺引号]的引用可能在在全会上被使用了。”32 因此，Lazarev在1956 年9月不相信这种对事件的说法（这种说法出现在时间更晚的Ho Chin的书里），甚至认为有必要吸引他的上司去重视这些说法。当然，Lazarev在枯燥的正式文件里也没有掩饰他对“八月集团”的明显同情，以及他对 Ko Hûi-man和他的“记忆演讲诵读” 的恶意，Lazarev有可能不了解外交官或其他高级政治领导人的行动。此外，如果苏联外交决定和金日成站在一边反对他的对手，米高扬在九月份对朝鲜的访问将很难被解释，因为米高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使金日成让反对派的行动参与者恢复党籍。值得记住的还有，Petrov曾明确建议南日不要把密谋者的名字透露过金日成。 33 在1957年12月，当金日成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一个秘密讲话时，他特别提到了苏联对反对派的态度：“有些人想利用苏联共产党的权威来对付我们。尽管如此，[ 苏联]中央委员会相信我们，而不是某些其他人。分裂主义分子想用苏联大使馆的某些官员反对我们。不过，当我们把南日和朴正爱送去的时候，大使馆官员把所以的信息都透露给我们。。。。同时，当米高扬同志来的时候[在9月，去促使金日成停止对反对派的清洗]，我们告诉他，在使馆有一些不良分子，结果他们被召回了[苏联]。”34 在南日和Petrov的谈话记录没有迹象表明Petrov“透露了一切”。不过，至少还有两个其他会谈在此时发生，这些事情可能在这些会议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金日成本来可以在1956年8月和1957年9月同时唬人，试图通过暗示苏联的支持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毕竟，此时，所谓的苏联支持在这个时候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最后，关于金日成的讲话中的使馆的“不良分子”，在1956年8月到1957年6月期间，苏联大使馆只有二个重要人物 Petrov和 Filatove回国，这二人也是当年二个仅有的在七月份和八月初和密谋者做过直接接触的苏联外交官。如果金日成的声明并不完全是虚张声势，那么这样看来，这些外交官曾支持反对派，而不是背叛它。因此，我们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抛弃这个普遍看法，即苏联大使馆在挫败反对派计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明确的回答将是不可能的，直到研究人员获得所有相关材料。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要回到上面提到的神秘事件，这可能与未知的阴谋和苏联官僚内部的冲突有关。如上所述，彼得罗夫和李弼圭之间的重要会谈，即密谋者第一次接触苏联官员，发生在7月14日。然而，出于一些未知的因，彼得罗夫故意把根据标准程序被送往莫斯科的谈话记录上的谈话时间给标错。日期变成了7月20 日，也就是实际谈话的六天后。此外，彼得罗夫编辑原稿（至少是较早版本的报告）大大扭曲了李的原意。结果，李的立场看起来不那么激进。另一个严重“编辑” （如果词不是太温和的话）的目标可能是要创建这么一个印象，即李已经提到了一些有组织的对金日成的统治地位的抵抗。这种捏造，但很快就发现，它是怎么发现的依然是未知的，但据推测是使馆内部的一些阴谋所造成的。 9月28日，苏联大使，伊万诺夫把原始手写稿发送给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在一个简短的备忘录附件，伊万诺夫提醒他的上司注意这一事实，最初的手写稿所记录的时间是7月14日，不是7月20日即后来才被彼得罗夫“纠正”的日期。伊万诺夫还告诉他，这个较早的日期已被李-彼得罗夫会谈的翻译King Chu-bong金楚峰，一个朝鲜族苏联外交官所证实。 35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违反规章和纪律的行为，以及它可能是彼得罗夫被最终召回的原因，从1956年底起他的名字不在使馆的文件上被发现了。这一令人费解的事件无疑反映了一些苏联官场矛盾，但在这个阶段，我们只能推测其参与者的动机。有很大的动力去寻找这个不寻常的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例如，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打字文本上彼得罗夫一直淡化李弼圭经常提到的在朝鲜“动乱”的必要性（彼得罗夫省略李的言论中的“地下行动”和“革命分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这些活动的可能支持） .36 这样的遗漏可能被视为彼得罗夫把密谋者对北朝鲜的政治稳定的威胁程度降低，从而可以被看作这是他隐藏的对反对派的同情。与此同时，据了解，从发生在和李弼圭会谈前的匈牙利来源得知彼得罗夫表示了对现状表示不满。在1956年初编制的匈牙利文件说：“虽然停战已经快三年前结束，但战时工作作风依然对政治和经济生活有实质影响。这是怎么体现出来？主要是在过度的个人崇拜上，并在一人领导下，所有的后果都来源于此。据苏联大使馆彼得罗夫同志的意见，对个人的过度崇拜是在战争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和接受，但现在它变得越来越多了变成了发展的障碍。因此，最高领导周围有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不敢反对[领导]的马屁精。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已发展起来，只有正面的成就才会报告给上级领导。”37 这些彼得罗夫的话听起来和他与李的会谈记录看上去一样非常可疑。无论是彼得罗夫在早先接触到相同的意见，或在某种程度，他按照他对自己对朝鲜局势的观感改变了李的陈述。在任何情况下，匈牙利的文件清楚地表明彼得罗夫曾同情反对派。不过，考虑到当时苏联大使馆的情况，还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把更多放在彼得罗夫的个人职业生涯的顾虑上而不是他的个人意识形态同情，尽管上述匈牙利文件确彼得罗夫也有这样的同情。这可能是彼得罗夫不想把谈话的记录转到纸上，因为他可能把自己给牵扯进去。李对金日成的口头攻击事实上是相当锐利的，记录这些爆炸性的意见对彼得罗夫将是危险的。在1956年夏天的不确定环境中，他可能被指责，例如，没有反驳李，或没有支持他。在任何情况下，这次谈话的不寻常本性需要采取非常措施，这些措施是有风险的。因此，很可能彼得罗夫决定等待去观察进一步的发展，可能希望将出现有关情况的进一步的澄清。毕竟，如果手写笔记是可信的，李没有提及在7月 14日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对金日成的反对派，所以，李的话现在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视为仅仅是一个不同意见的人的个人意见，令人愤怒和，但或许政治微不足道。因此，彼得罗夫采取了一种观望态度的理由。一个星期后，情况开始展开，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已经很明显，彼得罗夫终于决定要编辑文件，但他通过故意标错日期来掩盖他最初不愿意准备草稿。把一些关于对那时已经知道存在并积极活动的有组织反金反对派的言论插入文本，并淡化了李的一些锋利言论。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的是一个职业忧虑和政治同情的组合来对彼得罗夫的行动做出解释，但总的来说，这整个事件仍然有些神秘。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确定苏联对“八月的密谋”的态度。一个更重要但同样不清楚的问题是中国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材料的过度缺乏是任何研究的最大障碍。要等待在北京的档案馆材料对研究学者开放还可能还需要等待几十年，所以目前对这个问题，只能尝试做出一个粗略的和暂时的答案。看来极有可能八月反对派收到了中国大使馆的一些支持，甚至在八月全会之前的支持。其实，整个事件有可能是由中国煽动起来的。反对派的核心由延安派组成，其成员始终与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反对派的企图失败后，不成功的密谋者中的幸运者逃到了中国，在那里他们没有困难地找了庇护。毫无疑问，即使中国领导人不是反金日成行动的发起者，但他们应该很早就知道这件事。如果反对派（崔昌益，李弼圭，尹公钦，和其他人）认为向苏联大使馆告知他们的计划是适当的，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还会晤了中国的外交官，特别是考虑到他们与中国的更加紧密的关系。姜相浩，当时是内务相副相，因此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告诉我说，密谋者和中国大使馆有一条秘密的联系途径。 38 甚至看上去极有可能，整个战略的制定，是在北京的初步建议，或至少是，北京的批准转达给反对派以后。如果中国没有赞同反对派的计划，它将有充分的机会去防止该集团的行动。根据这一时期的情况下，北京的批准将是一个任何行动的必要前提。是什么可能导致中国领导人对金日成怀有这种不好的感觉？金日成与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之间的相互不喜欢并不是什么秘密。此外，对毛泽东的个人门生朴一禹的清洗难以让金日成赢得北京的喜欢。此外，毛泽东没有忘记金日成在朝鲜战争期间无视毛泽东的指示。 1956年8月，李相朝在莫斯科引用了这个事实已作为金日成的忽略“兄弟党明智的建议”的倾向39 这无视反映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隐性紧张：尽管中国军队把朝鲜从被消灭中挽救回来，并把战线恢复到三八线附近，但是北京是不会牺牲生命和资源去实现金日成的 “国内”的目标。然而，这些因素将难以足够去煽动这么激烈的强行的让金日成下台的措施。然而，可能还有一个额外的原因：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在不断隐藏中的恶化中。在 1955年至1956年，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些直接破坏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行动，以及北朝鲜事务可能已经成为这一系列事件上的一环，并最终导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戏剧性的中苏分痕。我们可以通过考虑在波兰几乎同时发展中，找到一些可能的线索去解释朝鲜“八月事件 ”前的中国行为。 1956年，波兰目睹了一场改革派（由哥穆尔卡领导的）和斯大林保守派之间的戏剧性的对抗。波兰改革者的方案和目标和他们的北朝鲜同行者类似：他们设法消除斯大林主义的残余，使波兰社会少镇压和更加繁荣，同时牢固地保持在已经建好的一个列宁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框架内。改革者的行动让莫斯科感到严重震惊，尤其是因为这个运动的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对俄罗斯的传统敌人波兰来说本质上就是反苏的。的确，改革者被大众所广泛支持，和群众偶尔也有相当激进而且公然敌视莫斯科的口号。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局势似乎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苏联军事干预，并于十月中旬莫斯科开始准备在波兰苏联军队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个动作并没有落空，因为改革者不仅享受近乎普遍流行的和积极的支持，但也设法与他们的对手签订一个协议。波兰保守派，根据斯大林主义者的标准算是温和的，不希望流血，也没有人愿意为了执着于权力付出一生的巨大代价。其结果是谈判妥协和改革派在波兰共产党政府随后成立。鉴于波兰新领导人承诺保持良好的苏联波兰盟友关系，并控制流行的反苏情绪，莫斯科不情愿地证实了哥穆尔卡的上升。然而，在十月中旬，苏联干预显得很可能，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作为莫斯科的主要盟友的北京被告知这些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好机会去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作为小国和小党的保护者。因此，中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立场。他们表示，他们对苏联的干预计划深表关切，并强调，波兰人民和波兰党将被允许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中国政治局的特别会议讨论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谴责对波兰内政的无理干涉。 10月23日，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召见苏联大使，要求他紧急通知莫斯科，中国将抗议苏联在波兰的任何军事行动。 40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支持对波兰反斯大林主义者是决定性的。在一个不那么正式层面上，中国，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整个波兰危机指责苏联“ 大国沙文主义”，并小心翼翼地让莫斯科和华沙都知道这个意见。显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毛泽东正在努力表现出一个反对苏联的压力坚持国家独立的胜利者。而这个主题将在20世纪60年代为中国的宣传机器所广泛使用。这一立场有助于莫斯科最终决定不在波兰使用军事暴力行动。这一切都显得有逻辑，但事后证明，半民主的改革和非斯大林化并没有在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他真正的目标是把他自己变成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正如，陈坚和杨奎松指出：“到1956年底，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虽然毛在公共场合继续维持莫斯科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他真正相信他更有资格来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处理关系的基本原则。”41 如有需要，中国将支持非斯大林化（例如，波兰），而在其他地方会赞同相当保守的斯大林化的行动。后者的一个好例子就发生了匈牙利，反共产主义革命是由苏联军队和毛泽东的鼓励的全力支持所粉碎的。这种理解提供了一些线索去解释了在1956年夏天中国对北朝鲜改革者的支持。正如波兰的例子所表明，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内的一个特殊的反斯大林姿势并不会排除排除掉中国的支持，如果北京认为，该集团的最终胜利将有利于它的主要目标，维护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令人意外，如果1956年毛泽东在考虑更换金日成。毕竟，金是前红军军官，其崛起是苏联的军事工程的结果。因此，他可能被认为是过于亲苏，而他的敌人主要是一些与中国有终身连接到的政治家。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拿更同情北京而对莫斯科的联系和依赖更少的崔昌益或其他延安派取代金日成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个烦人的“老大哥”关系破裂时的一个好资产）。它根本在意这种替换是不是在非斯大林化和亲自由化的口号下的进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苏联关于消灭个人崇拜的思想来为整个事件产生了一个方便的意识形态理由，并最终针对莫斯科及其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统治。然而，在这个阶段即使是那些改革者的口号和想法还没有成为中国领导人的诅咒对象。在1956年夏天，中国正经过也许是毛的整个统治中最自由的阶段。在1956年5月，所谓百花齐放运动开始了。该活动持续了大约只有一年，但毛泽东曾经容忍任何形式的政治对话的。像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一样，前延安流亡者对此也是非常了解，并对在朝鲜的八月危机形成了一个背景。因此，在1956年夏天和秋天，中共领导层可能并不反对朝鲜反对派建议的激进改革。事实上，它可能是更愿意支持改革者，如果这有利于中国自身的计划。不管什么原因，在1956年北京在拥抱改革和领导人变更的意愿上可以和莫斯科旗鼓相当，甚至超越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一切都是猜测。中方的立场，中国允许甚至鼓励朝鲜反对派的理由，都仍然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而且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能希望中国或外国历史学家的未来的研究将解答这些疑问。
r*a 发帖数: 1503	8 6 八月全会经过近一个月的延迟，八月全会在8月30日开幕并持续两天。官方议程有两项：金日成最近访问苏联和东欧的结果和全国卫生服务状况。然而，正如和许多其他场合一样，这个正式议程是相当误导的。和全会上发生的主要事件，也就是反对派对金日成的攻击相比，这两个列出来的项目，尤其是第二个，是相当不重要的。反对派展开了攻击，并立即被打败了，一切都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发生。八月全会已在大多数针对朝鲜历史的书籍中被描述，至少简单地提到。而由朝鲜官方刊物提供的数据则非常模糊。在1957年至1959年，朝鲜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崔昌益，朴昌玉和他们的“走狗”的阴谋的出版物。这些人指控犯下严重的，甚至不断增加的各种不同罪行，并最终对他们的指控达到了叛国罪。然而，这些陈述并没有提供很多关于八月对抗的事实资料。相反，它们包含对“反革命宗派分子”和“他们的阴谋”一系列高调的，但含糊的标准化攻击。从这些出版物中是不可能知道八月全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宗派分子的分裂攻击”的真正意义。八月全会对北朝鲜的历史研究著作中被提到。其中早期较有名的例子是在Koon Woo Nam 和 Suh Daesook所撰写的金日成的政治传记。另外，还有后来出版的由Kim Hakjun 和 Ch’oe Song 说做的对北朝鲜历史的一般历史回顾。此外，还有更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南韩的官方和半官方刊物（虽然后者的大部分，正如Suh Daesook指出的，是“非常不可靠”的）。这些著作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来自北朝鲜的叛逃者，而这些叛逃者则依赖于从谣言到党内秘密刊物等一切消息。在 Ho Chin的书中，对八月全会有一段简单的描述（仅仅只有一段）。其描述主要是来自Ho Chin在在70年代末收集的在苏联的北朝鲜流亡者的证词。幸运的是，一些原始而可靠的，虽然简短的，当代文件已经出现，另外还有姜相浩的回忆录和他的访谈记录。虽然许多问题只能等新的材料被解密才能回答，这些新材料对在1956年8月30号那天在北朝鲜首都所发生的事情透露了一些新的信息。当时，苏联官员认为局势特别敏感，因此和八月全会有关的最重要的苏联材料被列为高度机密，到今天依然如此。因此，我们无法获得大多数由苏联官方所撰写的八月全会的资料。毫无疑问，这些材料是由苏联大使馆一次性编译，但是无法在写本书的时候获得这些资料，并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继续保持这种状况。然而，在解密的文件中，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对八月全会的陈述。它是Ko Huiman 和 G. Ye. Samsonov 之间发生在八月31日，Ko Huiman，当时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也是前苏籍朝鲜人（当时是金日成的一个忠诚者）。他在牡丹峰剧场偶然遇到苏联外交官。记录显示当时外交官出席了来访的匈牙利剧团的表演。据记载，Ko Huiman 对在八月全会的对峙表现得相当愤怒，并在看到苏联外交官后，冲过来就将此事告诉了他。鉴于这可能是最早的对“八月事件”的陈述，而且是一个由一个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事件参与者所作的证词。这个资料是值得全文引用的：全会议程的主体不是[官方议程项目]所指定的问题，而是一个肃清了一个反党集团。其主要成员包括崔昌益，朴昌玉，戌辉，尹公钦，李弼圭，还有其他一些人。甚至在全会召开之前，许多人已经知道，这个反对小集团将对一些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展开反党攻击。被攻击的对象包括被认为是亲日分子的朴正爱，郑准泽，和韩相斗，和被认为是平庸无能的崔庸健，郑一龙, 和 Kim Hae-il。此外，崔昌益攻击在常务委员会中的金日成，[坚持]他把整个国家和党的权力集中在他手中。 [崔昌益]说，自己和其他人已经发现和金日成难以合作…. 崔昌益还尖锐地批评党关于工业化的路线，因为此时绝大多数人口正在挨饿。据崔的意见，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应该是来自兄弟国家的援助的更好用途。金日成反对这一建议，指出这个特殊工业化政策正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援助下在南韩展开。我们不希望这样，[金继续说，] ，人民也不希望这样。党的政策的确定不能仅仅根据崔昌益所坚持的短期需要。在这方面，他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中央委员会预见到了反党集团可能会对党领导展开疯狂攻击。事实上，这正是后来所发生的。第一个演讲者是尹公钦，他指出，在党内存在一种警察制度，领导层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可靠的人，并引用崔庸健为例子。全会认为尹的讲话是一个反党[行动]。在全会的第一天，尹被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出去…. 崔昌益，朴昌玉，戌辉，和李弼圭也相继发言，但是他们被一一驳斥。另外一个信息来源是姜相浩的回忆录。姜本人并不是八月全会的参与者。但是，作为当时平壤官僚体系的高层干部（内务省副相），他是有很多机会和直接参与者讨论当时发生的事件。根据他的回忆录中，在八月全会上，首先站起来发言的是尹公钦。尹简短的发言被抗议的呼声所淹没。尹说，“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已扎下了根”和“不负责任的人被允许参加党的领导。” 为了澄清事实，尹公钦提到了崔庸健的名字，根据姜相浩，尹甚至反问，“那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前领导人却突然变成了朝鲜劳动党的领导者之一？”不过，尹公钦的讲话并没有达到密谋者所预期的效果：几乎没有人支持尹公钦的指责。完全控制局面的金日成的支持者立即把他的讲话打成“反党攻击 ”，并把所有指控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据姜相浩，崔昌益和其他反对派成员还试图说话，但他们根本无法在八月全会上获胜。实际上他们的发言都被噪音和呼喊所淹没而变得几乎难以理解。此外，存在着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对八月对抗的陈述。在 9月7日，恩维尔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和和金日成会谈。在这两个最知名的未来“国家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会谈中，金日成与他的同事霍查谈及最近发生的事件。虽然这次谈话没有透露许多新的细节，但是把它完整再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将要看到的，金日成所忽略的部分可能比他所包含的部分更重要。根据霍查：修正主义者的黄蜂已经开始植入其毒螫….金日成告诉我们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生的一个事件。 “在我做完报告以后，”金日成告诉我们，“二位政治局委员会和几位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站了起来，开始就来自苏共二十大的那些问题发问，并指出，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我们中间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在朝鲜这里，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还没有完成的。他们对全会说：“根据苏共二十大，我们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和政治成果，不称职的人已经在党中央周围聚集。” “换句话说，他们攻击领导的路线和团结，”金日成继续说， “整个中央委员会站起来反对他们，” 他最后说。 “对他们最后采取什么立场？” 我问。 “全会对他们提出了批评，就是这样的，”金日成说，并补充说：“紧接着[，] 他们中的两个人逃到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Ko Huiman，参与“进攻”的反对派包括尹公钦，崔昌益，朴昌玉，戌辉，和李弼圭。崔昌益和朴昌玉是金日成所提到的“两个政治局成员”。主要指控包括个人崇拜，牺牲轻工业（并最终牺牲生活标准）来支持重工业的的政策，以及金日成尝试提拔对他个人忠诚，但是据称不称职的干部，特别是崔庸健。显然，当时密谋者已经失去了他们最初抱有的来自崔的支持的希望。对个人崇拜的指控在1956年夏天的气氛下是相当可以理解的，而对“不称职”干部，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游击队派，的人身攻击，可能反映了派系冲突。这种派系冲突在北朝鲜的政治精英中是相当流行和频繁的。对产业政策问题的讨论是对发生在1954-1955年的讨论的一种反复。朴昌玉，当时任国家计委主席，和其他几个人都支持一个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政策，而金日成选择了更经典以快速重工业化为标志的斯大林路线。一般来说，对极低的生活标准的关注，无论真诚与否，似乎一直是反对派之间的共同考虑。在七月和八月初，这个问题被李弼圭，金承化（与苏联外交官的交谈中，以及其他地方），和金斗奉（由金承化转述）所阐述。被出版的对这一事件的陈述，不论其来源，一致认为，北朝鲜人民的低生活水平和政府缺乏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是八月全会的重大话题。如果我们比较上述所提到的Ko和姜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中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一些明显的小冲突。例如，大多数学者，利用韩国政府出版物以及一些后来北朝鲜官方的说法，提到戌辉在他的讲话中要求工会独立于国家，尤其是党。此说法出现在Ch’oe Song和Kim Hak-jun的著作，以及北朝鲜的出版物中（前者可能是受后者的影响）。这种此类的指控出现八月全会后不久。在1957年7月朝鲜劳动党官方月刊发表了一篇关于戌辉在工会中的“颠覆活动”的长篇文章。除此之外，此本文坚持认为，戌辉要求在工会中放弃“ 党的指导”。11 这些指控在后来被重复。例如，1981年出版的厚厚的朝鲜通史提到一个“宗派分子”（显然是戌辉，因为他是反对派领导人中唯一一个与工会有关的人）的话说：“党不能指导工会。工会更比党有更多的成员，工会是比党更大的组织。由于党的所有干部都是工会成员，他们必须由工会指导。” 戌辉极不可能说过和这个远远有关的东西，或者任何从党的手里夺取工会的控制之类的东西。这样的意见可能对现代西方读者看起来不是特别无耻，实际上，它甚至可能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对于任何的马列主义者（不论是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这种观点是一个阴险的异端邪说。