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g******4
发帖数: 6339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Salon 讨论区 】
发信人: gogo2004 (挑灯看剑), 信区: Salon
标 题: 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 (缩写)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an 14 19:32:23 2012, 美东)
Keywords: 方向 探索 中国 60年
<<1>>前30年的探索
(1.1)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1.2) 计划方面的探索
(1.3)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方面的探索
(1.4)前30年探索的成就
尽管历经波折，毛泽东时代不仅取得的不俗的经济增长速度（1953-1978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6.5%), [44] 也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
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
运输网络，为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
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
，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
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
。[45]
从“软件”方面讲，首先，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
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十分扁平化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
“分利集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1982年出
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出势力强
大的“分利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
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在2000年出版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更直接拿中国与前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的文革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
此外，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共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51]
那时，中国还很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
健康指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
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
性受到了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52] 中国低
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
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53]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
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
1949年的80%急剧下降至1982年的22.8%。[54] 表2显示，共和国前30年，基础教育发展
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倍，初中生增长了55倍，高中生增长了62倍。即使是文
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生人数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几倍。[55]
让人们活得健康、有知识不仅是发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识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反
过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56] 对于经济增长，这种“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
施一样重要。假如没有共和国前30年在“软”、“硬”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后30年
经济的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看
得很清楚。他了解，“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
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
[57] 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因为中国在初
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步。[58] 因此，他得出结论：“改革
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
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
展提供了坚定支持”。[59]刚刚去世的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
是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后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奥妙就在于中国的
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60]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
合指标。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0.16，与印度不相
上下。到1975年，中国的指数已提升至0.53，远远超过印度的0.42.
<<2>> 后30年的探索
尽管共和国前30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62] 到第二个30年开始的时候，中
国还是一个穷国。1978年，全国7.9亿农村居民中有2.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
入100元），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30.7%。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33.6元，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也不过区区343.4元。[63] 这种状况离社会主义的理想显然相去甚远，用
邓小平的话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64]
(2.1) 邓小平的探索
(2.2) 十五大以来的探索
所有制格局的重大变革出现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如表3所示......
(2.3)后30年探索的成就
共和国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9%，大大快于前30
年的6.5%。以前被人赞誉有加的东亚“四小龙”都是些小经济体，其中最大的韩国也不
过四千来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日本在其高速增长期，人口也只有一亿
上下，与中国最大的省差不多。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
30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更加平稳。这从图2看到很清楚，后30年经济波动明显不像前30年那么
频繁，波幅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曲线更趋平滑，标志着中
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大有进步。
第三，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在过去30年，中国政府已将贫困标准从100元提高到1196元
。 即便如此，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8年的4.2%。如果按照世界
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1981 年到2004 年，贫困人口的
绝对数量从6.52 亿降至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
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 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
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
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93]
(2.4) 后30年的探索走过弯路
当然，后30年的探索也不可避免的走过弯路。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各级领导人似乎
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 “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
有人最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
导思想下，[94]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
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到
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工农大众享有的福利保障
却越来越少。大规模下岗失业、上学贵、就医贵让千千万万人痛感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
。在这个背景下，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
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
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
当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候，中央决策者也开始认真反思
邓小平早已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
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95] 2002年底召开的中
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
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96] 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
公平问题（例如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
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97]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
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大大冲淡。 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
法。[98] 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99] 到了中共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
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00]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
（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
险制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
念。
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那么在世
纪之交，我们看到社会政策已经广泛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了。没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的政府，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短短几年内出现这样历史性的“
大转型”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大转型”本身也构成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
。[101]
<<<结语>>>
到2009年，人民共和国度过了它的第一个甲子。勿庸讳言，60年过后，对如何建设一个
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依然没有一套完美无缺的方案；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
向，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
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过去60年，中国一直在坚守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懈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道路。当然，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曾走过弯路。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从不接受“历史已经终
结”之类的谬论，从不相信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相反，他们
更侧重于从实践和实验中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可则因，否则革”，不断
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