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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46 | 1 一、“九五”期间共“超额”减少了5394万人
要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必须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
孩子数）为2.1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由于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都远高于发
达国家，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需要在2.3左右。
人口政策人命关天，虚假的人口数据将误导很多决策，甚至导致国家走向衰落，可以说
是一言丧邦！苏联解体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未来学家彼得·舒瓦茨（Peter Schwartz）
在苏联1991年解体前几年就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即将崩溃。[1]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1989年出版的《The New Realities》中也从人口结构角度预测了苏联即
将解体。而苏联的人口危机很大程度又是因为学者用错误的人口数据误导决策。俄罗斯
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和生态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说，早在20世
纪60年代，俄罗斯的出生率就已降至临界点以下。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
遮盖住了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无法扭转。[2]
所有客观调查的数据都显示1990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左右只有1.
5左右了。也就是说，至少在1990年后就需要停止计划生育了。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中国
人口学会却拒不承认生育率如此之低，他们用虚夸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在2000年会超
过13亿、在2010年超过14亿。受他们的误导，1996年制定的“九五”计划提出“全国人
口2000年要控制在13亿以内，2010年要控制在14亿以内，任务艰巨。”[3]1995年底人
口为12.1121亿，要到2000年达到13亿的话，这五年需要增加8879万（130000-121121=
8879）。
1994-1998年张维庆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1998年出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当时中国的生
育率只有1.4左右，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刻不容缓。如果当时停止计划生育，那么1950
年代出生的人（包括现在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不少人还有生育能力，还有再生育的机会
。但是张维庆上台后变本加厉篡改人口数据。
2000年11月1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五普”），[4]中国人口只有12.4261亿
，生育率只有1.22。[5]2000年死亡813万，0岁人口1379万，该年增加人口约为570万（
11月1日到12月31日约增加95万），加上250万军人，那么2000年底总人口只有12.4606
亿（124261 95 250=124606）。意味着1996-2000年这五年只增加了3485万（124606-
121121=3485），比预期少了60.1%。“九五”期间计生委和人口学会“超额”减少了
5394万人（8879-3485=5394）。如果考虑到“五普”还存在两千多万人的净重报，[6]
那么“九五”期间共“超额”减少了七千多万人。
二、“十五”期间共“超额”减少了2244万人
“五普”表明以前的预测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并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22，那么2001年开
始的“十五”计划就不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及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
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国家统计局却绞尽脑汁掩盖真相。[7]经过“修正”，1.
22的生育率变成了1.8，2000年底总人口就变成了12.6743亿。在此基础上，国家计生委
和人口学会预测，2005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3.3亿，意味着2001-2005年这五年将增加
6257万人（133000-126743=6257）。根据他们的建议，2001年“十五”计划提出，2005
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3.3亿以内，201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8]在张维庆等人的
推动下，在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的情况下，2001年还制定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但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认为2005年底中国人口只有13.0756亿（其实水分在“五普”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2001-2005年只增加了4013万人（130756-126743=4013），比预
期少增加35.9%。“十五”期间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共“超额”减少了2244万人
（6257-4013=2244）。
三、“十一五”期间共“超额”减少了1909万人
2005年11月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33，[9]那么2006年开始的
“十一五”规划就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了。但是2005年11月张维庆还认为“按照目前
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
2033年前后将达到峰值15亿左右，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
。”[10]依照张维庆的预测，那么2006-2010年将增加6244万人（137000-130756=6244
）。
2004年2月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担任组长，
宋健（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论证师”）和徐匡迪任副组长，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
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核心成员是国家计生委的官方和中国人口学会的会员），形
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11]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
稳定在1.8左右的最佳生育率。并预测，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
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根据他们的预测，那么那么2006-
2010年将增加5244万人（136000-130756=6244）。