更糟的是，这是一个古老的，闻名于世，长期被谴责的异端邪说。在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讨论了工会在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内的作用，有的苏联干部表达了和上述意见相同的意见。因此很难把这种观点的来源归于戌辉。由于提出这些问题，这些人已经迅速地受到列宁本人的严重责骂。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工会讨论”在一些官方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历史出版物里面被不同程度地包括。这些出版物包括联共党史，在苏联和北朝鲜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原理教科书，还有数不清的官方党史出版物。过程中，对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无论是在苏联和北朝鲜的主要教科书，以及在党的历史上无数的官方刊物。自那时起，这个话题一直是共产主义洗脑者的主食。每一个党员干部，只要他经过了任何形式的政治学习，都会了解“工会讨论”，并能很容易地识别出这个异端邪说。更可能是戌辉说了一些关于官方过度控制工会的轻微批评，因为北朝鲜，甚至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比，这种控制是非常过分的。后来这些戌辉的言论可能被故意曲解，以使得他在全党面前成为一个叛教者和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Ko Huiman 没有在8月31日，也就是刚刚在决定命运的对抗后，向Samsonov 提到这种对从正统列宁主义者看来是非常令人愤怒的观点。这点也说明戌辉很可能并没有做类似的陈述。还值得注意的是，在9月7日，金日成和他的同情的听众：霍查交谈时，没有告诉霍查在全会上提及了工会问题。当然，如果戌辉提及工会的言论，即使是稍微偏离被普遍接受的思想准则，金日成肯定会把这样的异端邪说报告给霍查的。另外一个后来被提升的对“宗派分子”的指控，是他们对“和平共处”，这个全新的，当时备受争议的苏联词汇，的态度。从严格意义上说，“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共产党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迄今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而且必须被阻止。这一赫鲁晓夫的概念当时高度激怒北京，因为那里盲目革命家占据了最高的统治权（至少，在宣传语句上）。这个说法在平壤也不是受欢迎，因为它被看成是朝鲜劳动党的主要政策目标(北朝鲜的主持下最终统一朝鲜半岛）的一个可能的障碍。从朝鲜的观点来看，“ 和平共处”的意思就是苏联为了逃避与西方的重大军事对抗，可能避免对北朝鲜可能使用武力的统一进程的无条件支持。因此，北朝鲜官方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概念感到不安，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平壤避免对他强大的援助国的直接批评。金学准在他的书中提到金日成后来亲自作出的其他指控。根据这些指控，崔昌益在支持他被假定的对朝鲜半岛的中立化中已经引述“和平相处” ，并建议在北方废除共产主义制度，以为这样的中立创造条件。同样的指控中可以在一些50年代末北朝鲜的声明中找到，例如，金永柱，作为金日成的弟弟和劳动党的高级官员，1958年4月对苏联外交官做了类似的指控。然而，这些指控必须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该说法的第一部分（即计划建立一个中立化的朝鲜）尽管这是极不可能的，有可能会是真实的。但第二部分（为了中立化而在北方废除共产主义制度）将是一个可恶的异端，甚至比所谓戌辉关于工会从党独立出来的指控更加恶劣，因此，它听起来是非常疯狂。任何理智的党政干部，特别如果是受到来自中国的越来越激进的毛派的支持，决不可能说出这样的不靠谱的事。几乎可以肯定，这又是一个后来由朝鲜宣传机器制作的含沙射影的攻击，用来向党员说明崔昌益和他的小圈子是如何严重地从真正的革命道路上偏离的。我同意金学准对这一指控持的怀疑态度，这个也许可以被安全地忽略。此外，如果崔昌益确实说了一些和这个问题远远有关的，而且金日成能提出这方面的任何证明，很难想象苏中联合代表团会坚持崔昌益在9月份的政治复辟。对这样一个甚至准备放弃来之不易的朝鲜人民革命成果的反动派而言，是没有任何赦免的。在全会期间，反对派没有在中央委员会赢得大多数的支持。事实上，看起来，反对派甚至没有设法赢得一个在七月份还不是他们的支持者的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这种失败可能是金日成为全会的充分准备的一个结果。他承诺纠正过去的错误，他给予不满官员其所应得的报酬，他答应缩小个人崇拜的范围，并修正旧政策。他的所有这些战术把许多中间派赢到他的身边。金日成的地位也给了他机会去单独贿赂和勒索高级干部。这次危机的结果显示金日成能成功地操纵全会，而且当全会开始的，他已经为决战准备好。据“ Lim Un”（Ho Chin），甚至连座位都是精心安排好的。这样的话，当时有相当一些人的反对派的支持者的座位被是金日成的最可靠和最积极的走卒所包围。 16刺耳的大叫和吹口哨的声音阻止反对派成员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发言，以及全会很快变成了一个声音大小的竞争，其中谁的喉咙数量多，谁就决定了结果。也许有其他全会与会者准备支持反对派的理由，由于这种局势，又缩了回去。然而，面对被组织更好的金日成忠实者的明显优势，任何这样的人可能选择要审慎，并保持中立，而不是加入混战。例如，没有人提到在八月对抗中已经对反对派表示同情的金枓奉是投票反对金日成了或者表达了他对反对派行动的支持。但是，他的克制最终并没有挽救他的失势和被处决。因此，大多数人都支持金日成，或者从字面上说，就是让反对派闭嘴，并顺从地投票支持打击反叛分子的镇压行动。结果，崔昌益被从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开除，而朴昌玉被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不过，由于他们两人都是重要的政治家，在该阶段他们没有被开除出党。然而，在8月31日晚上，Ko Hui-man告诉G. Ye. Samsonov说，“朝鲜劳动党组织委员被要求去考虑他们的党籍问题，”17 者暗示了反叛者可能面临的命运（按照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顺序，接下来的步骤是开除出党，接着逮捕，审讯，或许还有做戏式的审判，然后以监禁或者处决告终）。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尹公钦，戌辉，和李弼圭在全会上被立即开除出党。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会超过一天，因为在8月31日，也就是全会的第二天和最后一天，Ko Hui-man说，尹公钦及其他人“都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八月全会上惨败后的反对派领导人的大胆逃亡（下面讨论）发生在8月30日深夜。一个苏联大使馆的前翻译，Kim Chu-bong 回忆说，“在全会的某一天的中午，”他和G. Ye. Samsonov 偶然在街上遇见尹公钦。尹公钦试图离开他的车，希望和外交官展开一场对话，但是Samsonov 显然知道一些最近的事态发展，避免了遭遇，并把Kim Chu-bong从这种可能的危险源附近推开。 18 如果Kim Chu-bong 的记忆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这次遭遇确实发生在8月30日，这可能意味着在几个小时内尹公钦和其他人依然是自由的。金日成自己做了全会的闭幕讲话。据Ko Hui-man的研究，金日成对过去“过于温和”地对待宗派分子及其支持者，特别是崔昌益，表示了遗憾。这份声明并未很好地预示反对派成员（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所谓的）或他们的朋友未来的命运。与此同时，在和霍查的谈话过去一周以后，金日成显然试图淡化清洗的严重性，也许他是为了不引起太多外国对这件明显违背了共产主义运动趋势的该事件的关注（也许这种谨慎是被其中的两个策划者尹公钦和戌辉逃往中国的事实所激发出来的）。由于当时的习惯，关于全会的消息没有在一段时间内在报纸上公布。当它最终在9月9日的劳动新闻上出现时，这篇报道只显示官方议程（从最后一句提到“一个组织的问题” ，这是传统上对解职和晋升的委婉说法）。因此，改变朝鲜的政治路线，并按照朝鲜宪法和党章合法更换国家的领导人的尝试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在不同环境下，在那一年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的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人最终屈从了当地反对派的压力（莫斯科有时是支持和鼓励，有时是反对，但是选择包容）。这种情景没有可能也不会在1956年的北朝鲜被实现。正如所料，对反对派人士的清洗随后展开。每一个北朝鲜人已经从这个尝试中得到一个教训：没有人能在敢于挑战的伟大领袖后，并希望能够顺利离开。尽管更严重的指控，像原先被习惯性地加到北朝鲜倒台政客身上的间谍罪，破坏，和兵变，被搁置或推迟了一段时间，这个不成功的反对派的支持者被宣布为 “分裂主义者 ”和“帮派分子”（后者chongp’apunja，将被所有朝鲜官方出版物在接下来的整个几十年内用来定义这些人）。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尽管八月全会结束后，金日成立即发起批判运动，一些重要人物由于他们的勇气或单纯的侥幸逃脱了金日成的愤怒报复。不过这一次金日成，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比他在1953至1955年清洗国内派是，似乎也以更加克制的方式行事。也许当他迫害苏中二国在平壤的人时候，他害怕莫斯科和北京的反应。” 另外也有可能的是金日成害怕一个大规模的尤其是在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清洗会在党的精英内触发不满。对于，这种所谓潜在不满，真正有一些证据。例如，在1956年10月， Ye. L. Titorenko（可能是当时在平壤的苏联外交官中最敏锐的和最有洞察力的人）会见崔成训(Ch’oe Sung-hun)，他当时是北部偏远的咸镜北道的党委副书记。崔成训声称，对崔昌益和朴昌玉和其他人的开除是对“党内民主的一个严重扭曲。”20 出于某种原因，针对崔昌益和朴昌玉集团的成员的批判运动在一段时间内非常谨慎，这种批判甚至伴随着官方媒体的习惯性抨击。即使在针对苏籍朝鲜人的批判中，也就是 1955年底到1956年初，频繁地在劳动新闻上出现的关于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长篇文章，在八月以后，基本上消失了。有一年左右，北朝鲜媒体显然回避关于国内政治的敏感问题，把自己限制在一些更安全的报道中去，例如，对热情的群众的劳动英雄壮举或对“韩国傀儡”和“他们的美国主子”的恶毒的口头攻击。二个灰头土脸的反对派领导人都被暂时放开，甚至被给予了新的但是无关重要的职位。朴昌玉成为一个锯木厂的副主任，而崔昌益，大概是在一个粗野而故意的姿态下，被任命为国营猪场经理。 21 然而，这不过暂时推迟他们不可避免的被处死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和20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苏联大清洗真正大规模开展之前的斯大林的许多前对手的命运相似。当时，一个对倒下的政客的晦涩任命往往是通向几年后的酷刑折磨室和枪杀队的序曲（例如，布哈林，在被审判前的几年，被任命成一个报纸的编辑和一个小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然而，命运对反对派慈祥地微笑着，因为他们有一个比例非常高的的人数逃脱了被迫害的命运。在八个事发前就被大使馆文件所提及的密谋者（崔昌益，李弼圭，尹公钦，戌辉，朴昌玉，金承化，李相朝，另外，还有可能还有金枓奉）中，五个逃脱了金日成的魔爪，并逃到中国或苏联的安全的庇护所。在斯大林国家党内大佬之间的清洗中，很少有如此众多被指控者成功地逃离了危险。在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还有早些时候的苏联本身，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比方说，中央委员会委员，更不用说，政治局委员）能够在清洗的恐怖中设法逃到国外。然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延安派和苏联派的低层干部上，而不是高级干部上，这种“伤亡率”会增加一些（即使如我们将看到，许多苏籍朝鲜人在1959年和1961年被允许甚至鼓励离开朝鲜）。然而，低中层干部和密谋是无关的，后来仅仅根据站不住脚的并证据，他们就被描绘成是反对派支持者。从任何角度来看，“八月事件”的发动者算是幸运的。例如，金承化逃过了被清洗者通常的命运。在1956年9月初的某个时候（可能在八月下旬，就在八月全会之前），他已经离开朝鲜去莫斯科的社会科学院学习。 22 非常让平壤官场不满的是金承化甚至在苏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朝鲜共产主义历史的长篇文章。文章本身在内容上是相当学术的，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安全的正统说法。它并没有触及任何敏感或有争议的话题，但是金日成的幕僚们相当愤怒，因为一个逃亡的部长不仅在莫斯科获得了庇护，而且有机会发表关于朝鲜问题的材料。他们做了一些尝试去阻止这篇文章的出版，但是可预见的是他们的努力在非斯大林化政策最受欢迎的苏联科学院内只得到了很少的同情。苏联科学院的官僚们成功地破坏了朝鲜的努力。 23 金承化不是唯一的幸运儿。尹公钦和他的朋友也通过逃离这个国家而逃脱了几乎必死无疑的命运。根据这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姜相浩的回忆，在全会当晚，戌辉和李弼圭到尹公钦的家。我们知道，这是8月30日的晚上，因为Ko Hui-man在8月31日晚上告诉了 Samsonov说，罪犯们已经“消失，不能被找到。”24 虽然在技术上尹公钦和其他参与者尚未被逮捕（显然逮捕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内政部已经开始监视他们的家，并在门口设置警卫。经过一番讨论后，尹公钦，戌辉和李弼圭决定逃亡到中国。可以推测，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有与中共的终身联系，另外部分是因为在在和这个“兄弟国家”的边境上，防范措施是相对宽松的。由于许他们的汽车的牌照已经被警察所知晓，他们叫来另一个延安派成员，金刚 (Kim Kan)。金刚同意加入他们逃亡的行列，并建议使用他的车来帮助他们逃跑。 25 金刚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不久反对派领导人的所有熟人也将很快也被清除。四名逃犯（尹公钦，戌辉，李弼圭，金刚）通过一个没有被警察监视的后门离开了家，并迅速离开平壤。幸运的是，朝鲜是一个小国，第二天早晨逃犯们已经安全到达边境河流Amnok（它的中文名字鸭绿江更加著名）。此时，他们的勇气再次帮助了他们。由于姜相浩回忆说，“他们在清晨到达江边，并看见一个渔民在船上，就和这个渔民打招呼。渔夫后来解释说，他在汽车边上看到了一些高级干部。他们走近他，问他能不能卖给他们一些鱼，并把船借给他们一会儿。渔夫同意了，而他们给了渔夫丰厚的回报，并坐船到中朝边界上的鸭绿江中的一个小岛上。他们假装正在野餐。事实上，他们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渔民就发现他们越过了鸭绿江到了中国一侧。”26 姜相浩被送去检查逃犯们是否逃向中国边境，而因为绝大多数安全官员认为他们会尝试着越过三八线，其他高级警察竭力阻止通往南方的所有道路。姜相浩还跨过鸭绿江，会见了中国的安东(现丹东)县国家安全局局长。姜相浩试图说服中国人把这些逃犯们引渡给他们，但是可以预料的是他并没有成功。尹公钦和他的战友已经远远越过了边界，走上通往北京的路。在北京，他们有许多从延安时期就结识的有影响力的朋友可以保护他们。 27 虽然尹公钦和他的朋友们勇敢地溜之大吉的时候，在平壤的清洗已经是不可必然地全面展开。像往常一样，中央全会的结果将在省，市级党的会议上被“研究”。这些回忆不仅官方的议程，而且关于全会上所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敏感信息也将被提供。一个匈牙利的报告将给我们提供对这些在这些秘密通报会上向选择好的党干部所透露的信息的一些了解。干部被告知，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已经被开除。根据该报告，这些的违纪行为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表示，朝鲜劳动党在战争结束后的三年内没有做任何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的任何工作。其次，他们表示，日本人培训的知识分子（例如，机械工业部部长）是反动派，不应该被授予重职。第三，他们表示，尽管个人崇拜在朝鲜存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消除个人崇拜。第四，他们表示，在中国战斗的朝鲜人在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是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否认在朝鲜[原文]战斗的金日成的游击队在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这一系列罪行清单和一些对罪行的评论放在一起，而这些表明，所以这些内容都是毫无根据的。在“八月事件”后短短的两星期内，延安派的许多成员被纷纷解除职务。例如，在平壤市党委书记Yi Song-un告诉一个苏联外交官说市委的三个高级官员（包括两名副主任）由于受到和崔昌益有牵连而已经被解职。28即使关于在平壤召开党的会议的官方信息也气势汹汹地提到：“在我们中间的敌人”，“分裂主义”和“宗派分子”。根据劳动新闻的一篇文章，会议的与会者被提醒说，“敌人集中全力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党。“ 29 对延安派的大清洗正在进行中，而此时苏籍朝鲜人似乎暂时是安全的。苏联派的一些成员试图利用这种局面为自己谋求好处，以报复与延安派在1954年至 1956年期间所积累的恩怨。至少有一个苏联派成员甚至寻求苏联大使馆的支持，他指责他的所有个人不幸都是崔昌益带给他的，并想要求补偿。 30他们不明白，他们的被清洗又将很快来临。并在证据站不住脚
r*a 发帖数: 1503	9 7，苏中代表团和九月全会在九月初，延安派的命运正在迅速恶化，不断上升的清洗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延安派官员。然而，在1956年9月，在中苏当局直接干预在平壤发动的政治斗争后，大清洗被突然中止（虽然只是暂时的）。不幸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了解仍然很粗略，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八月全会。九月危机的关键事件就是一个中苏联合代表团对平壤的访问，但是目前对这一重要事件的具体描述暂时无法获得。由于米高扬-彭代表团是党的代表团（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它的文档保存在尚未解密的苏共档案馆中。而中国方面的故事则更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透露。所以我的这一部分的叙事主要是根据采访。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在50年代中期处理朝鲜问题的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高层干部，V.V. Kovyzhenko，的访谈和苏联大使馆的文件。在目前情况下，我必须严重依靠第二手资料。这毫无疑问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 9月15日，八月全会二周后，是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随便提一下，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的政策遭到了含蓄但严重的批评，他的权力通过一系列机构改革被临时性地设置了限制。除此之外，会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大会还重新设计了党的最高机构，以限制其主席（毛泽东）的权力，特别强调了党委的定期会议，在总体上这次会议强调了集体领导的重要性。 1这些改革，不久后将被逆转，显然是由来自苏联的最新发展的所激发的。对于这个角度说，对当时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说，这些新思路是多么的诱人。根据既定的传统，由著名贵宾（这一次是米高扬）领导的苏联代表团在抵达中国后参加大会，并提供礼节性的致辞，以及和中共讨论当前局势。出席大会的代表团包括所有其他主要共产党。参加会议的朝鲜代表团由在几个月前参加了苏共二十大的崔庸健带领。也许，崔庸健的带领显示朝鲜希望和二个共产党的大国保持同等的距离（接近或等于）。崔庸健参加了9月16日由毛泽东主持的外国代表团招待会。但是，在9月19日，由一个相对不重要的林海向大会做礼节性报告。这是对往往由外国代表团最高领导做礼节性报告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的一种违反。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崔庸健不得不在9月16日和19日之间的某个时候匆匆赶回平壤，因为他作为金日成的政策的最值得信赖的人在新的对抗的前夕是非常被需要的。 2 在持续到9月27日的中共八大期间，米高扬会见了毛泽东几次。届时，尹公欽和其他朝鲜逃跑干部已抵达中国。可以想象，他们在北京讨论的议题之一将是朝鲜的国内形势和最近的危机。据V.V. Kovyzhenko回忆，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表示他对朝鲜局势深切关切，并谴责最近的金日成行为和新清洗。 3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和米高扬还与波兰共产党进行了磋商，当时波兰代表团需要讨论正由于迫在眉睫的群众不满和已经正在失控的局势而迅速恶化的的波兰国内形势。不幸的是，我一直无法找到毛-米高扬会谈的任何直接参与者或会谈纪要。然而，正是在这些会谈中，毛泽东和米高扬决定派遣一个中苏联合代表团到朝鲜调查情况。V.V. Kovyzhenko告诉我，这次访问的目的不仅是要研究八月全会后的朝鲜局势，并阻止清洗，也可能是为了用一个被中苏认为是更适合的人来取代金日成。没有参加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的Kovyzhenko坚持说最初的动力来自中方：“在米高扬和毛泽东的会谈中，后者开始抱怨金日成说，他是这样和这样的人，他发动了朝鲜战争是愚蠢的，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有必要把他解职。我们已经知道，八月全会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而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强烈批评金日成的行为。毛泽东和米高扬决定派遣一个联合代表团去平壤以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用一个更能被接受的人物来替换金日成。“4如果Kovyzhenko 是正确的，替换金日成的决定或至少（借用当时党的官僚的套话）“研究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事实（本文作者是倾向于认为这是真的）。这样的选择必须是得到赫鲁晓夫而不是其他人的批准。无论激烈的替换金日成的方案是否得到了讨论，代表团应该确定在抵达平壤后将召开了新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这次全会将废除八月全会的决定和制止清洗，以及讨论该国局势。联合代表团将由米高扬和彭德怀领导。米高扬，作为著名的米格（米高扬- Gurevich）战机设计师的兄弟，据说是在苏联领导人最狡猾和谨慎的一个政治家。他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因为他是唯一能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一直担任政治局委员的人，同时能避免陷入严重的麻烦，并最终在晚年死于自然原因。 5在整个 1956年米高扬经常光顾共产主义阵营的“热点”，并成为莫斯科的事实上的首席“危机管理者”。七月，米高扬曾帮助推翻奄奄一息的在匈牙利拉科西领导的斯大林政权。在十月，他返回匈牙利试图达成和平妥协，当时没有成功。在结束访问朝鲜几天后，他陪同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那里，苏联代表团不得不不情愿地接受哥穆尔卡的上升和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耻辱。 6虽然平壤的事情发生在1956年危机中这些较知名的几幕之间，似乎米高扬是在意外的情况下给予了这一任务，原因仅仅因为当中国的邻居爆发突然危机时，他正好是一个来北京访问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从来没有和朝鲜打过交道，不知道韩国和东亚，而且，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尽管他自己是来自中东地区，他对朝鲜上是相当的大国沙文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为一个曾在朝鲜战争中领导过军队的著名的将军，非常了解朝鲜，而且他自己在朝鲜人，尤其是军队中相当受欢迎。然而，从朝鲜战争起，他对金日成只有很少的尊重（一种也许是互相的感觉）。他任命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对金日成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预兆。除了技术人员，联合代表团的苏方成员包括米高扬自己，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并是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还包括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头，B.N. Ponomarev，米高扬的助手，V.V. Chistov ，一个负责朝鲜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官员，V.V. Kovyzhenko，另一个负责中国事务的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官员 V. Ja Sedikhmenov（由于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他被邀请担任翻译）。 7我和Kovyzhenko和 Sedikhmenov会过面，并与他们详细讨论了这些事件（前者成为一个高级别外交官，后者是传统中国的著名学者）。 Kovyzhenko回忆说，当代表团乘火车抵达平壤时，金日成没有如通常被预料地出现在火车站，来迎接“外国客人”。显然，他已决定向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表达他的不满。他的态度在一年后变得非常清晰，当获胜的金日成和相关的高官谈话时，他回忆说， “当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来到…，我们怎么能送他们回去，即使我们没有邀请他们？我们必须尊重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尊严”。他显然试图隐瞒自己的过去的尴尬和现在的狂喜。8 代表团成员分别前往其住所（苏联和中国人分开居住），然后金日成在第二天参观他们住的地方。代表团坚持要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必须尽快召开新的全会。因此，筹备工作开始在米高扬和彭德怀的全面控制和监督下立刻进行。在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有一个联合代表团会议，其中Ponomarev和米高扬代表苏方。 