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院士的佛教物理学(ZT) - Belief版 - 未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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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发帖数: 8336	1 朱清时院士的佛教物理学王令隽， 2014年12月1日现职：美国田纳西大学Chattanooga分校物理系教师一一位朋友从国内转来一篇2009年登载于《中国企业新闻网》上的文章：《中科院院士朱清时佛法解释物理学》，摘要如下： “　3月8日下午3时开始，朱清时院士发表了精彩的讲演：《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对这一惊世骇俗的论点，报以热烈的掌声。朱清时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国际书协顾问。他作为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立足于现代物理学后最新成果，与佛教哲学相结合，探讨了物质与意识的本质意义。他以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和霍金的“弦论”，与佛学经典《成唯识论》的“藏识海 ”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是相通的。物质世界，是无数宇宙弦的交响乐，与眼前世界是藏识上因风缘而起的波浪，是极其相似的。他不无幽默地说：“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一论点，可以说，彻底动摇了二十世纪以来作为主流认识论——“唯物主义”的基础。” 如果朱清时先生是一位喇嘛或者方丈，我们读过这篇奇文之后也就可以一笑置之。偏偏这位朱先生头上顶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的光环，他对物理科学居然如此见识，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朱校长所谓的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的“山顶”是什么呢？是“弦论”，是“能描述一切现象的理论”，又叫“最终的万能理论”，英文叫“Theory of everything”。其实弦论根本就没有得到科学界的认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创立者之一，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格拉肖说：“超弦理论将演变出一些只有在未来的神学院里的神学家们导演的活动。自黑暗的中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崇高的科学研究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再次以信仰取代科学。” 另一位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意见和格拉肖的意见异曲同工。20几年前我在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物理系工作时，我们请杨振宁教授给了一次讲座。有人问杨先生对弦论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弦论不能够给出任何一个物理量供实验物理学家检验。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和实际的物理世界毫不搭界。这样的理论够资格为物理学的“前沿”“山顶”吗？一个完全脱离物理现实世界的理论绝对不是前沿物理理论，而是前沿神学，前沿玄学，前沿佛学。弦论不是科学的“山顶”，而是20世纪理论物理背离科学的崎岖山路往唯心主义的沟壑下滑的谷底。在这个谷底等候着弦论的到底是西方神学还是东方佛学，科学家没有必要太感兴趣。弦论产生的根源是粒子物理理论的深刻危机。基本粒子理论的无穷大发散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即使重整化也不能解决所有的发散问题。引力场就没有办法重整化。理论物理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于是一些大胆的理论家就提出革命性的假设—高维时空，以图走出困境，找到一个能够包括引力的统一理论。超弦理论由格林和施瓦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这一理论需要十维空间，其中六维“额外维度”卷曲成尺寸在普朗克长度（10的负43次方米）的线段。超弦理论的问题是，它给不出任何一个可以为实验检验的物理量。同时，这种理论并不是唯一的。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超弦理论相互竞争。但是物理规律必须唯一，不能亦此亦彼，亦黑亦白，模棱两可，或模棱五可。1995年，惠滕（ Whitten）引进了第十一维空间，于是“超弦”的线段就变成了“超膜” (Membrane)。惠滕猜想这五种不同的十维超弦理论有可能是同一个十一维“超膜理论”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Membrane Theory”简称为“M-Theory”，其具体结构尚不清楚，所以只是一种猜想，对五种不同的超弦理论至少是一个安慰。就是这么一种精神安慰，被许诺为 20年后就可以结束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理论”。其实这种漂浮在十一维数学空间中的 M-理论只不过是以数学和物理字眼进行包装的神学和佛学，只是并没有佛学那么高妙庄严。可以肯定，除非超弦理论家们从高维空间或曰“额外隐形维度”回到现实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他们的理论就和实际的四维时空中的物理现象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理论就只能是神学和佛学。指望躲到“额外隐性维度”中去解决现实维度中的物理问题，无异痴人说梦。做这种梦的朋友其实连自己的研究经费都还得指靠四维时空中的纳税人的三维钞票。因为如此，弦论家们和所有的宗教家们最起劲反对的就是唯物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在这方面，朱清时校长也不肯后人。为了证明唯物主义的错误，朱院士请出了一位洋大人施太格缪勒：我们从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写的一段名言开始。他写道：“未来世代的人们，有一天会问：二十世纪的失误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回答说：在二十世纪，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它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 不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成为现行官方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而且即使在西方哲学中，譬如在所谓身心讨论的范围内，也常常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个物质概念始终是使这个世纪的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 这就是说，一方面以“唯物主义”为标记的哲学广为流行，而另一方面“物质”究竟是什么? 却又说不清。施太格缪勒正是在这里看到了“二十世纪的失误”。施大人所说“恰恰是这个物质概念始终是使这个世纪的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 恰恰与事实相反。使20世纪科学感到困难的真正原因，是理论物理学家们逐渐抛弃了经典科学的物质概念，背离了唯物主义，滑到了唯心主义的道路上而不能自拔。既然施大人认为科学的物质概念是错误的，那您就应该告诉我们证据何在，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可是施大人唯一的理由是“物质究竟是什么，却又说不清”。