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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8 | 1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升级中国制造的关键是突破技术瓶颈，中国必须继续提高自己的国家研发强度和企业研
发强度，企业必须建立并强化研发是生存之本的意识
升级中国制造的关键是突破技术瓶颈，技术创新没有浪漫曲，这是个无捷径可循的艰苦
历程
创新没有浪漫曲
《财经》记者 马克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
中，中国国务院对制造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宣布“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
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此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已经5年。
1990年，在改革开放12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产值仅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3％，中国人
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这一令人尴尬的数字反映了中国工业基础的孱弱。经过一代人
努力，20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9.4％，并且超过美国的18.2％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中国制造的崛起震动了西方世界，成为其重振制造业的催化剂。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中
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指美国）不可能在一场制造业危机之后还能保持优势，美国
必须奋起直追。
英国已无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来自英国的观察要冷静得多。《金融时报》
资深记者彼得·马什在其出版于2012年的《新工业革命》一书中认为：中国赢得了制造
，但失去了研发。
他分析说，中国制造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中国制造规模巨大的关键因素来自其人口
，占世界制造业19.4％不过与人口比例基本相当。更重要的是，由 于研发能力薄弱，
中国庞大制造业产值只能带来有限的实际价值。例如，一台iPhone的出厂价179美元（
产值），但中国工厂仅拿走6.5美元，因为 iPhone零部件来自日韩德等国，中国只是负
责组装。iPhone出口到美国后，售价500美元。多出的321美元，一半为渠道商所得，一
半变成苹果公 司的利润。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有清醒认识，《中国制造2025》中写道：“我国制造业仍然大
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
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显然，升级中国制造的关键是突破技术瓶颈，技术创新没有浪漫曲，无法靠×××思维
立地成佛，这是个无捷径可循的艰苦历程。
在关键技术的赶超上，中国有过是走自力更生的原始创新之路，还是效法日韩，走引进
吸收再创新之路的争论，后者很快占了上风，但30年实践下来，各行 业的结果大相径
庭。有的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比如相当部分的装备制
造业；有的高举市场换技术大旗，但让出了市场却没换来技 术，比如汽车；有的历经
曲折后终于进入良性循环，比如核电；有的虽有争议，但的确在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比如高铁。
高铁是中国制造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代表作。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
国内轨道交通行业此前的技术积累、强有力的单一引进主体、科研攻关的举国体制，以
及对庞大国内市场的成功利用。
此外，技术接收平台，即南北车两大央企的高比例研发投入也是关键。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副教授郑刚在其论文中指出，日本和韩国每花1块钱引进技术，就要 花5块－10块钱
消化吸收；中国以汽车工业为代表，在很长时间内，花1块钱引进，只花7分钱消化吸收
。但在发展高铁时，这个比例达到了1∶3，1块钱引 进，3块钱消化吸收。
但中国已找不到第二个行业来完整复制高铁经验，因为铁路是中国最后一个政企合一行
业， 在民用领域，铁道部（现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是中国唯一的全行业单一设备（列
车）采购主体。
因此，中国电信行业在移动通信标准制定上的翻身仗，对中国制造业其实更有借鉴意义
。可以说，从2G到5G，中国企业在标准制定中从完全没有发言权到主导者的蜕变之旅，
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突破理想路径。
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在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巨大争议，但事实证明，没有3G的蹒跚
学步，就没有4G的积极主动和5G的主导地位，下游厂商也无法从无到有形成产业规模。
中国的电信和铁路企业都有庞大国内市场可资利用，但电信与铁路的不同在于，中国电
信市场早已是多家运营商竞争的格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虽然力挺国产标 准，并强令实
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运营国产标准，但无法也从未打算用一个标准统一市场，国产标准必
须面对主流标准的竞争，这倒逼相关企业（运营商+设备商）完 善技术，建立产业联盟
。他们清楚，在强大压力下，如果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那政府早晚会放弃支持。
所以，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政府起了关键的启动和引导作用，但市场规律也始终在发挥
作用，并且归根结底，企业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1997年中国参与3G标准至今，18年来，多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和运营商成长为行业排名