Kovyzhenko观察到，这次会议后，米高扬和Ponomarev开始起草（俄文）一个将由全会通过的决议。该草案被假定已经在全会的与会者中分发。根据Kovyzhenko，米高扬的决议草案不仅指责金日成在八月全会后开展的清洗，也建议他辞职。米高扬肯定，中央委员会委员，特别是苏联和延安派成员，会乖乖地对由从莫斯科来的一个代表说提供的草案进行表决。一般来说，这是米高扬的（以及斯大林的）的风格。尽管米高扬有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当之无愧的声誉，回忆他的朝鲜之行的每一个都提到他对朝鲜人的傲慢。苏联军官，历史学家，和朝鲜的专家G. M. Plotnikov在米高扬的访问时刚好在朝鲜。他回忆说：“米高扬看不起朝鲜人，非常不尊重地谈论他们，并一直宣称，“我给了他们一个批评”， ‘“我向[他们] 解释每一件事情”，“我命令[他们]。” 他对朝鲜的不尊重可以在他的每一个词里面找到。9 苏联外交官和著名的朝鲜专家 V. D. Tihomirov，回忆米高扬的这种态度，连同他在整个事件的行为，后来让他在朝鲜赢得不那么光荣的绰号“Mit’kunyông ”（混蛋）.10 九月，米高扬准备在平壤担任一个在布达佩斯类似担任过的角色。在当年的七月的布达佩斯，他曾监督反对派把现任领导，拉科西（他被认为是太过于斯大林主义，太不得人心的）用一个更加合适，跟少斯大林主义色彩的Gero给更换下去。然而，平壤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当政治风暴在匈牙利的聚集，斯大林的老卫士已经意识到，他们不仅在普通人中，即使是党的忠实信徒中，都几乎没有支持。在朝鲜，当时并没有出现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迹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一些不满存在于朝鲜，但是和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相比，情况相去甚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有Kovyzhenko对这一事件的说法。“我没有出席和中国人的会议，”他在他的采访说，“但是当Ponomarev回来后，他宣称，’我们撰写了该决议草案。’ 我回答说 ‘这是不可能的。’Ponomarev问，’为什么？’ 我回答，’我们也许有可能作出口头建议，但我们绝不能留下任何文件，尤其是俄文文件。’ Ponomarev向米高扬抱怨说，然后他[米高扬]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最终我说服他，我们决不应该在起草任何推翻金日成书面建议，因为如果金日成已经站稳脚步（我毫不怀疑他会），他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米高扬然后给了他的看法：’好的。由于中国坚持要求金日成辞职，如果他们非常迫切需要这么做，让他们自己做。’因此，它解决了。 “”11 当然，这只是这一事件的一个版本（不幸的是，是目前唯一可用的版本），它不能被用来做一个得到验证的纪录。同时，米高扬访问的官方纪录依然是机密的。 12 Kovyzhenko说，经过这次讨论，苏联代表团的总路线变得非常消极，他们不再特别坚持去除金日成。中方似乎也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党的任务仅限于对恢复清洗受害者原来的职位。中国代表团这种意想不到的消极可能是其他一些长远的考虑的结果。在 1956年，苏中国的公开分裂看起来还完全不可能，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紧张。对“老大哥”的不信任的毛泽东在一场可能的（甚至计算）与莫斯科冲突前夕想竭力把自己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13 由于关于这次访问的正式文件不能被我们获得，我们只能猜测米高扬是否与苏联派别的一些成员进行了会面。另一方面，联合代表团中的中国成员当然也会见了一些延安派官员，其中包括金枓奉（这事实由金日成轻蔑地在1957年12月提到，当时金枓奉已经被正式指控与反对派勾结）.14 九月全会在9月23日开幕，为期一天。在苏中的压力下，金日成同意让八月事件的参与者复职，并承诺不进行任何对高层派系人员的大规模清洗。这一次，官方报纸的报告（像往常一样，在事后的9月29日发布）不仅提到崔昌益，尹公欽，戌辉，李弼圭和朴昌玉（按顺序）已经在党内复职，还首次提到他们在八月全会上开除。同一天，并在同头版，在该报告的旁边，劳动新闻刊载了一篇长篇的社论，题目是“解释，说服和教育是我们党的领导的主要方法。” 社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最近的决定被取消：“即使[一些人 ]犯了严重错误，党会通过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教育他们，[并将他们转换为]更忠诚的党员。”15社论还多次提到“党内民主”和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它的基调和非斯大林化是很合拍的。看来，金日成不得不屈服于外国压力，决定再次追随他的外国主子的指示行事。
r*a 发帖数: 1503	10 8 清洗当米高扬和彭德怀离开朝鲜的时候，看起来他们好像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清洗已经被阻止，甚至逆转。金日成保证，他不会报复八月宗派及其支持者。所有最近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被正式地恢复了他们的原来的地位。金日成的和解讲话和九月全会决议的完整的文本分发给各级党组织。地方党委和党小组举行了会议，以给较低级别的官员提供新的政策的相关信息。苏中代表团的来访最初不仅对朝鲜劳动党低层干部，可能对中层党的干部都是保密的。这是可以理解的隐瞒，因为代表团的访问是对朝鲜的骄傲的一种相当大的屈辱。不过，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在短短的二周内举行的二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间的分歧，甚至可以说是自相矛盾。作为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朴金吉副主席向 Pelishenko参赞指出： “许多党员已经被在八月和九月的二次组织问题['组织问题'是一个共用的共产党对人事任免的委婉说法]的决议间的差异所迷惑，并表示对此的困惑。“1劳动党平壤市委书记Yi Song-un在十一月份说过类似的讲话。 2 在九月全会后的几个月的确是一段相对缓和的时期。有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看起来朝鲜好像是要以其他“兄弟国家”为例子，走上了非斯大林的稳健路线。那年秋天，金日成的名字相对比较少被官方媒体所提到，对他的伟大和智慧的颂词有点静音了。还有其他放松了思想和文化控制的标志。十月份，劳动新闻刊登了以 “对在文化与科学中积极自由学习和讨论”为题的社论，其中说：“有没有更大的智慧不是集体的智慧。任何 ’权威’或个人的意见，很难避免主观和偏见。显然，某个人的意见，无论他多么伟大，始终比群众的智慧更加狭隘？” 虽然非常合理，当时这种言论根据朝鲜的标准是一种可恶的异端邪说，因为它无疑对伟大领袖的无穷智慧构成了质疑。整体的情绪变化反映在能作为一个列宁主义国家的思想潮流去世的二个指标：文学和艺术。从1956年春季起，朝鲜的文学批评的基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呼应和效仿苏联文学政治中相似的变化。当时的问题是对“形式主义”（tosikjuûi）的斗争。 “形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对盲目将艺术作品转化转化为当前的政治口号和宣传演习的一种委婉表达，有关的只是插图艺术作品的。这个说法起源于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所以在北朝鲜“反对形式主义”从各种实用目的来说，就是鼓励编剧和艺术管理人员限制为宣传目的去使用文学和艺术，而官僚们预计将对在政治上“不合拍”的工程更多的宽容。这种新的趋势并没有预示着一个真正的艺术创作自由，但它确实意味着思想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可能在50年代初或1959年以后被视为是“反动”或“修正主义 ”的作品可以在这段时间出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作品比朝鲜艺术家们在其政权的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所产生的枯燥宣传要美学上优秀一些。 4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缓和。金日成不准备执行决议或遵守在粗鲁的外国压力下制定出来的政策。他的服从不过是一场戏，他决心消灭这些敢如此公开地挑战自己的对手们。在九月全会结束后的几个月内，这变得非常清楚。在中苏关系的压力下，金日成同意让在八月全会上被开除党籍的“分裂主义分子”恢复党籍。然而，他们正式恢复党籍并不意味着这些反对派们的以前的政治影响力将得到恢复。正如前面提到的，朴昌玉和崔昌益被分别任命去管理一个锯木厂和一个养猪场。然而，他们的自由是短暂的。在1957年9 月初，金日成大学校长Yu Sông-hun向苏联外交官透露，说朴昌玉和崔昌益都在监狱中。 5 反对派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支持者确实恢复到原来的职位，但只有很短的时间。从1956年 11月起，金日成和亲信们开始把他们从自己的职位上解职。当代的文件中被提到几次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副书记Hong Sun-hwan 的命运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1956年9月初，他因为“和崔昌益的关系而解职”。到了九月底，他由于要和最近的决定保持一致最终复职。但在11月，他再次被撤职，被开除党籍。这一次的理由是“他没有断绝与崔昌益的关系”（即使后者在这个时候已被正式恢复党籍）。 6 值得注意的是，在危机之后不久，北朝鲜的领导层决定换发党证。 11月22日，朴金吉在通知了苏联外交官这一决定时坚持说：“这些措施不是在旨在清洗党的内部。相反， [它]是要用来加强党员登记制度。旧的党证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变得无法使用。”7 然而，这个说法不必按字面意义去理解。更可能的是，正如作为Suh Dae-sook所指出的，整个运动是对几乎每一个的党员背景和行为进行仔细检查的好借口。 8 这种看法可能由劳动新闻在1957年1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所间接承认。文章明确指出，换发党证的问题为干部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检查全体党员的活动和可靠性。 9 尽管，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精英层上的事情，8月危机也反映了一种与朝鲜局势有关的更加广泛的不满。这种高层干部的焦虑与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全体，或者至少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上，的普遍情绪。正如文件显示，8月的事件只是一个更深刻的斯大林主义的在北朝鲜的危机的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由于北朝鲜的特殊性，虽然这种危机非常真实，当时这场危机没有，也远远不可能，像匈牙利和波兰一样最后能导向类似的道路。北朝鲜的领导层对存在于该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党干部内部的不满有一定了解。苏联大使馆的记录显示，1956年7月，就在八月对抗前，金日成，在分析当前的波兰危机时，表示波兰领导人没有足够重视知识分子中的“错误思潮”，然后他接着说，在朝鲜也有类似的知识分子不安的迹象。 10 这些趋势受到朝鲜以外的局势发展的鼓舞。事实上，在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虽然在匈牙利起义后有点停止了，并没有完全扭转。以及在莫斯科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发生的变化的相关信息继续流入朝鲜，鼓励着那些希望有更自由的社会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看起来好像，九月全会的决定已给予他们一些的保护。必须记住，在50年代中期的北朝鲜，尽管有严格的政治控制，总体上享受了比接下来几十年更加开放的一个政策。学习或出国旅行（虽然只是去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需要正式任命）的朝鲜人在人数上很少，但与以后的几十年比还是比较可观。外国报纸，包括苏联的报纸，仍然在平壤自由出售。类似地，获得信息和讨论政治问题的机会正在增加。即使是官方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比以后期间内的更宽容。例如，在匈牙利起义期间，从10月27日起，劳动新闻定期出版关于在匈牙利首都的“动荡”和“暴动”的苏联官方报告。除了三个最重要的日子是例外（11月2-4日，苏联军队正式进入革命的布达佩斯），关于匈牙利事态的报告几乎每一天都出现，直到11月底。对匈牙利起义的解读是非常负面的，但这些报告仍然构成了信息的一种形式.9 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波兰十月”得到了比较少的宣传，但是北朝鲜的报道提到在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事的变动方。和后来北朝鲜相当不愿将此类“兄弟国家”的内部和彼此之间变动告知它的读者相比较，这一时期在现在看来是相当开放。匈牙利起义在朝鲜知识界找到了一些共鸣。例如，1957年2月金日成大学校长告诉苏联外交官，金日成大学出现了一些涂鸦和手写的传单。其内容支持匈牙利运动，并要求改变朝鲜产业政策，以提供更好的生活标准（这是在八月对抗中反对派的建议）。在匈牙利起义期间，大约有五十左右朝鲜学生在匈牙利学习。 12 他们中间的三个选择逃到奥地利，剩下的人被立即召回平壤，好让他们在“意识形态安全”的祖国继续研究。根据苏联大使馆的材料，据了解，这些学生为他们的上司造成了很多麻烦。他们问讲师“不当”的问题，并在“研讨会”（一类学生之间的讨论是被鼓励的教程）上提出政治上敏感问题。在一份文件引用的一些问题，从正统角度看，确实属于非常“不恰当”的。除其他事项外，这些学生一再表示他们对所宣称的一党制的优越性的疑虑。他们还认为，最近被苏联强加的亚诺什卡达尔政府并不代表匈牙利人等等。大学校长Yu Song-hun和一个马列教授对一个苏联外交官抱怨了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古怪行为，但承诺要给把“他们置于可靠的学生控制下”，以修补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差。 15在另一思想发酵地波兰学习的学生也造成类似的问题，促使金日成自己向苏联临时代办抱怨该问题.16 但是，这种不满并不限于从匈牙利回国和在金日成大学上学的麻烦学生。这种不满似乎已经被大量党干部和知识分子所共享（在50年代中期的朝鲜,这两个社会群体的边界是往往模糊的）。在 1957年5月，前苏籍朝鲜人和当时的教育省副相张益焕(Chang Ik- hwan)对苏联外交官说：“有相当数目的高中教师，大学教授，和[大学]学生在八月事件后在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下证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和思想不可靠。在单独就平安南道的初中和高中而言，就有三千教师因政治因素必须被替换。”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而且考虑到持续的学历人才短缺的情况，决定更换大约三千名教师将是非常激进的做法。这可能意味着，金日成的亲信们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威胁是非常严肃的。 17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金日成大学获得了一个特别不可靠，思想上受污染的地方的名声。 18这个名声的获得部分是由于这所大学作为北朝鲜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好的学术机构，它为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自由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温床。比一般人或党的干部，学者们往往是能更好地了解并能更积极的追求知识自由的概念。来自国内派，延安派，和苏联派（这些人平均比前游击队或新提拔干部有更好的教育）的潜在“可疑”分子也在大学，整个北朝鲜的一小部分学术界，过多存在。因此，当金日成决定铲除异己的种子，在金日成大学的清洗尤其彻底。因此，并不奇怪，大学校长在1957年9月会告诉俄罗斯外交官：“有些大学教师不知道这个群体[八月反对派]的存在，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劳动党[北朝鲜]政府的政策，赞颂在某些情况下南斯拉夫是民主’的，表达了他们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批判。”19 在这方面，他们并没有和他们在苏联和东欧，还有中国的同行有所不同。在金日成大学，针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八月反对派的真正的或所谓的同情者，公开在1957年夏末恢复了批判。在这之前，清洗是低调的。在8月初，特别党的会议在大学召开。金昌满，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意识形态沙皇，亲自控制了会议。 8月6日，劳动新闻刊发了一篇有关这次会议的长篇文章，并说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反对高校的“宗派” 和“敌人”运动，危险的思想倾向已经被暴露。这是第一个正式的信号，表明9月会议的决定已经被废除，因为文章中提到了唯一的“八月全会的决定”，好像九月全会根本没有举行。此外，这篇文章在近一年来首次公开把崔昌益，朴昌玉，还有其他人称为“ 宗派分子”。大学的清洗受害者（教育部副部长和大学校长后来都告诉苏联外交官）包括李忠元 (Yi Chong-won)。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朝鲜科学研究院的成员。事实上，他也是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另外，受害者还包括其他许多学者和教师，以及多达一百余名学生和研究生。 20 金日成大学党委书记洪诺熊 (Hong Nak- ung)则是另一个突出的运动目标。早在1956年10月，他被指控和崔昌益有来往（当时被正式宣告无罪）。从那时起，洪诺熊实际上已被撤职（1957年8月，劳动新闻称他为“ 叛徒的思想”）.21不过，洪诺熊被证明是有韧性的，当被召集来开会，他不是通常的表达忏悔，他顽固地捍卫了他的“反党的意见”。一个与会者不久轻蔑地向苏联外交官回忆：“[洪诺熊]没有放弃对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发展在朝鲜劳动党党内民主诸如此类的想法”。22 这样可怕的想法当时被假设应该放弃。清洗的典型模式从金日成大学的马列主义部主任宋昆展(Song Kun-Chan)的命运上可以很容易看出。虽然他是远远不是一个高级人物，他的名字（也许是由于纯粹的巧合）被发现在一些无关的文件，使我们能够重建在1956年和1957年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他在1957年1月向苏联外交官抱怨从匈牙利回来的朝鲜学生受了“思想污染”。 23 到五月，他就已经在党的会议上受到批评，他被指责他支持反对派的指控（这里他看到自己被他的学生所背叛，他们纷纷争着谴责他）。 24 后来他被开除党籍，并在是八月的劳动新闻里被不受欢迎地提及，并于九月初作为“宗派主义分子”，也就是反对派支持者（即作为宗派分子的一员在1957年末已经构成逮捕的充分理由）而被捕。25 这个一系列场景在当时似乎是相当典型的。清洗不局限于学术界，到1957年夏天为止，北朝鲜正处于它已经经历过的政治迫害中最严重的一个。其规模远远大于从1953至1955年对国内派的运动。 “批判会”和“思想检查”开始蔓延到全国。这两种特殊公开羞辱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但与当地也有联系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通常是党员干部或类似的罪人的受害者要在他或她的“组织”内遭受了长时间的公开使所有参加者都来“批判”（基本上就是侮辱）受害人的会议。有时，当情绪温度上升到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原告被允许甚至鼓励使用武力方法来说服被批判者和严重殴打并不罕见。这些针对同一的受害者的批判会议通常是每天都有的，长达好几天，甚至数周。例如，中央党校干校的一个干部，夏(Ha Kap)，经历为期一个月 “批判会”后，在1957年11月初自杀。26 这种法外“正义”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中臭名昭著，但它在50年代末的朝鲜更早地达到了流行的高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迫害的风格传统和斯大林式的是非常不同：在斯大林的俄国，受害者预计不会提供“自我批评” 的机会，并坐在那里忍耐前同事的公开羞辱。除少数例外，斯大林俄国的受害人会被迅速带到监狱的隐蔽处去接受他们的屈辱和折磨。正是在这些清洗中，公开处决成为了朝鲜的惯例。没有的象证明在这个阶段“宗派分子 ”在公开处决，虽然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公开处决的再现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增加另一个朝鲜的实践和原来的苏联原型的距离增加的迹象。即使是在斯大林治理下的苏联法律实践中，尽管和西方的法学传统的真正差异很大，但是始终遵循和模仿，尤其是表面上的外在形式与西方法律传统。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杀害成群结队的人，但通常是有一场官方任命的法官所进行的可笑的或带有偏见的审判，以及只有在极特殊情况处决才会在公开场合举行，例如（在战场上或有时在监狱营内，处决可以公开举行）。这可能反映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对传统启蒙思想和法律手续的一种尊重。新生的“国家斯大林主义”，有更多的民粹主义传统和较少的根深蒂固的欧洲传统，有很少的疑虑去抛弃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残余。清除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被指控与崔昌益和有的时候是朴昌玉有真实或虚构的联系的人。通常，这些受害者是仅仅因为是延安派成员（在早期阶段，苏籍朝鲜人一般不是目标）。正如，平壤市委副书记李泰弼(Yi Tae-pil)在1957年10月告诉一位年轻而想调查的苏联外交官Titorenko说，“在市内的某些党的组织内召开党的会议。他们的任务是在一个特定的党组织揭露宗派分子，披露他们与主要宗派分子的相互勾结，找出每个党员的对宗派分子的态度，提高阶级觉悟，揭露不可靠分子。“27 严重的清洗也在和大学一样被预测成是意识形态污染源的科学院展开。旨在揭露和惩罚 “宗派分子”的党的会议已在8月份起展开，并继续到十一月。 28 有时，同一个的受害者遭到数天或数周的“批判”就结束。例如，10月17日一学者告诉Titorenko，在过去十二个天内，他们一直在“讨论”一名叫(Kim So Ryn)的前南朝鲜共产党员的学者的行为 “他在苏共二十大公开坚持我们不能用’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日成’这种短语和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9 正如已经提到，在1957年8月6日，劳动新闻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公开批评“宗派”。之后，对这一类的文章开始定期出现在劳动新闻上，30 1956年九月全会所制定的短暂的和解决定不再被新闻提及。反对“阴谋者”的媒体宣传活动是在1958年初全面展开，虽然此后强度有所下降，但继续到60年代初。在这些年里几乎没有一篇关于党的内部问题的重要文章没有提到宗派分子的邪恶方案和险恶计划。有时，这些指控提供了一些了解反对派实际要求。例如，在1958年2月，党的宣传材料说：“一些混入执法和司法机构的宗派分子甚至使用’保护人权’的借口[从监狱]释放不是一个小数目敌对分子。”31 相同的宣传材料的收集还指出，“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创建了无原则的’民主 ’和’自由’口号，以破坏我们党钢铁般的团结。”32 但是，总的来说，这种不知不觉地露出反对派观点的材料寥寥可数，大多数批判者坚持认为，反对派领导人一直是叛徒，在一个段时间内掩盖自己的堕落本质的不道德的，不可靠的典型。被指控暗中支持反对派的人在继续增加。这是一种从斯大林治理下的苏联以及从同类型的其他许多政权下总结的人所共知的模式。一组真正的反对派被流放，监禁，处决以后，接下来就是那些被假定知道反对派计划的人和第一个受害者在压力和折磨下谴责的对象。跟随后者的是，他们的可能知道点什么的朋友和同事。这意味着，清除受害者人数不断增加，有时很迅速。这种政治迫害总是有一种倾向去发展成一个自我持续的过程。除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这些清洗的主要受害者往往是党干部的。他们仅仅是被控与崔昌益和有时候是朴昌玉有着真实或虚构的关系，通常是延安派或苏联派的成员（虽然，如上所述，苏联派很少早期阶段成为清洗的对象）。正如平壤市委副书记李泰弼( Yi Tae-pil)在1957年10月曾告诉Titorenko，党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暴露不可靠分子。”33 看起来似乎有许多“不可靠分子”。例如，在司法部，副部长在1957年10月告诉苏联外交官，“可能可以说，在法律，司法，和检察系统中，没有领导能够保留他们以前的职位。”在那些在政法系统内被罢官的人包括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他们二个都被指责为对反革命分子“太软”。其他受害者的清除包括一名副部长，副检察长，最高法院法院院长，以及司法部的一些部门负责人（其中有些人被宣布成是“宗派分子”，而另一些人被指责缺乏“革命警惕性”）.34 这样的发展并不令人惊讶，如果考虑到司法部在清洗中的意义。在1958年年底，一位高级别朝鲜的官员告诉苏联外交官说，有 3912位党员在从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7月1日将被从朝鲜劳动党开除出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指责是崔昌益的支持者。35 同样的，6116位党员在此期间死亡。这使死亡和清除成员总和（10028）刚好等于新党员的数量（10,029 ）。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朝鲜劳动党的党员人数没有增加（朝鲜劳动党在1958年7月1日有1181095位党员和18023候补党员）。如果我们考虑金日成对于党员队伍的快速增长的长期承诺，这种党员人数的停滞不前是相当惊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八月对抗后逃脱到中国的延安派成员审慎决定不返回朝鲜。他们没有理由相信金日成将履行自己的诺言而不去迫害他们。而且他们在这一假设上显然是正确的。戌辉和尹公钦的家人将最终被清洗，并最终被处决。 36 然而，戌辉和尹公钦，还有其他通过逃亡中国来挽救他们的生命朋友们而言，逃亡中国对一些清洗受害者而言是太诱人了。由于中国显然不打算引渡逃亡者（据我们所知，每一个能够逃到中国去的北朝鲜干部被给予庇护），而且中国边境比较近，而其没有非常严格的控制，采取这条路线逃亡中国的人数在继续上升。几个重要的干部的中国逃亡发生在1956年和1957年间。在金日成大学原党委书记（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坚决抵制的洪诺熊，而是他的前任）和平壤市委副书记在十二月份逃亡中国。 