根据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建议，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稳定人
口低生育水平”，“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认为“今后十几年，人
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提出计划生育四
个“坚持不动摇”。[12]各地掀起了抓计划生育的高潮，出现了广西博白事件等众多恶
性事件。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放开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远远没有计生委所宣称的1.8；
总人口只有13.397亿（2010年底为13.4091亿），远远没有“九五”计划预测的14亿、
张维庆2005年所预测的13.7亿、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所预测的13.6亿。2006-2010年只
增加了3335万人（134091-130756=3335），比张维庆的预测少了46.6%，比国家人口发
展战略组的预测少了36.4%。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在“十一五”期间“超额”减
少了1909万人（5244-3335=1909）。
四、1996-2012年累计“超额”减少了一亿多人
2008年3月张维庆卸任国家计生委主任，但是仍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全国政协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2010年7月张维庆领导的中国人口学会举办了“建设人口均衡
型社会”学术研讨会（80多位人口学者参加），为“十二五”规划提供建议，他们认为
：“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达到15亿人” ，“预计‘十二
五’期末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13]根据他们的预测，“十二五”期间年均将
增加4909万人（139000-134091=4909），年均将增加982万人。但是《2011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只增加了644万人。[14]假设2012年也只增加644万人
的话（事实上应该更少，因为死亡人口比2010年多），那么国家计生委和中共人口学会
在2011-2012年这两年又“超额”减少了676万人。
也就是说，即便相对于中央的人口目标，1996-2012年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也共
“超额”减少了10223万人（“九五”期间的5394万人 “十五”期间的2244万人 “十
一五”期间的1909万人 2011和2012年的676万人=10223万人）。
由于中国人口学会（包括副会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一再虚夸人口数量，导致
公布人数远高于实际人数。2010年人口普查的13.397亿人口其实还有6000万左右水分，
实际人口只有12.8亿。[15]那么以“九五”计划所预测2010年人口达14亿的标准，1996
-2010年共“超额”减少了1.2亿人口（14-12.8=1.2）。如果继续着这种虚报人口的统
计思路，今后将有上亿人口对不上数。
五、张维庆领导的中国人口学会继续误导决策
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的预测一次次破产。面对强大的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压力，
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也知道难以阻止人口政策调整了。他们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
，阻止停止计划生育。张维庆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正在研究之中，相关行动计划已
经起草。他的方案是逐渐放开二胎，由目前的“双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
生二胎改为“单独”（夫妇中一方是独生子女）也可以生二胎。张维庆说：“任何政策
改进都应是渐进性的，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 [16]田雪原也提出“单独”
生二胎的建议。
但是张维庆的建议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中国全国生育率约为1.7”。[17
]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均证实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只有1.22、1.18，《中国统
计年鉴-2012》也显示2011年生育率只有1.04，而张维庆在2012年仍然大言不惭的说中
国的生育率还有1.7。要达到张维庆所说的1.7的生育率，那么80个妇女、136个孩子大
致是这样分布：10个妇女不生育（中国有1/8人群不孕），4个生四孩，14个生三孩，26
个生两孩，26个生一孩；136个孩子中16个（11.8%）的来自四孩家庭，42个（30.9%）
来自三孩家庭，52个（38.2%）来自二孩家庭，26个（19.1%）来自独生子女家庭。2010
年城市化已经为50.32%了，农村独生子女比例也不低，新生孩子中只有19.1%来自独生
子女家庭？根据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补偿性
出生高峰后，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7。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计划生育政策还要继续实行，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
题是人口数量过大，必须控制生育率，韩国、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1、1.0，我们现在离
得还很远呢！[18]他认为，将来即使放开二胎，对第三胎也会有管理。他说：“那种认
为放开了二胎政策民众也不会生的观点，本身就自我矛盾，‘既然这样，那你还主张放
开二胎干嘛？就别主张放开二胎了。’”[19]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是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实际
主导者，对中国人口数据十多年的乱局应该承担历史责任。2000年普查后他率先否定客
观数据，以漏报为由修改生育率；2010年普查后，在“六普”之后他再次得出这样一个
明显不符合逻辑的结论：“预计中国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 [20]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蔡昉继续将人口高利贷“论证”为人口红利，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绝
对数量的下降“论证”为刘易斯拐点。我在《大国空巢》和多篇文章中已经反驳了他人
口红利理论、刘易斯拐点理论。他现在除了继续推销他的这些理论外，还认为调整生育
政策“在可见的时间里，不会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积极贡献”，以此动摇决策层调整
人口政策的决心。[21]
中国目前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不足。停止
计划生育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以及其后的较高生育率（“造人”）相当于给经济装上了起
搏器，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从孕妇服饰、婴儿奶粉、尿裤、哺育用品、洗护用品
、婴童服装、寝室用品、车床、玩具、游戏软件、幼教用品、多层次教育，到房地产、
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
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
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大大改善中国的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怎么可能“不会对中国的潜