您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困惑当雄辩？难道您说不清楚的概念都是错误概念？难道因为您搞不明白物理上“物质”的概念，就可以断定物质概念的错误？既然您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可以认真学习，等搞清楚了以后在发议论？朱院士称施太格缪勒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可他所引用的施大人的这段论述，却不太像一个“当代著名哲学家”的议论。不过，只要他的姓氏不在中国的百家姓中，而是盎格鲁萨克逊姓氏，他的议论也就具有天生的伟大基因，值得朱校长敬畏、惊讶和震撼的。施大人是学哲学的，不懂物理也罢。朱院士是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什么也跟着这位施大人否认“物质”的概念，说唯物主义是“20世纪的失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即已开始，并非20世纪的哲学争论。唯物主义在科学从黑暗的中世纪的神学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随着物理科学在十九世纪的确立，物理学研究基本上遵循着唯物主义，即任何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自然现象，经受实验和逻辑的检验。即使在唯心主义盛行的某些领域，理论最终逃脱不了实践的检验。这是国际学术界一个不变的原则。自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科学慢慢挣脱了黑暗的宗教统治，摆脱了神学认识论，确立了科学认识论。科学认为大自然的规律是可以通过人类的实验和逻辑推理认识的，而不是只有少数圣人智者才能了解的东西。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启蒙哲学》中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推理精神和分析精神，而不是纯粹的假设。科学认为人的知识的源泉是科学实验和工程实践，而不是少数智者的抽象思维和先验的假定。所以，凡是不能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理论。普朗克说过：“实验是我们掌握的唯一知识，其他全是诗意和想象。”就连爱因斯坦也承认：“对现实的知识始于经验，终于经验。”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所有科学理论与科学逻辑的最终源头。这就是科学实证主义，科学上的唯物主义。可是这一科学原则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被理论物理学界完全抛弃。代之而起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原则。大自然的理论不是始于经验，终于经验，而是始于假设，终于假设。理论上禁止测量的，比如夸克禁闭，或实验上根本无法测量或验证的，比如需要比太阳系还大的加速器来验证的大统一理论，被视为前沿科学。人们对理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反复重复的独立实验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先验的原理的信仰之上。信仰取代了实证，中世纪的权威崇拜和神秘哲学取代了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成了判断科学理论真伪的标准。科学先驱们通过艰苦的反复实验来发现物理定律被鄙弃了，代之以理论家们草稿纸上的数学游戏。理论家们一拍脑袋就可以将基本粒子总数翻一翻；理论家们一拍脑袋就可以从每一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中每秒钟创造出10的143次方个宇宙；理论家们一拍脑袋就可以在10的负33秒钟的时间内以超过光速20 几个数量级的速度将宇宙暴涨到成人宇宙；弦论家们一拍脑袋就可以创造26维空间或者11维空间。霍金公然宣称创造论符合现代科学精神，宣称虚时间比实时间更实在，宣称人们无法决定什么是实在的。科学实证主义完全被虚无主义和玄学取代。创造论取代了科学的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大爆炸宇宙学以地心说和有限宇宙论取代了科学的无限宇宙论。巫术和遁术被堂而皇之地当作科学大肆宣扬。毫无物理意义的弦论被自吹为前沿科学和万能的最终理论。这是科学史上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大倒退，从科学向神学玄学的大倒退。朱清时校长在科学的大是大非面前，选择的是与弦论共进退，反对物理学的“物质”概念和科学实证主义，以至于奉佛经为高于科学理论的真理，走入了极端的唯心主义。据维基百科的介绍， 2000年之后，朱清时的思想中宗教尤其是佛教的成分日渐增加。其著作《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认为“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东方科学思想将成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灵魂”。 2009年3月8日，他发表《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的宣传佛教演讲，认为当代物理学弦理论就是佛教的缘起性空观点，“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朱清时校长2009年在《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一文中，长篇大论地对物理学的发展做了一个标准教科书的科普介绍以后，得出了一些惊人的结论。他说：在弦论之中，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认为是组成客观世界的砖块的基本粒子，现在都是宇宙弦上的各种“音符”。多种多样的物质世界，真的成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物理学到此已进入了“自性本空”的境界！有人会想，天啊！物质都不是客观实在了，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吗? 回答是，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实在的。在朱清时院士看来，物质都不是客观实在，可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倒是实在的。也就是说，罗密欧和朱丽叶虽然不是客观存在，但是没有恋人的“事物之间”的爱情是实在的。这比柏拉图式的爱情更进一步，更加唯心。太阳和地球都不是客观存在，可是“它们之间”（谁们之间？）的万有引力是存在的。朱院士是从事同位素分离的化学家，用的就是激光与同位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激光和同位素这两个“事物”都不存在了，还存在任何“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当然您仍然可以把激光器和同位素放在您的实验室，这时候当然会有“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为了保证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激光器和同位素须不须要存在呢？唯物主义者认为他必须存在。朱教授当然可以认为摆在您实验室的激光器和同位素“不是客观存在”。这正是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区别，也是物理科学和弦论的区别。唯物主义者认为，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和没有物质的相互关系。朱院士则认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为了说明“以弦论为代表的物理学”如何神奇，朱清时院士没有讨论任何物理，而是举了一个种苹果树的例子，一个本该在农业大学课堂里讲述的课程。朱教授说，为了得到一个苹果树，必须要有“因缘”。