37 在1956年12月17日，朴正爱告诉临时代办 Pelishenko，大约九位不同级别的党和国家干部（四位是属于尹公钦带领的，还有另外五人）已在此时逃到中国。 38 1957年1月，南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告诉Pelishenko ，另外两位得到官方许可正式访问莫斯科的反对派成员在回家的路上决定留在中国。39 在1957年7月，其他几位官员在准备逃亡中国时被逮捕（但是，不可能决定这种说法是否属实）.40 因此，逃亡者可能至少有一打，可能还有更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北朝鲜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叛逃到平壤的大敌韩国。中国和苏联被反对派成员看作是自然收容所。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大多是一个终生的共产党人认为叛逃到超资本主义和亲西方的韩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叛国行为。共产中国和苏联被看成是在思想上更加可以接受寻求政治避难的地方。在这许多逃脱和叛逃中，前驻苏联大使和延安派的领军人物李相朝的拒绝回到朝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李相朝在北朝鲜的政坛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56年他是一个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1956年春天开始，他已经越来越多地批评金日成和他的政治，并显然与崔昌益集团有接触。李相朝在许多个会见苏联官员的场合都告诉他们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和北朝鲜领导人的政治和经济错误。在八月初，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金日成。他在莫斯科把信件给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官和官员看，但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发送。 41 全会结束后，李相朝在十月份再次写了一封严厉批评金日成的信给金日成，而且这一次，他把信给送出去。 42 到十一月底，李已经被撤职，并被召回朝鲜，但他谨慎地决定留在俄罗斯。李的例子被十几个一直在苏联学习，而且选择成为不归者的朝鲜学生所模仿。这样一个著名人物的叛逃激怒朝鲜当局，他们试图说服苏联人把这位失控大使引渡给朝鲜。苏联拒绝这样做。根据谣言和文件，安德罗波夫，未来的克格勃头和党的总书记，当时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问题的解决上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安德罗波夫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43 从使馆的文件得知，苏联中央委员会甚至专门给金日成发信，说明俄罗斯对此事的立场。写作本文时，该信的内容尚且不为人知，但其主要的信息基本上可以从其它文件中去了解。莫斯科拒绝遣返这位失控大使回朝鲜，而是给予他庇护。 44唯一的妥协是，苏联当局将不允许李永久生活在莫斯科或其他有很多北朝鲜人社区的城市（李相朝后来在距离莫斯科约一千公里的明斯克当教授）。同样的政策，最终应用到金承化和其他逃亡者身上。正在庇护的条件是苏联要求他们不接触在俄罗斯的北朝鲜公民和不对一般朝鲜事务的做公开的政治声明。这些条件的执行通常是通过把这些人安排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以外的城市定居。 45 由于不能引渡叛逃者李相朝回朝鲜，平壤安慰式地清洗被认为是李相朝的帮凶的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官员。 46 我们可以推断，苏联愿意接纳这些逃亡者的原因是复杂的。纯粹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不能完全忽略，很少苏联官员会送回那些向苏联申请帮助和保护而回去则必死无疑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当“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的理想在苏联的集体心理中复苏。斯大林的暴行不仅在众所周知的越来越难以控制的知识分子的“莫斯科厨房”里，而且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被厌恶和反感地记住。然而，苏联的决定也有一个不良动机，当有需要时，莫斯科可以依靠这些叛逃者作为一个潜在的颠覆性的力量来对付金日成。我们必须记住斯大林和铁托分裂后，那些拒绝返回南斯拉夫的学生和官员的命运。他们被苏联当局的欢迎，在国内和国际被广泛地用来为宣传目的服务。这个比喻对平壤也是没什么错的。所有这些新的事态发展强调一个我们必须努力回答的严肃问题。自1957年年初以来，金日成已经越来越明显不打算保持他在1956年9月被迫对苏联和中国做的的承诺。苏联大使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正在进行的对延安派和当地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清洗是了然于心的。但是，看来苏联没有试图执行九月会议的决定，即使是它仍然有能力这样做。在现有的大使馆文件中，没有任何打算这么做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已知的苏联文件能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坦率和充分揭示原因的文件可能存在，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属于保密材料。因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依靠或多或少的了解的猜测。看来很可能是这种苏联的消极最重要原因可能是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在国际和国内的场景发生在的深刻变化。首先，在1956年秋天，两个危机几乎同时打击共产阵营并带来深远的影响。在波兰和匈牙利，大众抗议的爆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当地斯大林主义者的老板的稳健批评，最初被莫斯科所允许，鼓励，甚至要求，到最后触发了更为激进的运动。我们可以设想，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危机造成的苏联政府对任何形式的异议者变得不那么容忍，更愿意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经典的斯大林主义者方法去压制异议分子。波兰和尤其是匈牙利生动地表明了民主试验可能会带来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结果，这令人不快的发现使莫斯科不愿意去更多地从事反斯大林运动。正如Ho Chin所说：“匈牙利起义的小火花是可能足够烧毁朝鲜民主的嫩芽”。47 和赫鲁晓夫的先前预期相反，去除斯大林主义者的限制并不在东欧国家带来对共产主义的大量支持的增长，相反，它只是激起更多的本质上反共反俄的异议分子。正如经常发生的，让步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只是鼓励了要求更大让步的压力。这些新趋势严重威胁了苏联的战略利益，使莫斯科失去最初热情去促进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非斯大林化的。中共领导人共享这些关注。最初的改革颇为矛盾，毛以匈牙利事件为由在1956年底明确警告中共不受控制的改革和对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充分的危险。 48 与此同时，匈牙利起义的流血和国际影响向莫斯科也表明，使用武力是相当昂贵，因此必须尽可能避免使用。一个必须提到的事实，签署于1956年10月31日，也就是匈牙利危机达到高点，刚刚在苏联决定干预前，的所谓的苏联政府十月声明让苏联对北朝鲜的领导层产生一种特殊而持久的印象。一度被广泛讨论的该声明，现在已几乎被人遗忘。这一点可以从研究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关系史上的学生很少甚至不屑提及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现代学者，不是不正确，往往会认为，这个声明作为一种战术演习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安抚“人民民主”下的不稳因素，并能在匈牙利赢得一些宝贵的时间。然而，正如我们从现在的原始文件的得知，也有一些真诚的元素在里面。 49 无论如何，在匈牙利的后续事件明显表明该声明毫无意义。然而，朝鲜对十月宣言采取了相当严肃的态度。这宣言在第二天，11月1日在劳动新闻的头版刊载，并从那时起，一直被朝鲜的政客和他们的新闻所经常提及。该宣言是由苏联当局发出一种轻微的忏悔。在第一个段落人们认识到在处理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犯了“严重错误”：“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平等的原则的错误和行动。”不过，声明保证，苏联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的错误，现在一定纠正这些严重错误：“苏共二十大强调有必要考虑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生活的建设道路的的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和历史经验国家。” 宣言承诺，所有共产党国家主权今后将隆重被尊重。苏联政府答应讨论可能撤出苏联的军事和技术顾问，其存在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是一件恼人的事情。它甚至暗示，将公开讨论是否在这些国家的保持苏联军队。 50 该宣言显然是，也是最重要的是，针对在东欧苏联的盟国的不满。对于朝鲜，关键一句话是：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完全主权的尊重是”坚不可摧的基础’。。。，，“因为这是一个泛泛的苏联承诺，以避免对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内政指手划脚。不论苏联的实际意图，朝鲜领导人认为（或至少假装认为），十月宣言是反对未来所有试图干涉其他共产党国家和党事务的一个保证。金日成和他的亲信们有可能对莫斯科的诚意抱有疑惑，但对这个声明的广泛宣传给了他们一些准法律保护，也就是一些可以官方的文本呼吁。所以这是在新闻中这个宣言被广泛提及。也许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苏联在金日成开始第二次清洗和执行他的新政策时并没有干扰他。例如，不是不可能地，与中国增加的裂痕也可能使苏联人不太愿意保护那些被广泛的（正确）认为是中国的影响下的代理人。在1956至1957年对初始清洗的阻止主要是针对延安派的领导人的。他们的失败意味着中国影响力在平壤的下降，而对此，莫斯科将越来越越不会介意。与此同时，莫斯科愿意接纳来自北朝鲜的叛逃者并给予他们庇护和保护。这种意愿，除其他事项外，对平壤市是一个明显的警告。毫无疑问，同时代的中国的发展也鼓励了对朝鲜内部的反对派采取更严厉的处理。在中国，自由主义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在57年6月突然爆发，然后迅速被反右派运动所取代。在反右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和其他异议人士，包括那些过去一二年前对改良主义者的想法过于同情的干部，没有差别地受到当众羞辱，流放，和监禁。经过短期内的不确定性和动摇，毛泽东治理下的中国开始从非斯大林化的危险中转向，向狂热的伟大舵手的个人独裁进发。金日成，本身能说流利的中文并热心阅读中国报纸，小心地监控鸭绿江另外一边局势的发展，很难不注意到目前的政策变化。从他的角度看，在目前的新情况下，中国当局将不太可能坚持执行和解的，倾向自由的，几乎是“修正主义”的九月全会的决定。似乎也极有可能是1957年苏联的内部危机极大地影响了北朝鲜的事态发展。七月初，一群温和的斯大林主义者由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率领去挑战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反斯大林线，并试图以不那么激进和相对可预测的人物来取代他。经过复杂的政治阴谋和官僚操纵，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赢得了广大支持，在这场危机在赢得了胜利。似乎尽管苏联和朝鲜的反对派的意识形态目标完全不同，莫斯科的形式密切提醒在北朝鲜的金日成的八月事件。事实上，从技术上讲，这两个危机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两个国家，不满高级官员集团试图赢得多数支持推翻当前党的领导和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路线。然而，苏联稳健的斯大林主义者比朝鲜温和的反斯大林主义更加接近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在1957年7月，8月，朝鲜的新闻媒体出版了长篇文章对苏联危机进行描述。此项报道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朝鲜报纸试图隐瞒，或至少淡化，盟国之间和 “兄弟党”之间的冲突和分歧。52 金日成可能会认为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宗派”采取的行动是可以作为自己的严厉措施的一种赦免。 53 在任何情况下，朝鲜反对宗派主义的运动，在这之前几乎完全被掩盖，在莫斯科内部危机爆发的数周后突然公开。在1957年11月，46个共产党的代表齐聚一堂，庆祝俄国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最后一个这样的聚会。此后的中苏分裂永久地改变了共产主义运动。到此时，无论是朝鲜的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已发生广泛的变化。金日成和他的信任的前游击队员小圈知已经大大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延安和苏联派的幸存成员再也不敢想象还有什么样的抗议或反抗，他们的主要关注的是生存（意味着更多的人移民到苏联或中国）。另一方面，苏联的立场及它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能力受到很多因素的严重破坏。这些因素包括：与中国开始出现了隔阂的最初迹象，对匈牙利起义的血腥镇压，苏联领导人内部的严重冲突，最重要的是，在反对个人崇拜运动的多方面影响。许多年以后，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表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东西在1956年后都变了，当“心脏已经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 虽然并非像1957年或1958年那么公开，传统的共产主义者的团结上的裂痕对内部人士来说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金日成做了长时间的私人交谈。金日成回国后，朝鲜在平壤召开约15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金昌满作为一个北朝鲜在莫斯科代表团的成员，并且是当时朝鲜政坛内部的后起之秀（几年后，他消失在新的一波整肃）把这个非官方但是有意义的毛泽东和金日成会谈告诉这些干部们。此时，毛即将成为被欢呼的伟大舵手，而金日成将成为国家的太阳。出席会议的干部之一是外交部第一厅厅长苏籍朝鲜人朴吉勇。他很愿意告诉苏联大使馆最近的新闻。他在仅仅三天之后和苏联外交官谈到金昌满这么说：“在他与金日成[莫斯科]对话“，毛泽东同志多次表达了对中共于去年九月无理干涉朝鲜劳动党的事务的道歉。金昌满说，中国同志要求毛泽东和金日成之间的会谈安排在['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会议之前，[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会在莫斯科会议提出关于这个干涉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上面要保护兄弟党的权威。九月全会的决定是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生活已经证明我们在八月全会上是正确的。这个惨痛的经验表明，我们要教育党员要为他们的党而骄傲，[我们必须]和那些没有跟随自己的党而跟随其他党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es)斗争。”55 金昌满告诉与会人士，出席在莫斯科的彭德怀，同样向金日成表达了他对于“九月事件”，以及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的不当行为表达了歉意（金昌满引用彭德怀的话作为证据认识到中国军队非法搜集北朝鲜情报，并印刷北朝鲜的货币）。 56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自我抹黑主要是一个狡猾政客的演习。他自己正在策划与莫斯科决裂，他需要确保金日成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金的中立。对九月事件的一个道歉并没有花毛太多实质性的东西，毕竟，在那时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九月的决定从一开始起没有比一张纸更多。因此，通过认识这种明显的现实，毛泽东并没有失去太多的东西。金日成在朝鲜完全控制了局势，可以随意消灭他的敌人。不过，如果对毛泽东，这个道歉是实现一些他自己的目标的廉价的手段，对金日成，它有一个真实的，虽然象征性的，意义。无论毛泽东的行动之后的真正的原因和算计是什么，从金日成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声明不啻是一个大国的投降，金急于向朝鲜精英通报这一新的发展，并吹嘘他的重要外交胜利。在1957年12月3-5日，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在平壤召开。不久的一个参与者（又是朴吉勇）把这次全会报告给苏联外交官。这是一个有非常多的“特殊客人”的大聚会，与会人数达一千五百人。金昌满再次做长篇发言回顾金日成与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会谈和毛泽东的道歉。然后，被指控是崔昌益的支持者，并已经软禁和调查了好几个月的高凤基发表了讲话“揭露”和“披露”所指控的八月反对派的计划。在他的失势前，高曾经是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也就是延安派的传统据点，的第一书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发言是由当局写好的或者至少在当局指导下写好的（正如朴吉勇本人明确告诉他的苏联对话者）。因此这个讲话很大意义上不过一个宣传运动，而不是反对派计划的一个真实供词。高说，反对派曾打算任命朴一禹为新的党主席，而崔昌益，朴昌玉，金承化当他的副手。一位苏联派突出而刚直不阿的成员朴义琓，被第一次引用为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支持者，而且还是一个反对派的积极参与者。内政部部长和朝鲜安全服务最高主管方学世，指控说，反对派曾计划开始武装叛乱。据我所知，这样的指控是第一次在大使馆的文件中提到。于是反对派成员开始发表他们的习惯性的忏悔。一个例外是直言不讳的朴义琓，与他一贯的胆略和勇气，否认了这些指控。当金昌满开始骂他：“你是伊万！伊万！“，暗示了他的俄罗斯起源。朴只是退出了会场。另一个受害者是金枓奉，他最近已经从他作为北朝鲜国家元首的位置上被赶下台了。这位老知识分子和学者，到现在是第一次公开（或几乎公开，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党内高层的秘密会议上）被指控是反对派的一员。金枓奉乖乖地“在党面前承认自己有罪”，即使可能以含糊的模式去做。全会期间，被针对的政要还包括前通讯部长Kim Chang-hup，他刚刚被Kim Chang-hup，‘金日成自己是打成一个“工人运动的叛徒”。 57 发言者坚持认为，必须对反对派进行重罚。例如，“从Ponggung化工厂党委书记说，他的工厂的工人曾建议，他们将把所有宗派分子投入到一个沸腾的碳化物箱子，其温度高达2000 ° C。58 由金日成的信徒们提出的类似的威胁不断在朝鲜的出版物上提到。例如，对朝鲜通史的作者写道：“从Kangson钢铁厂工人，以及我们国家整个工人阶级要求把宗派分子混蛋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可]把他们剁成碎片。“59新任命的司法部长，何庄淑 (Ho Chong-suK)，相对不夸张，只是提出，“宗派分子必须让人民的法院审判。”她的建议是不久将成为现实，虽然没有在一个经典的斯大林式的高度展览式的审判。 1957年的十二月全会正式改变了短暂的九月全会的决定。从今以后，针对实际或潜在的反对派的支持者的清洗得到官方的承认和最高权力机构的无条件批准。金昌满在全会讲话中指出：“它[中苏联合代表团的访问]是大国对小国的沙文主义的一个表现。我们有，现在仍然在这里，某些人喜欢等待[外国]飞机。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党，而盲目相信其他党。我们没有理由让他们等待飞机。将不会有更多的飞机！“60 关于飞机这些话深深的印到许多与会者的记忆中，Lim Un (Ho Chin) 后来在他的书引用这些话（稍微不同的措辞）。这种方法和早先的强调国际主义和把“兄弟国家”保留在一个特殊地位教条形成了鲜明的矛盾。然而，这句话是北朝鲜政策将有所改变的标志。金昌满的这句话是一个灵巧的修辞，尽管可能不是非常准确，在1956年9月，米高扬和彭德怀是坐火车抵达北朝鲜首都。不过，金昌满关于被海外监管的“飞机 ”被证明是正确的。时代发生了变化，金日成是现在的朝鲜局势毫无疑问的主人。十二月全会推出了新一轮清洗。这也意味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进一步加紧，并迅速地将整个国家转化成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庞然大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时，上述的对“不可靠分子”的迁移达到了顶峰。数以万计的人，其主要和唯一的罪行不过是有一个地主爷爷或是有一个亲戚在南方，被强制从城市驱逐到农村。清洗也深入到朝鲜社会，越来越多的底层干部和党员也变成清洗的目标。在十二月全会后，对八月事件在朝鲜新闻界的描述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些密谋者被描述成不仅是分裂主义分子，而且是正计划在朝鲜首都发动军事政变的叛徒。例如，在1958年4月11日，金永柱，作为金日成的弟弟和一个高层干部，告诉苏联外交官：崔昌益集团利用了不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困难，在八月全会前曾计划公开攻击党中央，以更换党的领导，建立自己的党内“霸权“。当时我们还没有知道他们所以的阴险计划，其包括一场可能发生的军事政变和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然而，正如八月[1956]全会表明，崔昌益集团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目标，就是在朝鲜挑起了一场和匈牙利类似的危机。目前。。。崔昌益和其他正在制定反革命阴谋的宗派分子已被逮捕，调查正在进行中。这些叛国罪的证词表明他们是多么地堕落，准备把朝鲜拉向和匈牙利一样的流血事件。每天的调查都给叛国的企图带来了新鲜的事实。虽然还没有发现崔昌益集团和美国和李承晚特务有联系的直接证据，很显然，南朝鲜执政圈依靠宗派分子的计划。 1956年2月至3月，他们准备挑衅朝鲜，并把其伪装成“北方人民对共产党政权的反抗。”61 从那时起，有计划的军事叛乱成为标准的指控。在1958年3月，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会议在平壤召开。根据单纯追随苏联模式的朝鲜劳动党党章，一个党的会议将是某种“小的党代表大会”。当局势需要，党的会议可以在周期性的定期会议之间召开，以讨论党和国家的紧急事项。没有建立好的时间表。这是完全是由中央委员会自行决定是否及何时召开一个新的会议是必要的。其实，大会很少在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其远比代表大会少。朝鲜劳动党只举办过其中二届代表会议。在其他列宁主义国家，召开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往往指示党和/或国家正经历着一些问题。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也不例外。然而，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非常低的曝光率。在一个列宁主义国家的任何主要党的会议预期将有许多官方出版物以报告“群众的积极性”及相关劳动成就，还有大会成员做的标准的陈腐讲话。在这些事件中，官方新闻（唯一的新闻来源）将特别公布，通常是以非常长的篇幅去容纳这一浩繁的材料。这种行之有效的苏联传统也被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所遵循。但是，第一个代表会议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和相当不寻常的方式报道的。劳动新闻的头版发表了一些包含有关材料的会议和简短的正式报告，但每天正式发表的文章中有70 %代表会议没有联系。这是一个与传统的明显的决裂，劳动新闻甚至没有出版代表们的发言。由朝鲜官方日报公布的唯一的主要著作是两个由Yi Chong-ok和朴金吉做的大报告。根据议程这次会议有两大主题。首先，批准朝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苏联的传统，也就是“人民民主”国家的传统，主要经济计划必须由党的会议，通常是代表大会盖橡皮图章。因此，Yi Chong-ok，一个年轻的技术官僚并刚刚成为朝鲜经济沙皇（他将坐这个位置到20世纪80年代），正式发表了充满相当枯燥的经济数据和预测的长篇讲话。 62 然而，会议的议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反对宗派斗争”，这是真正召开会议的原因。当然，代表们不会“讨论”情况，相反，他们将被他们昔日的同志和老板的罪行“教育” ，并谴责那些失势的领导人，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可靠性。宗派分子的活动是另外一篇发表的讲话的主题，该讲话由朴金吉向大会做。这篇讲话的题目是“Tang-ûl t’ ongil-gwa tangyôl-ûl tôuk kanghwahaneun te taehayô”（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这篇讲话以强制性的引用“以苏联为首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巨大成就”为开始，以及对金日成的智慧的仪式性的颂词。金日成被说成是一个领导“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核心力量。” 然后，朴开始报告的主体部分，也就是邪恶的宗派分子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根据新的指控，朴说：“正如现在已经清楚暴露的，崔昌益集团不仅致力于反党宗派行动，而且还踏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然而，这些指控都是不精确的和缺乏确凿证据的：反对派成员与敌人“密谋 ”，“鼓吹帮派活动的自由”，等等。只有几句话透露了反对派的要求。根据朴，“崔和他的帮派主义支持者违反了人民民主的法律，并使用’人权’和尊重法律为借口，以释放已受到人民法院严惩的反革命分子（这很明显是指反对派试图缓解政治压迫的失败尝试）。与此同时，尽管军事政变的指责是在会议上被提出，朴并没有指控崔策划军事政变。与会代表的发言并没有出现在当时的劳动新闻上，甚至金日成自己的讲话到了很晚以后才发表。这种不同寻常的稳健覆盖报道和企图把主要经济有关的活动当作会议主题只能是故意的。