在增长率有积极贡献”？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建民在《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中恐吓说，即便是全面放开二
胎，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意味着每年出生4700万，是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
）。[22]
笔者在《放开二胎，不如停止计划生育》中驳斥了李建民的这一谬论。[23]北大的李建
新、中国社科院的王广州等人口教授也不认同李建民等人的预测，他们都认为全面放开
二胎的话，生育率不会超过2.0（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只会略高于全面放开二胎）
。王广州在博客中说：“今天看了报告总和生育率4.4的出处，直觉认为该研究和研究
结论差的码子不是一般的大。第一，堆积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释放干净，比如3－4
年；第二，新增一孩育龄妇女不可能马上生育二孩。这就是所谓总和生育率法的缺陷，
分母是不区分妇女的孩次结构的。所以，时期生育率指标已经不反映客观实际，已经失
去测量的意义。” [24]王广州推算，2013年全面放开二胎后，2014年、2015年、2016
年、2017年、2018年的生育率均值分别为1.93、1.88、1.87、1.82、1.8，0岁人口均值
分别为1954万、1905万、1881万、1823万、1789万。[25]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只
会略高于全面放开二胎。李建新认为：“惯性思维下，我们都大大低估了生育率‘不反
弹’的风险”，“但凡有人口学知识和正视我国人口现实的学者，都会对放开二孩生育
率反弹超过4.4的预测心生质疑。但是《中国发展报告2011/12》居然就用了这背离中国
现实的预测方案作为预警选项，这是严重的误导。也许决策者看到这结果后却又裹足不
前了，再一次延误了纠错的良机。”
六、人口政策调整要师出有名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口政策调整要师出有名。张维
庆、李建民、田雪原、蔡昉等人的各种渐放二胎方案的“学术理由”（比如认为现在生
育率还有1.7，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会上升到4.4）根本站不住脚，他们的建议是名不正、
言不顺。但是他们仍然像过去那样用虚假的数据进行“人口恐吓”，然后像城狐社鼠一
样躲在“政治装甲车”里，紧紧掐住“政策连续性”这一政治“七寸”，判断决策层会
投鼠忌器。
“政策连续性”不是名正言顺的理由。人命关天的事情是不可能“政策连续”的。当年
“大跃进”没有因为“政策连续”而平稳过渡。2003年SARS爆发，最开始是贪图“政策
连续”而掩盖真相，很快呈燎原之势；后面王岐山这个“救火队长”临危上阵，一举扑
灭SARS，尽收民望。
人口政策调整需要有学理依据。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2左右，说明中国
早就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的时机。停止计划生育后，既不会出现超出社会承
受能力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今后也不会因为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而出现人口膨胀压力。
网络民意在2006年就已经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知识精英在2010年后也达成了停止
计划生育的共识。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势在必行、名正言顺。
2012年11月29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财经》年会上表示，[26]“我们现
在维稳是这套，反正你这个地方不能出事儿，怎么不能出事儿，你自己想办法。计划生
育是这一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来，至于怎么不能生下来，还问我吗？自己想办法去。
……我把它叫做‘作恶授权’。……为了达到我的目标，你可以不择手段。……形成了
一个整个的和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政府的运作模式。”
孙教授认为, “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
都没有。什么办法？拦腰一刀切断，……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
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轻装上阵，不留后患。……越及早切割越
主动，越晚越被动。而且如果拖下去，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一个问题。……就现在的情
况来看，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由于这一点，有的问题真的解
决不了了，有时候你道个歉，意思一下，有的人说不定还会感动的泪水涟涟。但是我觉
得，问题泪水涟涟可能涟涟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
不多了。如果到时候他都泪水涟涟都不泪水涟涟了，那怎么办？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
经失去，切割的机会已经错过，切割都已经不可能了。”
我非常认同孙教授这一观点，人口政策要勇于切割。几乎所有人（包括国家领导人）都
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废除？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李克强任组长）宣布了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过去十多年的
预测全部破产，他们已经毫无学术信用可言，没有资格再插手人口政策。将人口政策的
话语权交给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相当于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
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已经做好了脚底抹油的准备，比如，独生子女政策的重要参与者
田雪原认为他们早在1980年就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30年，是国家领导人没有严格
遵照他们当初的设想在2010年及时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张维庆、蔡昉、李建民等人宣传
说，国家领导人连他们所提的渐放二胎的建议都不接受，就更加不会停止计划生育了，
因此人口政策迟迟不动责任不在他们，而在国家领导层。经过这种舆论炒作，久旱盼雨
的人们还真将张维庆、田雪原、李建民这些“阎王”当成了“送子观音”。在“政策连
续性”的掩护下，当事人（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华丽转身（杀害楚怀王的英布成为
汉初大将）；受害者（新决策层）反而需要承担历史责任（项羽替英布承担杀害楚怀王
的罪责），全盘接受计划生育这一政治包袱。
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人口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计划生育的政治包袱还没有“
浸水”，还拖得动。但是今后四亿老人老无所养，四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人口总数有
上亿对不上数，“水淋淋”的政治包袱将拖垮一切！现在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在于面子
问题；但是今后连里子都没有了，面子还有什么意义？
应该采纳孙立平教授的建议，主动切割，果断停止计划生育、撤消计生委、解散人口学
。这是舍车保帅的最后台阶。最后的台阶还不下，今后只能跳崖了，将非常被动，无法
向历史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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