苹果种子是“因”，其他条件如土壤，水分，肥料，阳光，温度等是“缘”。我不由得想起了“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原来农业八字宪法是从佛经里面得到的因缘。朱校长长篇大论地说了一大堆种苹果树的因缘之后，立即得出结论说：“总之，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以“弦论”为代表的物理学，真正步入“ 缘起性空”的禅境了！”我怎么也接不上从农科课程的叙述到弦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解不了苹果树与弦论之间的因缘。朱院士的逻辑推理水平难道就是这样？二朱校长在文中两处提到了霍金：中新网北京8月19日消息：霍金在昨天的科普报告过程中只赢得了两三次掌声，全场几乎没有会心的笑——他的理论太玄奥，以至于大多数来自北大、清华的学子都说没太听懂。据北京晨报报导，昨天下午，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排起数百米的长队。门口有人私下兜售门票–最少500元一张。询问退票的人也不少，大家都期待着一睹霍金风采。但两个小时的公众科普报告尚未结束，已有人提前退场——实在听不懂。从中新网和北京晨报的报道看，霍金此次访华，已经非常不吃香了。朱校长把霍金市场的滞销归因于弦论的深奥难懂。他说：霍金这次讲的《宇宙的起源》，其基础是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弦论。真正懂得这个理论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敬畏、惊讶和震撼感。稍后，他又说：回头再看一下本文起头的那则消息，不难明白为何人们难以听懂霍金的那么生动的报告，原因就是：“物质是实体”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太执着了! 佛学认为，物质世界的本质，就是缘起性空。藏识海（又名“如来藏”）是宇宙的本体。物质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风缘引起的海上波涛。从朱清时校长的上下文看来，他自己是懂得弦论的，因为他说“人们难以听懂霍金的那么生动的报告，原因就是物质是实体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太执著了！”朱校长是不执著于物质是实体的观念的，所以就不会听不懂霍金深奥的报告。他不但听懂了，而且觉得霍金的报告“那么生动”。他自认为是“真正懂得这个理论（弦论）的人”，产生了“ 一种强烈的敬畏，惊讶和震撼感。”我对朱校长的这一番表白和宣示有一丝丝怀疑，因为如果您真的懂得了这个理论，就不太会感到震撼。我们不妨把这次霍金的访问和2006年霍金访问的情形作个比较。据朱清时校长的前任方励之校长的记述， “霍金在中国访问时的待遇，‘很接近党和国家领导人’了。2006 年，他的公众学术报告被安排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听众数千，有学者专家，有高政治级别的人物，也有霍金爱好者。”“《时间简史》出版后，销路极佳，霍金成大众‘明星’了。《时间简史》的中译本，也是中文科普丛书《第一推动》的首册。尽管如此，我敢说，大部分公众仍然并不真知道霍金的学术贡献在那里。TIME（时代）杂志有文说，购有《时间简史》者，大多只看到（或只能看到）第三页。可以推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数千霍金听众，读过第三页以后者，也不会多。” 霍金在200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演讲，听众同样听不懂，但是却盛况空前。何以几年以后，霍金的报告却受到如此冷落？以至于他的科普报告只赢得了两三次掌声，全场几乎没有会心的笑，两个小时的公众科普报告尚未结束，已有人提前退场？其原因不是他的理论太玄奥，而是学生们开始头脑冷静下来了，不再盲目地追捧依靠谎言和谬论支撑起来的权威和权威理论了。你可以在某一个时期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地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能够永远地欺骗所有的人。尤其是北大清华的学子，是不太好欺骗糊弄的。霍金在中国的市场价值，还会继续下滑。三朱清时院士公开地宣传佛教物理学，在任何意义上都够格被称为“朱清时现象”。这种现象有几个明显的特征：1。一个有地位的科学家成为自己并不懂的“弦论”等玄学理论的拥趸。2。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最终走向宗教迷信的道路，认为物理学的出路在某种神学和宗教。朱清时现象的第一个方面比较容易解释。朱院士是化学家，对粒子物理理论和弦论其实不太了解。可是因为身居高位，不得不对主流理论物理和自诩为万能的最终理论的弦论表示一个热烈拥护的态度，以表示自己称职，无愧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头衔。他的弦论方面的知识是从媒体宣传和科普读物中得到的。而这些宣传最重要的两点是：1）弦论是前沿科学，是物理学的顶峰；2）弦论是万能的最终理论。这两点对于包括朱院士在内的广大不知情的科学工作者有非常大的震慑作用。因为不知情，就容易迷信，真以为弦论是物理学的顶峰。对于身居高位的院士和校长，必须维护学术领军人物的形象，因此对于学术上的热门话题必须有公开的态度，当然就必须根据媒体和科普读物的宣传中归纳出一个看来是主流的观点，。朱清时现象的第二个方面比较复杂一些。这里有两个原因：1）20世纪理论物理本身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神学玄学泥坑；2）中国社会近年来封建迷信的泛滥。第一个原因是内因，是主要原因。如果不是理论物理本身陷入神学玄学，不管社会上宗教迷信如何泛滥，科学家也不会陷入迷信。事实上，在科学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诞生时，整个欧洲社会不仅在思想上沉浸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宗教传统里，而且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束缚在宗教审判的枷锁里。可是科学先驱面对宗教淫威毫不畏惧，宁可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也要坚持科学原则和科学真理。因为有了这些科学先驱的殉道精神，科学慢慢挣脱了黑暗的宗教统治，摆脱了神学认识论，确立了科学认识论。如果说，在启蒙运动时期，科学家们对“物质”与物质的“运动规律”和“相互关系”还没有清晰的定义和定量分析，那么到了牛顿时代，这种定义和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晰，非常科学了。以科学实验为知识源泉，以指导科学技术实践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成熟了，因而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可是，这一科学实证主义自20世纪初慢慢为理论物理学家们逐渐抛弃了。1905年，爱因斯坦彻底颠覆了经典时空理论，假定时间不是独立于空间的自变量，而是依赖于空间和速度的因变量。自此以后，整个20世纪的时空观便成了理论家们的玩偶，变得毫无物理意义，以至于发展到时光可以倒流，因果可以倒转。霍金甚至认为时间可以是二维的复时间，而且虚时间比实时间还要实在。你叫崇拜霍金的朱清时院士如何不从佛学中去找因果？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质能等价原理。根据这一原理，质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转换。这又是对经典的质量观念的彻底颠覆。按照经典物理学，质量是物质多少的量度，而能量是物质运动的多少的量度。这两者相关但是不等价，不能互相转换。狭义相对论的质能等价观念对20世纪粒子物理产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质能等价概念是将几百号共振态认定为粒子的唯一根据；另一方面，质能等价原理加上海森伯测不准原理又为真空创造物质制造了借口，为物理学滑向创造论提供理论依据，彻底混淆了物质与意识（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区别。物质成了完全的虚无。