这种做法的一个可能目的是不要吸引太多对“宗派主义分子的问题”的关注。这种做法很可能由金日成亲自批准。至少，在会议前夕，南日告诉苏联外交官说：“宗派主义的一个问题将在会议中占据一小地方。”63这是否是真正的情况？这种说法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如果对真实与被指控的反对派支持者的攻击构成了本次会议的主要活动，那么当局确实试图说服朝鲜一般公众（和党员干部不同）和外国观察家，让他们认为，“宗派主义问题”在会议议程中优先级没有那么高。我们只能猜测这种克制背后的原因。金日成也许是担心高姿态的攻击会对国内政治稳定或朝鲜与苏联和中国的重要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未发表的讲话充满了对“叛徒”和“阴谋家”的谩骂。根据Kim Hak-jun的数据，主要目标是金枓奉，他被命令坐下来，然后听他的前同志们发表无尽的指责。这些指控中的一些是非常个人的，例如，一个传言说他娶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后，他非法采购了春药。 64 所有其它“宗派分子”（崔昌益，朴昌玉，还有其他人）同样被抹黑。反对派被再次指控在平壤策划军事政变。这种不可思议的指控导致了受害者名单的相当大的增加，并包括一些重要的军事人物。根据苏联的记录，在3月5日，朴金吉做了长篇讲话后，方学世（内政部长），Ho Chong -suk（司法部长），Kim Tae-gun（军队政治部首长），和其他人接着讲话。方学世向代表们介绍了“宗派分子已经如何策划针对党和政府的阴谋”，Kim Tae-gun告诉代表们他们涉嫌策划政变。 65 内阁事务局长前局长杨界，作为一个杰出的延安派干部，出来做了一个报告，从中他介绍了在1956年反对派的被指控的行动和计划。看来，金正日和他的同谋都使用了和1957年12月相同的战术。那时，另一反对党的支持者Ko Pong-gi 在党的权力大佬的聚会上“揭露”反对派的计划。虽然这些发言是由当局撰写，并没有办法从字面上去理解，由前反对派成员发表讲话使得把信息传递给观众的时候看起来更令人信服。第二天，金日成在他的发言中强烈批评了“宗派主义分子”，其中最主要的是金枓奉和韩斌（后者的政治家，迄今为止甚至很少提到，在金日成的讲话中非常突出）会议结束后，在高层干部中的清洗在继续进行。在1959年6月，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开除了十位中央委员，大概是1956年委员总数的七分之一。所有被开除的成员被指控是反党宗派主义者的支持者。他们包括两个前苏联朝鲜人，国内派的三名幸存者，和延安派的五个成员。新加入者包括四个游击队员，两个苏联朝鲜人，和两个国内派共产党员，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新人中，只有四个游击队员在下次中央委员会上，也就是两年后于1961年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保住了他们的地位。 66 同时，“八月事件”的参与者和他们的所谓的同谋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八月前的苏联文件都直接提到策划阴谋的只有七名成员：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戌辉，金承化，李弼圭，和李相朝。根据金承化的说法，金枓奉至少知道一些反对派的计划，因此我们也可以保留地把金枓奉算作该集团的外部同情者。在这八个有确凿证据证明参与谋划的“正宗”阴谋家中，五人成功地1956年逃亡中国或苏联。剩下的崔昌益，朴昌玉，和金枓奉留在了北朝鲜。崔昌益和朴昌玉在1957年9月就被捕了，而金枓奉简短地出现在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会议上，并在会议上遭到当众羞辱。然而，从1958年初起，八月事件已开始当作大规模的阴谋，所以北朝鲜当局需要更多的“阴谋者”，来使这个故事的新版本看上去更加合理。阴谋者的人数增加，同样为大规模的清洗提供了理由。如果阴谋确实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清洗才能处理这个阴谋。因此，被指控参与阴谋的人数猛增，并包括苏联派和尤其是延安派的许多重要成员。 1959年10月下旬，北朝鲜内务相方学世约见一个重要的苏联外交官Pelishenko。方学世表示，对“八月阴谋”的调查到那时已经完成。事实上，有两个独立的调查：一个由内务省主持，另外一个由军方安全机构主持。方没有解释这两个调查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后者主要是用来利用“军事阴谋”来将军们给构陷进阴谋。内务省调查了八十名被告，而军方调查组调查了“大约相同数量的”被告。这意味着，到1959年年底，约有160名前党干部和军官被宣布积极参加了“八月事件”。67 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朝鲜调查组很可能会采用的方法，我们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大多数被告认罪。在谈话中，方向Pelishenko出示了朴昌玉声明的一个抄本。其中，朴昌玉承认所有指控，甚至包括了最不可能的临时军事接管的指控。由此，对阴谋者的审判应该是指日可待的。方学世说，朝鲜劳动党常委会还没有决定审判是否公开。方报告说：“根据他们的罪行，被告将被分为三组。第一组[将由]犯下的严重罪行的宗派分子头目组成，其中包括崔昌益（前首相），朴昌玉（前副首相），金元述（前副国防相），和包括军人的其他人。第二组[将由]那些完全暴露并谴责他们自己的犯罪活动的被告组成。第三组[将由]这些还没有完全暴露和谴责针对党和国家的罪行的被告组成。根据这种划分，惩罚将会不同。” 方说，第一组将得到死刑判决。他还提到了一些关于死刑的其他信息：“内务省认为，死刑必须被应用到二，三十名被告。然而，金日成同志表示，死刑只能应用到最小范围内的被告，三，四人左右。”68 这个关于金日成的特别意见的信息是很有趣，尽管我们有点怀疑我们是否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它。非常令人钦佩，至少有一些被告“并没有彻底揭露和谴责他们针对党和国家的罪行”。这意味着他们被折磨所屈服，并没有认罪。尽管这些不认罪者的名字依
r*a 发帖数: 1503	11 9 北朝鲜改变了它的进程到1957年的夏天，1956年九月全会的决定很显然都死了，其死亡与那些曾经把这些决定强加上去的势力的技术性默许有关。虽然东欧的许多“小斯大林”纷纷被流行的抗议和 /或其他领导人谋划所赶下台，金日成是无所畏惧（无论是内部或外部）地从这场危机中摆脱。他的胜利对朝鲜的总体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影响了所有北朝鲜人的日常生活。 50年代后期标志着北朝鲜社会的重要变化。在1945-1956年期间，朝鲜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苏联操纵的“人民民主”，而其国内政策遵循的苏联的规定，只有轻微的变化。局势在5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朝鲜领导人拒绝服从非斯大林化趋势。他们选择了继续保持严格限制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当时大多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都抛弃了这一政策），甚至开始修改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修改反映了毛泽东的中国对朝鲜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新的政策明显受到当时中国的局势发展的影响，但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茁壮成长的沃土，毛泽东的思想并不能在北朝鲜扎根。总的趋势是明确的。这个趋势意味着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更大的控制，对真正的，潜在的和想象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更加严厉，对本来已经有限的国际交流限制更多（现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力量），对艺术和文化的控制越加收紧，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对上帝一样的伟大领袖的神化。总之，这种趋势是向着维护和加强有着更多国有化的斯大林国家机构。 50年代中期在朝鲜曾是一段思想控制相对放松的时期。即使劳动新闻都可以出版漫画（虽然通常描绘“美帝国主义及其南朝鲜傀儡”），介绍外国文化的文章，还有用古汉语，在这种悍然“封建”和“反动的”语言写的诗句。但是这种小情调已经为时不多了。 1 在同一时间，“新”北朝鲜斯大林主义是获得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风味。在这方面，它并没有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包括苏联原型，有太多不同。可以肯定的是，直到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一直控制着这些依赖政权的民族主义倾向，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违背和破坏最“大”的一个（苏联/俄罗斯）。只有民族遗产的特定部分是被允许的，即那些不会对莫斯科造成问题的部分。它们包括对外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如果侵略者的后裔在20世纪50年代属于“帝国主义”阵营（例如，保加利亚对土耳其人，德国和波兰的冲突等）。对此，朝鲜并没有例外，这种“控制”的民族主义自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存在，并带有一个很强的反日风味。然而，从60年代初起，朝鲜形势发生了变化和地方民族主义者开始摆脱昔日的约束。在文化和政治上，重点被放到从根本上重新解释或简单的发明的当地传统上，而所有的外部和朝鲜文化的连接和影响则开始被淡化或否认。虽然其人口的大多数记得历史，这个由外国势力主导建立的历史不久的政权将努力“国有化”本身。毫无疑问，这些趋势主要是为金日成和他的亲信们的利益服务的，并往往总是由他们发起和鼓励。然而，如果没有从下面来的至少一些支持，这些政策可能不会成功。我们不妨假设新路线反映了大批中低层次干部或许更广泛的北朝鲜人民的理想和价值观。这些人的背景大多是传统的农民，他们支持这个政权是因为它本质上看起来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朝鲜体制而出现。由于苏联是外国人，而且是文化上非常遥远的外国人，朝鲜爱国主义的吸引力是非常强大。我们可以推测，很多朝鲜人欢迎这个新政策，因为它是被视为摆脱讨厌的无所不在的苏联，而完整地保留了平等的精神和真正的朝鲜的精髓的努力。在这种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意识的过程中，朝鲜的总体上成功的教育政策的贡献是最为巨大的几个因素中的一个。使用母语的现代学校教育在建设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已经被学者注意到。 2 1945年后的朝鲜人是第一代使用母语以国家认同为中心的教育的人。虽然只有23%的男性和5%的女性在1944年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到了在50年代中期，几乎的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至少上了小学。新的学校课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向外国人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的主题在历史，语言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朝鲜教科书经常性出现。我们可以设想，苏联顾问对这些想法在朝鲜比在其他地方，例如东欧，更舒服。在东欧，在许多情况下，反抗过去的俄罗斯的侵略斗争的记忆是民族主义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朝鲜，这种出现在北朝鲜的国家历史上的“卑鄙的外人” 的角色是很方便地由日本人和美国人扮演的。 4 然而，虽然这种方法不是专门的反俄的，它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以民族主义精神教育普通朝鲜人。这种对新的，真实的，正宗，不受外国压迫和控制（如果可行的话，甚至是外国的影响）的朝鲜社会的理想肯定会和这些最近成为城市居民，小干部，或军人的前农民产生共鸣。这些发展并不唯一出现在朝鲜。如果我们看一看其他“国家斯大林主义”政权，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在某些方面的北越，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国家在共产党国家中有最高的农村人口比例。除了罗马尼亚，他们都没有在共产党接管前经历任何形式上的民主。甚至由共产主义阵营的温和标准，他们的教育水平都非常低。伴随着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是朝鲜政策的日益激进化。在1958年底，苏联外交官注意到朝鲜在文件措辞上的整体变化。这年十二月金日成突然宣布，朝鲜将在四到五年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句话表面上是受到近期中国的实验的影响，因为毛极大地改变了他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的预测。这些金日成作出的新声明导致了苏联的含蓄的不满。对莫斯科而言，这种说法是不太重要的异端，因为当时的苏联正统思想认为，“人民民主”的过渡期必须持续几十年，而不是几年，特别是在朝鲜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然而，这些新声明表示，平壤决心加快改革步伐，并在这个过程中粉碎任何反抗。 5 对在传统的经典斯大林主义教育下长大的朝鲜领导人而言，这些疯狂的努力具有特殊的意义。如上所述，“人民民主”理论歧视所谓的“不成熟”的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通过这样做，含蓄地强调了苏联的优越性。这样的概念是不再受欢迎了。朝鲜领导人谋求实际和在象征意义上与“老大哥”的平等。也许，这些新趋势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通过加快从一个略显稚嫩的“人民民主”社会向一个全面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一头扎进沿正统的列宁主义，或者说斯大林主义的路线。这些发展有可能受到了中国同步变化，当时，毛的激进主义正在影响中国。这项新政策的最好的例子可能是农业集体化。正统思想坚持认为，在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农民都应该成为国家控制下的农业合作社成员（当然，当加入合作社，农民被要求放弃他们大部分的土地，牲畜，和工具）。集体化在朝鲜开始于1954-1955年，到1956年底，约80.9%的住户已经被迫加入合作社。到第二年年底，95.6%的朝鲜农民都已经是农业合作社的成员。 6 正在进行中的政治危机显然没有减缓这一过程。事实上，甚至看起来平壤领导人好像已决定在八月危机后的1957年加快集体化的步伐。迟至 1956年4月，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终决议还指出，没有必要急于集体化，整个集体化必须是“逐步”的和“自愿的”。7 然而，1956年成为激烈集体化的一年。这种加速大概是中国的影响力的另一个结果，因为在1955年9月毛泽东推翻了先前的谨慎态度，要求加快集体化。由于这种集体化“高潮”的结果，到1956年底，约83%的农户参加了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合作社（与此同时，北朝鲜的数字在同时达到80.9%）8 小型私人商业和手工业遭受同样的命运。迄今为止，它们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还是能被容忍的。从1956年底开始，它们却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仅仅两年后，在1958年，它们已经不再存在。 9 也许转折点出现在1957年11月，当时朝鲜内阁通过第102号决议。该决议禁止从1957年12月1日以后的所有私人的谷物贸易，从此以后，农业合作社将只被允许出售余粮给国家。前商人不得不加入合作社或得到国家的聘用，否则他们不会得到分配配给券的资格。10 对私营商业的完全清算是一个相当严厉的措施，特别是因为正统思想认为私营商业将要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来逐步纳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据匈牙利文件，当平壤在 50年代末提出废除私人贸易和小规模的工业，部分东欧国家的外交官担心这种草率国有化可能会产生的消极后果。 11 这种企图再次加快改造大概是中国影响的结果，在1955年10月，毛泽东曾提议推向对私人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通过1956-1957年的努力，私人企业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12 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思想会认为这些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变化意味着非社会主义的残余元素在朝鲜经济中已经被彻底破坏掉，因此会有促使朝鲜社会的快速向“完全的社会主义” 的成熟发展。这些变化无疑将额外压力加到北朝鲜人民的苦苦挣扎上，但据我们所知，这种压力并没有导致大规模反抗。对大众的政治消极性有很多解释。最明显的（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由一个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的积极执行，并受到党和国家的协助的严厉和有效的政治控制。事实上，从1957年起，朝鲜政权开始继续收紧本来已经很强的民众控制。从1957-1958年期间是由一系列展览式审判所标识的。这些审判包括对被指控的南朝鲜特务和破坏分子，以及在1950年10月至12月，也就是在一个短暂的联合国部队（主要来自美国）占领期间按与韩国和美国军队合作“叛徒”。惩罚是严厉的，死刑判决被普遍使用。 13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多少受害者是真的南朝鲜和/或美国的特务，但是通过斯大林的俄罗斯和毛泽东的中国的经验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仅仅是被告的一小部分因为实际上与南朝鲜政府的勾结而被审判。展览式的审判，公开处决，持续不断对“革命警惕性”的讲话影响了该国的总体气氛。新闻媒体明确指出，前几年不认真的放松对朝鲜革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些干部]不正确认识，扭曲了。。。针对促进革命的党的政策。那些犯有严重罪行或显然企图从事反革命行动的敌对分子，，如果他们只是否认了这一说法[反革命参与]或提交他们的忏悔，不过是随便被处理。这种警惕性缺乏对我们的革命是一个不小的危险，”14 同一篇文章中说，“革命警惕性”是适用于“宗派分子”。 “我们将不得不增加对还生存在我们党内的剩余宗派分子的警惕性，并阻止他们所有的活动。”15 新一轮的恐怖的袭击目标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平民并没有得到幸免。虽然由于缺乏可用的信息源，我们对党的领导人的清洗比对大众的清洗有更好的了解，但也有迹象表明对大众的清洗也有所增加，在50年代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957年5月30日，朝鲜劳动党常设委员会（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的朝鲜称呼）发出一项特别决定，题为“把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转变为一个全党全民的运动。” 这份文件有着奇异的重要性，因为它奠定了把整个北朝鲜人民划分为几十个社会政治类别的的基础，也就是意味着臭名昭著的 sôngbun制度的诞生。每一个朝鲜人根据在他或她的家庭出身，以前的政治行为的不同，和政治忠诚度被指定为属于这些类别中的一个。这些类别化的划分最终成为朝鲜社会结构的重要标志。把全部人口划分到五十一类别成了一个庞大的任务，该任务自 1957年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完成。另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建立“五户责任制”（o ho tamdang che）。这个系统，在1958年 7月第一次推出，最终发展成为当前的inminban（居民小组）的结构，这也是另一个朝鲜社会的标志。 16 在这个新系统下，每个朝鲜人必须属于一个邻里单元。这些邻里单元负责思想教育和他的成员的“政治可靠”行为，也可以作为渠道送达运动动员。这些单元已在东亚历史上能找到无数的原型（但不是苏联的传统），并成长为对在整个人口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强大的工具。大约在同一时间，北朝鲜政府开始强制把“不可靠分子”迁移到该国的偏远山区（即臭名昭著的部长内阁149号决议）。 17 从1958至1959 年这一期间是一个大规模的对普通百姓的清洗阶段，它也是在朝鲜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迫害的时代。这场运动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一位最终设法逃到中国的延安派干部Yo Chong回忆这些日子说：“1958年和1959年对我和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无休止的噩梦。人们犹如一个噩梦之中度过一天又一天。”18 顺便提一句，这回忆颇能形容大量苏联干部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或中国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感受，并且它似乎不是言过其实的。即使关于“所有人”的言论是一个概括，有“错误联系”的朝鲜劳动党干部和老百姓都有很好的理由去以这种方式去感受政治运动的发展。新发现的材料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些关于恐怖的可靠定量数据，这些数据确实是可怕的。在1960年2月，朝鲜内务省负责人方学世告诉苏联外交官，在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5月的运动中，北朝鲜秘密警察“暴露”大约10万名“敌对和反动分子”。为了充分理解这个统计数字的可怕的规模，我们必须记住，根据方学世的证词，由朝鲜安全部门在1945 至1958年间暴露的“敌人”的数量也就十万人19 换言之，在1958-1959的短短九个月内，和北朝鲜历史上前13年迫害的人数一样多的人被迫害。如果考虑到，1945年至1958年的北朝鲜并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这些数字看上去更加可怕。1945年至1958年的朝鲜是 “依赖的斯大林主义”年代。此期间也有三年的血腥内战和国际战争，人们完全有理由预计在这段时间的保安措施是较往常岁月明显更严厉的。不过，动荡的1945年至1958年期间比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单独一年，居然有更少的人被迫害。方学世告诉他的苏联对话者，只有少数人被正式迫害，而大多数“反动分子”受到“再教育”。然而，这种“ 再教育”很有可能意味着搬迁到最近成立的流亡营地。应该说这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中国毛泽东的政权发动了大规模迫害“右派”的运动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在1957年08月27日，进行战后第一次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的选举。选举本身几乎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为他们遵循了著名的“一席一候选人”的斯大林主义的选举传统。可以预见的是，99.92%支持党，而参与率也达到了一个可疑的类似的99. 92%（1962年以后开始的选举，金日成建立了一个北朝鲜的独特传统：平壤开始要求百分之百的参与和百分之百地支持政府的候选人）。尽管选举是一个明显的骗局，而“当选”立法机构是一个政治上无能的橡皮图章，但是，选举举行这本身就有一些特殊的象征意义。毕竟，这是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选举，通过控制选举，朝鲜领导人都试图证明他们的群众支持和据称所享有的稳定。由于金日成自己自豪地在1957年11月27日发表讲话宣布：“最近，外国游客到我国，惊讶于我国选举政府机构说，我们正在朝鲜选举时，而某国[匈牙利]正由于一个反政府叛乱而处于混乱的状态。”20 这次选举有其他重要和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1948年的第一次大会的527个代表中只有75人再次当选为第二次大会代表。这种高替换率表明了朝鲜精英中的人事变动规模（这些变化的大多数都可能是由于清洗）21二，第二次大会规模要小得多，仅有215名成员。这一次，朝鲜领导人放弃了他们代表全国的伪装，所以第二次大会，不像它的前身，没有包括据说是来自南朝鲜的“代表“。因此其人数较少。另一种不祥的迹象是对金枓奉的替换。他从1948年起一直就是最高人民会议的负责人，并在技术上是北朝鲜国家元首。这次选举发生在一个金枓奉倒台的几个月前。在1957年他的最高人民议会主席一职被崔庸健所取代。崔一直留在这个象征上重要但政治上无能的位置上，直到他在 1976年去世。 1957年也标志着出现了第一个，也许是最无休止的群众动员活动，后来成为如此著名的北朝鲜社会的典型特征。在1957年，金日成发动大力宣传千里马运动。该运动最初是一些当代的仿制苏联的计划，但很快就被中国的“大跃进”所影响，并仿照之。人门被鼓励干越来越多的工作，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实现高（通常是完全不现实的）的生产目标。这种异常激烈的宣传攻势刻意制造工作场所的极端热情，有点类似于一个战场的心态氛围。千里马运动有着明显的毛派味道，这意味着从意识形态的奖励而不是物质的奖励的转变。在战后的朝鲜，这种转变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当时，资源十分稀缺，而当局不得不依靠相对低廉的思想动员来鼓励人民更努力地工作。大众动员这个概念最初发源于斯大林的苏联（即30年代中期的 Stakhanovite运动），但它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在政治和社会上得到极大的用处。尽管大张旗鼓，在中国这导致了一个灾难，而在朝鲜实际结果顶多能说说中等。然而，中国“大跃进”对北朝鲜千里马运动的印记是显而易见的。千里马运动开展也反映了一种大致的远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联的移动，苏联当局（尽管不情愿和反复无常）放弃他们原来的希望使用思想激励的方法，而逐渐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如果不给足够的工作，人们说不会正常工作的。新的趋势也出现在文学和艺术上。尽管有对南朝鲜背景的天才作家的迫害，从1956年至 1958年的短暂的时期应该说是在整个北朝鲜历史上艺术最自由的时期。官方批准的去掉 “形式主义”的要求被解释为允许由作家和艺术管理人员在美学上更自由，被斯大林主义的苛刻的约束更少束缚。然而，这种相对缓和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从1958 年底起，文学政治的主要标语是“教育千里马骑士”和“反修斗争”（后者越来越多地用于暗示苏联和“腐朽”苏联的影响）。实际上，这意味着对作家和艺术家重新加以残酷的政治限制，所以，思想自由将不再容忍。艺术家们将被希望为党和伟大领袖写颂歌，以及导演对“阶级敌人”和他们的“修正主义爪牙”的谩骂22 不提北朝鲜的经济骄人的业绩，20世纪50年代末朝鲜的情况将是不完整。