前列的国际巨头，其中华为、中兴等设备商的海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
国际市场上，它们面对的是完全的市场竞争。
以营收计算，2012年起华为已是全球电信设备企业的第一名，其中70％以上来自国际市
场，2014年，华为在利润上也追上了自己的对标企业爱立信。这一成就弥足可贵，因为
只在国内市场做大而未经国际竞争历练，就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华为的成功源于持之以恒的技术投入，从创立之初，华为就制定了研发投入不低于营收
10％的制度。目前，华为全球17万多名员工中有将近一半是研发人员，2014年，华为研
发支出408亿元，研发占比14.2％。
研发投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被称为企业研发强度。研究表明，研发强度小于
1％，企业难以生存；达到2％，企业可以勉强维持；达到5％，企业 竞争力方有保证。
在主要发达国家，企业平均研发强度普遍在2％以上。其中日本3.57％（2009年），美
国2.93％（2007年）。
20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营收2000万元以上）的研发强度仅为0.93％，设立研发
机构的只占19.8％，这一数据说明，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尚未建立研发是生存之本的意
识。
事实上，华为在中国企业中实在是凤毛麟角。哪怕是与华为齐名的联想集团，研发强度
也只有一年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过去十年，联想累计研发投入44.05亿
美元，尚不及华为去年一年的研发支出。
这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华为的路越走越宽，而联想的日子却越过越紧。联想创
始人柳传志感慨说：“靠毛巾拧水拧出利润是迫不得已、是挣扎，必须在关键领域有核
心技术。”
华为的成功不仅来自技术突破，还来自企业管理水平的突破。华为2014年轮值CEO郭平
曾在当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总结：华为之所以能从2005年之 前的偶然性成功，到近年来
的必然性成功，是因为华为自1999年起与IBM等顶级咨询公司合作，耗资几十亿美元，
系统引进了先进的管理软件和管理方法，并 恪守“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管理
变革指导思想。
这也能够解释，为何许多企业尤其央企，研发费用快速增长，但研发产出却不能同步增
长。
与企业研发强度相对应的是国家研发强度，这是指一国研发支出占该国GDP的比重。中
国这一指标在过去十年有了长足进步，2013年首次突破2％，与多数发达国家差距已经
不大。目前的问题，一是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二是管理水平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结构方面，目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超过四分之三，但企业研发投入几乎
全部用于产品开发，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3％（2011年）。但是， 新技术、新工艺、新
流程、新产品须在基础研究储备中提取“资本”，大部分难以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往往都能在基础研究领域找到答案。没有基础研究打 底，开发层面也难有大的突破。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企业的专利拥有现状上。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有飞速增长，根据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201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专利 申请国。但是，中
国的专利以技术含量不高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2012年末，中国发明有
效专利占国内全部有效专利的比例仅为15.7％，世 界排名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3.
5％。
市场失灵本该由政府之手来矫正，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恰恰不足。高校与科研院所
获得的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R&D经费中的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发达国家基本保持
在10％以上，其中美国在18％左右，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超过25％。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能力的形成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欧美自文艺复兴以来有近五百年的
科学传统，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有近150年的科学传统，这些传统直接对应在了
各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上，反映了各国的科研实力。
自1901年颁发首届诺贝尔奖至2014年，世界各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物理、化学、
生理学或医学）的共有 588人，其中美国占45.4％，美英德法四国占75.5％。日本16人
获奖，和瑞典并列第五。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无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二战”废墟上重新崛起，在绝大多数重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上
都赶上欧美各国，实现了百年来的夙愿。《中国制造2025》制 定了到2049年新中国成
立100年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目标。站在
历史的维度，这个看似长远的目标，其实是一个 很高的要求，一个时间紧迫的任务。
【作者：《财经》记者 马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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