这当然会使许多科学家像朱清时院士一样，认为“物质都不是客观实在了，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吗? 回答是，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实在的。”朱校长的这一感叹和认知，根源也在狭义相对论的质能等价原理。除了以上这些非常关键的对经典物理学的颠覆以外，还有一些违反数学规则和物理事实的假定，比如重整化将无穷大等于零的假定，比如要求物理规律和方程式服从规范协变性，以至于不容许任何粒子带有质量的假定；自动对称破缺要求所有粒子都必须通过上帝粒子获得质量的假定等等。这些荒唐假定违反最基本的数学物理逻辑。朱清时院士和许许多多不明就里的科学家们当然无法理解这些荒唐假定，有不得不表示拥护，所以只有遁入空门和神学，诉诸上帝和佛祖。这些，就是造成朱清时现象的内因—20世纪理论物理本身坠入了唯心主义的深渊。因为是20世纪理论物理本身的问题，所以不但中国人，外国人也有坠入神学的，英国人霍金就认为“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根本没有制造任何东西。事实上，这非常接近现代思想” 。他认为时间有始点和终点， “这使许多物理学家非常不满，可是却使相信创世记的宗教领袖们欢欣鼓舞，因为这就是（创造论的）科学证明”; “在对未来的预言中，星象学并不比科学定律差。” 还有一個美国人，一个諾貝爾獎得主，費米實驗室的主任利昂理德耳曼，他把超高能對撞機比作古代巴比倫人動工建築可是並未竣工的通天塔。理德耳曼说超高能加速器建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堂，明白大自然的最终规律，或者说，“能够读懂上帝的思想”。朱清时现象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近年来风行的宗教迷信活动。这或许是对文化革命思想专制的过度反叛。文化革命以后，对宗教思想的压制基本上取消了，这本来是好事。可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如果将宗教自由的本意歪曲为大张旗鼓地恢复封建迷信，就会泛滥成灾。如今中国的寺院道观里，无不香火鼎盛。烧香许愿的施主们，有在仕途上不畏艰险攀登的贵族，也有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工；有西装革履的高等学府的教授，也有穿着肚跻装的妙龄少女。这些施主绝大多数不是来和方丈或者真人探讨佛学或者道德经，而纯粹是为了一些世俗的目的。这种封建迷信普及之快之广，简直令人不敢置信。有钱的土豪在办公桌上摆个貔貅以保生意兴隆，没钱的的哥在反射镜下吊一个伟人像以保交通安全，在赤县神州已经司空见惯。如果说土豪和的哥没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应该不至于如此迷信吧？不见得。我曾经和一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闲聊。他说北京许多大学生想出来留学，为了拿到外国大学的Offers（入学许可和奖学金），就到卧佛寺去烧香。因为“卧佛寺”和“Offers”谐音。朝拜了“卧佛寺”，就能得到“ Offers”。高等学府的学生怎么会迷信到如此无知的程度？有了朱清时这样的校长教员，高等学府里面生产出迷信无知的学生也就不足奇怪了。中国高校中像朱清时校长这样明目张胆地宣扬迷信，倡导佛教物理学，用《金刚经》《入楞枷经》来诠释物理学，扬言“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似乎不是孤立的现象。有的比朱清时校长走得还远，以至于为一些江湖术士和得道半仙宣传造势，颁奖合影，还要美其名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教育部和科学院关注，进行适当的监督约束吗？杰佛逊《宗教自由宣言》的本义，是对宗教统治的反叛，是指公民有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是说，公民有不皈依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自由，以及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这一宣言对于在美国不信仰基督教的其他教徒（犹太教，天主教，摩门教等）是一个法律保护。中国近代国情不同，文革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无神论。宗教实践被长期置于统战工作的框架之内。文革以后，这一框框被打破，各种宗教活动开始有了真正的实践和自由。这就使国人将“宗教自由”误解为“弘扬宗教”甚至“宣扬迷信”，与杰佛逊的本意背道而驰。世界史上几千年来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对人类文明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大题目。见仁见智，求同存异吧。我不想在此文长篇大论地谈论宗教史，只想简单谈谈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宗教。人类既然已经从过去的历史接受了充满几十个宗教的社会遗产，就应该懂得不要使这笔遗产继续给人类带来宗教仇恨和宗教战争。不同教派的教友要学会互相尊重对方的宗教取向。不要把其他教徒都看成是该入地狱的异教徒或邪教徒。要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是Fellow Human beings。信教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追求人伦道德的清纯高尚和心理的平安。我在巴特尔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与当地华人基督教会相处甚洽。我送给他们一副对联：“慈善勇毅是基督，仁爱敦睦即轩辕。”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道释，讲究的都是慈善忠恕，仁爱敦睦。伦理道德是相通的。如果人们能够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让宗教干扰政治，干涉教育，渗透科学，仅仅把信教作为一种个人信仰，道德追求，行事准则，生死态度，那宗教信仰就完全是个人私事，别人干涉不得的。这就是宗教自由。但是，对于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宣扬某一种特定宗教，并以影响科学教育为目的，就不仅仅是私人的事情了。一个堂堂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是级别相当高的政府官员。头上冠着顶戴花翎，袖里揣着官印银子，其一言一行的社会影响力，和市井小民的街谈巷议自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必须时时谨记自己的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谨记我们的责任是推动科学的发展而不是推动科学向神学倒退；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以神学玄学误导学生，使他们越来越惶惑，越来越糊涂，越来越愚蠢。像“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样的话，如果出自雍和宫中喜滋滋地数香火钱的小沙弥之口，人们自然不会去认真理会；可是出自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之口，再经过媒体炒作，其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对高校学生的误导作用，就不是小沙弥的说教可比于万一了。因为支撑着朱清时声明的并不是他的逻辑，他的学问和他的信仰，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头衔所代表的公权力。