关于“成功” 和“劳动胜利”的官方报告，必须被批判性地利用，但经济发展速度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被宣称在1960年，也就是提前两年完成。根据官方声明，1959年中期，工业产值增加了2.6倍，这是计划于1961年年底所达到的数量。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1960年的工业总产值为在1956年的3.5倍。23 所有这些说法是有争议的，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夸大的，但是即使是最怀疑观察家都同意，朝鲜在50年代末的经济表现的非常好，特别是与附近的韩国经济的灾难性的状态相比。最近的独立估计，在 1956至1960年，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0.07亿增至18.48亿（以当前美元）。24 以任何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增长。我们只能猜测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在多大程度是受到非常慷慨苏联和中国的援助的刺激。但毫无疑问，这结果让北朝鲜的领导层和党的干部，以及一般民众欢欣鼓舞。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对北朝鲜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并不打算这样做）带来多大的改善，但发展迅速和成功的感觉是很可能是由许多朝鲜人共享。朝鲜媒体，和更广泛地说，所有共产党的媒体，一向众所周知地嗜好报告真实的或虚构的经济成就和破纪录的劳动功勋。然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57年和1958年之间与经济有关的文章在北朝鲜媒体上的数字也是惊人的。报纸充满了从建筑工地和工厂的欢欣鼓舞的报告，说明了近期的经济成就的大型表格和图表，以及对未来成就的期望，一般但仍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成果，例如被广泛宣传的朝鲜生产的第一辆拖拉机和卡车。 25毫无疑问，广大民众，特别是党的干部，把明显的经济成就和新的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新政策又将归功于金日成。这种局势有利于金日成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类似的局势加强了斯大林的影响力。同时，慷慨的外援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没有被当局充分说明，并日益受到媒体的报道不足。最终，这种经济狂妄自大导致了在60年代初一系列相当鲁莽的决策，当时朝鲜领导人挑起苏联的援助几乎终止，又没有认真地寻找一个取代来源。 1957年至1960年期间的另一个特点是苏联影响和苏联的存在的持续下降。 1957年初，在1956年十月宣言之后，苏联顾问的人数已大大减少。这减少是出于苏联的提议，为了符合取消或减少苏联顾问在“人民民主”国家存在的新政策。当时，在“人民民主”国家，苏联的无处不在是作为地方政权的依赖苏联的一个恼人的，而且没有必要的提醒。在1957年初，朝鲜的十七个部和中央政府机构有苏联顾问（这个数字不包括低级顾问和军事和秘密部门的顾问）。在这些机构里，苏联顾问指导，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他们的活动。在1957年1月到2月，经过与朝鲜当局的协商，这些十七个部内的顾问中的九人被召回莫斯科。 26 其余的随后不久也被召回，但也有一些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一直留在在朝鲜，直到60年代初。作为一个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姿态，朝鲜当局在1957年下令第六届高中的所有课程都是用朝鲜语教育。这所学校是大多数第二代苏联朝鲜人（平壤的其他苏联居民的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俄语一直是这一特权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语言，这所学校训练了年轻的苏联朝鲜人以便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校的课程也基本上照抄苏联，尽管有一些小的 “朝鲜化”课程（如对朝鲜历史和朝鲜语的入门课程）。这所学校是一个很具体的机构，非常惊讶地从朝鲜的环境隔离开，并这里的学生和那些“纯粹的朝鲜”学生之间的交流一直被保持在最低水平。我们可以假设，该学校的存在可以被当地朝鲜人看成一个苏联人享有特权，而苏联在朝鲜的文化和教育上的特殊地位的的象征。在1957年末，切换到朝鲜语导致了另一个可预见的，也许不完全不可取的结果。苏联朝鲜人，像其他地方的朝鲜人一样都想为他们的孩子寻找最好的教育，将不是很高兴送他们的孩子到朝鲜大学，因为这些大学远远不如苏联大学。在平壤的俄语学校的关闭导致一些苏联朝鲜人将他们的家庭或至少他们的年龄较大的儿童带回苏联，在那里他们可以更好地准备他们未来在苏联的大学的学习。 27 由于苏联被日益看成一个思想的污染源，和这个当年的赞助者的官方的接触被限制了。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最明显的苏联影响通道（除了前苏联朝鲜人）是那些在苏联高校的学生。这是朝鲜唯一的一群会留在危险思想的环境中任何时间，并能够与意识形态受污染苏联人自由交流的人。此外，学生所接触的人无法有效地被追查，更不用说控制。在1957年和1958年，北朝鲜的海外学生人数大大减少。在1957年5月，教育相副相告诉苏联外交官说，朝鲜将不派本科生去“人民民主”国家，但是苏联除外。许多学生被从这些其他国家召回。在1958年初，朝鲜政府采取了很合逻辑的下一步：它决定只派研究生到苏联。 28 据推测，学生在莫斯科叛逃和苏联显然不愿意引渡这些叛逃者也促成了这一决定。在1957年12月16日，苏联和朝鲜签署了一项关于公民权的新协议。它明确地，无条件地禁止双重国籍，并要求每一个是苏联和朝鲜公民的双重国籍所有者作出选择。这项协议是由早前趋势合乎逻辑的发展，鉴于自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和平壤一直鼓励前苏联朝鲜人放弃苏联国籍。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氛围下，这一协议对已经遭到打击，士气低落的苏联朝鲜人是一个额外的打击，其中许多人在技术上保持他们的苏联国籍（虽然他们通常不去延长或更换过期的苏联护照）。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既可以放弃他们的苏联国籍，从而失去了从仍然有影响力的苏联大使馆获得一丝保护的希望，否则他们可能会成为苏联公民，从而失去在朝鲜官位和他们的好工作（很快变得清晰，选择苏联公民几乎意味着自动遣返到苏联）。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决定活着比有一个好的工作重要。但是，新的协议破坏了苏联派的存在，并进一步限制了苏联对朝鲜国内政治的影响。一般，苏联大使馆不会为苏联朝鲜人没有采取行动。当苏联朝鲜人申请返回苏联，这种批准会给。但是没有使馆的积极干预，没有企图营救苏联朝鲜人（或者至少对这种行为一无所知）。事实上，苏联大使馆是一个对清洗的被动的见证者。这种做法并不少见。也许，在1958年或1959年后，苏联很难影响事件的进程。 29 此后不久，平壤又取得了另外一个外交胜利，这次是在与中国的关系上。 1958年，中国和朝鲜签署了关于中国军队（委婉地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境内的协议。有关文件已于在周恩来的访问平壤的1958年2月签署的，到同年10月，最后一个中国士兵已离开朝鲜（虽然一些中国的军事顾问还留在朝鲜）。 30 撤军并没有大大改变战略格局：毕竟，在一场新的战争或紧急情况下，中国军队可以在短短几天内跨过整个边境，因此朝鲜的安全并没有任何有意义上的损害。 31 同时，这一撤离为团结的共产主义阵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宣传资产：美国军队仍驻扎在韩国，而北面在表面上已经没有外国军队存在。然而，就像在同苏联公民身份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撤出也对朝鲜的国内形势具有重要意义：它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直接影响朝鲜内政的能力。中国军对表某些政治力量对朝鲜的直接干预不是一个特别有可能的，但在中国的撤军意味着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淘汰了。大约在同一时间，苏联朝鲜人也开始感受到正在进行的清洗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最初攻击主要是针对延安派。这一战术是合理的：在1956年8月，前“中国朝鲜人”已经形成了反对派的传声筒和支持者中的大多数，所以不得不先处理这些人。延安派一旦被歼灭，金日成可以把他的注意力放到苏联派身上。到那时，很清楚，苏联的干预，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都是极不可能的。朴昌玉，一个苏联朝鲜的领导，并且是八月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已经在1957年被捕。在1958年秋天，发生了新的对苏联朝鲜人的逮捕。其中第一个受害者是北朝鲜海军原科长金哲松(Kim Chol-song)，高级官员金元基(Kim Won-gil)，以及顽固地拒绝做“自我批判”的直言不讳的副总理朴义琓。32 在 1959年，对苏联朝鲜人的逮捕和“思想研究”是非常普遍的。人们一个接一个消失。其中一些人被捕，而其他人失去了特权地位，被流放到偏远的乡村或降职到低级别的职位。根据他们以前的同志估计，至少有四五位重要的苏联朝鲜人（大约是他们最初总数的四分之一）被清洗，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北朝鲜消失。 33 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1959年和1960年被捕的。虽然苏联大使馆一般很少在支持苏联朝鲜人上进行干预，对于不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苏联国籍可以得到一些保护。 34 苏朝关系的不断恶化和不断加剧的清洗意味着与苏联的联系不再是苏联朝鲜人的特权地位的基础。相反，这些联系越来越被怀疑：同苏联的互动逐渐变成一个危险的来源。金日成大学校长于松训(Yu Sông-hun)在1959年中失去了他的工作，并遭到了羞辱的 “批评”。主要指控是，他故意把苏联传统植入朝鲜35。在大约在同一时间的内务省，苏联朝鲜人背景的高级官员也成为精心策划的批评的目标。其中一人甚至被问到他保护哪个党的利益，苏共还是朝鲜劳动党。这种问题在1957年之前竟然是不可思议的。 36 一些苏联朝鲜人（特别是在军队和警察里的）也被列入了据说已计划在1956年发动军事政变阴谋不断扩大的被指控名单。如前所述，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可能，但在1957年的十二月全会后，他们在北朝鲜新闻上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绝大多数被告是“延安的将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延安派”一直是整个八月事件背后的主要力量，而这个派系的成员本来在军队内就广为分布。然而，一些苏联朝鲜人也发现自己不仅仅被指控和朴昌玉结交并偶尔对金日成的政策说一些讨厌的话，而是被指控有更险恶的阴谋，即偷偷准备军事接管。 1959年9月，朝鲜人民军装甲处处长朴义茂(Pak Il-mu)，突然被军队保卫部门所逮捕，并在狱中度过了十八天。他奉命澄清他与崔昌益和和其他“ 宗派分子”的联系37。大约在同一时间（可能是同一天），朝鲜人民军的工程处处长朴吉男(Pak Kil-nam)也被逮捕并受到四十天的审讯。 38 然而，这是罕见的，实际唯一一次，苏联大使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干预。朴在苏联大使馆找到了保护所，他在那里住在苏联武官Malchevski的公寓中。经过几周的谈判和文书工作，朴吉男被迅速送回苏联。为了防止朝鲜特工试图拦截他，苏联军官陪同朴上了苏联列车和，并指示列车乘务员提高报警防止意外的情况在到对苏联边境前发生。（什么都没有发生，朴在20世纪70 年代在苏联的舒适的退休生活中死去。）39 朝鲜当局很快向苏联大使馆转达了一份官方声明，指控朴义茂和朴吉男的“帮派分子活动”和阴谋。例如，朴义茂被指控表示支持匈牙利起义和一位延安派的重要成员将军崔仁(Choe In)将军讨论军事政变计划。这些特殊的指责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有些听起来可能更合理一些。例如，文件所引用的朴义茂和朴吉男对普通朝鲜人的生活困难的同情的言论（毫无疑问，这是真诚和善意的言论）言论被认为是其所谓的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40 即使是康金(Kang Chin)，这位在1945年前的共产党地下活动中的重要成员，但是已经早就被清洗，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看起来好像都被忘记了，现在也面临着严重的麻烦。他出生于1905年，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政治联系，但是他仍保留他的苏联公民身份。尽管他只是做一个低调的翻译，他被指控恐怖主义。 4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内务相副相(Pak Pyong-yul)的谨慎。他在递交返回苏联的申请后，以高血压为借口不再去他的办公室。他留下来躲藏半年，直至所需的文书工作已经完成。 42 肃反在1960年继续进行。主要的受害者是那些在1956年曾无意间表示对九月全会的决定决定表示同情的苏联派和延安派朝鲜人。虽然该决定是官方同意的，并得到了金日成自己的表面支持，现在该决定的前公开支持者，无异于颠覆分子。这些导致(Yi Mun-il)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官员），(So Chun-sik)（平安北道书记），还有其他重要苏联朝鲜人官员被纷纷解职。 43 他们没有被捕，但发送到农村去干体力劳动。在这种惩罚上，可以看出明显的毛泽东的做法的影响，因为伟大的舵手也喜欢把失势的官员用强体力劳动加以赎罪和改造（斯大林的偏爱是相当不同的，并必须说，更少自由一些）。一些苏联朝鲜人试图适应新形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还积极参加了清洗，以希望能确保金日成的信任。例如，方学世，南日，和朴正爱。然而，绝大多数前苏联公民对新形势做了现实评价和并极力离开朝鲜返回苏联。苏联朝鲜人从朝鲜外流到苏联在发生最早逮捕的1958年初就开始了，并持续到1961年。现在不知道，是否也有一个类似的对延安派朝鲜的“自愿遣返”被允许。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一些延安派朝鲜人经过朝鲜当局允许而返回中国，他们的外流规模将是无法和苏联朝鲜人的外流规模相比的。确切的数据此时无法获得，但是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留在朝鲜的150个苏联朝鲜干部中，有一半以上最后设法返回了苏联。这种外流救了很多生命，但它也有利于金日成和他的亲信。金日成的主要目标不是从肉体上，而是从政治上消灭苏联派，完成这一目地的最好的方式是把这些潜在的麻烦者推出政治，最好推出国。 “思想检查”，“批判会”，以及对一些重要苏联朝鲜人的逮捕都是这个恐吓活动的所有的组成部分。被恐吓的苏联朝鲜人很可能保持沉默，或者更好的是，他们开始打包离开。在50年代后期，如果苏联朝鲜人希望出境，当局通常不会阻止。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朝鲜当局明确鼓励苏联朝鲜人离开。例如， 1959年，北朝鲜总参谋长召集所有苏联朝鲜人的高级官员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公开指出，所有希望返回苏联的人都可以这样做。 44 大约在同一时间，南日，当时还是外务相，告诉苏联外交官，平壤“不会介意”如果这些选择了苏联国籍的苏联朝鲜人申请被遣返回苏联。45 1960年初，北朝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被告知，有苏联背景的所有官员都可以自由地离开朝鲜回苏联。46 这连贯的模式表明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朝鲜官员是在遵守来自最高层就是金日成自己的指示。有时这种离开的选择会被单独提供给个人。例如，金日成大学前任校长(Yu Song-hun)，首先被解职，然后由他的上司建议他应到苏联找 “一个休息和能改善自己的健康”的地方。同时，也要求他最好尽快动身。 47 朝鲜保卫部门甚至试图在境外追捕敌人。李相朝在1957年末的叛逃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叛逃，其中大多数是在莫斯科的朝鲜学生。非斯大林化的思想对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朝鲜年轻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们已经在后斯大林的苏联环境中度过几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不由得看到新兴的金日成专政的丑恶嘴脸。解冻的思想和理想在1957年的莫斯科是非常强大的，并开始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当数十位来自著名的国家电影研究所（ VGIK）的北朝鲜学生拒绝回国，并寻求苏联的庇护，一个大丑闻发生了。他们最终获的莫斯科的庇护，这表达了莫斯科到北朝鲜政府的高度不满。苏联当局的这一决定，既是一项人道主义步骤，也是一个明确的送给平壤的警告信号以表示苏联金日成的严酷对待反对派人物和顽固地拒绝仿效苏联并软化他的政权新政策的不满。对于金日成，苏联的这个新态度意味着莫斯科（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北京）不仅正在成为危险，或最起码，令人不安的思想趋势的源头，也是一个潜在的反对派的重要基地。我们现在知道，其潜力从来没有被真正实现，叛逃者从未被莫斯科用于影响朝鲜国内政治，但是早在1959年和1960年是否如此是远远不能肯定的。如上所述，从1957年起，平壤官员正在采取措施以减少留学苏联的北朝鲜学生人数。他们还采取更严厉措施来限制危险和并教训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 1958年北朝鲜特务进行了一次几乎成功的尝试，去莫斯科绑架一位特别麻烦的学生。学生不是别人，正是Ho Chin（Ho Un-base），一个李相朝的密友和对金日成的独裁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如上所述，最终他以笔名Lim Un写了一部著名的北朝鲜历史的开创性的书”。在莫斯科，Ho Chin 是拒绝回到朝鲜的VGIK学生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北朝鲜当局的愤怒是很容易理解。 48 当他成功地逃离了戒备森严的朝鲜大使馆，绑架Ho Chin的尝试以一个颇为壮观的失败而结束。但是，此后不久的一个对朝鲜公民的成功绑架，对本已紧张的苏朝关系造成了新的伤害。在1959年秋天，莫斯科音乐学院研究生Yi Sang-gu向苏联申请庇护，并致信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对金日成政权提出严厉的批评。当他的申请正在被考虑，于10月16日，Yi遇到一个苏联官员试图说服他（显然没有多少热情）回国。 49 11月 24日，Yi Sang-gu（在某些苏联文件中他也被称为Yi Sang-un）被北韩特工绑架。这一事件发生在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莫斯科市中心。Yi被迫进入一辆汽车，并迅速（11月25日，在他的被绑架日）被运回平壤。他未来的命运不为人所知，但毫无疑问，他的生存机会接近零。这一事件引发了从苏联当局强硬的反应，甚至赫鲁晓夫本人都认为有必要干预。 1959 年12月7日，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朝鲜大使的解释“Yi Sang-gu事件”。在几天内，当时的朝鲜驻莫斯科大使Yi San-pal被召回平壤，朝鲜政府不得不作出正式解释。正如人们所猜测，整个事件被归咎于过度热心的官员，但正式的解释并没有帮助Yi Sang-gu：这个倒霉的音乐家永远消失在平壤监狱中。50 不过，要求召回大使的决定在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整个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Yi San-pal被Yi Song-un所取代。他是前游击队员和前平壤书记，并在1956年前对国内派和现在对苏联派和延安派的清洗中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推测，任命这么一位对反对派热心清洗而且值得信赖的战士有一些政治的含义：在60年代初，莫斯科事实上可能被平壤看成一个反金日成势力的基地。当局还针对那些在境内会暴露在苏联影响下的朝鲜人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在20世纪50 年代末，一个苏联武官告知莫斯科，所有曾与苏联军事顾问工作过的朝鲜人翻译开始消失。据了解，他们被送往农村。官方的解释是，翻译之中可能有一些间谍，但这个奇怪的理由难以误导任何人。 51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Kohousek和匈牙利大使Prath在1960年 12月做了同样的抱怨。在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会谈时，大使们说，他们最有才华和热情的朝鲜雇员仅仅由于一个脆弱的“政治不可靠”的理由而纷纷失去他们的工作。另外一个经常在大使会议中讨论的议题是“兄弟国家”在北朝鲜的使馆变得日益孤立，由于这些所谓对朝鲜友好的外国使团人员的北朝鲜保卫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去骚扰和恐吓朝鲜访客。 52 这是一个开始于1956年的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朝鲜开始限制外国人与朝鲜官员的互动。很快，苏联大使馆成为一个平壤市中心的碉堡，除了一小部分经过精心挑选和筛选的被信赖的政府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能访问苏联大使馆。在北朝鲜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和向“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转化的许多变化中，我必须提到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进攻。在朝鲜，除了列宁主义的朝鲜劳动党外，还有两个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前者通常被认为，至少被官方描绘为，作为基督徒和/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而后者则包括了本地宗教天道教的支持者，他们大部分来自偏远地区农民。在1945至1948年期间，当时他们有着可观的支持率，二个党在北朝鲜的政治中都是相当有声有色的。然而，到50年代中期，二个党已经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的傀儡，其党员人数是非常小（在1956年，有1,742名天道教青友党党员，民主党差不多大）.53 这些政党被保存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海外的公关和宣传目。然而，“非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社会的存在根据“人民的民主”的理论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这些党被看成是北朝鲜社会处于过渡阶段的一种标志：北朝鲜是推定是会稳步走向社会主义，但目前还很不成熟。在他们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并完全按照列宁主义的处方（如斯大林正统的理解和解释）重新设计北朝鲜社会结构的冲锋中，北朝鲜领导人不能忽视“非无产阶级”政党。从1955至1956年起，这些政党已经受到种种限制，但真正的攻击开始于1958年。在1958年夏天，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鼓动和宣传部部长Kim To -man，直截了当地向苏联外交官解释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意图。根据Kim To-man，这两个非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中有一些“不可靠分子”存在，因此有必要清除它们。Kim To-man说：“我们打算逮捕约二十名意见最反动的人，而其余的将受到[思想]再教育。我们认为，没有政治的重要性的许多非无产阶级政党和团体将会消失。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认为有必要人为支持这些政党。”54 这个评论表明，或许在那个时候，平壤领导人打算完全摆脱多余的”非无产阶级“政党。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外交官不同意Kim To-man的说法，并表示“非无产阶级”政党是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执行一个“ 正确的对南政策”。 1958年11月7日，当Kim To-man参加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时说，一个“反动阴谋”刚刚在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内部暴露。 11月10日苏联大使馆收到了概述这种所谓阴谋的官方文件。主要指控是针对二个党的主席Kim Tal-hyon（天道教青友党）和Hong Ki- hwang（民主党）。根据指控，这二个政治家都是有高度投机的“同路人”，他们在很早的阶段已经让自己和“他们”的党服从于共产党人的利益以交换安全和特权。不过， Kim Tal-hyon，在乖乖地为这个制度服务了十多年以后，被宣布为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雇佣兵”。当局声称，他是一个李承烨和朴宪永的秘密合谋者，当然，他与崔昌益和其他失势的“宗派分子”也有联系。根据官方的故事，Kim Tal-hyon和“他的集团”甚至计划“暗杀[朝鲜]劳动党党员和他们的亲属，”以及试图策划骚乱。据官方声称， Kim Tal-hyon和他的同伙，“假装成民主的领导人，其实试图颠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并试图建立一个地主和资本家政权，从而犯下了反苏反共罪行。在民主党中主要被告也是党主席，Hong Ki-hwang。像Kim Tal-hyon一样，Hong Ki-hwang被控间谍罪，并与崔昌益的集团“与美国帝国主义”有接触。 55 对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攻击是对扮演类似角色的的机构的普通清洗的一部分。这些机构提供了一个看上去更宽松的门面，以使统一战线的名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维持。在新的形势，这些国内统一战线的遗迹很容易被抛弃，而这种抛弃是以最斯大林主义者的方式进行的。在1958年年底，平壤当局宣布，他们已破获了一个所谓的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阴谋。该委员会主要包括在战争期间被北朝鲜军队抓获并最终答应和北朝鲜合作的南朝鲜政治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简单签署各种宣传宣言以交换生存和特权。该委员会是在1956年初正式成立，但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8年，其许多重要成员（Cho So- ang, Om Hang-sop, Kim Yak-su，还有其他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官方指控说，“从美国人的指示下”，他们连同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的一些领导人“企图建立一个反动集团直接反对[朝鲜]劳动党。”56 遭到这样的指控，Kim Tal-hyon, Hong Ki-hwang, 和其他非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是注定死亡的。在1959年2月他们的案件仍在调查之中，但他们已经认罪。57 2月16日，最高人民会议的十五名已与被控参与了阴谋的代表根据大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的特别法令被剥夺了豁免权。 58 当然，被捕人数要高得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是朝鲜“议会 ”。目前的来源没有提供有关在囚人士进一步的命运。没有表演式的审判上演，而受害者没有太多的宣传就简单地消失了。 1959年2月，Kim To-man向一个苏联外交官承认说，民主党和天道青友党当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其地方组织已被摧毁，只有很小的中央机构仍然存在（这些机构现今依然存在，主要是服务于海外的宣传和向韩国的“统一战线政策”）59。同时，二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至少在纸面上，本质上作为宣传诱饵，而保留着。在1959年8月的朝鲜劳动党的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向一个苏联外交官非常坦率地解释说，“这些党在平壤的中央委员会将被保留以吸引一些在南方的社会团体到民主[亲共]力量中。这些党的中央委员会目前由忠诚于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人组成，其活动主要是针对韩国人中的某些群体。 ”60 这位官员的名字叫金永柱，他是金日成的弟弟，他无疑透露北朝鲜领导人目前的计划。另一个一系列备受苏联关注（主要是不悦的）变化是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崇拜在北朝鲜本身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事实上，自1945年以来，它一直是北朝鲜的政治景观的组成部分。经典的斯大林主义，除了会促进一个宏伟的对一个无所不在，睿智的全球领导者（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造成轻微的局部的个人崇拜，尽管这些小的要明确服从大的。苏联本身也不例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甚至他们的主要行业都得到了强制性的个人崇拜。因此，金的名字带着一个合适的称号“sury ông”（领袖）已按40年代末以来被频繁在朝鲜提及。然而，在1956-1957年，对领导的神化是相当静音。除其他事项外，金日成很少会在这期间被称为“suryông ”（通常是用情绪不激动一些的“susang”或首相的称呼来代替）。 1958年，金的个人崇拜重新出现。它很快就达到了1956年前的水平，并保持稳步上升，到70年代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相当滑稽的高度。早在1957年初夏，莫斯科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个金日成远房亲戚（他因婚姻最终成为平壤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的思想家）黄长烨写了一本小册子：“每个人都知道，宗派分子都恶毒地用’个人崇拜’名字来污蔑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政党领袖的热爱和尊重，并在这样做时，试图把群众和领导分开并破坏群众对我们党和它的领导人的尊重和信任。”61 由劳动新闻文章看，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死灰复燃出现在1958年的最后几个月。从该年的11月，12月，金日成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给“朝鲜人民的领袖 ”附上欣喜若狂的致辞。看来，金日成对中国和越南北部（11月21日至1958年12月10日）的正式访问也促成了他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在出访中朝鲜新闻大肆充斥着大量对金日成的伟大和智慧的祝颂词。这些对金日成的赞美的大部分都是从中文媒体翻译，这些用来赞美金日成的内容通常是为毛主席保留的。接在这些被翻译的颂词之后，很快就是原创的颂词了。Kim Sok-hyang注意到一个模式的第一种表现：在整个朝鲜的历史是，该国领导人的宣传表现上的变化常与外国媒体或金日成的海外仰慕者的一些所谓的声明有关。只有在外国人被报道已经喜欢一个新的“路线”后，朝鲜的机构才加入合唱。 62 金日成的中越之行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朝鲜的个人崇拜的发展。这是可能的，金日成和他的亲信通过的第一手观察对毛的个人崇拜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试图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仿效。除了经常在报刊上提到金日成的名字外，还有其他个人崇拜的稳步复苏的迹象。金日成的肖像开始出现在公共场合，他的活动比在以前有更详细的报道。63 在1958年底，第一个“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的革命活动学习室”在北朝鲜建立。官方历史后来自豪地说：“在从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短短的时间内，这种伟大领袖元帅金日成的革命活动学习室，几乎在我们的国家中所有的政府机关，工厂，农业合作社和学校中建立了。” 64 这项运动的规模和协调使得这不太可能是由热心的地方官员发动的，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由中央精心策划组织的活动。在1958年 12月，仅在平安北道，这种学习室就有863间。 65 这些在朝鲜官方的意识形态上的新变化从苏联外交官那里吸引了一些不悦的注意，这些外交官特别恼怒于和反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死灰复燃。在苏联后，自从斯大林死后，对领导者的个人神化决定性地不再流行，当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在70年代末进行不认真的努力重振传统时，它被整个国家的人看成是一个玩笑，也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影响。因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被苏联观察员认为又是一个北朝鲜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的明显的方向指示。在1959年1月，苏联大使A. M. Puzanov在他的官方日记里对新的个人崇拜不断变得明显写下了度长长的话。但是作为一个相当谨慎的政治家，他试图听上去中性; 然而他的反对是不太难被察觉的。 66 动员
r*a 发帖数: 1503	12 10 “游击队员之国”的植入在50年代末，对朝鲜最近的过去的解释发生进行了急剧的变化。从1957年末开始被广泛推广的该国历史上的新版本开始特别突出了金日成和他的满洲游击队战友的战斗。在较早的时期，金日成被描写成45年前的一个主要的朝鲜共产党领导人，但是从50年代末，他被描绘成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真正共产党领袖。所有其他朝鲜共产党人被描绘成金的忠实追随者或赤裸裸的叛徒。在这个阶段，朝鲜的宣传机器尚未作出了荒谬的声称，伟大领袖（当时十五到十八岁）在20 年代末就在朝鲜的政治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是遥远的事情。通过关于满洲游击队和他们所谓的胜利的出版物的的洪流，新的神话被不断颁布。朝鲜劳动党官方月刊《勤劳者》在1958年发表了十一篇和历史有关的文章，并在1959年发表了十篇。然而，在1958年只有两篇与游击队有关，而在 1959年其中有七篇文章是为了纪念金日成的满洲游击队的斗争（主要是发明或至少严重夸大）。这种新的对待历史的方式被设计用来满足两个重要要求：第一，要强调一个金日成的据称的特殊角色。他是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起唯一一个真正的领袖；第二，以一种更“民族主义化”的方式对朝鲜共产主义的历史进行描述，从而掩盖朝鲜劳动党难堪的短暂历史。Yi Song-un在其《勤劳者》文章指出：“尽管我们党的历史是短暂的，它的根是很深的”1。发表在1957年5月的《勤劳者》上的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批文章中的一篇阐述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但进一步强调金日成的个人作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联合的马列主义政党没有被重新建立，但忠于金日成同志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为马列宁主义的党的[最终]成立准备了组织和思想基础。”2 “对于我们这些比较熟悉在 70年代和80年代对金日成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化的人来说，这句关于“忠诚于金日成 ”的话似乎有点无关痛痒，但在1957年这是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即官方的神话制造者开始归功于未来的伟大领袖。官方出版物最后得出一个可预测的结论：“所有这些[由朝鲜取得的成就]的主要历史根源在于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金日成同志为首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抗日革命。”3 在1957年12月，黄长烨在《勤劳者》上发表了一篇对Yi Chong-won最近出版的著作《朝鲜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的高度批判性的评述。4 这篇文章中几个方面非常引人注目。首先，它包含了对Yi Chong-won，也就是北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的苛刻的政治批判。不像他的大多数同事，Yi从来没与殖民当局合作。在1957年夏天，他失势了。黄对他的主要指控是，在他的关于朝鲜共产主义的历史书，Yi比较喜欢提到共产党国内派。在新的神话中，他们被描绘成不可靠的宗派分子或者叛徒。此外，Yi还忽略了已经被描绘成是在20世纪30年代唯一真正的朝鲜共产党人的金日成的游击队。这个错误将让人相信Yi Chong-won的为人诟病的书是一种隐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尽管他对1945年前的历史有非常完整的描述，Yi本人不高度赞扬金日成。他的书像他的对手和未来的原告的许多书一样忠实地反映了1957年前朝鲜现代历史的官方角度。但是，因为他与老共产党人的毕生的联系，Yi不幸成为了大清洗的受害者。一旦政治视角突然改变，他和他的著作很容易成为污蔑的目标。大约在同时，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开始了他在党内的官僚体系内的加速上升。对1945年前的革命经历缺乏可靠证据的事实并没有阻止其成为在中央官僚机构和从1961年起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对金日成的远房亲戚黄长烨在思想政治界的崛起是这种新趋势的另一个确认。黄最终重新定义最初概念模糊的“主体” 并将其转化一个类似于连贯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同一个黄，在他生命快终结的晚年，于1997年，成为北朝鲜逃亡韩国的最高级别的叛逃者）。从1958年初起，朝鲜媒体和出版机构开始不断出版关于游击队的英勇壮举的印刷材料。在7月4日发出的劳动新闻上，整个页面专门献给游击队的“革命传统”，特别是1937年的对普天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袭击了一个边陲小镇，并最终成为金日成神话的基石。5 不久以后，日报开始使用新的口号，“光辉的革命传统”，这用来特指20世纪30年代的在满洲的游击运动。6 按照惯例，这个口号，突然被使用，并在瞬间塞满整个报纸。这个发展，清楚地表明，该术语是首次创造，然后由当局故意地介绍给新闻界。新的意识形态的运动是金日成公开赞同的。他开始提抗日游击队和他们的战斗，并随频率的提高要求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游击队的经验”。在1958年2 月，在访问一个军事单位时，金日成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明确指出，北朝鲜军队的真正的历史不是始于1948年，而是始于在1932年。他提出，第一段明确表示：“朝鲜人民军继承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朝鲜人民军在1948年2月8日成为一个正规军。但是，不是在解放以后，我国人民才有自己的军队。朝鲜人民军成立于十年前，自1932年来，朝鲜人已经有抗日，反封建的，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7 在这个段落中，能很容易地看到朝鲜的宣传机器在 50年代末经常性提到的一个主题：北朝鲜的政治机构的正式历史可能很短，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并在本质上是原生的根源，而且其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满洲游击队运动。对游击队和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在1959年出版的《抗日游击战回忆录》的首卷的出版，最终这本书将有三卷。广为流行的这本书立刻成为思想洗脑的基本材料。每个成年北朝鲜人被迫去读这本书，然后在无数的洗脑会议上“讨论”它。该国几乎充斥着书的副本。据朝鲜官方的数据，回忆录等关于游击运动的书籍，仅在 1957至60年之间，其总发行量，就达到了数量惊人的9580万份。 8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那么对朝鲜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在这三年内出版的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每个人能分到九本。9 更不寻常的是，如果考虑到在同一时期，在整个朝鲜“仅”出版了 1210万本关于当前朝鲜劳动党的政策的书。10 整个活动在1958年12月时被正式官方化，当时朝鲜劳动党常设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要求研究“光辉的革命传统”。11 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神话中，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支持金日成的人才能得到一个 “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因此，在满洲游击运动开始被表现为朝鲜共产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形式和朝鲜劳动党正式建立以前的党的精神的完美体现。它是北朝鲜重要的具有特殊性的变化，整个游击队运动被描绘成即是的民族主义的，又是共产主义的运动。官方宣传从来不提，朝鲜游击队实际上是作为在中国东北的中共游击队的一个组成部分。12 和历史事实相反，金日成的游击队被表现成一支基本上独立的朝鲜军队，他们自己在于日本人战斗，与中国军队只有一些有限的互动。前1945年的所有朝鲜共产主义中的非游击队力量，如果没有被描述成是恶意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就是被逐渐描述成可疑的，不可靠的，和“宗派主义”的温床。其中特别蔑视由金枓奉，崔昌益等其他流亡者延安的朝鲜流亡者所控制的在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军队，即“义勇军” 。在上面提到的1958年2月讲话中，金日成自己说：“我们能继续金枓奉的’朝鲜独立同盟’和他的’义勇军’的从不打日本人一次，得知日本人要来马上就跑的传统吗？我们不能继续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13 从纯军事角度上来说，“义勇军”所取得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金日成自己的军队在1945年也是半斤八两，差不多的。另一个趋势就是缩小苏联军队在朝鲜解放中的作用（虽然苏联新闻和对苏联的成就的欢呼仍然在朝鲜报纸上依然很多，这些东西从1959年起开始逐渐消失）。这种对朝鲜共产主义历史的新解释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洗脑工作的基础，许多朝鲜人开始学习他们“新”的历史。14 很容易看到，整个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民族主义”化共产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由金日成“盗用”。整个朝鲜共产主义历史被描述为一个基本上本土化的运动，它在朝鲜发展（或至少在朝鲜人中间），有很少即使有也只有一些来自外国的支持和贡献，并在1945年前取得了显著而突出的作用，而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金日成的英明领导。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上的外国影响和外国联系被故意淡化或从官方的历史中被抹去。因此，针对八月密谋者的指控之一是他们涉嫌通过对怀疑金日成的优秀和对外国的思想的奴颜婢膝，有计划地腐蚀这个本土的游击队所体现的“光辉的革命传统”。 15 在50年代末的意识形态大转弯反过来又对北朝鲜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金日成成功地使用深深分裂的朝鲜统治精英的内部分歧，从而通过他们的彼此相抗衡，来逐个消灭他的敌人。他的胜利在1961年的朝鲜劳动党的四大上得到了庆祝，其间伟大领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赞扬。新的形势反映在被四大“选举”出来的党的最高机关即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上。该中央委员会的组成直接反映了朝鲜劳动党和朝鲜在1956年至1961年之间所经历的变化。 1961年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包括85名委员和50名候补委员。和由71个委员和45候补委员组成的1956年的中央委员会相比，在人数上增加了。和其他大多数执政的共产党一样，朝鲜劳动党有了这么一个习惯，那以后每届中央委员会比上一届人数要多（另外一个帕金森定律？）。在1961年“当选”的85个正式成员中，只有三分之一（28）是1956年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委员会成员中的11个前游击队员，除了在1958 年去世的于永素外，全部再次当选。在1961年，这10位来自1956年中央委员会的前游击队员中新加入27名游击队派。这是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大的派系上升。新当选委员中的六名前游击队员此前是候补委员（其中一些在二次大会间已经被晋升为正式委员），但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在 1961年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上。这由37人组成的游击队派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派系。鉴于可能有约为130-140人的游击队员和金日成一起在 1945年回到朝鲜，其中一些人在1961年前就去世了，所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前游击队战士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样高的比例将持续到70年代末，因此它给了和田春树( Wada Haruki)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把朝鲜标为“游击队员之国”。16 这种游击队员势力的增加是以所有其他派系的损失为代价的。也许是苏联派损失最大：他们中间只有二人（南日和朴正爱）留在1961年的中央委员会。即使是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方学世此时也没有再次当选。在1960年11月，他已经被从保卫工作上免职，并且有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是他将成为下一个大清洗的受害者。不过，他在1970年的下一届的大会上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延安派的结局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只有3名：金昌满，Ha Ang-chon，和金昌德留在1961年名单上。原国内派中，只有一人当选，即白南淳，但他宁愿干非政治化的职业，而且与国内派的最初核心只有很弱的连接。白南淳是一个在1945年前成名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在1948年搬到北方并成为一个突出的学术界管理者。其他几个有1945年以前经验的共产党人仍然留在1961年的中央委员会中，但他们从 1945年后一直活跃在北方，从来没有与南朝鲜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在游击队派系之后，在1961年中央委员会的第二大派系是作为金日成十五年统治的产品的年轻官员和技术专家。大约30至35位委员可以被归入此类。 1961年的政治委员会（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的新名称）由11名成员组成。其中六位，或者说一个安全的大多数，是前游击队员。其中二位：南日和朴正爱作为苏联派的残余是金日成信任的副手。延安派的代表是金昌满，他刚刚通过热心参与大清洗已经证明了他的可靠性。其他两名成员，郑一龙和李钟玉，是北朝鲜本地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他们的一生，这两人曾在工业管理中工作。在严格意义上，他们不属于任何派别，是第一批被任命到政治局的技术官僚。总之，金日成完成了他的胜利。党的最高机构已全部清除不可靠分子。缺少教育和经验的，但是是无条件忠诚的游击队员形成了朝鲜劳动党的上层阶层。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朝鲜由年轻的技术官僚辅助前游击队员运行。在技术官僚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上来说，他们也“金日成的人”。引入危险的自由主义的苏联影响的一切可能的渠道已经被安全地堵住，北朝鲜人被动员为伟大领袖，国家的太阳，百战百胜的将军去建立无数的纪念碑。叙述已接近尾声，读者可能会对一些主角的后续命运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倒在不断的清洗中。在50年代中期，金日成果断地放弃了举行表演式的的审判的斯大林主义传统，所以受害者的大多数的最终结局始终是笼罩在神秘中。在此后，金日成的受害者开始没有任何官方解释地消失。在政权倒台或发生大幅变化前，将是不可能去了解这个制度的初创者和最终清洗受害者在最后的岁月里面的结局。一些反对派的前成员避难海外。金承化和李相朝在苏联度过余生，而尹公钦和戌辉则留在中国。据Kim Hak-jun的陈述，这二人的妻子最终在北朝鲜被处决。戌辉在20世纪60 年代初由于害怕北京会把他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牺牲掉以尝试把北朝鲜领导层吸引到反苏联盟中，他企图逃跑到俄罗斯，但被抓获并关押了一段时间。他在1993年死于中国。尹公钦也于1978年死在中国。前内务省副相姜相浩，也就是当年打算去阻止尹公钦和外务相副相朴吉勇的人，也在50年代后期逃亡俄罗斯，并在那里自然死亡（姜相浩于 2000年逝世）。对那些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的内部运作不太熟悉的作者来说可能有点惊讶，但那些在八月危机中和金日成果断地站在一起的政治家们也没有比他们一时的对手有更好的命运。二个在1940年代后期加入金日成小圈子的苏联朝鲜人：南日和朴正爱到60年代末尽管依然活着，但是他们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突出地位。在 1976年，南日死于一场可疑汽车事故，朴正爱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她被普遍认为已经被捕或者被害，但是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她在80年代中期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但再也没有恢复她的以前的影响力。“文学天才”和金日成最狂热的谄媚者韓雪野也有类似的命运：他于60年代初被清除，但他没有被处死，于1969年在他被赦免后不久，他就去世了。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另一位建筑师金昌满积极参加在1957年和1958年的清洗，后来享有短时间的政权首席理论家的地位（1961年，他在党内排名第五），但在1966年他也被清洗。据传闻，不久后他农村的一个农场中工作的时候死去。无独有偶，另外一个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克星和1961年的“党内第四号人物”朴金吉也得到同样的结局。他在1967 年被清洗，当时游击队派系的内部冲突导致了对那些1945年以前参加游击队作战而是从事地下支持网络的成员的消灭。或许，在所有角色中中，只有在1956年夏天角色非常暧昧的崔庸健逃脱了最终的失势。在1976年，他死在了他权力和名望的最高点，当时他是党内第三号人物。 17