n**e 发帖数: 2026	2 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文革大字报的现代版。看不到一个学者在理性辩论中应有的客观性。选择几段评论一下。『既然施大人认为科学的物质概念是错误的，那您就应该告诉我们证据何在，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可是施大人唯一的理由是“物质究竟是什么，却又说不清”。您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困惑当雄辩？难道您说不清楚的概念都是错误概念？难道因为您搞不明白物理上“物质”的概念，就可以断定物质概念的错误？既然您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可以认真学习，等搞清楚了以后在发议论？』尼罗河：现代物质的概念是“有”，这就是一种僵死的狭义的理解。有生于无。既然有是物质，无当然也是物质。但是什么是无，现代科学无法理解。所以，说不清是对真理的诚实。说不清与断定现有的物质概念是错误的，两者没有矛盾。『其原因不是他的理论太玄奥，而是学生们开始头脑冷静下来了，不再盲目地追捧依靠谎言和谬论支撑起来的权威和权威理论了。你可以在某一个时期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地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能够永远地欺骗所有的人。尤其是北大清华的学子，是不太好欺骗糊弄的。霍金在中国的市场价值，还会继续下滑。』尼罗河：这位作者指控霍金是骗子之前，起码要拿出点过硬的理由说明霍金的物理学理论都是错误的。没有，就是诽谤。『朱清时院士公开地宣传佛教物理学，在任何意义上都够格被称为“朱清时现象”。这种现象有几个明显的特征：1。一个有地位的科学家成为自己并不懂的“弦论”等玄学理论的拥趸。2。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最终走向宗教迷信的道路，认为物理学的出路在某种神学和宗教。』尼罗河：作者认为朱清时院士不懂弦论，也不懂其他玄学理论。有什么客观依据吗？比如说作者本人有没有就相关理论与对方pk。或者手头握有朱院士玄论考试不及格的证据。作者把宗教与迷信并列。等于认为宗教就是迷信。这样无知的白痴在现代学术界已经是非常罕见了。『朱院士是化学家，对粒子物理理论和弦论其实不太了解。可是因为身居高位，不得不对主流理论物理和自诩为万能的最终理论的弦论表示一个热烈拥护的态度，以表示自己称职，无愧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头衔。他的弦论方面的知识是从媒体宣传和科普读物中得到的。』尼罗河：还是朱院士是否懂弦论的问题。上面说不懂。这里说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知识的。不过是从科普读物中得到的。请问是从哪本书或者哪篇文章得到的。必须是弦论的科普读物哦。另外，文章一开始称朱院士是物理学家。还是国际知名的。这里又说是化学家。如今好像不是达芬奇时代。一个人可以是通才。朱院士的专业职称是作者评定的吗？究竟是个啥职称。『除了以上这些非常关键的对经典物理学的颠覆以外，还有一些违反数学规则和物理事实的假定，比如重整化将无穷大等于零的假定，比如要求物理规律和方程式服从规范协变性，以至于不容许任何粒子带有质量的假定；自动对称破缺要求所有粒子都必须通过上帝粒子获得质量的假定等等。这些荒唐假定违反最基本的数学物理逻辑。』尼罗河：作者所言的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专业。而且作者断言霍金的理论是错误的。既然这篇文章是写给广大公众看的。应该提供一些学术界对霍金这些学术观点的质疑或者反驳的论文。当然作者自己的论文也可以是证据。证明一下这些东西都是早就被业内人推翻的观点。『像“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样的话，如果出自雍和宫中喜滋滋地数香火钱的小沙弥之口，人们自然不会去认真理会；可是出自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之口，再经过媒体炒作，其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对高校学生的误导作用，就不是小沙弥的说教可比于万一了。』尼罗河：类似的话我听说过。法国的一个著名哲学家，他的儿子当了达赖喇嘛的法文秘书。写了一本书。书里说起他与儿子的对话。他儿子把他从佛教哪里学来的东西拿出来与他讨论。他发现，所有欧洲哲学各学派讨论的问题。佛学早就有过深入的讨论。这话不是从小沙弥口中说出来的。
G****t 发帖数: 1799	3 跳梁小丑罢了。量子理论解读佛教空性量子理论解读佛教空性（资料图图源网络）空性与量子理论的当代对话作者王萌（1965-）男，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与其他文化的相关研究。宗教与科学是人类社会中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的对话是处于分裂状态的人类文化寻求自我融合的一个必要途径。佛教文化作为传统的宗教文化形态之一，在与科学的对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当代科学的进展，佛教与科学的对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认识和揭示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对于深化科学的哲学反思和促进现代文化的融合都是极为必要的。一、佛教的空性论与现代物理学的量子革命佛教以义理的宏富玄奥而著称，佛教的空性理论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古老的理论超越巨大的时空跨度与当代科学的量子理论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深刻统一性。 1.佛教的空性概念及其宗教含义空性（sunyata），音译作舜若多，指空之自性、空之真理。佛教认为，空性就是依空而显之实性，它是一切法（dharma，指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真实本性。在此意义上，“ 空性”与“空”（sunya）的概念具有等同的含义。空性的思想，表达了佛教的基本立场，也是佛教根本区别于其他宗教之处。佛教讲空，有人空与法空二义。人空表示没有一个恒常主宰的“自我”（atman）本体存在，即自我的实体为空；法空则认为诸法皆幻，并无实体存在。佛教讲空的根本依据，在于佛教的缘起观点。缘起法则认为诸法由因缘和合而生，无固有自性，无自性故空。在佛教历史上，讲空最彻底的是龙树开创的大乘中观派。该派认为，“空性”者，即是诸法实相，即是法性，是真如。具“空性”见者，即了达佛法正见；具“空性”观者，即证悟世界的实相。这种认识，在龙树的《中论颂》中表示为：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对于佛教的“空性”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是对一种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抽象；第二，它反映了佛教的宗教特征。佛教谈空，有其特定的宗教目的，那就是使人破除对一切事物的实在性认识，领悟现象之后的 “实相”，从而超出生死，趋于“涅槃”。从根本上说，佛教的空性概念是基于佛教的宗教实践的理论概括，它同现代科学对于经验世界的解释有着不同的本性。 2.量子革命及其哲学意义量子力学理论是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后现代物理学领域的又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但它的影响却远远地超出了物理学的范围，在哲学乃至宗教领域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W.Dampier）在描述这一物理学革命时说：“旧的唯物论死亡了；而甚至一度取代物质微粒的电子，也已变成了失落肉体的灵魂——只不过是波动形式而已，甚至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空间中之波，也不是麦克斯韦的以太中之波，而是用我们意识所不能领悟的措词来描述的四维时空中之波，或概率图式中之波。” 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Davis）则认为：“量子论中包含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思想，使人得以洞见精神的本质以及外在世界的实在；要想寻求了解上帝和存在，就必须充分考虑量子革命。” 诸如此类的评说都反映出量子理论的出现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冲击：量子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奇异的世界，但是由于这个世界同我们日常所生活的世界距离太大，对于它的理解也变得异常困难。例如波函数，它是微观世界中量子状态的一种数学表达方式，但是在哲学领域中，对于它的理解则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波函数的具体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它是否是对真实存在的描述？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刺激着人类新的“世界图景”的酝酿和产生。现代科学哲学对于量子力学的哲学意蕴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它认为，量子理论的波粒二象性表明，人们对事物性质的认识是依赖于具体语境的，在科学的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主客体相互转化、相互包容的关系；量子关联的非定域性表明事件的联系性不但突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也突破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体系，它显示了实在的不可分离性，说明我们周围的宇宙是一个“参与者的宇宙”，即一切认识都是相对于实验者、认识者而言的。这一切，都使得量子力学表现出显著的后现代特征。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量子革命，其对于人类思想的影响结果时至今日仍然不能说已经尘埃落定。实际上以量子理论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的出现不是消解而是深化了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它同佛教空性论之间的对话也已经成为这一对话的一个重要方面。二、量子理论的佛教空性论诠释 1.佛教话语在与量子理论的对话中凸显量子力学在宗教领域中引起的反应是与各宗教的教义体系相联系的。在基督教世界中，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被用来说明基督教的“基督论”；而在佛教界中，以佛教的空性理论与量子力学理论互相诠解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物理学家王守益就因以量子力学诠释佛教空性论而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守益，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他的主要观点集中在《物理与佛学》一书中。王守益认为，虽然佛法的究竟之处是不可言说的，但科学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帮助人们接近、契入、领悟佛教真理的新途径。量子理论揭示了微观粒子在描述上的不确定性，因为表达这一特性的波函数（Wave Function）Ψ是观测不到的，我们可以说该法或该系统的本体是“空”的。王守益认为，波函数的这种性质说明，佛教所谓“色不异空”、“当体即空”的说法拥有微观世界的量子论基础。同样地，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我们所观测到的现象正是佛教所说的“假有”，而绝对真实的物性（佛法所谓“实相”），不论实验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不可测到的。王守益认为，用量子力学等高深的物理理论谈论佛法，并非故弄玄虚，“而是目前科学上所知的最为恰当的处理”，把量子物理中的波函数Ψ看成是佛法中的“自性”，至少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认知模式（Model）。通过对佛教空性论与量子理论进行比较，王守益认为存在着从现代科学通向佛教义理的通道。以类似的思路融通佛学与现代物理学的还有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教师杨中杰等人。在《从佛学角度观西方三大物理学之理论层次》中，杨中杰依照佛教的中观学说和唯识理论，判定牛顿物理学、相对论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依次趋于接近佛教的“中观正见”与“如实观照”。但是物理学只是针对现象世界而立，即使量子论最多也只触及了“心灵之活动”，完全不同于“心灵寂灭状态”时佛性实证的现象，因此无法达到佛教“一切种智 ”之般若。针对以量子理论诠解佛教义理的做法，黄明德博士发表了《论空性不能译成Wave Function（波函数）之理》一文，对于佛教的“空性”概念和量子力学的波函数概念进行了详尽的比较。黄明德认为，二者在内涵上有吻合、接近之处，但也存在截然的不可通约之处。从根本上说，“空性”为佛陀及佛教信仰者的宗教实践所体认，它是对世界终极实相的概括，因此任何言辞的描述、任何具体的结论都不能说是空性本身；而波函数仍然是物理学家根据观测研究的结果，仍属对现象的描述，而非究竟之本体。基于这样的认识，黄明德认为在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不能相互代替。在《论科学的精神与佛学的精神》中，作者李长俊对科学与佛学的性质进行了总体的比较。他指出，所谓的科学，应当包括科学的观点、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对象及科学的结论。像海森堡（W.Heisenberg）的“不确定原理”或电子、质子、量子等观念之所以被认为是科学的，因为它们是人类“势必共同的经验”。而佛学中宣讲的教法，则是非“常人之共同经验”所可企及的，它得自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自内证。从这方面讲，佛学乃是“非科学的”。但佛教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它的“ 本质的超越”——即空空（即无第一因，对空的执著也要破除）。这使它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哲学思辨，所以可称“空为佛法之宗极”。在李长俊看来，科学与佛学各有其不同的原则与方法，因此也各有其适用的领域与价值，这是判定它们的基本尺度。参照科学理论以表述佛教的合理性，是深受佛教文化浸润的信教科学家表达其信仰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这一特殊的形式融通“出世与入世”、“真谛与俗谛”的关系，以实现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反映出佛教文化圈内科学家特有的文化心理。他们对佛教与科学关系的融通，从特定的视域拓展了对二者关系的探究。 2.对话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延伸佛教与科学对话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角度探讨二者协作与整合的可能性。这种对话已经不再局限于以科学诠解佛教这一范畴，而是把佛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与现代科学展开的对等的交流。这一对话形式虽然还处于发展探索之中，但它为现代科学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对于佛教文化本身也是一个重新认识与解读的历史契机。目前我国参与这方面对话的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牛实为教授等人。牛实为教授对现代科学的前沿理论如量子理论、混沌力学、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当代心理学等都有广泛了解，并对佛教的禅修有较深入的实践，他在以佛教义理与科学理论的对话中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根据现代理论物理学的解释，宇宙、时空皆产生于充满零点能的“真空”或“ 无”；因为真空是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的背景，它具有自充足、自参照、自波动的属性，真空非空，这正如佛教中所说的宇宙“实相”。