r*a 发帖数: 1503	13 结论：“八月派”为什么失败试图让金日成下台的计划最终失败。虽然反对派类似的攻击，在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导致了深刻变化，但是朝鲜政府在这个危机中幸存下来。金日成没有成为另一个 Chervenkov，Bierut，或拉科西。不像那些“小斯大林”，也就是现在被人遗忘的东欧的共产党强人，不管怎样，金日成将领导北朝鲜四十多年，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执政的共产党独裁者。为什么会是这样？还有，为什么反对派的企图在1956年灾难性地失败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朝鲜的八月挑战来自外界的影响，可能部分来自大国的阴谋。不过，也有国内的根源，它反映了一些变化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由党的干部，并在朝鲜许多知识分子所共同渴望的。他们不是后来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的既定框架内。 “八月派”试图建立一个更人性化，更少限制的社会主义。他们想要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将给老百姓更多的物质和文化利益，但是保留大部分政治和社会基础不变，并牢牢控制地控制住党的手里。像所有的政治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个人议程，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努力，但很难责怪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毫无疑问，金日成的个人素质，他的谨慎，他的战术机动和权谋阴谋的非凡能力，他的无可否认的魅力，极大地促成了他最终的政治胜利。他成功地分离反对派，然后设计了八月中全会的过程中。有时他只是幸运。然而，金最终成功不只是因为他的残酷（或智慧）对他的对手的天真（或愚蠢）的胜利。该国当时的一般情况也必须予以考虑; 1956 年的朝鲜在许多重要方面和波兰和匈牙利是非常不同的。改革派的想法，在东欧是非常强的，而在北朝鲜很难得到比较普及的支持。几乎没有发现，即使有的话，学术界，学生，和党的工作人员以外的大众的不满迹象。因此，在朝鲜反对党几乎无法依靠群众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者被证明是非常重要，在波兰和匈牙利是甚至决定性的。除了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有政治相对平静的原因很多，我将只提及一个较为重要的几个。不同于东欧国家，朝鲜没有遭到任何的“示范效应”附近的资本主义富裕和民主自由。而东欧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越过边境，就能看到一个更多只有和越来越繁荣的多元社会。而朝鲜没有类似繁荣和自由的资本主义邻居例子。 50年代中期的韩国可能比朝鲜的生活水平稍高些。但是即使这样的差距存在，它对北方的影响依然是不大的。李承晚统治下的韩国绝对不能被看作是民主的典范，直到50年代末两个政权对对待政治反对派和广大民众的粗暴程度上是差不多的。在朝鲜的艰辛生活，也容易被接受，因为这是发生了一场毁灭性战争后，其中造成严重破坏的野蛮轰炸北朝鲜的城市和行业仍然非常明显的只有三，四年。农民背上了沉重的税收负担，但它尚未被引入的臭名昭著的斯大林强制性的集体农业所疏远。因此，许多农民也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困难可能只是暂时的，同时，毕竟，他们仍然是他们辛勤的土地所有者（这是将迅速被改变）。此外，朝鲜在缺乏有意义的民主传统上和东欧国家不同。北韩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类型的民主，而这种想法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其人口，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农民或前多数农民。一个不仅从来没有在选举或任何形式的民主参与政治，但绝大多数的韩国人也几乎没有，即使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公民。如果有的话，在朝鲜公民自由并没有差比前共产主义时候，作为二流外国君主殖民地人民，北朝鲜的殖民统治下，特别是暴虐的类型居住。不像大多数波罗的海或东欧国家的人民，朝鲜过去没有的民主或公民自由分享他们被剥夺的回忆。然而，和流行的观点不同，共产主义国家的群众不满不一定来自对民主的要求。无论是匈牙利还是波兰在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接管前（的确，二者都曾经是独裁政权）都享受过真正的民主。在这些国家，反共群众运动的主要动力是民族主义，并在较小程度上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纯粹”的民主理想。在这些方面上，朝鲜局势有所不同。在 20世纪50年代，宗教不是朝鲜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上活跃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西方的（最终反共的）基督教新教在 1945年之前已成功地成为朝鲜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实力已经被严重的反宗教宣传，警察的不时骚扰，以及宗教活动者的出走说严重破坏。另外，一个宗教授严重破坏原因是基督教新教和美国人的明显联系。（美国对朝鲜平壤和其他城市的轰炸很明显无助于培养朝鲜人对美国人的感觉）。因为动荡的1945-1951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而且技术上常常可行的时代，大多数有可能导致不安骚动的前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和宗教活跃分子（他们往往是同一人），已经纷纷从北方逃离。相比东欧，朝鲜更难激起民族主义情绪。虽然金日成政权被认为是苏联的政治工程的一个产品，但它已取代了殖民统治而成为一个合法的国家政权。这是朝鲜和波兰，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区别所在。此外，金日成比他的有着明显的海外联系，鼓吹“进口”的概念的反对者们有更多的理由来吸引朝鲜的民族主义。如果民族主义有可能在50年代末在朝鲜被动员起来，它将可能支持当地的斯大林政权而不是反对它。类似的悖论也被“国家斯大林主义” 的其他支持者所精明地利用，例如，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显然，金日成他自己很清楚地得知这种流行的感受。从1955年起，他将越来越重视在“朝鲜化”，并巧妙地把他描绘成一个“真正的朝鲜”的品质的体现，并且是一个反对外国影响污染的真正朝鲜传统的捍卫者。这有可能使得金日成的新民族主义得到许多朝鲜人的积极共鸣，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和中层党员干部。这些人已经受够了强制性的俄国狂热，已经准备欢迎被金日成说人格化出来的更加独立和更加民族主义的政策导向（尽管如果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种政策的未来恶果，他们中的很多，无疑会不得不三思而行）。此外，反对派的社会基础被1945至1951年之间的一个从朝鲜出走的难民潮所破坏。逃到南方的难民包括好几个特权的社会群体：过去的地主，小商人和商人，殖民机构的小官僚，基督教活动分子，和前士绅。根据现有的最可靠估计，在1946年至49年间，大约有 580,000人离开朝鲜。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大批难民（40万和65万之间，根据最近的一项估计）在1950至1953年也离开了朝鲜。这些数字意味着，在1945年至1953年期间，整个朝鲜人口的百分之10至14迁移到资本主义的韩国。在其他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这么无与伦比的一个人口流失。与此同时，朝鲜也部分地得到从南方到北方的人口补偿，其中大多数人属于左派分子。而这个内部的移民流动并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故事。另一个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事件也必须考虑到：日本人在南北朝鲜被强制驱逐出境。在 1945年以前，这部分日本人口是非常可观的。在殖民统治的结束的时候，大约是 65万。这些日本人是行政，文化和经济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非殖民社会这个部分属于“本地人”。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这些日本人全被强行从整个朝鲜半岛驱逐。这种驱逐的态度在南方和北方是难得的一致。这种低调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从未吸引海外的大肆宣传，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注意力，但是其对朝鲜的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大多数高级和中级的官僚，许多商人和专业人士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移去，并把他们的工作留给了朝鲜和韩国的本地人去填补。这些特权集团的大规模出走，无论是朝鲜族，还是日本人，导致朝鲜比大多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在社会学上更加均质化。和它们相比，朝鲜有更少的人希望能够恢复失去的繁荣和特权，欢迎对这个系统的反对和统治的软化。留在北方的人们大多数属于被日本统治下的农民和非技术工人。因此，新政权并没有剥夺任何意义上的财富或社会的重要性，而是给了他们新的社会愿望和新的视野。所以，朝鲜不是通过共产党强制现代化政策的常见方法，即大规模群众教育，来实现这个目的。该政权还通过把大规模的“工人和农民”招聘到新投入服务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中给许多人新的希望。事实上，朝鲜劳动党政府也许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消除大部分人口在社会向上流动的限制的政权。受歧视群体，也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尽管他们人口众多，并没有形成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人口中的大多数。而与此相反的是，农民和奴婢(nobi)（农奴）在李氏朝鲜(Chos&# 244;n period) 期间形成了大多数。最终，新的一套向上流动的限制会在朝鲜实行。其中，朝鲜的新精英会逐渐发展成一个封闭的世袭种姓的集团，而平民将很少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发展的机会。然而，这些变化将发生在很久以后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 20世纪50年代，新的反对者可能会出现，但是实际上仅仅只限于党的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内部，而他们的口号是不能反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导致像匈牙利或波兰那么大规模的抗议不太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发生。朝鲜和朝鲜劳动党精英不允许广大民众知道他们任何的内部分歧。这场冲突开始展现相当迅速，并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知。在东欧国家，特权阶层（中，高级别官员）的公开争吵，或者广为流传的对这种争吵的谣言，导致了大规模抗议的发展。这些信息鼓励温和的反对者，而他们的草根成员可以依靠来自上面的最终支持。这也想极端派证明，一旦坚石一片的敌人遭遇内部问题，并且处于挫败和沮丧的状况。这时对这些斯大林政权的公开攻击看起来不再像无望的自杀行为。纳吉和Ochab的政策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斯大林系统真正崩溃前软化了政治土壤，而在朝鲜并没有类似的软化过程。因此金日成的反对者可能不会有很多机会去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然而，一个群众运动（不论是民主，民族主义，或其他）绝不是一个反对者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毕竟，在1956年，保加利亚采取和朝鲜的崔昌益和朴昌玉一模一样的方式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Chervenkov统治下成功地过渡到更加开明的日夫科夫路线。这种方式往往采用复杂和隐秘党高层的政治交易和与莫斯科的秘密磋商，而没有任何明确的大众支持或任何大规模群众参与。保加利亚的成功表明，朝鲜的密谋者并不是没有可能实现其目标，而只是说，缺乏民众支持让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有所减少。缺乏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确实对他们的计划产生了障碍，但这些障碍并非无法克服，金日成仍然有可能被成功和精心设计的官僚阴谋所推翻。反对派的成员在这个阴谋上彻底地失败了。其其失败的原因除了自己的战术错误和他们的敌人的精明，显然还包括党的中高层干部的不支持。这种不支持的态度是在缺乏支持任何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对反对者的失败是决定性的。这些干部的绝大多数对反对派的反对金日成的借口是缺乏同情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借口是由那些被广泛认为是“陌生人”，甚至是“一半的外国人”所提出来的。中间和高层干部选择支持金日成，不是他的挑战者。这个事实被后来所展开的事实所证明。对金日成在1956年8月袭击是被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行动（或者说，不行动）所打败的。这些委员们不支持反对派，并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帮助金日成打败他的反对者。正如提到，中央委员会成员没有人在决定命运的8月30日上午和金日成的反对者站在一起。据 Kovyzhenko回忆，“众所周知，金日成被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中的大多数成员所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被解职？Kovyzhenko在这里指的是 9月事件，但是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八月危机。这种对金日成的支持可能和自1945年至1946年间经历了很大变化的朝鲜的统治精英的新组成有关。到1956年，中下层干部主要由1945年以后入党的朝鲜本地干部组成。而这些干部的世界观是由朝鲜战争和对金日成的强烈颂扬下所形成的。和早先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相比，这些干人拥有平均更低的教育水平。在1958年，在全国40028个党支部书记中，有55.6% 只有小学教育，仅仅有23.6%受过中等教育。而我们可以假设剩下的20.8%中的大多数可能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尽管这没有明确地被这些数字的来源所说明）。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在1944年77%的朝鲜男性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因此，民主的思想对那些昨天还是农民和非技术工人或至多半熟练的工人的人民而言并不熟悉。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是相当强大和并在他们当中受到一致好评的。这些新干部比那些花了很多时间在海外，能讲流畅的外国语言，并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化的老一代共产党员明显更相信民族主义。这些年轻的官员对来自延安和苏联的傲慢的“外国人”派系的态度并不是那么正面。这一事实甚至在苏联大使馆的文件提到，尽管苏联外交官通常试图绕过这个危险话题。例如，菲拉托夫承认了某种程度上的摩擦的存在，并指出，许多苏联朝鲜人“对待地方干部相当傲慢。” 在1956年，一秘Biakov会见刚刚从“劳动教育”中返回的苏籍朝鲜人宋晋波(Song Chinp’a)（他曾经在一个建设项目中做了一个月的劳力，以作为他“发表关于个人崇拜不负责任的言论”的一种惩罚）。正如他的对话者所记录下的，宋 “开始说起[本地]人民对苏籍朝鲜人的不健康心态”，但是他没有得到机会去表达他的关注。一旦谈话变得有点敏感，谨慎的外交官Biakov立刻就决定改变话题。在我的面谈中，一些知情人提到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地”和“外国”朝鲜人之间的争议。例如，金策的女儿，Kim Milya博士，就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她在50年代时和前苏籍朝鲜政治家的子女一样在朝鲜念高中。她不仅仅能清晰地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而且现在还去掉了她父母的所带有的思想禁忌。她回忆说：“不用说，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我思考和分析这一切，我知道我们并不受欢迎。我们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们即是陌生人又是特权者。当地群众不可能会喜欢这种情况的”。一个知名的苏联的朝鲜专家Valentina Dmitrieva博士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她回忆起她在1948至1949年间第一次访问平壤，并回答了我的关于当地人对苏籍朝鲜人的态度：“[当地人对苏籍朝鲜人的看法]很糟糕，或者更好地说，是有保留的。这些苏籍朝鲜人来到朝鲜的时候，拥有学历，自信，并吃得饱饱的，而且立即获得高位。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情况。” 没有理由去相信这种态度只是针对苏联来的朝鲜人。很有可能，延安派给他们带来的感觉也是差不多的。对中，低等级的干部而言，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苏联，这些朝鲜人都是傲慢和不可理解的外国人，而金日成成功地赢得他们的认同，成功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朝鲜的宣传机器一直强调金日成和 “他”的游击队运动是本土的，而且一直降低或者藏匿他所有的外国联系（例如，他在40年代初曾旅居苏联）。此外，朝鲜个人强权的政治传统在那个时代人的头脑中好像是根深蒂固的。反对派和金日成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影响力和权力的一种个人争斗，从而很少有人愿意介入这种争斗。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无论参与者怎样说，这一切是都是个人权力争斗，并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去参与到领导人和他们的对手之间的个人争斗。感谢最近出现的材料，我们现在对决定性的1956年时的朝鲜官员心中的想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一年的十一月，Titorenko会见他以前在金日成大学的同学崔钟贤(Ch’oe Chônghyôn)，他们是同一所学校的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政治系的研究生。崔带有一些保留地可以认为是干部阶层的年轻成员，因为他很有可能即将成为一个良好的全职党政干部。他将很快证明他已经够残忍并会在1957年夏天的在大学中的大清洗中背弃自己的大学老师，就是当时马列主义系的领导，也就是后来提到的 Song Kunch’ an。从崔和金日成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崔很显然从在大学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中流传的谣言中学到了很多，已经能大致纠正一些关于八中全会的一些信息，但是他明显对米高扬-彭代表团的访问是一无所知的。当和他的苏联谈话者谈及他对八月和九月的全会在他的大学的感受，崔钟贤说，“朝鲜劳动党内有不同的派别，许多党员知道了这个情况。例如，有由前南朝鲜共产党成员所组成的朴宪永所领导的国内派，有朴昌玉领导的苏联派，有朴一禹和崔昌益为首的中国派。他们都围绕金日成和崔庸健，试图在党内和政府内获取高官。他们都是一些求官的人。 [其中]，崔昌益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影响力并更聪明。” 这是一个对当时情况的合理的评估，很显然他没有对反对派任何的同情或对反对派的“反对个人崇拜”和 “集体领导”的口号有任何兴趣。反对派被仅仅视为一堆求官似渴的政客，一堆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些为事业奋斗的人，甚至也不是”反动派“和”反革命者“。反对派领导人（或其中一些）在他们的口号中可能是真诚的，但是中低层的干部根本不理解他们而且不相信他们。不过，崔钟贤的假设是没有受对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官方宣传活动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崔并没有提到朴宪永是一个“美国间谍”，而只是简单地提到他说一个求官者。这种态度的广泛流行也另一个对北朝鲜官僚心态的有趣认识所证实。这个见证是来自两个苏联记者和新闻相副相申钟泽(Sin Ch’ongt’aek)的谈话。这个材料来自于记者，而不是外交官，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外交官通常避免谈论有争议的话题，一般极力避开任何明显的风险。除了少数例外（如Titorenko的报告），苏联大使馆的材料一般非常沉闷，缺乏独立的评估和对形势的批判性评价。如果做评估的话，它通常是刚好在官方批准的推理和既定框架内。苏联记者，虽然有国家和党的监督，往往比外交官灵活，更容易问敏感的问题，而且必要时会得出不舒服的结论。当申钟泽会见了苏联的记者，并与他们进行了一场长时间而且坦率的对话（非常流畅的，我敢想象，那肯定在一定量的伏特加灌下去以后）。他在其他事件中提到了他对八月事件的看法：“在中央委员会八月会议中跳出来的小团体，是由崔昌益领导的。他们没有[任何]原则方案。他们并不反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争取权力和把他们的人放在高位上。” 正如崔钟贤，对形势的评估一样，这个也是非常愤世嫉俗的。二者的叙述相当接近，很可能，大多数干部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来评估情况。他们不想参加这场争斗。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也就是他们不太喜欢和信任的人去满足自己的权欲的争斗。对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要求未能在党的官僚机构的新招募成员中展示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所受的终身经历和教育让他们对民主化和自由化基本上是免疫的。反对派在党内以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基本上是孤立的，他们并没有赢得相对较小的知识分子，学者和知识化的干部这么一个小群体以外的大力支持。 1956年的危机基本上是一个冲突的两种趋势：越本地的，更独立，更民族主义，也更专制，不顾后果和恶劣的政治路线，最终金日成人格化，相对于更开放的胸襟，更自由，但也亲外国政治路线由反对党领袖的化身。金日成，或者说，他的阵营，是对（表面上先发制人）在1955年底的进攻，1956年初的操作，击退在八月和九月突然而有力的攻击，并最终赢得了从1956年底起的斗争。 1956年的对抗，其后果是一个环节，一个长链的事件，包括国内和国际。对峙的原因是主要的国际动荡和由改良主义思想，通过逐步蔓延共产主义世界。北韩，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已经找到肥沃的土壤，是没有，不过，一对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斯大林有没有听之任之储备。正如在许多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有些委员国税发统治精英都愿意改变旧的方式，如同在许多其他国家，他们被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在朝鲜抵制斯大林比大多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弱，因为它有一个相当有限的社会基础。但是，反斯大林，适度改革派力量无法改变朝鲜的政治路线。 1956年危机结束时通过了金日成在他的改革派对手的彻底胜利，并导致了他的个人权力很大的加强，但即使他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在当时的事实。 1956年，金日成已经采取了通过，以绝对的权力（第一步是在1945年至1946年时，与苏联的支持下，他成为新生的北朝鲜行政主管）第二和最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1956年的危机和其后的政治清洗对朝鲜（不仅是朝鲜）的历史有三个重要后果。首先，它致命地打击了派系系统，而这个派系系统在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十年内对金日成的个人权力构成了明显的限制。尽管一些不同的非游击队派别的成员在清洗中幸存下来，但是他们是被剥夺领导的，害怕的，和孤立的。他们中大多数注定要失败，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清洗的受害者。各派系停止运作。随着这个派系系统的消失，最初在北朝鲜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的制度和制衡都消失。领导人现在能够（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在完整意义上的独裁者。第二，中苏在1956年9月直接和明确的干预只有很小的效果，尽管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立刻变得清晰。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不能迫使金日成保持在他们坚持下所许下的诺言。这证明金日成（以及他的敌人和盟友在朝鲜领导层），在适当的情况下和用适当程度上的小心和狡猾，能够忽略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压力，去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情。这标志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阵营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不管如何，朝鲜最终成为少数设法离开苏联卫星的轨道的共产主义国家。第三，朝鲜被一种更加民主和带改革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分离出来。在1956至1960年期间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姿势，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人民比苏联控制下获得更大的自主权。相反，拿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毛泽东的中国（而不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这些摆脱苏联控制的国家做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比莫斯科控制下的同类国家享有更低的物质繁荣和思想自由。温和的和不完整的，但是慈善的赫鲁晓夫式的改革，在1955年至 1960年席卷大多数共产党国家。但是，在朝鲜这种改革被政治环境排除在外。 1956年的事件以后，在朝鲜对个人崇拜的最谨慎的讨论变得无异于叛国。这些条件对于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空前的发展和他的绝对权力无限的加强是非常理想的。或者，借Scalapino和李庭植 (Lee Chongsik)的话，就是金日成的 “君主制独裁”。向较少的压迫，更自由的社会的运动，或许在20世纪50年代不一定是不可想象的，被终止了。朝鲜的社会主义是成为了一种最严厉，最不灵活的，最压迫，并经济上最毁灭性的社会主义。 1956年至1960年必须被考虑成朝鲜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正是在这段时间内，金日成政权正如最终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被建立起来。在这之前的 1945年至1956年期间，朝鲜只是一个二流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和不同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后来的1956年至 1960年期间，朝鲜形成了一些自己独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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