他还借助量子理论说明佛教的修炼过程，认为当人体内的混态转为纯态时，具有寂照功能的固有真空态就以心脑之光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便是参禅者所达到的顿悟状态。同样地，西方科学家所发现的在人的深定过程中神经细胞处于最小自振态，意识场出现跃迁的现象，可以用来说明佛教的光明定。在《人类自性问题》一书中，他引述科学上的引力场理论对于佛教“业力”问题给予了新的诠解，他认为业力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外界物质与意识场的作用，逐渐形成业力场。又由于业力场的次级效应，辗转相因，导致业力根深蒂固”。牛实为认为，科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二者在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上可以互取所长，互相弥补；佛教的诸多理论问题也有待通过科学的途径给予解答，而佛教对于一些问题的探讨也可以激励现代科学的进展。以佛教空性论与当代科学对话的西方知名学者，有美国科尔盖特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的曼斯菲尔德（V.Mansfield）教授，他曾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佛教的中观哲学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曼斯菲尔德不但是一位现代物理学专家，还担任藏传佛教和荣格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并且有多年的禅修实践。宽厚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对佛教空性论与量子理论的比较避开了一般性的比附，而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点，考察佛教义理在科学理论之间所起的建设性的穿引作用。在《佛教和量子力学——对话的开始》一文中，作者明确指出，他的研究并非要通过物理学来证明中观佛教的有效性，因为他知道用科学来证明或者否定宗教的历史是“命运不济”的。他要做的是“尝试理解重要的和经实验证实的哲学论断，使得关于某些量子属性缺乏独立存在的个别化理论独立化，并将其与中观的空性原理结合起来。” 同时，他也明确表示，佛教文化的视点对于西方文化能起到一种很好的补充和纠偏作用。他认为，因为物理学是在哲学的背景中进步的，如果西方的科学家对于佛教的哲学思想有深入的理解，那么物理学探索中的出现一些错误就可以避免。他设想，如果佛教的 “空性原理”（principle of emptiness）受到科学家的重视，将会有益于科学事业，因为佛教哲学有助于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造成的思维方式上的困境。曼斯菲尔德通过对佛教中观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的联系，使现代科学增添了特殊的诠释境域，也把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推向新的深度。三、对话的意义及解读我们注意到，有些参与佛教与科学对话的作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现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没有证伪佛教的教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佛教教义的真理性。华人学者陈荣捷也说过：“佛教是否能在这个科学的时代存在？在这方面，佛教可说是比其他宗教来的幸运。通常，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会造成神学的危机，可是在佛教来说，这种发现却意味着 ‘证实’。” 对于这种见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佛教教义系统同其他宗教体系相比在解释世界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它在当代表现出很高的社会适应性和文化伸张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佛教的教义系统与科学理论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体系。科学的结论不是得自于对哪种宗教教条的推演，而最终要落实于科学家的科学实践，这是我们理解佛教与科学对话这一主题的基本原则。 1、佛教与科学的对话主要在哲学层面上展开佛教的教义体系可概括为“戒定慧”三学，与现代科学的对话主要涉及其中的“定”、 “慧”两部分。与“定”学（有关禅定的内容）部分的比较性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这部分内容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思路差异较大，因此，严格说来还只能属于一种“前范式”的研究。佛教的“慧”学则是对于世界“实相”的思考与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佛教思想的哲学表述。量子理论从本质上说是自然科学自身不断发展的产物，但对它的哲学反思也与佛教的哲学思想相通。基于上述原因，量子理论所引发的佛教与科学的对话，主要是以“空性”与“量子”为中介在哲学层面展开的。在佛教哲学思想中，存在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这已是世所公认的。吕澂先生在《佛家辩证法》中指出，佛教的思想带有辩证的色彩，并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说明：一是分别说，反对片面、绝对的认识，而认为现象是随时变化的；二是中道说，看到现象的相对性，反对偏执一端的认识；三是缘起说，反对孤立地看问题，而认为现象是互相依持、增上（增进、助长）的。同时，吕澂先生认为，中观学派所立的无自性的“空”并不破坏作为佛教根本思想的“ 缘起”观念。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空性论与量子理论虽然分别属于宗教与科学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的认识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也不一致。但是，它们之间的对话存在着一定的哲学基础：佛教空性论对于一切现象的独立存在和最终实存性的否定，与量子力学引发的对主客体关系、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存在着哲学上的相似性。因此，量子力学理论与作为佛教哲学最高成果之一的佛教空性论展开对话，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性。当然，对话并没有消除佛教与现代物理学对“空性”概念理解上的差别，但它将量子力学置入一个更广阔的哲学背景中，增添了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维度和诠释境域，是有其哲学意义的。空性论与量子力学的对话还表现出东方传统思维形式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在现代科学探索过程中，发现形式的抽象性、跳跃性、超常性已成为显著特征，直觉思维、灵感思维等超逻辑认识方式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对所谓的 “东方智慧”感兴趣的原因。现代科学的进展表明在理性的范畴中把握实在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一困境在西方心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是难以摆脱的，因此，借鉴佛教等东方哲学思想实现观念上的突破也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对于西方科学家而言，佛教对于宇宙“实相”的哲学观念，对于他们超越传统思维模式的尝试具有独特的参照作用。 2.佛教作为一个信仰体系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佛教的存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它是整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一些科学家而言，信仰佛教，是对于一种文化传统的接受，佛教是作为信教科学家与自己民族、文化之间的一条精神的纽带和通道而发挥作用的。如果承认文化的连续性这一基本的事实，那么就可以认为，佛教文化圈内的科学家具有佛教信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在分析他们融通佛教与科学的做法时不能忽视其深刻的文化基础。佛教的理性色彩和和平性质，是获得很多科学家赞赏的重要原因。杰出的宗教学家涂尔干（E.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到，佛教“是一种没有神的道德体系和一种没有自性的无神论”。当然，把佛教说成是一种无神论过于绝对，但是佛教在不承认一个造物主这方面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赞赏，这既包括佛教文化圈的科学家，也包括来自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中的科学家。佛教的这种特点使其在满足富于理性精神的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方面占有特殊的优势。正如陈明德所指出的：“就世间学而言，科学的求真，治学的爱智，宗教的虔诚，佛学都含摄无余。就出世间而言，佛学又超过了三者无法跨越的极限。”随着佛教的现代化转型的深化，其理性化特征会得到进一步彰显。可以认为，佛教作为一种独具理性特征的信仰体系在适应某些科学家的终极关怀方面还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科学家对于佛教的信仰，还与科学活动本身的特点有关。对于那些以科学事业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科学家，他们不但要从中得到发现自然奥秘的喜悦与惊奇，还希望从中获得对于生命意义的解答和终极关怀的满足，而后者单靠科学活动本身往往难以实现。量子力学的进展表明，科学真理仍然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境域性、时效性、相对性的性质，因此，在追寻宇宙“为什么”是这样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等“形而上”问题时，科学家仍然会求助于宗教的解答。当然，我们也看到，科学家对于佛教的信仰，由于他们的科学活动背景，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基础和道德伦理的准则发挥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佛教信仰与科学的适用范围给予了明确的划分，认为二者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与一些西方科学家所持的两种“真理”（“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 ）平行、互补的观点是一致的。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只不过信仰佛教的科学家是通过从科学活动中体悟世界的“空性”这一佛教的真谛来达到对自身活动的肯定的。这种宗教体悟特有的认知进路对于科学家的探索活动也不无特殊的启发和补充作用。 3.佛教与科学的对话有助于促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协调发展科学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当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控制自然乃至控制人类自身的巨大力量，而人类社会却缺乏制约这种力量所需要的智慧和道德远见的时候，科学反而会成为人类不幸的制造者。许多学者指出，人类的福祉不能寄托在对科学力量的过分依赖和崇拜上，要真正实现科学为人的价值，还必须以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加以补充和调节，有效地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通过佛教与科学的对话，增进和加深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对于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更高层次的融合与统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佛教文化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它包含有信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乃至科学的等各种因素，它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与现代科学的对话。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佛教表现出以对世事人生的深刻反思为基础的浓厚的悲悯情怀和人文色彩。它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基本上不是来自于对于外在世界的具体的探求，而是通过宗教实践的方式对于社会现象进行认识上的升华，得出了“四谛”、“八正道”、“三法印” 等佛教的法则。佛教的教义体系中虽然也包括对“色”（物质现象）、“心”（精神现象）及其交互关系、生灭规律进行探讨的内容，但佛教的主旨不在于对自然进行科学意义的探求，而在于了悟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求得对生死轮回的解脱。这一点和以把握自然规律为宗旨的科学活动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而佛教这种对终极意义的解答功能正是科学所缺少的。许多参与对话的学者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重“外求”的科学和重“内证”的佛教可以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在科学和佛教之间建立一种制衡性的机制。有些作者从佛教文化的视点出发，从科学的认识能力和社会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批评，无论他们的结论如何，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促进科学自身的反思，深化对于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的性质、科学的真理、科学与人的关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对于佛教文化而言，佛教的理论资源也可以通过与科学的对话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创新，从而提高佛教文化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与水平。科学的发展需要得到来自不同文化因素的激励。佛教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体系，对于现代科学来讲既是一种宝贵的认识资源，同时在某些方面对现有的科学理论也构成了挑战。佛教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也促使现代科学在自我反思过程中实现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上的超越。因此，在跨文化对话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的今天，现代科学有必要更为自觉地意识到与佛教这一蕴含东方智慧的异质文化展开对话和并进行相关研究的意义。返回腾讯网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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